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澤東南巡時，與程世清有過談話，是討論比較多的一個話題。《林彪日記》中也有記載。我們來看看《日記》中的文字。
1200頁（70年9月2日）：
毛澤東到達南昌。上午,毛澤東接見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在內40分鐘。程世清向毛澤東談了三點:一、7月間,空軍周宇馳兩次到南昌活動,並運來一桶水陸兩用的汽車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馳把軍用飛機運走了。二、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帶我去見葉群,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談林彪、葉群的一些問題,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來往。毛澤東略有所思,沒有講話。
這一段文字，應該是糅合了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簡記為《張文》）和《汪東興回憶》（簡記為《汪文》）而成。《汪文》中文字如下：
9月2日上午8點鍾，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問我：我們要走了，怎麽辦？
我馬上就通知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來。可是怎麽也不找著（原文如此，應為“找不著”）他們。我想這可糟糕了。找了半個小時，才知道他們打獵去了。我馬上派人把他們喊了回來。
毛主席這一次與他們見麵談話時間不長，比較簡單。
9月2日上午的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的時間在內，40分鍾就結束了。我們和毛主席吃完中飯後，便離開了南昌。
《張文》中文字如下：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負責人談話,這位負責人聽了主席這次的談話,聯係到他知道的一點情況,向毛主席談了三點:一、7月間,空軍周宇乳丙次跑到南昌活魂,井送來一輛水陡丙用的汽牟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馳把汽車用飛機運走了。二、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帶我去見了葉群,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講了林彪、葉群的一些問題,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睞成了一條線,遠跳窗外,沒有講一句話。
這裏的提到的三點，需要討論的是後麵兩點。先說第二點。文字有一個腳注：
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糾正這一說法，這句話不是葉群說的，而是汪東興說的。
那麽我們就來看看吳法憲是怎麽說的。《吳法憲回憶錄》：
八月二十日，我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來的人。程世清是東道主，我管飛機。我和程世清過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說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澤東上廬山，汪東興對他講：“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誌往哪裏擺？”我聽到這句話感到很高興，我想汪東興傳的話，就是主席的意思吧。這一下，我感到心裏更有底了。
這裏我要特別說明一下，過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說，這句話是葉群親自對我講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裏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我要在這裏更正一下。這裏當然我有一定的責任，但曆史就是曆史。當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對我審查時，專案組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證據，千方百計地誘導我，非要我把這句話安到葉群的身上。我開始拒絕了，後來迫於他們施加的種種巨大壓力，就順從他們，說了違心的話。但我在當時寫的材料上，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怕時間一長，自己也忘了。如果現在還能找到我當時寫的材料，就會看到，我當時特地在這句話下麵做了記號。
關於這個問題，我後來看到一篇“程世清訪談錄”，其中寫到，“一九七O年八月十九日，我和吳法憲一起到九江車站，迎接毛主席的專列，送毛主席上廬山，由於當時毛主席已經休息了，我們沒有見到毛主席，我們和汪東興交談了一會，吳法憲有事先走了，汪東興特別對我提到，這次開會，要支持設國家主席，堅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裏擺。汪東興把盡地主之宜的江西省軍區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訴我，二十一日晚上，汪東興給吳法憲打電話說：‘邱、李兩個老總都到了，你要抓緊給他們通氣，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汪東興對當時在場的文道宏說：‘你告訴程世清同誌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明天委員都到齊了，叫他（程）告訴江西的同誌們，在會上要提議設國家主席。主席說不當國家主席，是主席的謙虛嘛，那不是真的。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程世清訪談錄編者注）這裏還要提到的是林彪警衛參謀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證實說，從來沒有聽到葉群說過，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那裏擺這樣的話。（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與我”）這也算是另一個佐證吧。
比較一下《林彪日記》和《吳法憲回憶錄》，就可以看到，這個腳注有點奇怪。因為《林彪日記》中甚至都沒有提到汪東興，《吳法憲回憶錄》說的是：
