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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我本來就不漂亮 我在讀戲曲文學係的第一年，忽然來了一個插班生，叫梁清濂，女性，歲數不小了，不像學生，像個幹部。一打聽，還真是個幹部，來自北京京劇團（後改稱北京京劇院）。我和幾個同學揣測：此人應該是個編劇吧，組織上派她學習，多半是為了提高專業寫作水平，好給劇團創作出可供演出劇本。再打聽，人家不是編劇，是政工幹部——劇院共青團支部書記。看來此人不簡單呀，一個搞政工的，能脫產三年學文化。 班長把她的書桌擺放在我的旁邊，我暗自叫苦，心想：這下可好，天天有人給我上政治課啦。書桌並排而放，於是就有機會仔細打量。她長得一般：皮膚粗糙，臉色發暗，下巴略微突出，眼睛卻是極有神，又黑又亮。她穿著講究，永遠的西裝女褲，西式外套，尖領襯衫，半高跟皮鞋。我想跟她說：應該穿圓領襯衫，好讓線條柔和一些。但始終沒好意思說出口。她是全班唯一燙發的女性，蓬蓬鬆鬆，還經常抹頭油，如有陽光穿過玻璃窗，她的卷發就會閃著光。總之，梁清濂的打扮很有點“資產階級情調”，但沒人敢講。因為人家既是中共黨員，還是在職共青團骨幹。 那時，北京京劇院的演員陣容空前強大，有五大頭牌，分別是譚富英、馬連良、裘盛戎、張君秋、趙燕俠。而且這個排位順序是固定了的。他們輪番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戲，劇院給這些“大角兒”規定了演出場次，如馬連良每月演出十七場，裘盛戎每月二十場上下……要知道，一個藝人能登台演戲既是他們的追求，也是養家糊口的飯碗。梅蘭芳從1949——1959的十年間，大概隻演了一出新戲《穆桂英掛帥》，也就是說，空耗了十年光陰，比八年抗戰蓄須明誌還長。應該說，在彭真掌管下的北京京劇院當演員，算是一種幸運。 我曾問梁清濂：“五大頭牌裏，誰的上座率好？” “五個都好，海報一貼，立馬全滿。” “那他們當中，誰又最好呢？” “票賣得最快的是趙燕俠。” “她？” “當然啦！男人喜歡他，當兵的喜歡她，不懂戲的也喜歡她。” “為什麽不懂戲的人喜歡趙燕俠？” 我有點不解。 梁請濂說：“趙燕俠長得漂亮，身段好，會做戲，更重要的一點是她吐字清晰，有些字還特別吸收了普通話的發音。那些聽不大懂戲詞的人，能聽得懂她的唱。” “哦！”我後來仔細聽趙燕俠，果真如此。 出於好奇，我還問到這些名角的工資收入。她告訴我：1949年後，除了梅（蘭芳）、程（硯秋），在戲曲演員裏張、馬、裘、譚、趙的工資是最高的。馬連良月薪一千七，趙燕俠月薪也是小一千。這在普遍工資（月薪）僅為三、四十元的那個年月，顯得不可思議。 我問：“為什麽給他們那麽高的工資？我父親當部長，每月三百五，挺高的。但跟他們比，就差遠了。” 她撇了我一眼，說：“人家解放前掙的是什麽？你爸夜夜掙大洋嗎？你不懂，人家彭真懂。” 1959年，北京京劇院演出《趙氏孤兒》，五大頭牌聯袂演出，轟動京城！馬連良扮演的程嬰最為成功，十四場戲，程嬰占了八場，每一場裏的馬連良都是引人入勝，特別是“繪圖說破”一場，唱、念、做、表，都是超水平發揮。還有裘盛戎扮演的魏絳，張君秋扮演的莊姬公主，馬富祿扮演的晉靈公，譚元壽扮演的趙武，也是個個耀眼。首演那天，我們全家都去了！父親特別激動，反右運動中因與馬連良私人交往頻繁，1956年又拉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這給馬連良帶來麻煩，幾乎成為右派。父親一直心懷愧疚。後來，梁清濂告訴我，多虧彭真高抬貴手且敢作敢當，讓馬連良過了關。看來，毛澤東在“文革”前夕指責彭真在北京市搞“獨立王國”，還真不是捕風捉影。 |
