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十二章
我也有一位恩師
—— 紀念中國語言學界一代宗師呂叔湘先生逝世 20 周年
徐家禎
(二)
（接上文）不料，過了大概兩個星期，我忽然在家裏的郵箱中收到一卷用牛皮 紙包得嚴嚴實實的印刷品。先看封皮，左下角寫著“呂叔湘寄”，還有呂 先生家裏的詳細地址。急忙打開來看，原來是像雜誌一樣大開本的一本書， 是 1955 年第一版，1962 年第五次印刷，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科 學出版社出版的《漢語語法論文集》，呂叔湘先生著。內收 1940-1949 年 間呂先生發表過的十一篇漢語研究論文和十二篇學術研究劄記。在書的內 封麵上角，有用綠色鋼筆寫的兩行字“家禎同誌，呂叔湘贈”，字跡與牛 皮紙封皮上地址的字跡一摸一樣。再細翻這本書，卻沒有找到書內夾有呂 先生的回信。我想:大概名人事忙，送一本舊書，就算回信了吧。
不過我想: 即使沒有回信，能對我這個無名中學教師，用很脫俗的 方式以名相稱，以“同誌”相呼，還親自寄書送我，不也說明看得起我嗎? 而且，呂先生在封皮上寫著詳細地址，這不是表示希望我回信?我至少總 應該回個信表示感謝吧。於是，我很快就寫了一封回信，對呂先生送我大 作表示感謝，還將第一封信中我對漢字簡化和拚音化的建議補充了一些看 法。我想，此事一定到此結束，不會再有下文了。
這次，隻過了一、兩個星期(那時，上海北京之間一封信，大概要 走四、五天)，就收到呂先生的第一封回信。一開頭，信中說:
“家禎同誌:
收到你第一封信，因為一時不得空，就先寄給你 一本書，沒想到你收到書之後又來信，我的第一封回 信還沒寫成。
你說收到我送的書出乎意外，我告訴你實話吧， 我是欣賞你的信，尤其是你的秀氣的書法。因為我自 己的字寫不好，我看見字好的人，不由的要尊敬三分， 特別年輕人。怎麽表示我的意思呢?送他一本書吧!
......”
接著，呂先生就一點二點地回答了我第一封信中關於漢字簡化和拚 音化的一些看法，一共寫了滿滿三頁!
呂先生這封信的開頭，先稱讚我的字“秀氣”，還說他欣賞我的信， 更喜歡我的字;又說自己的字寫不好:既幽默又自謙。我真是非常受寵若 驚了!說到我的字，不是我驕傲，那時候，我一手鋼筆字倒的確寫得算是 清秀的，尤其在大多數年輕人中。為什麽呢?第一，得歸功於從小學到初 中，九年裏每年都有一門寫字課，要寫毛筆大楷。暑假作業，往往也是一 天一張大楷，開學要交給老師批改。家裏，我父親還給作業加碼:要我們 練小楷。記得我最喜歡練的摹本，就是唐朝鍾紹京的《靈飛經》，臨摹過 好幾遍，所以，那時我的鋼筆字有點鍾字的風格;第二，我很喜歡我父親 那時寫的字體，也是屬於清秀飄逸那一路的。正因為喜歡，就看在眼裏， 不知不覺在自己寫的字裏也出現這種風格了;第三，則要感謝“文革”中 時不時要寫的“大字報”。尤其“文革”初期，“保皇派”、“造反派” 鬥來鬥去，“大字報”是相互攻擊的武器。因為我字寫得快速、流利，我 們一派的“大字報”總推我來抄寫，於是就像《活著》中葛優扮演的主角 因為老輸錢，常要簽字畫押，所以自嘲說:“字倒大有長進了!”沒想到， 我無意中練成的一手字，竟還有如此大的功效:不但幫我贏得了呂先生的 一本大作，還就此一生都得到他老先生的關注!
