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薈萃園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抗戰的聲音不斷高漲，此時的周佛海，卻和汪精衛一夥唱反調，暗中和日本侵略者勾結，已是罪不可赦。
最終，他也落得個應得的下場，美貌嬌妻活下來後，也經曆了一段較為坎坷的人生。
周佛海的風流
楊淑慧認識周佛海的時候，僅僅隻有19歲。
那會，她還覺得周佛海頗有溫文爾雅的氣息，長相十分清秀白淨，於是，兩人就漸漸熟絡了起來，要麽去歌舞廳跳舞，要麽就去公園散步，很快就走在了一起。
可在不久之後，關於周佛海的故事就被《時事新報》給披露了出來：周佛海家中有發妻，又欺騙女學生楊某，行為極其不檢點。
這件事也迅速成為了上海市街頭巷尾議論的內容。
楊家聽聞了周佛海的過往，堅決不再同意這門婚事，甚至將楊淑慧直接關進閨房當中。
可墜入愛河的楊淑慧哪能聽進去勸告，她甚至不顧形象，即使披頭散發也要外出去找周佛海，為了他，楊淑慧竟然還當著父親的麵剪掉了頭發，意思是父女關係“一刀兩斷”。
隨後，兩人就共同奔赴了日本，開始了私奔生活。
1920年10月，楊淑慧為周佛海生下了一個男孩，生產的時候，周佛海連帶妻子去醫院的錢都沒有，還好當地一位接生婆及時趕到，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23年，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變化，戴季陶飛書東京，讓周佛海回去擔任中央宣傳部秘書。
周佛海十分激動，欣然受命，連文憑都沒有拿到手上就趕了回去，每月的薪水是200大洋。
隨著經濟地位逐漸提高，周佛海也丟掉了最初的信仰，一頭栽入了蔣介石的懷抱當中，他憑借著迎合主子的本領，外加上楊淑慧“上下打點”，很快就在蔣介石這裏積累起了名聲。
1939年，周佛海背叛了重慶，公開投日，成為了可恥的漢奸，並成為了汪偽政權的實力派人物之一。
上海有一家名為“真素心”的紅樓，周佛海經常和其他漢奸一起在此處行樂，那些失足婦女們紛紛希望周佛海能夠寫些對聯來提高身價。
在他和戲子糾纏的時候，也擔心軍統暗殺和老婆上門，於是經常將幽會的地點選在法租界當中。
事情還是敗露，楊淑慧甚至當眾罵道：“他周佛海是個什麽東西，我跟他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窮學生，二十幾年嚐遍了酸甜苦辣才有幾天，我要打死奸夫淫婦，和她們同歸於盡。”
在楊淑慧提出離婚的時候，還有人不斷周旋，勸她看在多年感情的份上，就不要鬧出這麽大的動靜了。
就這樣，楊淑慧也實在沒有下去那個狠心，在被周佛海玩弄的同時，還得向著周佛海。
整個抗戰期間，周佛海其實就做了兩件事：一是玩樂，二是叛國。
由於他會說日語，便和日本方麵策劃汪偽政權的要人關係密切，很多談判，都是通過周佛海之手進行的，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重要策劃者，就是周佛海。
不過，他沒有“將雞蛋裝在一個籃子”，在汪偽政權體係中，他也是最會見風使舵的那一個。
國共合作頂住了日軍的進攻，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也在不斷擴大，在那種形勢下，周佛海也敏銳意識到，到後麵日本戰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他還曾在私下對人說過有兩個“沒有預料”，其一是沒料到日本占領武漢後會停下腳步，其二是沒料到日本會向英美開戰。
在周佛海意識到又一個重大選擇擺在麵前時，他決定向重慶方麵靠攏。
他給戴笠偷偷寫了信，表示要“將功贖罪”，為軍統賣命。
緊接著，他還秘密派人來到了重慶去找蔣介石，希望能獲得“自首”的機會，並且表示當初逃離經常會感覺到不安，請蔣介石能夠寬宏大量。
考慮到接受周佛海的“自首”能省去很多麻煩事，蔣介石就接受了，讓他好好表現。
日本投降後，周佛海很快開始負責起國民黨對上海的接收，蔣介石也命令他“維持治安”，阻止新四軍收複失地。
這下，周佛海似乎洗白了，他從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接收大員。
可抗戰結束後，整個國內的主要話題，就是如何去懲治賣國賊，周佛海榜上有名，不能忽略。
蔣介石想要保住他，若那樣就站在了輿論的對立麵，周佛海遲遲沒有被處死，廣大民眾對於蔣介石包庇漢奸的行為表示抗議，呼聲越來越大，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上書蔣介石，要求他盡快處置周佛海。
蔣介石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就幹脆將周佛海關到重慶軟禁起來。
可周佛海不死，聲浪就不會停下，一時間，譴責蔣介石的聲音越來越大。
無奈之下，蔣介石隻好讓軍統將周佛海送到南京高等法院去審理。
結果，這個周佛海壓根不是個省油的燈，他在法庭上拿出了戴笠給他寫的親筆信，表明他自己是在為重慶方麵做事。
蔣介石本身最忌諱的就是有人指責他和漢奸暗中往來，周佛海的所作所為，也讓蔣介石極為憤怒。
結果，周佛海還是被判處了死刑。