八月二十日，我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來的人。程世清是東道主，我管飛機。我和程世清過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說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澤東上廬山，汪東興對他講：“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誌往哪裏擺？”
《林彪日記》說的是：
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帶我去見葉群,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
《吳法憲回憶錄》說的是吳法憲和程世清一起下山，程世清轉述汪東興所說，《日記》中說的是吳法憲帶程世清去見葉群，聽葉群所說。而且程世清並沒有聽汪東興說，再加以轉述的意思。倆人所說場景都不同，怎麽叫“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糾正這一說法”？誰的說法？吳法憲的還是程世清的？這裏不是吳法憲的回憶，而是程世清的回憶，卻要吳法憲來更正，有這種道理麽？另一方麵，也可以看到，《林彪日記》相信張耀祠和汪東興甚於吳法憲。所以這裏的注釋根本就是文不對題。
2008年11月的《文史精華》有文章李意根的《程世清沉浮錄》（簡記為《李文》），說得比較詳細：
九一三事件前對毛澤東一語驚天：
“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關係的結束始於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八二八招待所。南昌八二八招待所在向塘機場附近，原是空24師師部，後仿照武漢東湖和杭州劉莊的“行宮”而建，環境和設施很好。9月1日晚餐時，汪東興對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說：這兩天，主席休息得很好，這裏的條件不錯，主席要在這裏多住幾天，你們多弄點野兔和斑鳩。程世清等人聽了很高興，隨即作了相應安排。
毛澤東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澤東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會談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曆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線。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係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係種種情況，反複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麵見了汪東興，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接著便對汪東興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東興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
隨後，程世清即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麽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製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遊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製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隻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麽。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采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麽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麽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
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程世清在回憶錄中（秦城監獄中所寫）記述了他匯報完後的心情：“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
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後，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兒，毛澤東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招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澤東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麽？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9月2日毛澤東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論，茲人茲事，曆史應當書寫一筆，以示公正。
此事還有一些後續情況：
1971年11月，周總理在一次為查清洪都機械廠生產的70多架強五飛機疏散問題，打電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誌（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麽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誌（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匯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的張耀祠在《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匯報一事。
這段文字，寫得比較詳細，但是有兩個疑點。文章提到了《張文》，但是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是內容和《張文》或者說《日記》不同。當然，內容不同，不能說誰對誰錯，需要有更多的資料和分析。
第二是日期不確，按照《毛澤東年譜》和《汪文》，毛澤東是8月31日到南昌的，《李文》中記為“8月30日”，顯然有誤。一般來說，日期記錯一天是經常有的事，但這裏的日期記錯是不應該的，因為這幾天的事件都排滿滿的。一天的日期記錯，所發生的事件就成問題了。