從我 1978 年 5 月 21 日給呂叔湘先生寫了第一封信，一直到我 1980 年 2 月 8 日離滬赴美這一年半中，我給呂叔湘先生寄過大約 12 封信;呂叔 湘先生則回過我至少 8 封信，有幾封都長達三頁信紙之多。這些通信交往 之中還沒有包括他寄給我的一些剪報、資料和他自己的著作等材料，以及 我寄給他的文稿、語文教學心得等資料。
現在回憶一下，在這個階段，我們通信的內容大約主要包括三個方 麵:
一開始，我們通信的內容當然是繼續談論文字改革的問題。現在， 很多人一談到“文字改革”，就會聯想到“破壞中華傳統文化”、“蘇俄 影響”、“共產黨的虛無主義”等等。關於這個問題，我到了澳洲還寫過好幾篇文章，用以糾正海外華人中這些誤解。尤其是一次在悉尼，好像是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或本世紀初吧，澳洲的新南威爾士教育局決定，將大學 入學考試的漢語考卷改為簡體字。於是引起了很多港台學生、家長、甚至 學者的反對，掀起了軒然大波。我寫了一篇上萬字的長文，登在悉尼某報 上，滿滿一版，一點一點地駁斥反對簡體字的論點。不久，這件事也就慢 慢平息下去了。
其實，漢字改革與“蘇俄”和“共產”是並無關係的，因為漢字簡 化可以說是自有漢字以來的幾千年中一直都在不斷進行的一個過程;而漢 字拚音化的主張，也與“虛無”或“革命”無關，因為 100 多年前清朝時 已經有人提出過這個想法了，其原因還是因為那時很多知識分子覺得中國 文盲太多正是因為漢字太難的緣故。後來，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開始用 字母來拚寫漢字，不但用來幫助他們西方人自己學習漢語，還用來教中國 不識字的民眾讀《聖經》，效果很好。再加在那時，亞洲很多以前用漢字 的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都改用字母來代替漢字，並取得了成功， 於是，中國的很多進步知識分子，包括像上麵提到的胡愈之，還有周有光 (注 5)等語言學家，都主張中國也應該走拉丁化、拚音化的道路。
在我與呂先生的通信中，最早的幾封信大多討論的是漢字拚音化的 問題。記得當時我有一個建議，那就是漢字是否可以逐步分批地拚音化? 因為我覺得之所以漢字拚音化阻力很大，其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人看到一 個用拚音寫的漢字不會產生意義上的聯想，比如:我們看到“紅”字，頭 腦中馬上就會出現一種顏色，但要是看到“hong”，就不會有任何感覺; 而英國人看到“red”，也會在頭腦中有相應的顏色出現，但看到“紅” 字，就不會。那就是“習慣”產生“聯想”的原因。我當時主張，是否可 以將漢字分批分期地拚音化，比如，第一批，100 個字或詞，用拚音代替 漢字(比如，用“hongqi”代替“紅旗”)。等大家習慣了，再改革另外 100 個字或詞。這樣下去，過了幾十或者一百年，漢字就可以順利地過渡 到拚音化了。其實，這跟目前日文中漢字和假名同時使用的情況差不多。
記得我還在給呂先生的信中，提出過“的、地、得”三個虛詞，讀音相同， 是否可以先一律用“de”來代替。(注 6)
呂先生對我的建議，在有一封信裏是這麽回答我的:
“你第一封信裏談文字改革，主張在漢字中夾拚 音。跟你有相同主張的人不少，我也可以算一個。不 過我跟你不同在於，即使不作為過渡形式(在這一點 上我沒有一定的主張)，我也主張一切外國人名、地 名乃至一些科技術語(較專門的)，都用拚音來寫。 (接著呂先生詳細談了理由，在此省略不引。 —— 筆 者注)......
