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牛津大學曆史學家約翰.達爾文的《帖木兒之後》，書中一些觀點很新穎，對曆史的解釋讓人耳目一新。
達爾文認為，西方的崛起首先是緣於地緣政治革命，之後才有經濟革命（工業革命）和文化革命（科學技術）。達爾文所說的地緣革命指的就是地理大發現。這個觀點與我在《曆史進程的偶然性因素》一文中的觀點倒是不謀而合。
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歐洲被新崛起的奧斯曼帝國擠壓的非常難受。大航海就是想繞過奧斯曼統治的中東地區，尋找通往中國和印度的海路。曆史上東西方的貿易一直有海上和陸上兩條通道，海上通道到波斯灣和紅海的口岸，陸上絲綢之路有南北兩條，但不管水路還是陸路，中東都是一個貿易節點和貨物集散地。無論陸路還是海路到達中東的貨物，都要在此交易，然後通過地中海再轉運到歐洲地區，那時還沒有蘇伊士運河，來自東方的貨物不能直達歐洲。
奧斯曼帝國在帖木兒去世之後，逐漸成為中東乃至地中海地區的霸主，將東西方貿易的紅利盡收麾下。當時的奧斯曼帝國不僅經濟繁榮，貿易發達，文化、科技也比歐洲發達。因為比歐洲更早掌握了成吉思汗西征時帶去的火器技術，奧斯曼帝國在軍事上也碾壓當時的歐洲各種教會騎士軍團。
大航海之前的全球貿易是由亞洲國家塑造的，中國、蒙古帝國、阿拉伯人以及東南亞人很早就構造了歐亞貿易網絡，這個貿易網絡在蒙古帝國時期達到鼎盛，因為蒙古帝國的勢力從東方一直抵達地中海東岸，直接控製了東西方的貿易通道。那時的歐洲是歐亞大陸的邊緣，無論文明還是經濟都十分落後。
歐洲的崛起就是從殖民美洲開始的，因為有了美洲之後，歐洲首先從地理上不再是邊緣地帶，而成為中心地帶。跨大西洋貿易網絡的建立，讓歐洲逐漸取代中東，成為世界貿易中心。貿易的發達又激發了工業革命，極大提高了歐洲的生產效率。工業革命的第一波是紡織革命，而非洲的黑奴和美洲的棉花及藍靛草種植園，為紡織革命提供了可靠和充足的原料。紡織革命後，歐洲逐漸成為世界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歐洲也由文化技術吸收地區轉變為文化和技術的輸出地區。這一切都拜地緣政治革命所賜。
西方人一直對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沒有成為殖民帝國很疑惑，畢竟宋元明時中國的航海技術一直領先世界。可強大的鄭和船隊沒有占海外一寸土地，隻是到處旅遊一圈。這讓歐州人十分不解，也有各種分析，可我覺得地緣政治是重要的製約因素，其次也有文化及經濟考量。自古以來，中國農耕文明麵臨的最大威脅一直是北方遊牧民族。凡是北方遊牧民族弱的時候，中國就安定發展。而北方遊牧民族強大時，中國就不得不習武用兵。北方大漠地區，對農耕民族來說屬於沒有經濟價值的地區，因此那些地方中國不願意占領，占了也沒人經營，在無人區維持一個城堡是非常耗費財力的事，所以，曆朝曆代中國對北方大漠地區的戰略都是能和親友好最好，不得不打仗的話，也是以驅逐和招降為主。隻要他們不來犯邊，中國朝廷也不會主動去進攻。
所以說，來自北方的威脅牽製了中國下海開拓的野心，明朝後來叫停鄭和下西洋，也是考慮到北方的威脅，不願把財力過多耗費在航海上。還有就是地理上中國距非洲和美洲都太遠，海上貿易業一直是走馬六甲和印度洋通道，不像葡萄牙因為黃金貿易，一直沿非洲西海岸船運黃金，對西非的海路探險一直在進行。再者，中國是儒家與人為善的文化，根本就沒有滅人國，占人地的想法，也沒有殖民掠奪的傳統。另外，長期重農抑商的中國，其財富獲取方式主要是農耕，經商和貿易隻是國家的副業，不受重視。
如今中國放手經營南海，大力發展海軍是因為今天中國的北方是最為安全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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