按照《李文》的說法，程世清8月30日和許世友、韓先楚一起與毛澤東在車上談話，8月31日下午與毛澤東談了林彪可能要逃跑（應該是“單獨”的），晚上喝酒，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9月2日毛澤東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離開南昌。從日期上說，可以自圓其說。但是，《程文》前麵說的是31日匯報，後麵說“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匯報”，也有點奇怪，這是用了《張文》所說了。
按照《毛澤東年譜》和《汪文》，毛澤東是8月31日到南昌，“9月1日，毛主席休息。”9月2日離開。筆者相信，日期應該以此為準。
《李文》把毛澤東離開的日期“9月2日”記為“9月3日”，問題還不大。但是把“8月31人”記為“8月30日”，就有問題，程世清所說的事就很難插進去。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雖然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匯報一事。但是，一是內容有差異，一是日期有差異。《張耀祠回憶毛澤東》說的是“9月2日”，《李文》說的是“8月31日”，要差了兩天。
餘樵有一篇文章《汪東興與張耀祠：叫人相信誰》，其中說：
據張耀祠回憶：“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負責人談話，這位負責人聽了主席這次的談話，聯係到他知道的一點情況，向毛主席談了三點……
然而，汪東興的回憶錄中卻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9月2日上午，毛澤東在南昌已打算走了，決定再接見一下已經接見過一次的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負責人），毛澤東與這三人在一起的談話，誰怎麽問，誰怎麽答，汪東興都作了具體記載，然後，汪東興明確寫道：“9月2日上午的這次談話，連寒暄、握手的時間在內，40分鍾就結束了。我們和毛主席吃完中飯後，便離開了南昌。”（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49—150頁）
怎麽回事？張耀祠記敘的那位“江西負責人”的“告密”，在汪東興筆下沒有了。
如果和《李文》比較一下，則《張文》是不確的，雖然《李文》的疑點也很多。
再把汪東興的回憶和程世清的回憶比較一下，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日期說法不一，汪說是31日，程說是30日，相差了一天，但在時間上則說法相同。程說“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汪說：“8月31日晚9點，毛主席抵達了南昌。我們一起到專列停車去接毛主席。”“專列停好後，我們上了車。”
下麵的一段文字在兩篇文章中絲毫不差：
（程說）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係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汪說）毛主席接著又談到廬山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問程世清說：“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係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
估計是同一個來源。《李文》把這段文字作為程世清向毛澤東反映問題的原因，這也是可以的：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係種種情況，反複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
這裏就是日期碰不上。
這裏就要說到《李文》的可靠性。讀者可能會懷疑《李文》的可靠性。餘汝信有文章《這一段曆史的“程世清說”——回應餘樵先生《汪東興與張耀祠：叫人相信誰》一文》（《重審林彪罪案》）（簡記為《餘文》）。其中說：
最近，筆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幸看到了程世清１９８１年３、４月間寫於秦城監獄的回憶錄原稿。關於１９７１年８、９月間與毛澤東的談話過程，程世清事隔十年後如是說：
“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０日上午，汪東興從湖南飛到了南昌。在這之前，韓先楚也接到了主席的指示，要他們到南昌來，他們二人差不多先後到達南昌，住在‘八二八’住宅。〔１〕是日下午，汪東興簡要的傳達了主席在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重要講話，並把他自已簡要的一份記錄稿給我們每人抄了一份。他還傳達了主席要再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首歌的指示。汪還說主席很關心福建和江西的關係問題，要我和韓先楚同誌好好談談。〔２〕當日下午，我同汪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這之後，我向他談了一陣子，他說這些問題，還是由你直接報告主席好，明天再說吧。晚上九時許，毛主席來南昌，主席在車上同我們談了一陣子話，就決定要許世友明天也來南昌”。
程世清在這段文字後注明“（此處接我給主席總理的信全文）”，回憶錄中未見原信。程接著寫道：
“這之後，我單獨兩次向主席報告了我所懷疑及我所知道的一切，並說出了我自已的見解。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１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已應盡的責任。但是，這之後也使我增加了另一份心事。當３０日下午這一天，汪對我和韓在還沒有傳達主席的幾次講話之前，汪當著我兩人的麵說：‘程世清應當當福州大軍區政委’。我一聽他這麽說，心裏覺得怪不好笑，心想，他這樣的人物，怎麽能當著我們的麵說這樣的事情呢？這完全是把程世清當小孩子看……，這恐怕不是無知吧。可能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另有目的。果然不錯，當主席９月２日離開南昌，９月３日文道宏對我說：‘汪東興對他說，〔３〕程世清跟主席講的那些話，講得太多了，亂講，……以後要少講，不要講了’。汪叫文道宏轉告我的那些話，他不講我也自明了。當時我對文的一番好心，沒有回一句話。到了晚上，我對秋萍談到此事，〔４〕這算是我第一次認識了汪東興了。讓你當政委堵死嘴，不要再多嘴，如若死心眼，切莫說後悔。這之後的事態發展，已經給程世清上了死牢簿了。誰敢不佩服這一位迫害專家的手段呢？”
把《李文》和《餘文》對照一下，一是可以看到《程世清回憶錄》確實存在。“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都是從《程世清回憶錄》而來。《餘文》中說“１９７１年８月３０日上午”，也沒有對“一天之謎”提出疑問。當然這裏還有一個上下午的區別。《汪文》說的是31日下午到南昌，不過，上午下午問題不大。