“講到拚音文字本身，我是一方麵盼望它實現， 一方麵又看到困難重重。拚音文字的完善(包括連寫 問題)以及如何過渡，這些是技術方麵的障礙。(再) 一個障礙是既得利益問題。過去說，反對拚音的隻有 高級知識分子，工農大眾是歡迎的，這個話可以這樣 說，因為那時侯工農大眾是文盲或半文盲，他要文字 工具，要求容易學、學得快。到了今天，在工人當中， 文盲很少了，農民裏邊也比以前少多了。多數工農認 得漢字，基本上滿足了文字工具的需要，對拚音文字 的看法就不同了。他覺得要他放棄已經學會的(哪怕 不精通)，另學一種(哪怕不難學)，是一種負擔， 他就站到反對派那邊去了。另一個障礙是文化的繼承 性問題。過去有一種說法，采用拚音文字以後，古書 有用的可以翻譯，無用的可以不管。現在看來，有用 無用的界限難定，而需要翻譯的還不僅是古文。光說 1949 年以後出版的書，該有多少?將來實行拚音文字的時候，這些書還要不要參考?要參考就得學漢字。 結果將是漢字拚音並行，正如現在繁體與簡體並 行。...... 此外，還有一個普及普通話的問題。”
至於“的、地、得”的合並，呂先生認為這三個虛詞有不同的語法 功能，合並起來，不很妥當。在這裏，我就不詳細摘引呂先生信中說的理 由了。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看呂先生對漢語拚音化的看法，我覺得的確是非 常高瞻遠矚、高屋建瓴的，因為事實上，進入 21 世紀以來，已經相當長 一段時間，漢字拚音化或簡化的問題沒有人再有興趣提出來討論了。我想， 其原因，就是因為時代的改變和進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識字的文盲 占的比例已經從 1949 年前的 80%(約數)降到 3.6%(聯合國 2015 年數 據)，所以，漢字難學不難學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定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 再加上，現在電腦、智能手機的普及化，大家都用拚音輸入漢字，很少再 用手寫，所以漢字難寫不難寫、難認不難認、繁複不繁複，也已經不成一 個問題了。於是，再也沒有必要討論漢字是否要走拚音化道路，甚至是否 還要繼續簡化這些問題了。當然，上世紀八十年代，個人電腦在人們的生 活中還沒有出現，呂先生是無法預見電腦對漢字改革產生的巨大影響的。
不管如何，呂先生與我當年在通信中所討論的漢字拚音化的可行性 問題，現在已經成了曆史的陳跡。(注 7)
除了開頭幾封信我與呂先生討論的主要內容大多是文字改革方麵的 以外，我們通信的主要內容後來很快就轉到中學語文教育上去了。呂先生 本身擔任過大、中、小學老師，對語文教育是內行。七十年代末，一切慢 慢走上正軌。“文革”中，破壞最大的就是教育，而教育中破壞最大的， 可能就是語文教學了，所以，“文革”結束以後，政府最希望盡快走上正 道的，就是教育，尤其是中小學的語文教學。1978 年，中央教育部重新製定了《全日製十年製中學教育大綱》(“文革”中縮短了學製，把小學和 中學從各六年縮短到各五年;不分初、高中，所以一共就是十年製)。我 想呂叔湘先生一定是參與了這個《大綱》的製定的。《大綱》公布不久， 《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先後發表了葉聖陶先生(注 8)的《大力研 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文教學》和呂叔湘先生的《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 問題》兩篇文章。接著，報上陸續報道了呂先生到全國各地調查中學語文 教學的消息。看來，那個階段，呂叔湘先生主管的就是中學語文教學。在 呂先生的來信中，他也常常提到去外地調查、訪問的事。記得有一封信中， 呂先生說，剛從南京回來，桌子上的信堆積如山，其中也有我的一封信。 他隻能按內容重要與否，安排時間，先後一一回複。所以，在這期間，我 與呂先生的通信中，談得最多的就是中學語文教育的問題。
1977 年 11 月，“文革”後第一次恢複高考。但是那次考試，隻有因 受“文革”影響而沒有機會參加高考的曆屆畢業生能夠參加，應屆畢業生 是不能參加的。其實，即使應屆畢業生允許參加，“文革”中根本沒有好 好上過課的中學生們也是沒有任何準備和條件可以去參加高考的。1978 年 夏天，是“文革”後第一年中學應屆畢業生參加高考。77 和 78 年這兩次 高考，實際上隻相隔半年時間。在這半年裏，如何幫助從來沒有好好學習過的 77 屆畢業生準備高考呢?所以，學校領導開始緊張起來，因為高考 成績如何會直接影響到學校的聲望。
