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十七章
回憶就我所知的上海古典音樂市場
兼談我的聽樂經曆
(1950-1966)
(中)
徐家禎
雖然我說，在上海，我第一家接觸賣古典音樂唱片的商店，應該就是淮 海中路靠近瑞金路口的那家新華書店了，但是，我卻不記得自己單獨去買過。 好像每次去買唱片，都是與我父親一起去的。那時我大概十二、三歲吧。
說到這裏，倒還得插一段，談談我的購物經曆。在我記憶中，十二、三 歲之前，我好像從來沒有自己拿了錢去任何商店買過東西。對於一個生於“十裏 洋場”、長於“十裏洋場”的我來說，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不過，事實就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個以曾祖母為首的大家庭中。幾十口人生活在一個有很大花 園的一棟“L”型的大房子中。我們一房 —— 僅我父母和弟妹六人 —— 就住在那 “L”較短的橫邊上。院子很大，與我年紀相差不多的堂弟妹和叔叔、阿姨很多， 所以不缺遊伴。記得除了去附近的小學上學要走出家門外，其餘時間的活動場 所，就是那棟大房子和那個大花園。即使去學校，也有汽車接送;而購物之類 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傭人包辦的。記得那時，上海的送貨上門服務就已經十分 成熟。即使要買冰淇淋，打個電話到店裏去，也很快就有小夥計會送貨上門。 所以，老實說，我的童年是完全生活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世界裏的，對 50 年代 前上海的街道和社會情況，簡直可以說是毫無印象。
51 年後，大家庭分了家。我們一房雖然獨立住開了，但是購物這些事不 是仍由傭人們去做，就是有父母來辦，並不需要我們操心。我不記得我十二、 三歲之前，父母給過我一分錢的零用錢，因為要買什麽東西，都由父母去買， 我們有了錢也沒有用。過年當然也有“壓歲錢”，然而過完了年，“壓歲錢”還是 交還父母，存起來，自己從來不用的。我生平第一次拿了錢去買東西，記得就 是十二、三歲時，去南京東路江西路口的集郵公司買郵票。那時，我正在熱衷 於集郵，那家集郵公司就是當時新開的、上海第一家國營集郵商店。玻璃櫥窗 裏陳列著一套套中國、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郵票。每套郵票下麵有編號 和價格。隻要看中哪一套，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上編號，拿到櫃台上去交給售貨 員，他在背後的抽屜裏按編號找出你要的郵票來，放進一個半透明小紙袋中遞 給我，我把錢付給他就行，連話都不用說一句。這是我的第一個購物經驗。
而買唱片，既要知道樂曲名稱，又要與售貨員打交道 —— 那時，我還不 會這樣做。所以，我隻記得每次去那家書店買唱片，總都是跟我父親同去的。 我父親其實也不懂音樂，但是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紮特這些常見的音樂家 名字，他應該知道;進行曲、圓舞曲、交響曲、小夜曲、協奏曲這些樂曲的類 型，他也應該了解。所以，到了店裏，請店員介紹推薦幾首這些熟悉的作曲家 的樂曲就行了。有時，我在電台裏聽到好聽的曲子，也會請父親去買來。記得 那時，那家書店的一麵牆上都是一格格放唱片的格子，唱片都是在格子裏平放 的。格子上貼著樂曲的名字。店裏好像還有一本油印的目錄。顧客既可憑格子 下的曲名選唱片，也可在目錄上挑選後讓店員從格子裏幫你找出來。反正，那 時唱片種類也不多，沒有很多可選的餘地。
捷克唱片
五十年代末期之前，中國還沒有見過所謂的“密紋唱片”(也叫“慢轉唱 片”)，隻有“快轉唱片”(每分鍾 78 轉)。上海那時已經能夠自製電唱機，也有 了唱片公司，但是，出版的唱片都是中國音樂和歌曲，基本上是沒有西方古典 音樂的。那家新華書店賣的古典音樂唱片，都是蘇聯和東歐“民主國家”的。以 蘇聯為主;“民主國家”中，捷克、東德的唱片僅次於蘇聯的，匈牙利、波蘭、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唱片，好像要進入六十年代後才有。阿爾巴尼亞的唱片， 我始終沒有見過。可能阿爾巴尼亞根本沒有唱片公司。
“快轉唱片”有大小兩種尺寸。大的，一麵大約可放送四、五分鍾的音樂， 一張兩麵，可放八至十分鍾;小的，一麵大約可放三、四分鍾的音樂，一張兩 麵，可放七、八 分鍾。於是，一部交響曲的一個樂章，長的要用兩、三麵，甚 至四、五麵才能錄完;短的也起碼要用兩、三麵來錄一個樂章。這樣，一部貝 多芬的交響曲，往往最少要錄四、五張唱片才能錄完。要是我們買兩套交響曲 的話，就會有九、十張唱片了。於是，店裏就會給我們把唱片放進一個進貨時 原裝的硬紙盒，讓我們便於攜帶。
那時一張蘇聯或捷克進口的“快轉唱片”多少錢，我已經忘記。至少一、 兩元一張吧。一首交響樂算他四張唱片，就要五、六元錢。那時上海大學畢業 生的工資是每月 50 多元，也就是一個月的工資隻能買 10 首左右交響曲。所以， 唱片，即使在上海，那時也是極其奢侈的商品。那家書店的唱片櫃台始終都是 冷冷清清的，很少有人過問。
