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第三章：三叔祖禮耕先生 (七)

來源: Ohjuice 於 2022-08-23 18:30:17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62287 bytes)

《山居續憶》

第三章

三叔祖禮耕先生

徐家禎

(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與家人團聚於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

(中立者為三叔祖與三叔祖母，中排左第二、三人為我父母)

六六年十一月，三叔祖與我們家都“掃地出門”之後，“紅衛兵”、“造反派” 當然就不再來抄家了，因為他們知道已無物可抄。於是，對我們來說，“文革” 的節目就轉到另一項去了，那就是批鬥。既然三叔祖與我父親住在同一條弄堂裏，凡是居民委員會和街道黨委開起批鬥會來，他們就往往是“難友”。

其實，雖然我父親既是“剝削階級”又是“反革命”，有雙重身份，總是比三叔祖隻是“剝削階級”——最多再加上個“摘帽右派”——要複雜得多，但在“文革”初期，三叔祖的處境可能在某些方麵更為困難。至少就他生活環境而言，不但物質條件更差，而且他住的那幢房子的正屋裏就住著一個裏弄幹部，可以成天監督他們。那位幹部的兒子又是中學“紅衛兵”，正巴不得有那麽一個“階級敵人”住在身邊，可讓他表現無產階級仇恨、英雄主義精神。於是，一會兒去他們門上寫“吸血鬼”、“大臭蟲”，一會兒去“勒令”他們掃弄堂，學《毛選》，整天不得安寧。三叔祖爽朗、響亮的笑聲再也聽不見了。隻見他臉色又紫又黑，弓著腰，駝著背，低著頭在弄堂裏默默地走進走出。

“文革”之中，人人自危，誰還能顧及別人?尤其是“有問題”的人家，好像得了瘟疫一樣，親友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上門去?我父親豈止“有問題”，而且還有雙重問題，於是簡直好像斷了六親。然而，三叔祖仍然來。尤其是“文革”後期，作為單純的資本家，他已可見到一線光明，而我父親作為“反革命”仍黑雲壓頂的時候，三叔祖不避嫌疑，幾乎天天來看我們，真是難能可貴!

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三叔祖每天拄著一根藤杖、弓著背、手裏提著一個尼龍袋走進我們朝北的鬥室中的情景。在我們兩家都住在同一條弄堂中的十多年中，三叔祖幾乎一天不間斷地每天過來坐一會兒。如果我也在家，他就多坐一會兒，因為我在工作，他認為我消息比較靈通一點兒。記得那時他的第一句開場白常是:“今天有什麽消息?”而那時，整個社會死水一潭，好像連空氣都凍結住了一樣，還有什麽“消息”可說?所以，後來，我沒等三叔祖開口，就搶先說了:“今天又沒什麽消息。”於是，三叔祖往往長歎一聲。有時，隨便講幾句閑話;有時，默默地坐上一會兒，就站起走了。有的時候，三叔祖情緒不好，一進門就連連歎著長氣，沒坐兩分鍾，就默默站起離去。有的時候，三叔祖甚至一天走來兩次。在那些時候，我們往往可以知道三叔祖的心情實在是壞極了。也有的時候，我父親心情比三叔祖更壞，對於三叔祖的問題，我父親愛理不理，有時還有意無意地衝撞幾句。我冷眼看著，很不是滋味。當然，父親當時的處境，我完全知道，但三叔祖每天過來看望我們，完全出於關心及好意;何況我父親的尷尬局麵又與三叔祖無關，如何可把氣出在他頭上?好在三叔祖並未把我父親的態度放在心上，見我父親心情不好，他少坐一會兒，歎口氣，站起走出。但第二天，有時甚至當天下午，又會過來。

