當年父親一人工作，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勤儉持家，含辛茹苦的拉扯著我們長大，全家五口僅靠父親每月四十二元人民幣的微薄收入艱難的生存。
也許是生活的無奈，母親的精打細算有時竟然到了摳搜吝嗇的地步，比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一次鎮江的大舅托人給我們帶來一瓶芝麻醬，母親如獲至寶的一直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碗櫥的深處舍不得拿出來讓大家品嚐，以至於兩個月以後在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苦苦央求下她才打開瓶蓋，驚訝的發現整個一瓶芝麻醬已經發黴長蛆了……諸如此類的事件在我的記憶中可謂數不勝數。
由於長期食用胡蘿卜粥、豆腐渣和南瓜麵疙瘩等，造成了我們營養不良，麵黃肌瘦，如果實在饞欲上來了抵擋不住，我便帶著自家老妹跑到弄堂口小菜場對麵的“為民”飲食店門前，看師傅做大餅、炸油條，進行所謂的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似的精神會餐。
說是“為民”飲食店，其實隻是一個大餅油條攤兒，設施極為簡陋陳舊：一個烘爐烤大餅，一付油鍋火爐炸油條，加上一塊鋪板一杆擀麵棍一個風箱。招牌就更不用說了，在牆上用墨汁歪歪扭扭蟹爬似的寫上“為民飲食店”作為標誌。
“為民”飲食店的大餅的做法和其他地方不同，油沒有那麽多，非常好吃，由於是在高溫的鍋爐壁上烤熟的，剛剛烘出爐的大餅，外層焦黃，香香酥酥的，當熱乎乎的大餅拿在手上時，香味撲入鼻中，咬一口鬆脆可口，鹹的帶點蔥花味，甜的也不膩味，美味實難掩。
油條也不錯，“這塊拉塊”蘇北口音濃重的武三郎的油炸功夫十分了得遠近聞名，由他炸出來的油條不但相貌好，薄薄的麵衣金黃酥脆，口感更佳且有咬勁。
通常油條是一根四分錢，買時需付半兩糧票。至於滾圓的形狀的淡大餅是三分錢一塊，橢圓形狀的大餅價格高很多是五分錢一塊，上麵灑著蔥花是鹹的，撒著芝麻是甜的。(兩種大餅買時各需要一兩糧票)還有豆腐漿，淡的三分錢、甜的四分錢、鹹的豆腐漿附加的佐料比較多，蔥花、蝦皮、紫菜、榨菜末子還要另外再澆上一圈紅豔豔的辣椒油，所以貴一點，五分錢一碗。
看著金燦燦黃澄澄的大餅油條，聞著空氣中飄逸著的香噴噴味道，尤其是在櫃台收錢的滿臉皺紋菊花徐阿花大媽“大餅油條豆腐漿！大餅油條豆腐漿！”的吆喝聲中，我和自家老妹常常情不自禁的口水直流，饞癮難熬，腸胃裏似乎有幾百隻小蟲在拚命的亂爬，亂跳……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 由於偉大領袖強勁的政治支持，文化旗手的嘔心瀝血，革命樣板戲達到頂盛和瘋狂時期。
全國城鄉，大街小巷都在演樣板戲，人們在瘋狂，樣板戲在瘋狂，全國在瘋狂。
記得當時隨著樣板戲《杜鵑山》的公開放映，一時間，楊春霞的“柯湘頭”風靡大江南北，無數女性競相模仿。
因為劇中黨代表柯湘雖然依然是滿臉剛毅地宣講黨的階級政策的形象，可發型卻一改大長辮子和“一刀平”，而是一種發腳略帶卷曲的短發，額前留著劉海，多了一份女性的柔美。
和自己同一年級的心儀女生杜鵑(化名)愛漂亮，在那個不許燙發的年代裏，自然也梳起了清新嫵媚的“柯湘頭”。
那時我是大楊浦向陽中學(化名)“紅衛兵團”的宣傳委員，“柯湘頭”，是副團長，按照當時非常時行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諄諄教導，我們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忙得不亦樂乎，校園裏的大批判專欄，班上的黑板報都留有我和“柯湘頭”的文字和墨跡，內容大都是“東風吹，戰鼓敲，革命形勢無限好，全靠毛主席來領導。”之類的。
文革中期，群眾自娛自樂的樣板戲文藝小分隊和露天電影很流行，每逢星期六傍晚，我們的街道居委會門前便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柯湘頭”總是早早的提前趕到，在舞台前或銀幕前搶位子，放上兩張小矮凳，一張是“柯湘頭”的，另一張自然是留給我的。
偉大祖國生日的時候，常常在夜幕還沒降落之前，我和“柯湘頭”便爬上了我家那石庫門三層閣的瓦房頂上。“柯湘頭”緊靠在我的身邊，兩人一邊嗑著“柯湘頭”炒的西瓜子，一邊興高彩烈的觀看市中心人民廣場怒放著的五彩繽紛的煙花。真是有種說不出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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