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去日本考察美術館，趁便在東京與徐富造先生聚會，他說不巧，高倉在北海道拍戲，這次見不成了。轉眼年底，高倉健走了，我即與富造兄通話。他說其實年初高倉即已住院，老頭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頭，醫生勸阻了，富造遂不忍告訴我。這時他哭起來：“丹青啊，以後我帶你去看他，他在家鄉福岡的一棵大樹下選好了墳墓。”
富造兄是上海老知青，父親僑居東京，“文革”後即辦他過去，教他開餐館。今富造兄位於港區的餐館已是日本皇室成員光顧的名店。他去東京時，《追捕》尚未在大陸公映，他在父親餐館的屏風後，時時窺看這位常來就餐的演員。其時高倉正當盛年，獨身，沒有兒女，以他在日本的大名，出行交友，諸多不便，日後卻和富造成了莫逆之交。在自家樓麵，富造特意騰出第四層權做高倉時來走動的“家”，高倉的六十歲生日，便在那裏度過，富造給我看照片，隻見高倉含笑站著，富造夫婦與三位兒女均擅演奏，各人操一樂器，為他慶生。
張藝謀請高倉出演《千裏走單騎》時，老人年逾七十，出行中國，左右不離富造。2007年，高倉聞知藝謀在弄奧運會開幕式，特意去傳統作坊定製了一對刀劍，裝木盒裏，遠道送來北京給藝謀壯色，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後來這木盒就擱在辦公室，直到開幕式小組散夥——那天我在辦公室正聽藝謀瞎聊，門開了，倆老男人怯生生站那兒，藝謀起身迎過去，同時聽得有人輕聲說：高倉健。
誰曾忽然撞見三十多年前見過的銀幕明星嗎？我完全沒認出，而是，緩緩想起他來。他見老了，濃眉倒掛著，已見灰白，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他倆停留的半小時內，高倉始終害羞而恭謹地站著，因了語言隔閡，沒人與他說話。木盒開啟時，眾人湊過去看，他移步退後，正站我左側，我試以英語問候，他即應答，於是交談片刻。告辭時，大家在走道裏擁著他輪流合影，我就走開，不料高倉忙完，越過人群，輕拉我的手腕，過去合影。
翌日繼續開會。午間，富造兄撥來電話，開腔便是滬語，嘻嘻哈哈。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富造笑說插隊落戶的往事，居然記得我在“文革”美展的畫，又說老頭子昨夜回了賓館感慨道：這樣地來一趟，為什麽隻有那個黑衣人說了那句話？我問哪句，他說是“what a story!”(怎樣的故事啊)。那不過是英語的場麵應酬，聽高倉專程送劍，我便隨口一說，老人當真了。
藝謀會用人，十月，他遞我幾枚高倉的影劇照片，說是老頭兒生日，畫個素描送他吧，他回去後還念叨你。我一愣，也就塗抹了，交給他。不久富造來電話，說是高倉一定要我去東京時再見。也巧，女兒正有翌年去東京謀職的計劃，他即要了孩子的電話。來年女兒落戶東京，旋即告知，老頭子和富造很客氣地招待她：“哎呀，以後再不去了！好正式啊！” 是的，日本式的待人的鄭重，我也害怕。富造卻是開心極了，一疊聲說：“你放心好了，高倉說，以後就做你女兒的保鏢。”我心下叫苦：看來高倉是個孤單的老人。
四月間陪了母親到東京看女兒，便在富造的那個四層與高倉又見麵了。他仍是筆直地站著，候在門後，臉上的意思，真好似等來什麽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麵之交，老頭子何至於這麽高興呢。但我也高興的，不為他是高倉健，而是難得就近觀察一位偉大而垂老的演員。
那個長長的下午，我能記得的片刻是逗他談電影，他說，他鼎鼎佩服的大演員，是美國的羅伯特·德尼羅。我說達斯汀·霍夫曼、艾爾·帕西諾，都厲害呀，老頭子正了臉色，把嗓音弄粗了，連連說：“喔……no one! no one can be like him!”那一瞬，他顯然沒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員，卻忽然像極了他扮演的角色，露出忠誠到發倔的模樣，眉心擰巴起來。我們一部部數落德尼羅的電影，卻沒有貝托魯奇的《1900年》。我說，德尼羅在那部片子裏年輕得一塌糊塗。高倉的眉心又擰巴起來，漸漸對自己生氣的樣子：“耶……？”他拖長聲音說：“我怎麽不知道？”旋即起身給助手電話，自然，換了日語，富造立即解釋：他要手下馬上弄到《1900年》的碟片。事後得知，日本電影商不願進口三小時以上的電影。
傍午，母親倦了，被富造兄引進內室的沙發歇息。當我們張羅靠枕毛毯之際，高倉一直欠身注意著，似乎想來相幫而止於禮。那次女兒籍故不肯來，黃昏我們告辭離去。一家人夜飯後才回賓館，跑堂叫住我，說有人找。誰呢，返身出去，是高倉站在街沿他的車旁：我立即想起他曾順口問我住在哪個賓館，看來早已想好單獨再來。“你的母親，可好？”他變得像在電影裏似的，一臉的情況，仿佛事態很嚴重。我說，很好。這時他做了個難以看清的迅速的動作，從左腕褪下手表，直視我，不說話，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著，幾乎觸到我的手。我很難忘記那一刻：他忽然變得活像北京地麵的家夥，眼神分明是說：“哥們兒，您要是不收……”待我遲疑接過，他周身一鬆，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樣猛一低頭，算是告辭，上車後迅即搖下車窗，射來忠心耿耿的一瞥。
