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續憶》
第二章
舊事新說(注 1)
—— 回憶我與杭州安定學堂的關係
徐家禎
私立安定中學
去年十一月初，忽然收到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來信，自我介紹說姓林， 名海鳴;看過我博客上的大多數文章，知道我外公的生平;冒然給我寫信的原 因是因為杭州第七中學(原名“安定中學”)2012 年 5 月要慶祝建校 110 周年，想 從我這兒了解一些關於我外公和叔祖父的事情，並希望我提供一些照片之類的 資料。隨信，還附上了該校籌備 110 周年校慶活動的一個網站地址。
我看了林先生來信，有點喜出望外，連忙按地址打開網站，這才知道原 來林先生是杭七中的領導之一，這次負責 110 周年的校慶活動。在校慶網站裏，我發現了不少該校的曆史照片，了解了很多該校的活動和成就，還知道了許多 以前我並不清楚的事情。
於是，我連忙給我的新同行林老師回信，說:一定幫他找到他所需要的 資料，還告訴他:“我也是你們的校友呢!”這回，大概倒讓林老師吃了一驚， 他還不知道:遠在南半球，竟然還藏著一個他沒有發現的新校友!
安定學堂資助人胡趾祥及監督項蘭生
要談我跟安定學堂的關係，還得先費點口舌說說我外公。我外公姓高， 名維魏，字孟徵(1888-1969)，杭州人。杭州高家是個名門大族，從乾隆年間 在杭州落戶開始，至今已經近三百年了。在這三百年中，高家出了不少名人， 在這裏不再贅述，因為我在〈外公、外婆及其他〉一篇長文(注 2)、我的《南 澳散記》中的一些篇章(注 3)，以及我與母親合寫的《山居雜憶》一書中，已 經反複詳述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找來看。這裏隻要約略說說我外公的祖母， 就可知道為什麽我外公會與安定學堂有關了。
我外公出生十天，他母親就去世了;十八歲時，他父親也去世了，所以 我外公主要是由他祖母撫養長大的，因此，我外公一生對他祖母極其孝順。他 祖母出生於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前，直至民國初年去世，享壽八十多歲。按照 常例，生活在這麽個封建大家庭裏的老太太，一定是思想保守陳舊、固步自封、拒絕一切新事物的。可是，這位當時杭州全城都尊稱之為“高老太太”的老太太， 卻思想極其解放而新派。高老太太在杭州成立“放足會”，提倡女孩不纏小腳; 她結識外國傳教士，開設女子學校，教女孩子識字、唱歌、英文 —— 我外婆就 是其中一名學生;她在家裏指揮仆傭做各種中藥，免費發放給全杭州城裏的窮 人、病人;她捐款給英國傳教士創辦的廣濟醫院，提創西醫、西藥;她從事慈 善事業，冬天為窮人免費發放冬衣 ..... 。(注 4)
思想這麽先進開放的老太太，當然對家人的教育也是新式的。她把幾個 兒子送去日本留學，這在當時風氣還相當閉塞的杭州，我想一定是極為少見的 事情。
杭州第一所國人所辦的西式學校就是安定學堂，也即目前杭州第七中學 前身。我想，有了前文的簡單介紹，對於生活在封建大家庭裏的我外公的祖母 為什麽會舍得把她失怙失恃的長房長孫送進西式學堂念書，也就不難理解了。
安定學堂 1903 年開課式 (我外公應該在照片中)
於是，我外公就成了安定學堂的首屆畢業生，於 1904 年畢業。根據杭七 中 110 周年校慶紀念冊《安定鍾聲》(注 5)記載，該屆畢業生總共僅 10 名，其中孫信(虹廎)就是後來安定中學的第五任校長;錢家瀚，就是錢學森的父親 錢家治的堂兄弟。
按照安定學堂通過陳叔通先生(注 6)與北京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前 身)訂立的協定，安定學堂畢業生均可保送直升京師大學堂繼續學習。於是我 外公與孫虹廎、錢家治等同學就進了京師大學堂。孫虹廎先生畢業後，據說還 得到慈禧太後的接見，並授予“舉人”科名。而我外公則已經渡海去日本留學了。 我外公的祖母既然肯把她自己的兒子送去日本留學，當然也舍得把她孫子送去 日本深造。那時，我外公還不到二十歲。