譚富英、張君秋、馬連良、王延嶺《趙氏孤兒》劇照，1960年
自打和梁清濂接觸，我知道了有關名藝人的個人生活情況，尤其對某些不能公開的事兒，我最愛聽。其中極具吸引力的，就是關於吸毒。
梁清濂告訴我：“藝人都抽！”聽了，心裏一“哆嗦”。
接著，又補充道：“旦角兒一般不抽，因為沾上這一口兒，色相就沒了。色相一沒，那就沒飯了。”
我說：“吸毒不是犯法嗎？”
她笑了，說：“當初他們都經過強製戒毒。比如裘盛戎，毒癮大了，是從娘胎裏帶來的？”
“什麽叫從娘胎裏帶來？”
“就是父母抽，全家抽。”
“哦。”我說：“咱政府不是成立了戒毒所嗎？”
梁清濂說：“戒毒？對有人管用，對有人不管用。”
“有誰不管用？”
“對裘盛戎就不管用。當初劇團領導是把裘老板送到公安醫院，還派了幾個人在醫院輪流看守。誰想到，他第二天就大鬧病房，還天天鬧。這樣下去，人就跨了，今後還怎麽唱戲？”
“後來呢？”我大感興趣地追問。
“劇團領導擔不起這個後果，向文化局匯報。文化局也擔不起，匯報到彭真那裏。彭真既是北京市委書記，又是中央政法書記。他說：‘他戒毒？他還戒什麽毒！’就這麽一句話，讓他出院回家。”
我又問：“再後來呢？”。
“再後來，由彭真特批，每天定時定量供應。”
雲南京劇院的名演員關鷫鸘也抽。到北京開全國人大會議，也是由彭真特批，每天打海洛因。
據我所知；這種“特批”維持到“文革”爆發，彭真倒台。
1963年，北京京劇院赴香港演出，上頭對這次赴港極為重視。演出大獲成功，許多台灣人都漂洋過海到香港看演出。劇團歸來，我特地去聽領隊、團長和名演員的匯報座談會。梁清濂知道後大笑，說我熱情過度。隨後，她問：“他們匯報的時候，說過自己帶回多少行李嗎？”
“沒說。”
裘盛戎在《趙氏孤兒》中飾魏峰，
1960年
梁清濂說：“他們當然不敢說，也不好意思地說。這幾大頭牌的行李都用卡車拉回家。裘盛戎回到家裏，當著一家老小打開箱子——天哪！美國奶粉，的確涼襯衫，塑料杯，塑料花，一摞一摞的童裝，還有成箱的三五牌香港……裘盛戎的六個閨女三個小子，高興得又跳又叫。裘盛戎手腕上戴著二十一鑽、雙日曆新表。把洋貨收拾停當，他打開一盒三五煙，點著後深吸一口，說——一晃十幾年沒見啦！“
我愣住了。
“章詒和，這情況他們在會上沒說吧？”
回家講給父親聽，父親大笑，說：“還是資本主義好吧？”
漸漸地，我和她的接觸更加頻繁。我們同住一個寢室，還是上下床，我住上鋪，她睡
下鋪。後來，我發現梁清濂經常不在寢室過夜。
一天， 身著全新淺灰色西服的她，在我耳邊低語：“我結婚了。”
“啊？！”
我又愣住了：“真的？”
“真的。”說這話時，她的臉上綻放著笑容。
“那男人是誰？”
“叫馮夏雄。”
“沒聽說過。”
“他的爸爸，你一定知道。”
“誰？”
“馮雪峰，也是個大右派。”
婚後的梁清濂幹脆就不住集體宿舍了。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書。突然有人站在院
子裏叫：“章詒和。”
抬頭一看，是她！黑色開司米毛衣，白襯衫，西服褲子，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好一個新婚後的幸福女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邊的男人：身材中等，胖瘦適度，五官也端正。梁清濂指了指我，對他說：“這就是我說過的章伯鈞女兒。”我想，這個男人想必是馮夏熊了。我翻身下床，走到院子裏和他握手，就算相互認識了。
梁清濂可收拾的東西極為簡單，也就是被褥、枕頭、毛巾、臉盆、茶缸以及幾件換洗衣服。馮夏熊麻利地把她的床上用品和衣服打成一個鋪蓋卷，把搪瓷盆和鏡子等物裝進隨身帶來的網兜，就算完事。兩人朝“章伯鈞女兒”擺擺手，揚長而去。