這“一天之謎”究竟是怎麽回事，筆者暫時無法解決。下麵是幾件“九一三”以後後續的事。兩件是在《餘文》中披露的《程世清回憶錄》中文字。
９月１９日晚上１０時許，總理來電話（保密機）通知我說，林彪已叛逃摔死在蒙古。並說，你上次在南昌向主席報告的事，主席曾要你親自報告我，對別人都不能說是嗎？我對總理說，我準備在這個月底到北京單獨向您報告……，總理說：‘事情現在已明了，主席要我打電話感謝你’。聽到總理的電話後，我的心情完全平靜下來，並且感到了一種從未有的高興。
汪又接著說：主席在南昌同你的講話他沒有作筆記，讓我追補回憶，把主席的講話整理出來，交給他。我當時回答，我那時根本就沒有作筆記，現在更無法追憶整理。我堅決拒絕了他的要求。
這裏所說“把主席的講話整理出來”恐怕是“把你對主席的講話整理出來”之誤。“主席曾要你親自報告我，對別人都不能說是嗎？”可以和《李文》中的“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相對應。另外兩件是《李文》中披露的。
1971年11月，周總理在一次為查清洪都機械廠生產的70多架強五飛機疏散問題，打電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誌（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麽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誌（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匯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這裏說的“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匯報”有點奇怪，因為《李文》前麵說的是“8月31日”。後麵一段文字雖然可以解釋為什麽《汪文》不提程世清匯報之事，但奇怪的是，“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他們也不質疑這“一天之謎”麽？
對於筆者來說，我既相信《毛澤東年譜》和《汪文》的日程記載，又相信程世清向毛澤東作過匯報。隻是沒辦法釋這“一天之疑”。2014年《世紀風采》第4期發表了孟昭庚的文章《毛澤東險象環生的1971年南巡路》把這兩者統一了起來。文字如下：
1971年8月31日晚，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江西省會南昌。
毛澤東到達南昌的第二天，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江西省軍區政治委員程世清即主動求見，要求單獨匯報“情況”。程世清對毛澤東說：“在廬山會議上，我犯了錯誤，有些問題沒有向中央講清楚，背了包袱。我曾和愛人商量，要向毛主席講清楚自己的問題。”
原來，8月31日上午，在毛澤東到達南昌之前，陪同毛澤東南巡的有關負責人提前到達南昌，奉毛澤東的指示，向程世清和其他有關領導傳達了毛澤東在武漢、長沙的談話內容。程世清感到林彪在廬山會議的陰謀已被毛澤東識破，林彪這條船隨時有沉沒的危險，所以才要求毛澤東單獨接見他。
9月1日和9月2日，毛澤東單獨召見程世清時，程世清向毛澤東交待了以下情況：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曾打電話要他去匯報華東組的討論情況，並帶他到葉群那裏，葉群和他談了話。他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大將”一定是有什麽把柄被葉群拿住了。
二、林立果兩次派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來南昌活動。最近一次7月6日，周宇馳顯得神秘、鬼祟，把過去江西修理改造的一輛水陸兩用坦克用飛機運走了，他們是不是逃跑？
三、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幾次來江西，有一次曾讓程世清的家屬轉告程世清說：“以後少同我們家來往、密談，搞不好要殺頭的呀！”
四、林彪這麽多年脫離實際，形而上學的東西很多。
很明顯，程世清的交待，是毛澤東在武漢、長沙“敲山震虎”的結果。
程世清所講的情況，雖不是全部，但也足以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了。毛澤東囑咐道：“你談的這些情況很重要，除總理外，誰也不要告訴。”
看起來，程世清是記錯了一天，他向毛澤東匯報以及“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應該是9月1日（是不是因為“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把日期記錯了？），而毛澤東的“身體不好”有可能是假托之詞。當然，“9月1日和9月2日，毛澤東單獨召見程世清”應該是“9月1日，毛澤東兩次單獨召見程世清”更為合理。
孟昭庚的文章發表於2014年。其實，這一說法在2000年出版的趙誌超所著《毛澤東十二次南巡》已經出現。下麵是趙誌超的文字：
從上麵的文字可以看到，程世清說了“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但沒有明確說：“她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裏擺！”那麽，《林彪日記》，或者說，《張文》的這句話來自何處？或許另有來源。
下麵再說說程世清向毛澤東說的第三點。雖然很可能《日記》的文字是由《張文》而來，但是《張文》中有“搞不好要殺頭的”，《日記》把這個拿掉了，不知是什麽原因？這個話在《李文》中也有披露。雖然說舒雲的話一般的不太能相信，但是她是相信程世清說過“搞不好要殺頭的”。在《林豆豆口述》中的《關於三次見程世清的主要情況》的前麵，舒雲如是說：
但是，在整個《關於三次見程世清的主要情況》中找不到“少同林彪一家人來往,搞不好要殺頭的”。舒雲雖然相信有過這句話，但是她有什麽理由把這句話放到“程世清夫人”口中，不清楚。《關於三次見程世清的主要情況》的下麵這段話佐證了程世清曾經向毛澤東匯報過。
1971年10月6日,毛主席關於我的講話中,說了他“一個月前在江西聽說了”。1972年8月26日總理見我和張清林時,汪東興說:“程世清給我說了,是對的,但是現在看來他陷得也很深!”這些都證實程世清是給毛主席說過我對他講的一些情況的。
以上是筆者的管見，求教於方家。。
餘樵在文中說：“嗚呼！麵對曆史見證人的‘真實’回憶，叫人相信誰？”其實，這個感歎其實是多餘。不要說是兩個“曆史見證人”，即使是同一個人，譬如筆者，對於多年前的同一件事，也有可能今天想想是這樣發生，過兩天再想想，卻是那樣發生，或者根本就想不起來是怎樣發生。筆者在50年前曾經看到馬克思所說：“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 奉為終身信條。搞曆史研究，不就是從“矛盾的陳述中”找尋真相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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