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年年底，轟轟烈烈的文革大串聯已經近了尾聲，我們小學生也陸續停了課。沒完沒了的批鬥會加上歇斯底裏的喊口號實在讓人疲憊厭倦，小城的日子變得無味難熬。等過了農忙季節，有四個玩得好的閨蜜們不甘心蹲在家裏看著中學生們在全中國到處跑，開始密謀步行外出串聯，想要看看遠方的世界。她們一起來動員我，因為隻有我一個人跟著爸爸去過別的縣，算是出過遠門，而且會看地圖、會用油印機，有一個朋友字寫得好，知道怎麽刻蠟紙。（當時鬧革命這是必備技能。）幾個女孩子最大的不滿十三歲，最小的是我，將滿十一歲，居然雄心勃勃，要步行串聯去北京，而且不打算邀請男生同行。那時候，男生和女生同桌都要劃“三八線”的，如果一起出行，在小鎮子上絕對駭人聽聞。我們想給自己的隊伍起名“半邊天”紅衛兵小隊，後來因為資金問題，沒有做成旗子把隊名寫上去。我不知道她們幾個是怎麽說服的家裏人，我自己出門卻很容易，因為我的父母被各自的學校困在單位裏挨鬥或者批鬥別人，對我的教育和日常生活鞭長莫及。我隻要跟外婆講學校組織外出就可以交待了。
我從小乖巧，外婆很信任我，幾乎稱得上是有求必應。她給我一塊錢做零花，還有兩斤糧票，用白毛巾裹了三個饅頭，把舅舅下地帶的水壺也裝上了。我穿著表姐做的布鞋，家染的草綠棉布罩衣，書包裏帶了小紅書和地圖，一大早就興頭頭衝到縣城北關外的公路口與小姐妹們會合。萍萍的哥哥讚助了幾個“井岡山” 紅袖套，我們戴上之後互相看看都很滿意，自覺很神氣地踏上了北上的鄉村公路。田野裏的莊稼都收完了，路邊的白楊樹落光了葉子，空曠的土地和遠處禿禿的喬山實在算不得美景，但是空氣中的“自由“ 感覺卻讓我們愉悅無比。正是“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年代，附近村莊的土牆都刷上了各色宣傳口號，牛欄豬圈甚至茅廁的外麵也都畫了紅太陽，貼上大標語。遠遠望去，還是花花綠綠地有些意思。路上不時有人騎自行車載著糧食口袋或是自家小孩子悠然擦過身旁，我們挺起胸脯，唱著歌向路人秀著心底的自豪；盡管旁邊拉車的牛隨意撇下幾堆糞便，順風刮過來一陣不好形容的氣味，平時愛幹淨的女孩子們也沒有在意，還朝著趕車的大爺揮了揮手……
第一站，我們打算趕到本縣最北麵的楊談村，因為65年我父親帶臨汾地區教幹校學生在那裏接受半年“又紅又專”再教育時，我也跟去住過一個多星期。當時住的是老鄉家裏的土炕。楊談村沒有大寨那麽受全國追捧，書記王德合卻也是遠近聞名的國家級勞動模範，村子並不閉塞，常有下放幹部、插隊學生、參觀學習代表什麽的來來往往，所以我敢帶大家去那裏，起碼有接待處可以容身。
(六五年與父親在楊談大隊部合影，我剛從山坡上溜下來，褲子上的泥土還在）
我們風塵仆仆走了一天，路上啃完了自帶的幹糧，黃昏的時候終於進了村。在大隊部憑著幾個紅袖章住上了一間招待所，晚飯還吃了免費的饅頭小米粥。原來紅衛兵出來串聯可以隨便吃住是真的！我們受到極大的鼓舞，吃過飯後很想出去轉一轉，參加村裏的“革命活動”。半山腰的山村，天黑得早，舍得開電燈的人家不多，在門口張望一下，隻覺得處處暗影憧憧，夜色深不可測，偶爾傳出幾聲狗吠也隱隱約約聽不清楚。我們有些膽怯，借口疲勞擠在炕上說話，小聲唱個“抬頭望見北鬥星” 給自己壯膽，這時候才知道，其實我們真沒有自己事先以為的那麽勇敢無畏，心裏隱隱有些後悔，可是又沒人肯說出口。
黃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水是緊缺物品。我頭年去的時候，知道村子裏的井很深，搖水的轆轤要被繩子纏滿好幾層才能絞起一桶水，沒有力氣的婦孺必須得兩個人互相配合，才不至於中途失手。洗洗刷刷在這裏，絕不是一件小事，我們走了一天路，黃土滿麵，隻有炕頭兩個熱水瓶裏的一點水，還要顧著喝，隻好用半杯水打濕毛巾，湊合擦了一把。至於衣服上的土，屋裏有布條紮的“甩子“ (拂塵)，用它在院子裏抽打幾下就算清理過啦。