在課程裏有一個“寫作教程”，分量很重。內容就是讓我們學著寫戲，從寫故事，寫唱詞，寫片斷，到寫一折戲。有一次是老師讓大家寫一個故事。布置下來以後，我半晌下不了筆，不知該寫什麽？身邊的事沒什麽可寫的，忽然想起前不久安徽桐城老家的遠房叔叔，偷偷跑到北京向父親求救，說村裏人都快餓死了，父親留他在家住上幾日。每次吃飯，叔叔端著白生生的大米飯就發愣。他返鄉的那天，父親送給他一些錢和糧票。他手握糧票，老淚縱橫，父親的眼圈也是紅紅的。這件事，隻要把原原本本寫下來，就是一個故事。我走進書房跟父親“請示”，父親聽了，正色道：“這事，你不能寫。”
那我寫啥？想來想去，就瞎編一個吧！瞎編什麽呢？從前不是在香港住過嗎？就寫一個香港純情女子因婚姻不幸而自盡的故事吧！為了顯得真實可信，我把那香港女子說成是自己的表姐。表姐的戀愛經過許多的曲折，由於長輩的刁難，加之男友的軟弱，在一個深夜，她懸梁自盡了。我給自己瞎編的故事取名為“不夜城之夜”。一周後，我的這篇作品用圖釘牢牢地釘在黑板上。授課老師發話了：“每個同學都要看！看看是好是壞？看看有什麽問題？”一聽，就知道自己要倒黴。
心裏發慌的我跑回家跟父親說了。父親笑道：“誰讓你是我的女兒呢？他們批判你，你聽著就是，千萬不要申辯和反駁。”
同學發言踴躍，一個接一個，我覺得自己不是大學生，是個小右派。班長的發言，讓我記了一輩子。他說：“我來自東北農村，從來沒見過資產階級小姐。頂多在周而複的《上海的早晨》裏見過文字描述，現在我見到了。一個資產階級小姐就站在我的麵前。”我很想走過去給他一耳光，想到父親的叮囑，忍住了。整個下午都在批判我。唯一沒有發言的人是梁清濂，而她是中共黨員。
一直到畢業，我的每一天都有種明明自己沒做錯什麽也在挨訓的感覺。
後來，梁清濂生了個小孩；再後來，她離婚了；有關她的消息，總讓你感到意外。
有一天，她突然問我：“你知道汪曾祺嗎？”
“當然知道呀，西南聯大的，沈從文的學生。”
於是，汪曾祺成為我倆的話題，經常是她說，我聽。從她那裏我得知汪曾祺“劃右”以後弄到張家口改造，落腳在一個農業研究所。離京城不遠，比發配到的北大荒的聶紺弩算幸運多了。頭兩年參加勞動，主要在果園。後來就是畫畫，在三合板上用水粉畫白菜、大蔥。農科所要出版一套馬鈴薯圖譜，任務交給汪曾祺。於是乎他每天到地裏掐一把葉子和花，插在玻璃杯裏照著畫。畫多少算多少，毫不費事，難怪他自己說：“我的工作實在實在是舒服透頂。”
1961年，汪曾祺回到北京，摘了右派帽子。當時北京市人事局局長是個戲迷，經過他的批準，把他安插在北京京劇院，任專職編劇，和梁清濂在一個辦公室。他積極寫劇本，也寫了不少。
我問梁清濂說：“汪曾祺的劇本寫得怎麽樣？
“有才，懂戲，就是不大會寫戲。”
“什麽叫不大會寫戲？”我問。
她白了我一眼，說：“就是寫出來的戲，沒戲。”
“什麽叫沒戲？”
不知為什麽，她氣呼呼地說：“你連‘沒戲’都不懂，還學寫戲！”轉身走了。
汪曾祺最成功的劇本要算接受上級指派，幾個人共同改編的《蘆蕩火種》，他排位第一，出力最大。梁清濂告訴我：“雖然屬於改編，汪曾祺是卯足了勁在做。那段唱詞——‘壘砌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章詒和，我問你；除了他，還有誰能寫出這樣淺俗又詩意的唱詞來？”顯然，梁清濂對他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趙燕俠在《蘆蕩火種》中飾阿慶嫂，1964年
汪曾祺對戲班也很有感情，喜歡它的散淡與自在。這種舊情調也許隻有北京京劇院才有，因為是由五大頭牌製造出來的，且滲透到日常。我曾在四川省川劇團工作，那是一個由曆屆川劇學校優秀的畢業生組成，每天早上要開全團大會。不是批評這個，就是數落那個，搞得緊繃繃的。幾個老藝人因為曆史問題或同性戀問題，而備受折磨。這就與北京京劇院完全不同了。