後來，到了“文革”後期，資產階級的日子漸漸好過起來。三叔祖的小女兒結婚後，女婿總不能與丈人、丈母同住一個十二平方米的汽車間，於是政府不得不分配給他們一套小得像鴿子籠一樣、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一臥室一客廳的宿舍房。父女兩代各占用一間。房子還在同一弄堂中，隻是再稍向南去一點罷了。再後來，資本家得到了政府發還的兩千元抄家物資。(注 1)我父親因除了資本家那朵烏雲，另有“反革命”那朵烏雲罩在頭上，因此，所有這些好處都是沒有份的，我父親好像是永無出頭之日了。於是，他情緒更壞。三叔祖仍不避嫌疑地幾乎每天都來。有一次，他還安慰我父親說:“三家人家(指我父親及兩位叔祖)中隻要有一家好了，另外兩家總不會餓死!”我相信，如果我父親情況沒有變好，三叔祖是一定會像分家以前在大家庭住著一樣照顧我們的。

文革後與家人攝於上海工商聯院中(約攝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

(右起第四和第五人為徐禮耕夫婦，我母親為左起第一人)

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不久落實政策。雖然我們和叔祖父房子發還的事還要晚些時候，但錢財卻很快發還了，我父親的政治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三叔祖在那段時間仍幾乎每天來，但已不再愁眉苦臉，心情好多了。

不久，我就得到去美國留學的機會。(注 2)當然，我很快告訴了三叔祖。他高興極了，因為我是我們大家庭中除了他之外，第一個人有機會去美國的。臨走那天早上，一早趕來送我的親友有幾十位，大家站在院子中留影，三叔祖也在其中。

在紐約一年半中，我大概寫過一封信給他。他也回過一信，說五十多年前，他也在紐約住過，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套公寓每月租金似乎隻有五塊美金，地下鐵一張票似乎隻有五分錢。我已記不清他講的錢數，反正低得令人不可置信。他問我那時價錢如何。我告訴他，我租的一間暗無天日的地下室每月就要九十美元;地下鐵車票已達五角錢一張。不久，票價即漲到六角，我一年半後離開時好像記得已到七角五分了。

在外國幾年中，我與三叔祖通過幾次信，他是有信必答的，可是他的回信除一封外我都丟了。那一封保存著的信是我來澳(注 3)一年後第一次回中國前寫信告訴他這一消息，他給我的回答。現在成了我擁有的他的唯一墨跡。

文革後與家人攝於中山公園(約攝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

(中坐者為徐禮耕夫婦，中立者為我父母親)

           此信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寫的，很短。他說:

“今年上海天氣，先是連綿梅雨，轉晴後即連續酷熱二十天。我因體力轉弱，突然中暑高燒，經住院十五天，現已出院。同瑛(即我三叔祖母——筆者注)病已半年，醫斷為心髒房顫，更兼其他症候，時有反複。荷蒙遠念，感謝莫已。

不久能有機會回國，實所盼望。如有準期，望能先告。臨風依依，不盡欲言。”

信雖簡短，但很有真情實感。那時，他們和我們家都先後搬回了自己的大房子中去住。一開始，隻住第三層樓，下麵仍是公安局的警察局;又過了幾年才整幢房子發還。“掃地出門”十四年，好不容易回到老屋，三叔祖還寫了一首打油詩:

“掃地出門十四年，歸來重住舊房間; 似曾相識梁間燕，花落花開總偶然。”

十四年後，似乎財產、房屋發還，一切可以重歸舊好了，但已失去的光陰是再也無法歸還了。我第一次回國時，三叔祖已近八十歲。我父母告訴我，他已不再來我們家了。我父母有時去他們三樓看他，帶些他愛吃的家常菜去。我回國後第二天一早即去向他請安，他高興地指著玻璃板下壓著的我從美國、澳洲寄給他的照片給我看。第二次回國，三叔祖母已臥床不起，三叔祖也幾乎足不出戶了。再過半年，我第三次回國，他們二老都住在醫院，不久三叔祖母即故世，三叔祖倒漸漸康複回家。但家裏人都不敢告訴他三叔祖母去世的消息，隻講她仍住醫院中。我離滬時去向三叔祖告別，他還病臥床上，這是我與他相見的最後一麵。

