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精致的影集內珍藏著自己首次由上海赴蒙特利爾的機票票根，雖說它已有33個年頭了，票麵上用圓珠紅筆書寫的娟秀字跡有些模糊，可我感覺宛如昨日，還能一眼清晰辨認:
第一張機票：
1990年8月5日下午4點50分（北京時間）由上海虹橋機場啟程飛往多倫多。
第二張機票：
1990年8月5日深夜10點15分（加拿大東部時間，多倫多時間比北京時間晚15個小時）再由多倫多轉機飛往蒙特利爾。
都說男人隻有年過花甲以後，才熱衷懷舊，更容易傷感。在懷舊中尋找昔日歲月的痕跡，於傷感裏表露纏綿微妙的情殤。
退休後的自己沒有了後顧之憂，神清氣爽。於是思故之情油然而生。空閑之餘宅在家裏便時不時的拿出珍藏多年的泛黃機票仔細端詳。
嗬嗬！時間流水般的已經過去33年之久了，可如今將這兩張顏色紅藍相間的單程機票捧在手心自己感覺依舊沉甸，因為它的價格不菲總計竟然高到要3806元人民幣。要知道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上海我每月的工資外加獎金從來沒有超過100元人民幣啊。
分量沉重的另外一個深層原因，就是它滿滿的傾注著慈母對我這個遠行遊子的悠悠情厚厚意，因為其中的2500元人民幣是她慷慨資助的，而這畢生的積蓄大都是娘親嫁到朱家後長年累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從牙縫裏省出來的。雖然老人家離世有6年之久了，可她的脊背，一點一點點的最後終於完全佝僂成一輪彎彎的殘月，卻永遠永遠的掛在我的心靈上空。
每當我一遍又一遍的凝視著這機票票根，常常情不自禁的就會眼眶潮濕。
記得那年上海臨行前，我的兜裏總共揣著外灘“中國銀行”用人民幣兌換的40美元以及鐵哥們那裏借來的200加幣，身上所有財產折合人民幣都不到3000元。抵達蒙特利爾後首先預付了一個月的房租80加幣在Maisonneuve西街一套簡陋的二室一廳公寓和名叫章民(化名)的上海老鄉合租了客廳，然後又以35加幣購買了一張市內交通卡，所剩的銀兩便寥寥無幾了。
順便簡單說幾句同室的這位老章，由於當時的他是以上海園林專家的身份被高薪聘請來這裏參與蒙特利爾《夢湖園》的中國園林建造的，所以在我麵前有強烈的優越感，在和我的交談中常常牛皮哄哄的不可一世，有一次竟然恬不知恥的向大家公開炫耀他上海的前女友在文革中曾和工總司(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王司令關係曖昧有一腿。
好景不長的是三個月以後隨著工程的竣工賴在加拿大的他沒有了經濟來源，或許一直沉浸在以往曇花一現的輝煌之中，申請難民後的老章高不成低不就索性躺平一直靠領取政府救濟金650加幣維持生存。也許是長期的抽煙、喝酒等不良嗜好以及心情壓抑的原因，十年前老章突發腦中風，雖搶救及時撿回一條老命卻留下了口眼歪斜、手腳無力、說話不清的嚴重後遺症，無論春夏秋冬刮風下雪每天清晨傍晚都能見到他拄著拐杖獨自一人在唐人街步履艱難的四處遊蕩……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
那時的我躊躇滿誌胸懷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勵誌名言:“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在時差還沒有完全倒過來的第三天，就堅定的暫擱學業，心急火燎的跑到一家遠離市區的位於Lasalle的2101, ave. Dollard由香港佬開的名曰“Le Buffet Chinois Mandarin”（中文名是文華自助餐）餐館洗碗打雜了。
隻是萬萬沒有料到僅僅工作了兩個星期就被老板無情的炒了魷魚，原因之一是我沒有經驗洗碗速度跟不上，原因之二是自己不會法語和聽不懂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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