有一天，梁清濂滿懷激情地告訴我，自己寫了一個劇本，叫《驛亭謠》，還說劇院正在排練，不久會公演。《驛亭謠》講述的是一個古代故事：西漢武帝年間，河南大旱，萬人絕糧。正在這時，富家子弟向驛丞的女兒賈天香求婚。天香為擺脫糾纏，提出誰能拯救饑民，就與誰成婚。天使官汲黯在天香的嬉笑怒罵下矯詔開倉，放糧救民，這樣也就成就了汲黯與天香的姻緣。劇本編排有機趣，文字圓潤且蘊涵詩意。當我讀到唱詞中的“枯木幾抹照殘陽，赤地千裏對碧霄……”等句不知怎地聯想到汪曾祺。
這個戲的首演在吉祥戲院，它坐落在王府井，是上座率最好的劇場。顯然，北京京劇院是把《驛亭謠》作為重點劇目推出。首演那天，梁清濂給我打來的話，說：“你的戲票，我來不及寄了，咱們劇場門口見！找我或找汪曾琪都可以。”
一聽這話，我更明白了：這個戲汪曾祺是幫了忙，他連戲票的事兒都管。我提前半個小時到達。沒有看到梁清濂，隻見汪曾琪站在劇場門口，手裏捏著一些戲票。我趕忙湊到他跟前，自報家門。
他說：“我早就知道你。”說罷，把手裏的幾張票翻過來看，他遞給我那張戲票背後有我的姓名。
進了劇場，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前排，靠邊，還算不錯。觀劇過程中，我沒看見梁清濂。汪曾祺坐在很靠後的位置，一副悠閑的樣子。《驛亭謠》演出效果很好，後來成為北京京劇院的保留劇目。
幾年後，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再後來，因為惡毒攻擊江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接著，又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也就是說，人家都活在人間，唯獨我下了地獄。
“四人幫”倒台，社會形勢大變，坐了十年大牢的我獲得平反釋放。1979年回到北京，全靠父親的老友、也是老鄉的黃鎮（時任中央文化部部長）的幫助，進入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重新回到自己的專業。業務荒疏了十餘載，我一方麵旁聽研究生課程，一方麵多看戲，尤其是看老戲。
一天，記得是看張君秋的《狀元媒》，我在劇場門口見到梁清濂。兩人大喊大叫，緊緊抱在一起。沒說上幾句話，開戲的鈴聲響了。
梁清濂拍著我的肩膀，說：“請你到我家，咱們要好好聊聊！”
“好！”
雖然同在一座城市居住和工作，幾個同學若要見個麵也是不易，一約再約，一拖再拖，總算把時間定了下來，地點就在梁清濂的家。約定上午碰頭，中午在她家吃一頓，每人帶個菜就算“齊活”了，飯後各自散去。
我在電話裏告訴梁清濂：“我要做兩個菜，一個清蒸鱸魚，一個香菇油菜。”
她說：“要我給你準備點什麽嗎？”
我說：“你什麽都不用準備。”
我按地址找到她的居所，敲開家門，嚇一跳，隻見滿眼皆白：四麵白牆，白色窗簾，桌子鋪著白桌布，單人床覆蓋著白床罩，一個白色冰箱。如果說這個家還有其他顏色的話，那就是牆上掛著的一幅字和一幅畫了。走近一看，字是汪曾祺寫的，畫是汪曾祺畫的。字的流暢，畫的隨意，讓我覺得凡是與藝術沾邊的，他都是手到擒來。
時間已近中午，我開始忙著燒菜。蒸魚需要薑和蔥，廚房裏沒有，我打開冰箱去找。把冰箱門打開，發現裏麵沒有任何食品或食材，隻有十幾個長方形物件，每個都用報紙緊緊包裹，整齊地“碼”在一起，占據著冰箱裏小半個空間。我辨別不出這些“條狀物”為何物，便問：“清濂，你在冰箱放的什麽玩意兒呀？一條一條的，還都塞滿了。”說罷，我伸手拉出一條，要撕開看個究竟。
