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書。

但使歐洲與歐亞其他地方之關係產生革命性變化的直接原因，不是更高的經濟效率，因為要到18、19世紀之交，工業化才開始；原因也不在於歐洲人對科技的運用較亞洲人更為純熟。汽輪問世之前，歐洲科技並未賦予歐洲人多少優勢，即使在戰場上亦然，這一點，英國人在印度就有親身體驗。歐洲突然間稱霸歐亞，不是商業成功或科學高人一等的結果，而是一連串非法強行闖入或強行推翻所致；每一次的強行闖入或推翻，根源都可歸於闖入者和本地人之間的爭執。它們共同構成了歐亞世界從克裏米亞到廣州的遼闊摩擦邊界。但這也必須放在更大的環境裏來觀照，因為這一革命時代真正令人震驚的特色，是不隻發生於歐亞且發生於全世界的地緣政治變動。這些變動在歐洲本身達到劇烈程度（從1750年到1830年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歐洲戰爭不斷），但有些變動是由與歐洲的活動幾無關係的壓力所觸發的。我們也無法斷定，這些變動所累積的衝擊真能讓歐洲得利；在1790年後歐洲最動亂的時期裏，這些變動不利於歐洲，似乎反倒比較可能。但這模式於19世紀30年代出現時（當時許多人如此深信），它所揭露的鮮明事實，乃是歐洲的勢力範圍、占領區、統治區得到驚人的擴大；不隻是歐洲在歐亞的地位改變，整個全球均勢也改變了。《帖木爾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