我那時正在教 77 屆學生，就是 1978 年要參加第一次應屆畢業生高 考的那批學生。經過幾次討論，最後學校領導決定采取“丟車保帥”的辦 法，也就是把 77 屆全年級六個班全部打亂，讓各班成績最好、最有希望 考取大學的學生集中到一個班裏去，成立一個“提高班”，由我來做班主 任，兼任語文老師;再把全校水平最高的各科老師全部調集起來，擔任這 個班的各科任課老師，全力幫助這個班的學生在半年裏補完中學全部課程! 可以想像，那時各個班的原班主任當然都想自己班能夠多一些學生考上大 學，於是紛紛來找我說情、“開後門”、陳述理由，最後，我的“提高班” 竟然被各班班主任塞進了 61 名學生!即使校領導把全校最大的教室讓給 我們班用，這個大課堂裏都還要排六排座位，擠得滿滿當當的才容得下 61 名學生。那時真的所謂“幹勁十足”呀:上課每天從早上到晚，課程排得 滿滿的，每天上七、八節課;晚上還開晚自修課。這批學生，中學五年基 本上是一無所學，現在要靠半年時間把中學六年(按以前學製)的基本課 程全部教給他們，真是談何容易。記得那時高考的其中一門學科是英語。 這班學生“文革”時哪裏好好學過英語?英語課本的第一課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 除此之外，學生既一無所知，也根本不想知。到考 試臨頭，就急了起來。我擔任“提高班”班主任，已經上了虎背，騎虎難 下，隻好鞠躬盡瘁、勉力為之了，不好意思再把各任課老師也拖進去受罪， 要他們日夜為我班學生開課。於是，我就隻好自己動手，在晚上給全班開 英文補習課，教國際音標、教英語語法、教閱讀和翻譯。
當然，我的主要任務是教語文。記得那時，我讓“提高班”學生每 周做一篇作文。這就意味著每周我至少要精批細改 61 本作文本!(實際 上，那時，每位語文老師都要教兩個班，所以，我除了“提高班”，還教 另一個普通班。雖然普通班不會每周做一篇作文，但是至少也要兩周做一 篇。於是我平均每周至少要改九十多篇作文吧)。那時，我把學生各類有典型性的作文收集起來，寫了詳細的點評，油印成冊，一共編過上下兩冊 《學生作文評選》，發給“提高班”的每位學生。我也曾把這上、下兩冊 《學生作文評選》寄給過呂先生。記得呂先生好像還把我的這兩本作文選 轉給了北京的另一位著名語文教學專家章熊(注 9)，並讓章先生把他編寫 的寫作練習冊送給我讓我做參考。
1978 年暑假過後不久，我忽然收到了上海市教育局教材編寫組的通 知，點名要我去參加中央教育部中學教材編寫組組長劉國正先生(注 10) 來上海召開的座談會。到了會議室，我才發現，參加這次討論會的隻有不 到 10 人，絕大部分都是上海重點中學教學多年、經驗豐富的語文老師， 有的還是知名人士，隻有我一個來自非重點中學的無名小子。雖然我會前 對這次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做了一點準備，但本來以為隻是去聽聽而已，不 用發言的。現在一看，到會的隻有這麽寥寥幾位，知道不能坐著悶聲不響， 就隻能硬著頭皮，當著眾多前輩的麵，戰戰兢兢地談了自己的看法。誰知 散會以後，劉國正先生卻隻把我一人單獨留了下來，說希望我把當天的發 言整理一下，寫出來，他要帶到北京去。這倒真的讓我非常受寵若驚、出 乎意外了。我想，劉國正知道我，並點名要我參加這次討論會，一定是呂 叔湘先生推薦的吧。不過，呂先生從來沒有在信裏對我說過，連我事後在 給他的信中提起這件事，他都沒有在回信中正麵作答。
自從參加這次討論會之後，我又收到市、區好幾個各種機構召開的 中學語文教學改革討論會通知。後來，靜安區教師紅專學院(後來好像改 名為教師進修學院，最後成為區教育學院了)幾次來請我去為全區的語文 教師作關於語文教學、作文教學等方麵的報告。那時，上海市教材編寫組 每年還為各年級的中小學老師提供教學參考書，每個年級每學期一本，與 學生用的語文課本配套。教師用的這套參考書，就是給老師提供教學參考 用的，內容包括:每課課文有關的背景材料、每課課文的思想內容和篇章 結構方麵的分析，還提供課本上練習的參考答案或者補充練習。1979 年夏 天，市教材編寫組忽然找我去參加會議，討論下一年教師參考資料的編寫事項，並分配我編寫中學某年級某課文的參考資料一篇。我記得讓我寫的 好像是有關地質學家李四光的一篇課文。我想，這些與我自己的教學工作 並無直接關係的事情，一定都是呂先生建議讓他們來找我做的。
在我與呂叔湘先生的通信中，除了討論上述兩種內容以外，第三種 內容就是他鼓勵我把幾年來語文教學的經驗和對語文教學改革的建議總結 出來，書寫成文，還盡力幫我發表這些文章。
老實說，1978 年和 1979 年這兩年，因為負責“提高班”的工作(因 為 77 屆高考結果超出我校老師、領導和學生家長們事先的估計，大家都 非常滿意，於是，送走了 77 屆，學校又讓我接 78 屆的“提高班”，然後 又接 79 屆的“提高班”，直到我離滬赴美為止)，我實在忙得晝夜不得 空閑，但是既然呂先生鼓勵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我也隻能盡力而為了。 記得，我一共至少寫過三篇語文教學的心得和建議，每篇都寄給呂先生看過。因為我在信中多次告訴呂先生，我最近如何如何忙碌，他在一封信中 甚至關切地對我說:要是太忙，文稿無法謄清，不用擔心，可以把草稿寄 給他，他會讓他的秘書幫我謄寫!當然，我是不會好意思這麽做的。