“別動！那是曾祺抽的煙。”
淡淡一句，有如驚雷。所有人都傻了。
我靠到窗前，望著車輛熙來攘往，有微風吹來，輕撫麵龐。我很有些激動，隻為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真的有著超乎常人的契合點，即使難獲其身影，但永遠都有他的存在。
吃過午飯，一個個酒足飯飽，懶洋洋地靠在沙發或椅子上，有的喝茶，有的抽煙。我發現女主人不在屋子裏，便走到廚房去找。果然她在那裏——沒有洗碗，也沒有燒水，而是蹲在簸箕跟前，撿拾我丟棄的油菜葉。天！做耗油二菇，需用汆熟的油菜鋪底。因為隻用菜心，所以摘得比較狠，大部分葉片都丟進了簸箕。梁清濂看在眼裏，一句話不講，也不批評我浪費，而是在飯後，一片一片地撿起來：是不是今晚她用來做“泡飯”？是不是明天用它炒出一盤“老油菜”？我轉身離開，當重新回到朋友當中，所有的興致消失殆盡。記憶於我，乃是奇怪之物。經過漫漫歲月篩選下來的，多是些雞毛蒜皮。比如，在梁清濂家中的這頓飯，我怎麽也忘不了。
1980年，汪曾祺寫了《受戒》。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小和尚明海與農家女小英子之間的愛意，朦朧又甜蜜，顯示出一種生命的本色。寫完後，竟找不到地方發表。汪曾祺在劇團也隻給少數人看了，梁清濂是一個。她看後異常激動——這個讀《保爾.柯察金》的人，通過《受戒》才懂得什麽是小說。那時寫小說的作家不少，有些作品梁清濂看後拿給汪曾祺看。他看後表情淡漠，反問梁清濂：“你覺得很好？”梁清濂立刻感到自己的審美判斷力，實在是有問題。
1997年5月16汪曾祺去世。死前想喝口茶，結果一杯龍井沒等端到跟前，就走了。他所在的北京京劇院沒幾個人去八寶山“送行”，梁清濂是少數幾個人當中的一個。事後，她痛心地說：“當時感覺真不是滋味，劇團來的人這麽少。單位的年輕人不認識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員一個都沒來。戲曲界功利主義，你一輩子都弄不懂。”我想，豈止梨園行功利？也許梨園行還算好的。
此後，我倆在首都劇場看北京人藝的話劇演出時，匆匆見過幾次，每次也是說上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分手後，也不怎麽惦記對方，我們從年輕通往年老，從活潑通往寂寞，仿佛相處了千年，總覺得日子還長。
也不知過了多久，梁清濂給我打來電話，閑聊幾句以後，她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麽事？你又寫新戲啦！”
她停頓了一下，這個停頓讓我不安。
“不！我得了癌症，還是晚期。”
我大喊：“清濂，你住哪個醫院？我要來看看你！”
她說：“你別來！我本來就不漂亮，現在更醜。”說罷，電話掛斷。
我知道，在絕症的陰影下，所有的安慰都失去作用。再接到梁清濂的電話，是女兒打來，說：“我媽媽走了。”
她先期抵達終點，在那裏等候著我。得知噩耗連續幾天，我都無法入睡。進入中年以後，每天都見證著生的欣喜和逝的悲痛，而悲痛越來越多，讓人高興的事越發地少。錯誤地以為日子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大家可以隨時見麵和聚會，錯了！在離多聚少的日子裏，我們向童年告別，向中年告別，向老年告別。
一切似乎都自然而平靜，細想起來卻是心驚肉跳，因為每分每秒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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