緊緊關上房門，一夜無話。等早上睜開眼睛，陽光已經照透了窗紙，趕走了黑暗和恐懼。我們收拾一番，又成了神氣的“紅小將“。喝過當早飯的棒子麵糊糊，我帶著大家去參觀村裏的集體養豬場，又看了山坡上的花椒樹和梯田，都是頭年房東小姐姐領我去過的地方。到了下午，我已經想不出節目了，幾個人枯坐台階上發了幾分鍾呆，卻看見一隊七、八個大學生舉著旗子，背著背包，戴著綠軍帽，搖搖擺擺走進了大隊部。我們眼睛一亮，立刻跟著進去攀談一番。大學生們很友善，知道我們小學還沒有畢業，判定我們是從家裏“私逃” 出來見世麵的，卻沒有戳破我們。下午一起去聽辯論會，串聯的大學生們在圍攏的社員麵前，大談黑格爾的辯證法和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我們有聽沒有懂，隻能作崇拜狀地望著他們熬時間。那效果就像是十多年後我在複旦校園見識過的低年級女生聽高年級文科男生侃尼采和薩特的情景（一笑）。大學生紅衛兵還給我們分派了任務：刻印傳單。大隊部有蠟紙、鋼板和筆，內容就是文革十六條和偉人語錄。我們有了用武之地，不再急著離開村子北上。第二天推了一上午的油墨滾子，五顏六色的傳單堆滿了一桌。午飯時我們正在討論接下來怎樣到襄汾去搭乘火車前往太原，有兩個戴帽徽和紅領章的軍人走過來，問我們是不是想去北京串聯的紅小將？ 夥伴答曰“是”，而我差點脫口說 “解放軍叔叔好！”緊急刹車堵住嘴巴，憋得臉都紅了。軍人說他們有任務開吉普車到臨汾，願意捎小將們一程。同桌吃飯的大學生立刻攛掇我們答應。這樣的好機會當然不能放棄呀！車馬上就要出發，我們隻來得及衝到房間裏抓起一摞印好的傳單和自己的背包，跟微笑著的大學生們擺手高別後，急急忙忙爬進了軍用吉普，四個人擠坐在後排，當然不會有安全帶。我們幾個平時連公共汽車都極少坐，都是生平第一次坐“小車”，興奮到腦袋發暈，恨不得放聲高歌宣泄激動的心情，根本就沒有留意到一絲蹊蹺。
出了楊談村，一路下坡，車走得很快。每經過一個村子，我們就把車窗搖開一條縫，把花花綠綠的傳單塞出去，引得一群穿開襠褲的孩子們追著吉普車奔跑跳躍，搶著去檢飛舞的傳單。我們雖然知道這些孩子未見得會去閱讀傳單上的文字，也許最終隻是拿去做了引火的紙媒甚至廁所用紙，心裏還是充滿成就感。“撒傳單“ 的活動本身早就成為一種”革命“ 的儀式，被各種文學作品、電影戲劇之類存入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無意識裏，不會有人質疑這樣做的意義何在。
快樂的時間總是飛速消失。車子經過兩個村莊之後，我覺得窗外的景色越來越麵熟，不由心下狐疑，這是去哪兒啊？然而，軍事任務似乎不能容人打聽，隻好沉默等待，連撒傳單的心勁兒也沒有了。半個小時後，真的看見了縣城北關的路口，車停下來，兩位軍人客氣地請我們下車回家，說是任務有變，今天不走了！！！我能看出他們嘴角難掩的笑意，終於徹底明白：我們被哄騙著送回家了！解放軍也不能信任了嗎？讓這件事驚呆的幾個小姑娘，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得謝過解放軍，泱泱地各自回家。
我見到外婆，從兜裏掏出皺巴巴的一塊錢和二斤糧票，原封沒動地交還給了她。外婆嚇了一跳，以為我三天隻啃了三個饃饃 ，不舍得花錢買飯吃呢，心疼了我半天。我心頭慚愧，好幾年都沒有跟家裏人提起這次虎頭蛇尾的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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