小時候，滬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動輒拿了家裏的好東西送人，換取友誼。高倉的饋贈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時，自知不敬。那年他致送藝謀寶劍，顯然十二分享受襲擊般的饋贈；他又顯然羨慕著我尚能侍奉老母，以致非要摘下錶來才能安頓他的溫柔。看來他在銀幕上無數義氣凜然的片刻，並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長的演藝久已進入他的日常，他要在過於孤獨的晚歲——就像他老是形單影隻的角色那樣——時時找尋自己的俠骨柔腸。
可憐高倉不知道我毫不懂錶，已近四十年沒有戴錶的習慣。我給了父親，父親說那是他私人版的勞力士錶，錶背刻著“高倉健2007”，我竟糊塗到未經查看。此後他年年寄來賀卡，我第一次看見信封上的日本式稱謂：“陳丹青 樣”。寄賀卡倒是在國外的尋常經驗，不至於感動到驚慌，可他居然兩次寄我冬衣：一件灰黑色羽絨衣，一件深棕色皮衣，想必貴極了，那皮摸著有如人的肌膚，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贈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畫的唐代書貼寫生，他特意站畫前拍個照寄我，一臉耿耿，活像將要出征的廉頗。近年每歲入冬，我會抱歉似地穿上那件皮衣——實在暖和而輕便——走入北京的塵埃，心裏想：老頭子哎，可別再寄啦！
此後我沒再見過高倉先生。女兒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鏢，僅在兩位老人的再三堅請下，去過一兩回。這些天據說媒體連番出現紀念高倉健的版麵，可見幾代人記得他，愛敬他。但所有巨星與愛他的人群，總是彼此隔開的。藝謀說，高倉難得露麵，總有他的影迷遠遠鞠躬致敬，並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臨，會自行遠距離為他設崗，雖無必要，而引為樂事。我不知道有哪種人像電影明星那樣，在真身與角色之間，永難得到平實的解讀。倘若高倉老母健在，妻兒環繞，他仍會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況他的晚年，果真孓然一身。
算來我與高倉的麵見，總共不到六七小時。他出演的片子，我隻看過《追捕》與《遠山的呼喚》。那已不是日本電影，而早經織入中國人後“文革”初期的集體記憶。前者播映後，“文革”幾代始得窺見什麽是現代的亞洲，滬上的風衣與大墨鏡，搶購一空；後者真正動人，1990年代末重看，仍是奮然落淚。在這兩部電影中，高倉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漢，沉默的人，中國說法，即“打落牙齒和血吞”：這是最為迷人的銀幕類型，國內的電影，迄今不見獨擅此道的大演員。往後我想看看高倉的其他角色：流氓、黑幫、情種……近日第六頻道最近接連播放了《追捕》與《遠山的呼喚》，兩部電影都見老了。高倉的新作，也是他的絕響，是成於2012年的《致親愛的你》，前些天特意看，平淡質樸，演來不見半點做作，我看著，曆曆如見我所認識的那位高倉。此片攝製的上一年，日本地震，我曾去電話問安，老人語音蒼蒼：我好的，我好的，你呢？
現在高倉死了，我才想到去了解他，也由此而念及電影與民族的關係。歐美電影不論，中國人對蘇聯和印度的電影與明星，固有所歡，但日本的故事、日本的容顏，有那麽一種滋味，似乎在電影裏更得中國的人心。什麽緣故呢，我說不圓，所謂同文同種，並非恰切的說法，我們迄今難以擺脫的怨仇，總歸來自日本，或許，惟其如此，在曆史的陰影中，中日相好的一麵，如幽微的光亮，明滅其間。多少民國的大人物有著一位日本妻子，或是情人，又多少日本的女子嫁與中國人，從一而終，但我們很少會去想想這些故事的深處。開放後的中國青年，如今漸漸凝固了單麵的日本印象：要麽追慕那裏的時尚，要麽便是仇視。我記得1960年代周恩來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聯歡節，是戰後頭一次日本民間派小朋友來訪中國，紀錄片拍下了這樣的場麵：兩國孩子在火車站分別時，抱成一團，哇哇大哭，拉扯著，不肯分開。在日後的影視作品中，中日觀眾有著更為廣泛而彼此無需避諱的心理緣分，近年韓國影視起來後，日本電影的魅力漸次褪色了，然而仍有無意彰顯的人群，沉迷日劇，什麽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兩位日本的絕代佳人而為中國百姓所牽念者，一遠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後辭世的李香蘭與高倉健。
高倉生涯的最後一位膩友，也是中國人，高倉暮年的故事，在富造先生那裏。那天通話，六十三歲的富造哭泣始終。我真有點不願相信臨終的高倉仍然記得我，如我一直願意相信高倉對這兩麵之交的家夥出以真心，隻因寂寞——富造兄哽咽著說，末一次見高倉，老頭子說：轉告丹青，他是個畫家，還是盡量不要談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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