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三章
三叔祖禮耕先生(注 1)
徐家禎
(一)
三叔祖禮耕先生攝於上海江蘇路安定坊僦居弄堂內 (約攝於 1976 年前後)
昨天，接到我在福建的堂房叔叔(注 2)的一封信，在信中有一段提到他 的父親。他說:“去年一年中，徐家兩位老人相繼故世。今天正是家父故世周年。 自他故去之後，我就不大回上海老家去了。”
我那位堂叔的父親，就是我的三叔祖禮耕先生。
去年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父母來訪澳洲後回滬不久，就來信說: “三 叔祖已逝世了。”聽了這個消息，我難過了好幾日。當時，我就曾打算動筆寫一篇紀念性的敘事文，以表心中的哀思，但不知為何，總是無從下手，成不了篇。 後來事過境遷，我雖也曾幾次提筆想多多少少寫點東西出來，但總覺得浮現在 頭腦中的事情無法切切實實放到紙上去，於是，幾次攤開稿紙都落不了筆。現 在，經堂叔提醒，三叔祖故世已實足一周年了，不能再將寫文的打算往後推去， 於是，決心將想到的一點小事及感受都記錄下來。
首先，我細想了一下，為什麽我一定要寫一篇關於三叔祖的文章呢?因 為禮耕先生並不是我的親祖父，隻是我的叔祖而已。但是，在我心目中，他的 地位大概是跟祖父相等的。其實，如果真要拿我親祖父跟禮耕先生相比，禮耕 先生的地位在我的心目中確實還要高得多呢。可以這樣說，如果在我心目中， 我要想象有一位祖父，那麽，他一定是禮耕先生。因為，實際上，我從來沒有 看見過我的親祖父。我的親祖父，在我印象中，從來就隻是棕色的照片上一位 麵貌清瘦、略帶笑容的青年人而已，完全不是“祖父”應有的形象。
浙江紹興安昌鎮盛陵村我家祖上老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去紹興上墳時攝，中立者為我二叔祖徐立民先生)
其實，就連我的父親，我相信，對他的父親，也不會比我有更多的感性 認識，因為，他也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在我父親出世之前幾個月，我的祖父 就已患傷寒症去世了，那時，他隻有十九歲。所以，我父親就成了所謂的“遺腹 子”。等到我父親十三歲那年，我祖母也與世長逝。於是，我父親就成了孤兒。好在那時，全家以大家庭形式住在一起，我的曾祖父、母及兩位叔祖都在。經 濟上有廠有店，完全不靠我祖父維持。所以，除了我父親從小失去親生父母之 愛以外，其他生活是絲毫不受影響的。說不定，因為我父親是長房長孫，自小 失去雙親，因此或許更加得到他祖父、祖母的寵愛了。
我那位十九歲就去世的祖父，是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的長子。我祖父還 有兩位弟弟，也就是我的兩位叔祖: 二叔祖是立民先生，三叔祖即禮耕先生。 等到曾祖父故世，既然長子——我的祖父早已去世，當然家庭的事業就由兩位 叔祖承擔起來了。
去浙江紹興縣安昌鎮盛陵村徐氏祖墳上墳之盛況 (攝於 1936 年)
說起我家的發家史，其實既不複雜，又不悠久，也不能算轟轟烈烈的。 據說，我曾祖父的上輩，還都是在浙江紹興安昌縣盛陵村種田的農民。後來， 大概有人不甘心於農村的艱苦生活，一有機會就到紹興、杭州城裏做學徒，當 起夥計來。這是中國，甚至世界上任何國家農民的最普通出路之一。或許因為 工作勤奮、生活儉樸、作風誠實、頭腦靈活，漸漸積了幾個錢，就自己也做起 生意，甚至開起店鋪來了。
但凡一個家庭要能發跡，除了勤奮之外，我想還得要有機緣。 聽我父母 說，對我們家來說，那個機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到來的。那時候，我曾祖 父徐吉生先生已經獨資在杭州創建了慶成綢莊。浙江是個絲綢之鄉，經營絲綢當然是個十分普通的行當。絲綢織成之後，需要染色，那時，中國的土染料質 量不好，要用進口的染料。世界大戰爆發，德、日兩國成了中國的敵對國。原 來依靠進口的染料，因為日本和德國的經濟封鎖而斷了後路。幸虧我曾祖父有 眼光，事先進了大批染料，除了自給，還可轉讓。在奇貨可居的形勢下，進口 染料價格當然就大大飆升，於是他就發了大財。(注 3) 以後，就在杭州開設慶成綢廠。 後來，還先後在紹興、諸暨、嘉興、上海等地開起絲廠、綢廠和布廠來，就此 擠進當時新興的中國民族資本家的行列。我家祖孫五代，在杭州經營絲綢業長 達一百餘年，曾被人讚為“五世一業”。