為了發表我的文章，呂先生在我的每篇文稿上都做了一些改動，還 介紹我去找當時上海正在準備創刊的《語文學習叢刊》雜誌的主編胡竹安 先生(注 11)，讓我把文稿交給他，放在這本雜誌上發表。可惜那時因為 上海兩所大學為了這本雜誌的出版問題發生一些矛盾，致使這本雜誌無法 按時出版，於是胡先生就跟我打招呼表示歉意，當然這幾篇文章也就無法 在該刊發表了。後來，呂先生又要我把這些文章寄回給他，由他轉到北京 當時正在籌備的一本雜誌《中學語文教學》去發表，但是，不知因為我的 文章篇幅太長，不宜在那本刊物上發表，還是後來這本雜誌因什麽原因根 本沒有辦成，我就忘記了，反正這三篇文章現在也不記得是否在北京發表 了。不過，當時呂先生對我的關心，我是永遠銘記心中的。
記得在 1979 年某個時期，呂叔湘先生曾到上海來過一次。是為什麽 而來，我已忘記。隻記得好像他事先告訴我會住在茂名路錦江飯店，約我 去見他。記得那是一個晚上，我到他的房間時，已經有一位女老師在與呂 先生談話了。呂先生給我介紹，原來她是五四中學語文老師徐振維(注 12)。徐老師那時名氣很響，報上常常登她的優秀事跡和教學成果，後來 被評為“特級教師”，是上海有名的幾位語文老師之一。我以前隻聞其名， 從未見過，這次是在呂先生房間裏第一次遇見。
第一次見到呂先生，才知道原來他是戴一副眼鏡、瘦而不高、衣著 樸素、態度謙和、說話聲音不高不快、略帶南方口音的一位長者，穿著一 套當時最流行也最普通的淺灰色卡其中山裝。那天晚上我們三人談了什麽 已經忘記，但我卻記得當我自謙地說隻做了十多年老師，語文教學經驗不 豐富之後，呂先生回答說:
“其實，一個人合適不合適做老師，隻要做一兩年就能看出來了。 要是一個老師教了三年還教不好，那就說明他不適合當老師。”
我想，這倒是一位老教師的經驗之談。（未完待續）
注 5: 周有光(1906 年 1 月 13 日-2017 年 1 月 14 日)，原名周耀平，出生於江蘇常 州，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早年研讀經濟學，1955 年調到北京，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 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周有光的語言文字研究中心是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問題， 他對中國語文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做了全麵的科學的闡釋。被譽為“漢語拚音之父”。
周有光是漢語拚音方案的主要製訂者，並主持製訂了《漢語拚音正詞法基本規 則》。85 歲以後開始研究文化學問題。周有光在語言文字學和文化學領域發表專著 30 多部，論文 300 多篇，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中評網稱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 獨立之人格”;蘇培成稱其“敢於說真話、說實話”;《晶報》稱他“敢講一般人不 敢講的話”。
2015 年 1 月 6 日，常州大學以周有光先生名字命名，成立了“常州大學周有光 語言文化學院”，並聘請周有光先生為終身名譽院長。
2017 年 1 月 14 日，周有光去世，享年 112 歲。(引自《百科百度》)
注 6: 由“文字”，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相應的“聯想”，這裏還有一個“習慣”的 因素在內。中國人讀了幾千年漢字，所以，一看到漢字，就能引起意義上的聯想。但 是一旦把漢字換成字母，看到之後就要先想一想用字母拚寫出來的詞是什麽讀音，然 後才能產生“聯想”。所以，中國人要是讀一篇用漢字寫的文章，可以一目十行，很 快就理解文章的意思，而要是看一篇用拚音寫的文章，那麽，就要經過“拚音”— “讀音” — “意義”這麽一個轉化過程，於是閱讀速度就慢了。但對一位從來就是看 拚音文字的人來說，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次在北京開一 個國際會議，大家用漢語發言。那次，我是一個組的召集人，坐在主席台上，所以看 得見發言人發言時手裏拿的講稿。我注意到，有一位德國來的學者，他手裏拿的講稿 竟是全文都用拚音寫的，一個漢字也沒有，但是他讀得十分流暢順利，一點不結巴。 我當時就想，要是我拿著一篇用拚音寫的講稿，一定讀不流利順暢。這就是閱讀的習 慣問題了。