幾年以後，我們家裏慢慢倒也積累了幾十張、上百張的“快轉唱片”了。 連裝唱片的硬紙盒，都有了十來隻。但是，因為並不是我所買的，現在要我回 憶當時我所有的唱片上的具體曲目，我就說不清了。記得大多是《伏爾加船夫 曲》、《藍色的多瑙河》、《維也納的森林》、《唐豪瑟序曲》、《威廉·退爾 序曲》、《輕騎兵進行曲》、《一八一二年序曲》、《小夜曲》之類短小的、 輕鬆的、易懂的音樂作品，但也有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之類的大作品。
大約在五八年前後，上海唱機廠開始生產有三個轉速的唱機:除了每分 鍾 78 轉的以外，還有 45 轉和 33 轉的。我家也買了一台，但是，那時我還不知 道哪裏可以買到 45 轉和 33 轉的所謂“密紋唱片”，因為我隻知道淮海路那家新華 書店有唱片賣，而那家書店，卻隻賣“快轉唱片”。即使那時他們也賣“密紋”的， 大概也隻有國產的吧。
我第一次知道上海有賣“密紋唱片”，還是在五十年代末我進大學以後。 在大學時，我的同學中有位姓夏的同學，這裏姑且叫他夏君吧。夏君與 我同一個寢室，不久彼此就發現我們有很多相同的興趣愛好，比如，那時，我 對外國文學很感興趣，幾乎是每星期看完一本長篇小說，夜自修時做完功課， 就看小說。我當時還曾經有過編一本英國古今文學作品目錄的想法，但是看了 一些參考書，越看越發現這個項目不是我剛開始著手收集資料時所想的那麽簡 單，結果就半途而廢了。夏君也喜歡外國文學，於是外國文學就是我們談話的 共同話題之一。
後來，我發現夏君還喜歡西方古典音樂。那時，老實說，我的古典音樂 知識，實在隻能算是一點皮毛而已。除了收音機裏聽到的幾個曲目和我家裏有 的幾十張“快轉唱片”，還有我小時候看過的豐子愷先生寫的《音樂入門》和 《世界大音樂家與名曲》之類的書籍中介紹的一些小故事之外，我對古典音樂 方麵的知識可以說是零。不要說那時我還沒有聽過一場現場音樂會，甚至連世 界上(或者縮小一點，蘇聯和東歐各國)有哪些著名樂隊和演奏家，我都一個 也說不出來。那時聽音樂，我隻注意曲名和作曲家，根本沒注意不同演奏家會 把同一首樂曲奏出不同的效果來。
最早的國際書店原來是這樣的
而夏君，那時在古典音樂欣賞方麵，真可以說是遠遠走在我的前麵。他 不但能說出蘇聯和東歐各國有哪些著名樂隊、指揮和演奏家，還告訴過我哪班 東德或捷克或蘇聯交響樂隊到上海來訪問演出時，他曾到劇場門口去等過退票! 後來，在八十年代中葉我寫的《南澳散記》那本散文集裏，我曾說到我對夏君 的感覺。我說:
“夏君家境條件並不佳，但是可能是受了其兄 的影響，早就入了音樂的大門。我還記得首次聽他 如數家珍地講起一連串外國作曲家及其作品和演奏 家、樂隊的名字時，我真暗暗敬佩而又吃驚。特別 聽他說起親耳聽到捷克好樂樂隊和蘇聯國家交響樂 隊來滬演出的實況時，我真有種遇到見過基督顯靈 的教徒或者朝見過列寧的共產黨員那樣的敬畏感!”
特別是夏君告訴我，上海“國際書店”有“密紋唱片”賣，真使我感到他真 是見多識廣。於是，有一個星期六下午學校活動結束後，我們就一起乘車到福 州路江西路口那家“國際書店”去看看。
所謂“國際書店”，就是後來改名為“外文書店”的專賣外文書籍的書店。 我想，當時，上海開設這家書店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為在上海工作或 學習的“外國專家”和留學生提供他們需要的書籍和報刊。一個，是為上海各大 學的外語係師生和研究單位提供外文資料。上海當時的“外國專家”大概幾乎全 是蘇聯和東歐國家來的。但是留學生的來源卻比專家要廣得多，除了共產國家， 也有亞非各國的。所以，“國際書店”的書籍雖然主要是俄文書，但也有一定數 量的英文和其他語種的印刷物。
福州路的“國際書店”是總店，最大，可能還有二層樓的店麵，但當時我 隻記得去過底樓。很可能，二樓是“內部”書店，隻讓“外賓”和中國的部分“高級” 專家上去買書。至少在“文革”中，二樓一度成為“內部供應”的門市部，專賣抄 家抄來的外文舊書和海關沒收的外文書籍，憑工作證上樓購書。我有一時期每 個周末幾乎都花在書店的那層樓裏了。不過，那是後話，而且跟音樂無關。
記得那次我與夏君第一次去福州路“國際書店”，看到琳琅滿目的“密紋唱 片”，真是大開了眼界。我當天就買了一套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是捷克唱 片。兩張一套，18 元。我在《南澳散記》中記道:
我當天就花十八塊錢買下了一套盒裝的捷克版 《天鵝湖》。這是柴可夫斯基的名作，我早知道，但 那天我之所以揀中這套唱片而不是別的，老實說一半 是因為它的裝潢 ——一個硬紙布脊的盒子，封麵是一 個看上去像天鵝似的芭蕾舞演員的照得很好的照片。這兩張唱片我至今仍保存在上海，如果我有資格開個 唱片展覽會，這套唱片則有資格作為“開國元勳”放在 特殊的櫃子裏供起來。
就是這次去福州路“國際書店”，開創了我正式、自覺地收集唱片的曆史。 （未完待續）
二 0 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新紅葉山莊
外文書店一直在福州路上幾十年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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