我外公在日本帝國大學念農科，獲學士學位，先後在日本居住了十三年 才回國。回國後，他擔任過位於筧橋的浙江省立甲種農業專門學校校長，該校 也即後來浙江農業大學的前身。1933 年開始，他就任安定中學的董事長。我想， 很可能這跟他的老友孫虹廎先生那時正擔任該校校長有關。抗戰爆發，孫校長 和我外公帶領安定全校師生，遷校浙江縉雲壺鎮，繼續辦學，直至抗戰勝利。 在壺鎮期間，據我所知，外公還親自教課。我想，很可能這是因為抗戰期間， 師資缺乏的緣故吧。他還在當地農村以日本學來的農業知識指導農民實行科學 種田，得到了顯著成效。抗戰勝利之後，我外公還繼續擔任安定中學董事長一 職，直至 1950 年董事會取消為止。這就是我外公高孟徵先生與安定的關係。
我與妹妹在上海戈登路 1017 號住宅花園中 (約攝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
現在再說說我自己。我們徐家也是杭州的大家，不過沒有我母親高家在 杭州定居的曆史那麽悠久罷了。我家是從我高祖父自紹興來杭州創業開始定居 杭州的。我曾祖父徐吉生先生在民國元年創辦杭州慶成綢莊，從此，就成了杭 州最大的絲綢業工商企業家之一。抗戰爆發後，我兩位叔祖父徐立民和徐禮耕 先生(根據杭七中校慶 110 周年紀念冊《百年追尋》記載，徐禮耕先生不但也 肄業於安定，而且後來也成了該校董事 —— 注 7)就在上海創辦了更大的慶濟 繅絲廠，於是，大家庭的主要成員，包括我父母親一房，就都移居上海了。所 以，我是在上海出生成長的。隻是因為我外公外婆家還在杭州，所以全家每年 幾乎都會去杭州一兩次。
我與妹妹和外婆、母親在杭州三潭印月 (約攝於 1946 年前後)
也是根據杭七中 110 周年校慶紀念冊《安定鍾聲》一書記載:1947 年， 安定中學(即原安定學堂)附設小學部。(注 8)那麽一定是那年春節了。我父 母帶了我、我妹妹和弟弟三個小孩子一起去杭州我外公、外婆家過年。春節一 過完，父親就回上海去上班了。他那時已經在上海地方法院擔任檢察官(注 9)， 假期一定不會很長。我母親是家庭主婦，可以在娘家多住幾天，於是就帶著我們三兄妹，還有照看我和妹妹的保姆以及管我弟弟的奶媽，繼續在杭州外公家 住著。大概因為小孩子平時無所事事有點無聊吧，外公就建議帶我和妹妹去安 定中學看看。我至今還模模糊糊記得那天看見的安定學校老校舍的走廊、辦公 室、操場和教室的模樣，也記得教師們從辦公室出來看董事長的小外孫們，跟 我母親打招呼、抱抱我和妹妹的情景。最近看見杭七中校慶紀念冊上老校舍的 照片，好像就是我腦子裏的那個樣子。
我與妹妹在上海中山公園湖邊
(約攝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
走到小學部，外公就說:“讓家禎、家和(我妹妹)在一年級聽聽課吧。” 於是，他就跟一年級的那位女老師(可惜完全忘記她的姓名了)打了個招呼， 請校工搬來一張兩人座的小課桌和兩把椅子，放在教室第一排座位的前麵，讓 我和妹妹坐下，就開始當起小學生來了。那年，我還不到五歲，我妹妹小我一 歲，還不到四歲。
老實說，要我回憶那時課堂上老師究竟說了些什麽，我是一丁點都說不 出來的。即使當時，我都有點懷疑，不到四、五歲的孩子是否能全都清楚明白 地聽懂老師的課堂教育。不過，我倒記得一年級《語文》課本第一課課文是“來 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第二課是什麽就忘記了。而且，那時書寫和 閱讀都是用繁體字的，“遊戲”兩字筆畫那麽多，不知當時是怎麽記住的!
課堂上老師的話都忘了，但小插曲倒還記得一個。記得有一次上課上到 一半，坐在教室中間一排的一個小男孩忽然翻開台板，從書包裏拿出帶來的飯 盒，吃起飯來了。大概他肚子餓了，以為跟在家裏一樣，隨時可以吃飯的。別 的小朋友就都轉過臉去看他吃飯。當然，後來老師要他收起飯盒來，繼續上課。 可見，糊裏糊塗地進學校的孩子也不止我和我妹妹兩個，我想，別的一年級小 學生大致也都跟我差不多的糊塗懵懂吧。這位上課上到一半吃飯的小男孩，要 是還健在的話，現在也是七十多歲的老翁了，不知還記不記得他孩童時好玩的 一幕?
