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嚴重對立。雙方對各自陣營以外的國家都有一種潛在的敵意。因此即使是在“中立”這樣的名義下，在雙方各自的眼中其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在誌願軍停戰談判代表團內部的講話及報告中，曾多次提及對待中立國的態度，並明確提出“在表麵上是一視同仁，在分量上是有所不同”。簡而言之，就是要“區別對待”。
對待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這樣同屬一個陣營的國家，要視為朋友，“要親密團結”，“不給他們找麻煩”，“要照顧到他們的中立地位，不要接觸過於頻繁，也不要提出過高的要求”。
對待印度，則視其為“爭取團結的對象“，應對其“表示尊重，提出問題時要考慮到其處理的可能性”，“要注意印度的意見”，但同時還要“警惕對我們的不利的措施”，如果有人故意為難要“與之辯駁”，但“事後還要表示客氣點”。
對待瑞士和瑞典則顯然戒心很強，在談到某些事的處理上甚至直接指責他們“很壞”。對其製定的政策是“不放鬆對其爭取的機會”，“假如提出不正確的意見，要心平氣和的駁斥”，但是對其“壞分子的謬論則要嚴厲駁斥”。
但是，不知是因為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之間在觀念和意識形態方麵存在的巨大差異，還是五十年代初時的官員們在思維方式上的局限，有關對中立國的爭取，比如針對某一問題的討論和交流，在報告的記錄中鮮有提到。而且作為紀律還特別強調，不準和中立國代表交朋友，不準交換聯係方式，對瑞士瑞典講話要“慎重”。按照現在的觀念，這樣的行事方針的確令人費解。拒絕交流，又何談爭取？報告記錄的相關內容隻是提到了在中立國代表的衣食住行方麵盡了多大的努力，提供了多少方便。而聯合國軍方麵，在這個問題上又是如何不上心。但最後能列舉出的這些努力的成果，也僅僅不過是來自瑞士代表的誇獎，說“多少年來沒有吃過這樣豐盛的美餐”。從後來中立國的表現來看，這些“大鼻子”顯然沒有被中國人習慣的“吃了別人嘴軟”的觀念所束縛，行事依然是我行我素，不留情麵。
從報告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五十年代初的語境中，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通常被稱為“資本主義陣營”，而對以中蘇為代表的對立麵，則被稱之為“民主國家”，“和平民主陣營”。這種稱謂今天感覺似乎已經非常遙遠了。如今，不但昔日的兩個陣營已經不複存在，不少曾經對立的國家如今已經站在了同一麵旗幟下，而且像“民主”這樣的詞匯好像都已經成了特指，在一些地方已經成了“敏感”和“禁忌”詞匯，鮮有機會見麵了。在某些場合，再用“民主”來敘事，不但不能加分，恐怕還得招罵了。
朝鮮戰爭已經停戰七十年了。在這後來的幾十年中，各種不同形式的戰爭又在世界各地發生過多次，但在戰後要靠中立國來解決善後問題的，好像再沒有出現過。對此，人們可以給出無數不同的解讀。但不容否認，戰爭的雙方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立下，缺乏最基本的溝通渠道，或者說缺乏建立這種渠道的願望，甚至不屑於建立這種渠道，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戰後的幾十年中，隨著鐵幕的降下，冷戰開啟，直至後來的緩和，解凍，到如今的再度劍拔弩張，中美蘇三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一直在魔幻般地變化。三個國家之間，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信任。相互提防猜忌可以說一直是主旋律。而有猜忌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不了解對方的真實意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美之間完全斷絕了來往，根本談不上相互了解。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出人意料地炮擊金門，表麵上是為了“支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和民族解放運動”，口號喊的震天響，但實際上不過是以此來測試美台共同防衛條約的底線，一邊打狗，一邊要看看主人如何反應。
六十年代，美蘇間的爭鬥到了高潮。但畢竟雙方還存在外交關係，可以在私下裏勾兌。而中國和兩方麵都翻了臉，除了指責美蘇“即勾結又爭奪”外，似乎也無計可施。麵對蘇聯人在邊境上的陳兵百萬，舉目四望，孤立無援，除了自己“深挖洞”，別的誰都指望不上。但是，當蘇聯的敵意達到了頂點，準備動用核力量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時，恰恰卻是美國人把這件事檔了下來。作為中國昔日的頭號敵人，美國這次是利用了自己的一份二流小報當了“中間人”。通過將這個消息泄露給新聞界的手段，即向世人公開了蘇聯人的企圖使之計劃流產，又向中國人通報了這個信息，以此示好。被美國人擺了這麽一道，蘇聯人自然惱火。而在中國人的對手名單上，危險級別的排序可能從這個時候就開始變化了。
中美關係從七十年代起開始改善，到了八十年代達到了頂峰，似乎一切理所當然。而真正讓人津津樂道的是，推動這一切的不是外交家，而是一個乒乓球運動員。一個絕對偶然的事件造成的機會稍縱即逝，值得慶幸的是這個由乒乓球當中間人創造的機會被抓住了。值得稱讚，更值得慶幸。一旦真的錯過，這段曆史會寫成什麽樣，還是真的難以想象。
兩強相爭，看似你死我活，但有時問題的解藥，並不一定是高於對手多少倍的力量，而往往不過就是個能體麵地下台的台階。一九六九年，中蘇雙方剛剛在珍寶島爆發了流血衝突，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打電話到北京，要求和毛澤東通話，竟被一個話務員拒絕，粗暴地掛斷了電話。理由是“我們的偉大領袖不會同修正主義分子通話”。據說這個話務員因為如此愚蠢的行為事後被訓斥，說她“沒有大局觀念”。這其實真是有些冤枉了這個小小的話務員。電台報紙天天對他們灌輸的內容不就是他們的“大局”嗎？按照那些東西的標準，她的所作所為並無不當。他們又怎麽會知道領導心中的大局呢？或者說那些“大局”本來也沒打算讓他們知道。在中蘇雙方關係緊張到幾乎要斷交的形勢下，一條尚能維持通信的電話線有多重要，又有多脆弱，隻有那些知道真正的“大局”是什麽的人才了解。為了政治的需要，他們可以讓成千上萬狂熱的人走上街頭，表達對敵人的憤怒和蔑視。可也隻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他們內心裏希望對方伸出橄欖枝示好的心情是多麽焦急和迫切。
國家之間如果不能充分相互地了解，而僅僅依靠“中立國”傳遞信息，產生誤判的幾率非常高。因為這不但取決於溝通渠道的可靠性，還要高度依賴政治家的智慧和判斷力。大國之間一旦因為誤判而發生碰撞，幾個中立國是根本無法化解其產生的破壞力的，至多不過是在戰後的廢墟上，撿撿碎磚爛瓦而已。
事情雖然過去了幾十年，但在曆史的進程中並不算長。政治人物們總應該從過去的曆史中學到點兒什麽。曆史早就證明，不論是誰，實力有多強大，如果一味地使強鬥狠，和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作對，最後隻會落得孤家寡人。到了這時，區區幾個中立國斷然是無濟於事的。
如果需要佐證，可以看看當下的俄國人。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