我的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和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 (約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
我曾祖父據說是個十分有魄力和頭腦的商人。他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看 到教育對於改造中國的重要性。他曾說過:“族人無知識，是無教育之故;生活 窮困，是無工作之故，”於是他在開廠成功之後，就在家鄉安昌盛陵辦了一所小 學，以自己名字命名為“吉生小學”，是作為家鄉的福利而辦，所以是免費的。 凡是本村的子弟，全都可以進校學習，學雜費用一律減免;外村子弟也可進該 校學習，隻需付極少的費用即可。學生畢業以後，就可進他在紹興或杭州所辦的工廠工作。這樣一來，農民的教育和工作兩大問題就全部解決了。這個吉生 小學從 1908 年創辦至今，已經八十多年了。該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何止千萬! (注 4)
浙江紹興縣安昌鎮盛陵村的徐氏祖墳之一 (攝於 1936 年)
徐吉生先生在杭州發跡之後不久，全家就從紹興安昌遷居杭州。再不久， 就買了一座名叫“榆園”的大宅，成了杭州大家族之一。(注 5)我曾祖父到七十 多歲才謝世，那時他已成為杭州商會的主要負責人。可惜那時我還遠遠沒有出 世，隻在照片上見到他寬厚、慈祥的容貌。但是，我倒是見過我的曾祖母的， 那是早已搬到上海去住的時候了。
曾祖母是農民出身，即使八十多歲了而且家中已成大富，她仍願親手做 點家務。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每年她都要親自動手做豆瓣醬。於是每年她做 醬的時候，我家上海戈登路大宅的花園水泥地上，就擺放著一大缸、一大缸上 麵蒙著紗罩的豆瓣醬，在陽光下蒸發出濃濃的醬味。我與弟妹和堂叔、堂姑們 就在醬缸之間戲耍。我曾祖母做的豆瓣醬比買來的要鮮美得多。她做成之後除 了拿到大廚房去供大家庭食用外，還分送給各房的小廚房去。
浙江紹興縣安昌鎮盛陵村徐氏祖先之墳墓及同去祭祖的鄉鄰們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去老家上墳時攝)
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畫家蔣兆和先生即根據此照畫像
(約攝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
我是長房唯一的孫子 —— 也即我父親 —— 的長子，當然特別得到我曾 祖母的寵愛。我至今記得坐在她膝上被她撫愛的情景。在當時的大家庭中，曾 祖母是全家成為一個整體的紐帶，其地位很像《紅樓夢》中的賈母，所以，我 看《紅樓夢》時，每當讀到賈母，就會浮現出我曾祖母的形象。曾祖母故世於 大陸改朝換代之前一年，享年八十四歲。我總覺得她倒是離開得很及時的，省 得親眼看見由她丈夫創建起來的家業在新朝代一點點被蠶食。屈指算來，曾祖 母去世時，我隻有五、六歲而已，但那時的一切似乎都還曆曆在目，可能，因 為那是我一生中經曆的第一件大事;也可能，因為曾祖母雖已故世，但她生前 請國畫大師蔣兆和先生(注 6)畫的那張工筆畫，“文革”前卻一直掛在三叔祖禮 耕先生的客廳裏，直到“文革”被毀。那張國畫比真人還大，畫得十分傳神，畫 上曾祖母的形象跟我記憶中的完全一樣，也可能實際上我記憶中的形象正是從 畫上來的!
曾祖父故世之後，家中事業就由我的二叔祖和三叔祖繼續經管。我父親 從小念四書五經，後來念法律、當法官，最後又從教師變為“曆史反革命分子”， 隻是從來沒有一天實際參與過任何家庭事業的經管。(注 7)我想，父親之所以 從文而不經商，主要大概是因為大家庭中認為也應該有個知書識禮的子孫，不 然就會成為庸俗不堪的暴發戶吧;而另外一方麵則大概也表現了我曾祖父母對 我父親這個從小失去父母的長房唯一孫子的特別寵愛!