那種無助感瞬間包圍了周佛海，他已經無可奈何，若想要活命，隻能等著蔣介石的特赦令。
此時，楊淑慧就著急了，她對周佛海依舊癡迷，想盡辦法想要接近蔣介石。
最終，有一個人幫助她完成了目標，此人正是陳布雷。
陳布雷和周佛海是多年的老友，於是他便給楊淑慧出主意，讓她寫一封信，拿去向蔣介石求情。
很快，信就寫好了，陳布雷利用見蔣介石的工夫，將這一封信拿了出來，交給了蔣介石，兩人又開始密謀，如何才能使得周佛海被特赦出來。
楊淑慧每天都很焦急，見陳布雷沒有結果，於是就又找到了陳布雷，說自己想要去見蔣介石。
陳布雷又跑去報告，蔣介石點頭同意，至此，她終於得到了一次秘密會見蔣介石的機會，這件事是不能伸張的，周佛海是人人都想除掉的大漢奸，若是他妻子和蔣介石見麵了，又要鬧出輿論風波。
楊淑慧剛剛進門，見到蔣介石就直接跪在地上不願起來，也一直在哭泣，什麽話都沒說。
她不需要說話，蔣介石都知道她在想什麽，沉默了良久，他扶起了楊淑慧對她說：“放心吧，他在裏麵休息一兩年，我一定讓他再回來。”
楊淑慧聽到這句話，也算吃了一顆定心丸，淚流滿麵。
1947年2月，蔣介石果然致電司法部特赦了周佛海的死刑，改判無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橋監獄。
結果，蔣介石給了周佛海活命的機會，周佛海卻沒有給自己留下。
由於身體本來就不好，周佛海胃病和心髒病再加上監獄的特殊環境時時刻刻都在折磨著他，他終日痛苦萬分。
1948年，周佛海就連知覺都沒有了，最終於正月初五死在了監獄裏，時年52歲。
當年清明節，周佛海就被埋了，除了幾個親屬和貼身副官外，沒人在旁邊。
孤獨的楊淑慧
基於那麽多年的感情，楊淑慧也始終沒忘記當初的孤注一擲，也踐行了承諾，可周佛海燈紅酒綠，負了楊淑慧，楊淑慧也最終選擇忍氣吞聲，還為他四處奔走。
此後，楊淑慧能擁有的隻有孩子，她的亡夫是大漢奸，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陳毅出任了上海市軍管會主任。
在上海市委討論之後，決定在上海尋找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遺址，來迎接建黨30周年紀念日。
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直接負責相關的工作，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幹部沈之瑜是個老上海，他研究了一大圈，隻知道當時會議是在法租界內召開的，可法租界那麽大，去哪裏尋找成為了一個難題。
姚溱思來想去，想到了周佛海的老婆楊淑慧，因為當年周佛海曾參加了會議，他老婆應該知道，此外，他的兒子周幼海從1946年被釋放後，成為了一名“特別黨員”。
楊淑慧從監獄被放出來後，找到了沈之瑜，並自我介紹說：“我叫楊淑慧，是公安局的揚局長讓我來找您的。”
在她的回憶中，當時《新青年》的編輯部是陳獨秀家，得先找到那個地方，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
環龍路之後就是南昌路，第二天沈之瑜帶著楊淑慧找到了南昌路，而此處因為保持了當年的模樣，楊淑慧很快就找到了漁陽裏二號的具體位置。
很快，他們就順著查到了博文女校的線索。
博文女校舊址
那裏是當時9名外地的“一大”代表在上海住宿的地方，當年，李達把那一項任務安排給了他的新婚妻子王會悟，王會悟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租下了博文女校樓上的三間房。
此後，沈之瑜和楊淑慧在上海黃陂南路上一路尋走，尋找著路邊的每一棟建築物。
在黃陂南路和業興路的交叉口，楊淑慧看到“恒昌福麵坊”大字的招牌，覺得那似乎就是當年李漢俊的家，隻是她那會有點不確定，印象中，李漢俊的房子是青磚中鑲著紅磚，可現在的白粉牆上寫著一個四塊床板大的“醬”字。
楊淑慧經過反複觀察，覺得應該就是這裏。
接下來，沈之瑜就立即進行了調查，他得知1920年夏天一位陳姓的老太太在這裏建造了5所房子，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租下了其中的106和108號，為了方便，他將兩幢房子的隔牆給打通了，親戚在106先開了當鋪，又開了“恒昌福麵坊”。
1951年5月，楊重光帶著這些照片去了北京。
董必武在看到了照片之後也證實：博文女校確實是召開“一大”期間外地代表所住宿的地方，開會的地點在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家裏。
隨後，中央又派出了“一大”的代表李達前往上海進行實地證實。
李達在看到房子後也頻頻點頭，並不停地說：“就是這裏，就是這裏。”
因此，那一排石庫門房子，被確定為“ 一大”會址。
1952年中共一大會址修繕前拍攝的外景
能順利找到“一大”會址，楊淑慧確實有著極大的作用。
這件事，楊淑慧是有功的，不過在這之後，她又受到了些許波折，後來，她也不再是那個看起來性格火爆的“周夫人”了。
出獄後的楊淑慧一直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直到1962年冬季因病逝世。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