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二十章
“五七幹校”留在我腦際的流光碎影
（一）
徐家禎
最近偶然看到網上有篇文章，一開頭就說有位博士研究生問該文作 者:“什麽是‘五七幹校’?”該文作者聽了，驚詫地說:沒有想到“五七幹校” 隻是四十多年前的事，現在竟然有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了。
是啊，屈指一算，“五七幹校”的確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了，早已 成了曆史陳跡，難怪現在不到五十歲的人會產生“什麽是‘五七幹校’”的疑 問。
“五七指示”
即使我是“文革”的“過來人”，要我說說到底為什麽叫“五七”幹校，我 也隻能說“五七幹校”來自於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至於什麽是“五七指示”， 我就一時難以說清，要查一下資料，才能講個明白了。
原來所謂“五七指示”，就是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回 信。林彪在“廬山會議”批倒彭德懷之後，不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還兼 任了國防部長。後來，他給毛澤東遞送了一個報告，說軍隊要突出政治， 除了搞軍事訓練，還可兼學文化，並且開荒種地，自給自足。毛澤東的回 信就是針對這個報告的。在信中，毛認為，不但軍隊可以這樣做，而且全 國人民、各行各業都可以這樣做，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這幾段話: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 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 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 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 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 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 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 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 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 也要這樣做。”
看來，毛澤東自己對這封回信十分重視，因為最近看到戚本禹的回 憶錄中說，毛澤東寫了這封信後不到一周，就在 5 月 13 日淩晨，特地把戚 本禹、陳伯達、楊成武三人從北京叫到上海去;而他自己也特地從杭州趕到上海，還特別改變了晚睡晚起的習慣，起了一個大早，穿著睡衣到臥室 隔壁的會客室去，與早已等著的戚本禹等三人討論這封信的意義，並且要 他們馬上起草中央文件，三天以後就把他的回信和中央文件發到全國各地。 真是可謂“雷厲風行”了。因為這封回信寫於 5 月 7 日，於是這個文件後來 就被叫成了“五七指示”。不過，因為當時毛澤東正在發動“文化大革命”， 全國各地的大字報、大批判方興未艾，所以，這個指示究竟怎麽落實，那 時似乎暫時擱了下來。
建立“幹校”
一直到 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龍江省在紀念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 兩周年時，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才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了一所農場， 定名為“五七幹校”。這就是全國第一所“五七幹校”。同年 10 月 5 日，《人 民日報》發表了《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 在編者按中又發表了毛澤東的一個“最新指示”:
“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經這麽一提倡，全國很快就出現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五七幹校”。 毛澤東這麽提倡是不是他“空想共產主義”思想的一種表現，暫且不去探討， 實際上，這樣做卻也是“文化革命”發展到這個階段的一種需要。那時，各 地的“走資派”已經基本上都鬥倒了，新的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 而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社會秩序卻尚未真正建立起來，各級政府機關、各研 究機關、各大中學校都不知道所謂的“鬥批改”究竟應該怎麽繼續搞下去，所以，大部分機構都處於無所事事的觀望狀態。各級機關無公事可辦，科 研單位更是無科研項目可搞，學校也無學生、無課本、無“合格”的老師可 教。把這些無所事事的幹部、學者、老師下放到農村去，正是解決政府機 關、科研單位、大專院校中人浮於事現象的好辦法。
據我記憶，最早的“五七幹校”好像是中央各部門、各機關首先辦起 來的。大學和科研機關，也是率先成立“五七幹校”的部門，因為這些部門 “人浮於事”、“無所事事”的現象最為嚴重。而且，這些人員去“幹校”好像 還是“長期”的，甚至“永久”的，因為他們往往連家屬、戶口和一家一檔、 瓶瓶罐罐都帶到“幹校”去，好像以後就得打算在農村安家落戶，永不返城 了。關於這類“五七幹校”，已有很多名人寫過回憶錄、散文、隨筆來記錄 和報道了，比如錢鍾書夫人楊絳的《幹校六記》是一本寫“五七幹校”的經 典著作。還有俞平伯日記中關於“幹校”的部分，也是十分精彩的。所以我 現在所記的，隻是我自己短短的“幹校”生活中至今還留在我腦際的一些流 光碎影罷了。
其實，“文革”中，各地中學，我倒並沒有聽到也有辦“五七幹校”的。 其原因，我想大約有二:
一，中學老師可能不算國家“幹部”。即使名稱上也把中學老師劃歸 “國家幹部”一檔，但實際上與正式的“機關幹部”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二，中學裏那時還有學生可“教”，不算真的無事可做。“文革”初期， 全國所有學校(小學是否如此，我不很清楚)，都“停課鬧革命”。到了 1968 年，大學還沒有開始招收新生，而已經在校的大學生們，則既不上課， 也不畢業分配，還在繼續“鬧革命”。但中、小學，到 1967 年就開始招收新 生了，因為十多歲的孩子總不能讓他們蕩在社會上，否則會造成很大社會 問題的。所以，那時，雖然中學仍然沒有正式的課本可教，但學生還是被 各中小學招收進來，暫時就像“托兒所”那麽將他們看管起來。當然，那時的“上課”正是像兒戲一樣，所以，真說要將學生“看管”起來，學校和老師 實際上也無法做到。那時，我正在上海靜安區一所叫建東中學的學校裏當 老師兼班主任。記得每堂課都要學“語錄”不算，一個名單上有四、五十人 的班級，往往到校的隻有一半而已。有時，學生來得更少，隻有十來個。 老師一進去，學生就鬧，說:“老師，你看，今天就來了這麽幾個人。課 就不上了吧!”於是，老師就隻得宣布下課讓大家回家了。不過，即使這 樣，每天至少老師還要到校“工作”的。
我想可能由於這兩個原因，1968-1969 年這兩年，上海的中學老師是 沒有聽說去“五七幹校”學習、鍛煉的。但是，上海的政府機關、科研機關、 大專院校，則已經在這兩年裏紛紛於上海的郊縣崇明、奉賢、嘉定等地辦 起了“幹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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