父親徐定戡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法律係
浙江紹興縣安昌鎮盛陵村的徐氏祖墳之二(攝於 1936 年)
浙江紹興縣安昌鎮盛陵村的徐氏祖墳之三(攝於 1936 年)
不管是什麽原因使我父親從不參與工商業的經管，在大家庭中，他仍然 是長房的唯一代表。曾祖父故世之後，還有曾祖母在，當然大家庭依舊生活在一起;即使曾祖母已故世，大家庭結合在一起的唯一紐帶已斷，再加改朝換代 的新情況迫使我們賣了老屋，三房人家分立門戶(注 8)，我父親也一直被大家 庭的所有成員，包括我的兩位叔祖父，看作是長房的唯一代表的。那兩位叔祖 父所具有的中國傳統舊道德，他們相互之間、以及對他們已故兄長的手足之情， 還有他們對家族一切事務的處理中公正、合理、無私的態度，都是一直深受我 的尊敬的。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親祖父，所以我把他們兩位當作自己的親 祖父一樣，也是理所當然的了。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把對早亡的長兄的愛，延 及到他的兒子，以至孫子身上去了。
浙江紹興縣安昌鎮盛陵村的徐氏祖墳之四(攝於 1936 年)
當然，在兩位叔祖之中，我為什麽對三叔祖禮耕先生特別敬愛，那就有 別的原因了。
注 1: 本文寫成於 1989 年，文成後，先連載於墨爾本《海潮報》，後來收入 2004 年澳洲國際華 文出版社出版的《東城隨筆·人物篇》一書中，在海外發行。這次趁收入新書之機改正了 一些錯誤，並加注釋若幹，以助閱讀。
注 2: 這位叔叔，就是我叫他“廿四叔叔”的徐祖詠。關於這位叔叔，可讀本書第 7 章〈廿四叔 叔〉。
注 3: 最近，據我小叔叔告訴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曾祖父已得到德國最大顏料商在中 國銷售的專利權。除了江浙一帶已有別的商人在經銷歐洲顏料之外，在大戰爆發前太爺 爺已取得七個(一說有九個)省的德國顏料專銷權。為了銷售需要，太爺爺買了大量德 國顏料儲存起來。不料大戰一爆發，德國成為敵對國，顏料不再能運銷中國。很多中國 絲廠因為缺乏顏料隻能停工。而太爺爺的這批顏料也因成了“奇貨”而價格大漲，獲利不 小。
注 4: 這節所寫我家發家史，基本上都是根據我父母所說。實際上，我父母也從未直接參與經 營家族企業，所以，比較可靠的資料應參見本篇附錄〈徐禮耕先生之回憶〉。
注 5: 關於“榆園”這所杭州以前的名園，請詳見本書第 4 章〈榆園憶舊〉。
注 6: 蔣兆和(1904—1986)，中國近代著名畫家，被稱為 20 世紀中國現代水墨人物畫的一代 宗師。祖籍湖北麻城，生於四川瀘州;原名萬綏，自幼家貧。1920 年至上海，曾畫廣告， 從事服裝設計，並自學西畫。
“百度百科”說:“蔣兆和是‘五四’運動以來極具變革思想的藝術家之一，中國現代 著名畫家和美術教育家，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為徐悲鴻寫實主義繪畫體係的重要人物。 在徐悲鴻先生的影響下，他集中國傳統水墨技巧與西方造型手段於一體，在‘寫實’與‘寫 意’之間架構全新的筆墨技法，由此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水墨人物畫的表現力，使中國的水 墨人物畫由文人士大夫審美情趣的跡化轉換為表現人生、人性，表達人文關懷，呼喚仁 愛精神的載體。
“蔣兆和在水墨人物畫領域中把中國畫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使中國的現代 水墨人物畫一躍而並立於世界現實主義繪畫的行列。現代人物畫家，是現代卓越的人物 畫家和美術教育家。他在傳統中國畫的基 礎上融合西畫之長，創造性的拓展了中國水 墨人物畫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謹，表現人物內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國人物畫史上達到了 一個新的高度。曾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1949 年更名為南京大學)、中央 美術學院教授。”
注 7: 關於我父親徐定戡，請見本書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13 節〈大病之後〉注 1。
注 8: 我家從紹興遷居杭州後，據說先是住在謝麻子巷。我父親就是在那座老屋中出生的。他 出生不久，我曾祖父就買了清末藏書家許增(邁孫)的大宅榆園。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 不久，戰火就蔓延到杭州。那時，我曾祖父已經故世，家族企業由兩位叔祖父接管。他 們已在上海開辦繅絲廠，杭州的綢廠在上海山西路也有營業部，於是，大家庭就移居上 海。不久，就在戈登路 1017 號，購買了一座五開間連帶好幾畝地花園的大宅子，大家庭 仍然住在一起。不過，因為便於管理我家在杭州的企業，我的堂叔叔中，有三位還是住 在杭州榆園舊宅中。我曾祖母於 1948 年病故後，大家庭仍然沒有分散。1949 年，新政 府成立。因為種種原因 —— 比如，地產稅太高，要維持這座大房子越來越困難，等等 —— 就把大房子賣掉，三房分了家，各自在江蘇路買了一棟帶花園的樓房。一直住到 “文革”被“掃地出門”。關於這些經曆，可參見《山居雜憶》第 53 章 〈依然靜好樓記〉。
曾祖母徐母李太夫人在紹興安昌盛陵村上祖墳時攝(攝於 1936 年)
1938 年夏徐氏家族部份成員攝於上海青年會
(中排右起第六人為徐立民、第八人為徐禮耕;中排左起第二人為我父親;前排右起第五人為 我母親、第九人為二叔祖母、第八人為三叔祖母)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