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史進程的現代科學，為什麽萌發在西歐，而不是在中華、伊斯蘭或拜占庭帝國。這是反直覺的曆史發展，考慮到12~13世紀時，西歐在經濟上還比中國落後，拜占庭帝國說的就是亞裏士多德的語言，而阿拉伯學者代表著當時科學的前沿。
下麵這本書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Islam，China and the West”（哈佛大學出版社）試圖，對上麵耐人尋味的問題，給出曆史的解釋。作者（Toby Huff）的結論頗有點讓我意外，他並沒有像一些科學史學者那樣，把中國科學的落伍直接歸咎於公理係統和形式邏輯的長期缺失，而是認為更本質的原因是，西歐有別於其他文明圈的兩個方麵，一個是思想層麵，另一個是製度層麵。
第一個方麵是十二、十三世紀新辦的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學。第二個方麵是法治。我沒有時間，又不懂政治學，就簡單概訴第一個方麵吧。
十二、十三世紀在牛津、巴黎、博洛尼亞的大學是當時絕無僅有的存在。它們是介於同業公會（guild）和城邦國之間的小社會。800多年前，這些世界上最老的大學就有了教授治校的傳統，有了同時獨立於教堂和國家的特殊法律地位。最初的西歐大學隻開4門課：希臘哲學，醫學、法律、神學。希臘哲學是所有其它課程的prerequisite。
邁向現代科學的關鍵一步是，遊曆歐洲各大學研究講授神學的托馬斯·阿奎那（後來深深影響了牛頓）。他借用亞裏士多德哲學實現了對希臘自然法理論的神學改造。阿奎納將法則分為四大項：永恒的、自然的、人類的、和神授的。永恒的法是天主治理所有生物的根據，自然的法是人類在永恒法則中的“參與”部分、並且可以透過理性得知。
阿奎那的神學自然法代表了古典自然法理論的巔峰，他將自然法的本性概括為實踐理性。阿奎那認為人的理性不是來自於神的啟示，而是人的自然本性。理性與啟示之間存在重合的關係，有些啟示真理是理性可以認識的，也有一些啟示真理是理性不能認識的。人類既可以具有理性所領悟的洞見，也可以具有信仰所領悟的洞見。
要驗證作者的觀點：沒有西歐最老的那幾所大學傳播的阿奎那的神學自然法理論，就沒有現代科學這一觀點，我們隻需注意一個有趣的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點。那就是先賢神明神秘論，祖宗的智慧是無窮的。現世學者的任務就是更好地解讀經典（恕我直言，更多的所謂的國學家是鼓弄玄虛的賣弄和欺騙）。
強烈對比下，西方認為，哪怕是上帝（更別說什麽先聖了）創造了世界和其運行的法則，人的靈性和快樂在於獨立理性地去觀察並努力理解這個世界，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有天賜的選擇權。
十二世紀後，伊斯蘭社會的話語權完全落入了宗教領袖之手，最極端的教派甚至禁止人們探究自然。世間一切因果都是真主的意誌，不就故事結束了嗎。
中國科學的發展倒沒有像在伊斯蘭文明圈裏，受宗教的束縛，但不幸多了另一個工具障礙。那就是漢語邏輯的鬆弛，行文很容易發生歧義。本書作者驚歎，同一個漢語句，譯成英語後可以有兩個或更多不同的語義，有的甚至是邏輯上互逆的。我在茶壇裏與很多網友爭論過，一些有趣的但不利於科學進步的漢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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