注 7: 正如文中所述，在 95%的中國人都已經掌握漢字的年代，本來，我與呂叔湘在通 信中討論的用拚音夾在漢字中一起使用這種做法，已經不值得再提出來重加討論了， 因為連漢字拚音化的問題本身都已過時，更不用說怎麽把漢字過渡到拚音去的方法問 題了。但是，最近幾年來，倒出現了一個奇怪而有趣的現象:因為很多網站不允許一 些所謂的“敏感詞”出現在文章中，於是，人們常在漢字文章中夾進很多用拚音字母 拚寫的詞語，來代替這些所謂的“敏感詞”。這樣看來，我 40 年前向呂先生提倡的方 法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正在民間自動實行了!難道歸根結底，漢字最終還要走拚音化 道路?而且漢字拚音化的時代還會提前到來?!
注 8: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字秉臣、聖陶，1894 年 10 月 28 日生於江 蘇蘇州，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 稱。
1907 年考入草橋中學。1916 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尚公學校執教，推出第 一個童話故事《稻草人》。1918 年，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春宴瑣譚》。1923 年，發 表長篇小說《倪煥之》。
1949 年後，先後出任教育部副部長、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和總編、中華全國文 學藝術界聯合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中華人民共和 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民 進中央主席。1983 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 全國政協常委。
1988 年 2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4 歲。(引自《百科百度》)
注 9: 章 熊 ，1931 年 3 月生，江蘇省蘇州市人。退休前任職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現 為教育部中小學教材審查委員、教育部考試研究委員。畢生從事語文教育及研究，著 有《語言和思維的訓練》、《語文教學沉思錄》、《簡明·連貫·得體》等，為教學 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現為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語文 高考多年，並領導教育部考試中心“大規模考試作文評分誤差控製”課題組，編寫了 建國以來第一部大規模考試的作文評分參照量表，並著有《中國當代寫作與閱讀測 試》。享受國家級專家特殊津貼。(引自《百科百度》)
注 10: 劉國正，又名劉征，北京市人，1926 年生。又是當代詩人、雜文家。北京大學 西語係畢業，曾任中學語文教師。自 1953 年起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曆任編輯、中 學語文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 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中學語文科審查委員。中國作家協會 會員。(引自“中國教育文學網”)
注 11: 胡竹安(1916-1990)，浙江嘉興人。1941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42 年肄業於 清華研究院，自 1943 年起從事教育工作。胡竹安先生致力於語言學研究，尤其對以 《水滸傳》為代表的近代漢語詞匯及語法有較深造詣。生前為上海教育學院中文係教 授。(根據《百科百度》改編)
注 12: 徐振維(1932-1994)，江蘇宜興人。1952 年畢業於複旦大學中文係，先後在 西安第二女中、西安第三中學、上海五四中學任教。1977 年調任上海市教育局教研員。 曾主持“課時分段，擴大閱讀”的語文教改實驗大獲成功。1986 年評為特級教師。 1988 年始擔任上海市 H 版中小學語文教材執行主編，擔任過國家教委中小學語文審查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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