至於我和我妹妹，我記得是每天由看管我們的保姆嵇師母帶我們去安定 小學上學的。我們在教室上課的時候，嵇師母就坐在教室外麵走廊的一張長凳 上做針線、結絨線。一下課，我和妹妹就去嵇師母身邊，她從帶去的包裏拿出 一點糖果、零食來給我們吃。我不記得我們去操場跟別的小朋友玩的事，也不 記得是否結識過幾個要好的同學、朋友了。
就這樣在安定小學一年級上課上了一段時間 —— 我想不會上滿一學期， 我們就回上海去了。到了上海，我父母說:既然已經在杭州上了一年級，就繼 續下去吧，於是就到家裏附近的一所小學報了名，當“插班生”正式開始了小學 生活。我與我妹妹不但始終都在一個班上課，而且還始終都合坐在一張桌子上。 一直到四、五年級時，我母親說:“小孩子念書太早，腦子會念壞的，讓她留一 年吧。”我們這才分開兩個年級了。現在我們倆的腦子究竟“壞”了沒有，看來隻 能由旁人來評判了。
我與妹妹在上海戈登路 1017 號住宅花園中 (約攝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
雖然我在安定小學一年級聽課的時間不長，但是，安定卻是我的啟蒙學 校，讓我在人生道路上邁開了重要的第一步，這對我的整個教育生活來說，是 有很重要意義的事。這一段經曆，我永遠不會忘記。
除了一年級那段時間我在安定度過之外，我還記我大約九歲前後，也在 安定小學念過一段更長時間的書，但是究竟多長一段時間，也已記不清楚了。 我想，肯定不會滿一學期。
記得那是 1950 年或 1951 年的春天或者秋天，我在杭州外公、外婆家住過 一段時間。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與外公、外婆一家去春遊或秋遊，回 來在一本小經折本——一種可以折起來的小冊子，現在這種類型的小冊子市麵 上早就不見多年了，大概要六十歲以上的人才會見過吧——上用很小的字寫了 一篇相當長的遊記，我還記得遊的是西湖的一個景點。這篇遊記大概寫得還很 不錯，記得外公、舅舅們還讀出幾個片段來表揚我，說我寫得好。不知怎麽一 來，這個本子丟在學校裏了，我也並不知曉。直到學期最後一天，班主任老師 把一學期來學生們撿到送到老師辦公室去的東西，放在一隻抽屜裏，都拿到教 室來，一件件拿出來，問是誰的。等到老師舉起手中那本經折本，我才知道我 的這個本子丟了。老師翻開本子，念出其中幾段文字來。雖然她也稱讚說寫得 好，但是那時我很膽小怕羞。被老師當堂一朗讀我的遊記，我就更不敢承認是 我的“失物”了。於是，就這樣，終於永遠丟失了一件很值得紀念的小物件。不 過，也正因為有了這件小事，我才可以肯定，我後來又在安定小學念過一段時 間書。可惜的是，在這兩個班教過我的老師是誰，我都已經忘記了。當然，我 想，即使我現在還記得她們的名字，她們也一定不會還在人世，我要向她們道 謝，已經不再可能了吧!
二 0 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於澳大利亞刻來佛寺東西南北人齋 二 0 一六年一月日 修改於新紅葉山莊
注 1: 本文曾發表於《掌故》雜誌第二期(壬辰冬)。
注 2:〈外公、外婆及其他〉一文已收入本書第 1 章。
注 3: 關於《南澳散記》，可見本書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2 節“高半城”注 1。
注 4:可見《山居雜憶》第 5 章〈曾祖母二、三事〉及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7 節“高 老太太”。
注 5:《安定鍾聲》，主編:樓平，香港大馬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4 月第一 版第 110 頁。
注 6:陳叔通(1876-1966)，名敬第，中國政治活動家、著名民主人士。浙江杭州人。清末翰 林。甲午戰爭後留學日本，曾參加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後，任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 曾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鬥爭。此後，長期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董事、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等職。 抗日戰爭期間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前夕，參加籌組上海市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 1949 年 9 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立後，任中 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華全國工商聯 合會第一、二、三屆主任委員。1966 年 2 月 17 日卒於北京。(見“百度百科”)
注 7:《安定鍾聲》，第 23 頁;關於我三叔祖徐禮耕先生，可見本書第 2 章〈三叔祖禮耕先 生〉。
注 8:《百年追尋》，主編:樓平，香港大馬出版有限公司，2012 年 4 月第一版第 27 頁。
注 9:關於我父親徐定戡，可見可見本書第 1 章〈外公、外婆及其他〉第 13 節“大病之後”注 1。
我與妹妹在上海中山公園湖邊
(約攝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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