三叔祖徐禮耕(中坐者)

“文革”結束“落實政策”後與家人攝於上海江蘇路朝陽坊 20 號家中三樓臥室內

(約攝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

(左起:十六叔叔徐祖東，親戚王梅仙、六叔叔徐祖美、八姑母徐宣壽及八姑夫沈祖樾)

八七年，父母來南澳看我，住到八八年八月底才回中國去。在六、七月中，我弟弟來信說三叔祖又送醫院了。不久，又說情況穩定出了院。我父母回國不到一月，就寄來三叔祖病逝的噩耗。

據他們來信說，那天晚上他吃完晚飯還帶上手表說:“七點、七點了。” 聲音比平時清楚。過了一刻鍾，他小女兒想給他蓋被，見他似乎要嘔吐狀，兩手微微抖動抽搐，不一會兒，臉色已變。連忙按電鈴叫他人上來，三叔祖已經停止呼吸。享年八十七歲。

三叔祖雖一生多難，但他所受之磨難其實無一不與國家和民族所受的磨難息息相關的。如果撇開他那些因為國家、民族所受磨難而受的磨難，那麽，他的一生也算福壽雙全了。

上海二十毛紡廠在為禮耕先生作的悼詞中稱他為“絲綢工業的巨子”、“真正的愛國民族企業家”，我想我三叔祖是當之無愧的。

我父親在三叔祖追悼會上送了一付挽聯上，挽聯上所說的意思，大概可說是他一生及與我們關係的極簡潔的概括:

“孤露痛鮮民，夙昔耳提麵命，叔季由來猶父事;

胸懷原坦蕩，平生北馬南船，道山歸去即仙遊。”

注 1: “紅衛兵”、“造反隊”抄家是 1966 年下半年的事。以後，一直沒有確切的政策，說被抄去的財物是沒收了，還是以後還將發還。於是，社會上各種傳聞很多:一會傳說財物已經進入國庫，不會再還了;一會兒又傳說，遲早總會還的，甚至有時還傳說已經在開始處理了。所以，三叔祖每次來我家問的“有沒有消息”，除了關於“文革”中政局方麵的消息以外，實際上，主要就是指抄家財物處理這方麵的消息。結果，一直到“文革”結束，絕大部分抄家物資都沒有作過什麽處理。後來，鄧小平複出，撥亂反正，就開始正式處理“文革”遺留下來的這一大問題了。在上海，一開始是，凡是在“文革”中被抄的資本家，都先發還兩千元，至於其餘財物，當時並沒有明確說要等何時以及如何才處理。當然，既然政府已經發還兩千元，對資本家來說，就好像先吃了一顆“定心丸”，知道其他財物的發還一定隻是時間問題了。而我父親，因為不光是“資本家”，還有“曆史反革命”這個罪名，所以，一開始，別的資本家拿到的那兩千元，他是沒有份的。於是，他就不知前途如何，終日惶恐不安了。過了幾個月，我父親也拿到了那兩千元，他才定下心來。我們家和兩位叔祖家的抄家物資得到最終處理，那是已經七九年初了。處理方式是:被抄的存款悉數發還，利息當然是不算的;其餘被抄物資按清單折合當時物價歸還。記得那時黃金的價格是九十多元一兩。而首飾、文物、書畫、家具等等，當然就更不值錢了。至於我們與三叔祖家原來的住房，因為那時已被上海長寧區警察局占領，做了全區警察的辦事處和宿舍，一時無法歸還，就又拖延了兩三年，一直到我八 0 年出國後才還。我們那所住房的三樓，當時已成警察局馬局長的官邸，而按照政策，政府幹部應該帶頭落實政策，於是他就把三樓先還給了我父母。他們搬回去住的時候，下麵兩層還是警察宿舍，住滿了警察。再過了一兩年，警察局另蓋了新房子，才把宿舍搬出我家，於是整棟房子就都歸還我們家了。我三叔祖他們，也在差不多時間搬回自己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