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我的錯 （三）

（三）

就那樣真切地看到他的恐懼。初秋，他坐在病床上，蓋著棉被，渾身止不住地顫抖。

我低低地衝他喊，你堅持住啊，你! 說完自己都感到了這些話的蒼白無力。他疲憊地抬起眼，看著我說，我控製不了，鄧，我知道我不行了。

我淚流滿麵，那一刻，仿佛有什麽東西就那樣隨著他的話倏地一下從我身體裏飛走了。後來我明白了，那是希望。

參加完他的葬禮，主任把我拉到一旁，說，鄧，記得那次聚會吧，我他媽就說邪門了吧。

那次聚會是在一個同事的家裏，她榮升科裏的團支部書記，請客。

醫院裏很有意思，可能是因為人員相對固定，每年進來的畢業生就那麽幾個，每個科室的年輕人不多，所以我們這些大齡青年，哪怕三十好幾了，也一直在團組織裏呆著。

有個同事不知道有什麽不滿，喝到後來，借著酒勁，突然抓起桌上的兩隻碗，啪地摔在地板
上。摔得我心驚肉跳。一隻粉碎，一隻摔成兩半。

當時主任就說，凶兆啊，凶兆。隻怕是會牽連到主人家（主任說風俗裏隻有喪事時才摔碗的，平日裏不小心打破碗是另一回事，老人們會趕緊圓回來，說是歲歲平安)。

那隻被摔得粉碎的碗在他身後，摔成兩半的碗在我旁邊。不知是巧合還是真的是預兆，後來他掛了，我病得半死僥幸活了下來。

他是兩年多前確診的白血病，在協和住了一段時間的院，聽說他父母拒絕讓他弟給他捐骨髓所以沒做骨髓移植，病情穩定了些就出院回來上班了。

聚會的那天下午，他來得比較晚，大家都在猜他會不會來，我正好坐在窗邊，就探頭出去看了一下。看見他正好騎著自行車從樓下經過。

從八樓的窗口望下去，他整個人像個蝦球伏在自行車上，穿的是件深藍色的外套，在十月份午後的陽光下，像個老頭。

我是第二年的春天住的院，剛開始以為是支氣管炎，後來出現了黃疸，白細胞計數接近白血病診斷標準的下限，心髒也出現了病理性雜音，在他們找到確切的原因之前，我放棄了診治，出院回家，隻是想最後的日子裏能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不想消耗在醫院的病床上。

在家呆得也很無聊，剛開始走路腳下是虛的，氣喘籲籲，父親晚飯後就帶著我出去散步，我摟著他的胳膊，一點點走，慢慢地緩過來，越走越長。後來能正常走動後我就回去上班了。

他是科門診部裏唯一到我辦公室裏來問我好的人。也許是因為同病相憐，也許是因為我們是家門，他給了我他自己一直在堅持服用的草藥方子，還有各種注意事項，那時他的白血病已經控製得很好了，各項檢查基本上正常了。

在此之前，我們並不太熟絡。他比我還小一歲，結婚早，忙著他的老婆孩子，我忙著我的出國考試。見了麵笑一笑，問聲好而已。

他給我的方子我一直夾在日記本裏，沒有試過。我當時拒絕了所有的藥物治療。剛開始還每個月找個熟人去複查一下，幾個月下來沒有任何改善還徒加自己的焦慮，加上後來有天在醫院食堂打飯無意聽到其他科室的我都不認識的小護士們在談論我的病情，也就懶得再去複查了。

漸漸地才知道了一些他的事。

因為娶了一個年齡大他好幾歲的女孩子，女方還沒有正式的工作（這事放在現在，真不是個事），父母一氣之下和他斷了來往，兒子的出世也沒能改變他們的態度。

他說，錯了啊，就算再難再苦，也不應該喝那樣多的酒去糟蹋自己的身體。他原來是足球隊裏的前鋒。

夏末的那個下午，他上樓來說周末他的幾個朋友喊他出去聚聚。他來問我意見。我讓他千萬別碰酒，再就是一定要注意飲食的衛生，最好不要在外麵吃。他說他也就隻是想出去和他們坐一坐。我想他也應該出去散散心吧。

臨走他說，對了，差一點忘了，遞給我一張代休票，說是科裏開錯了名字，把他的加班休假寫成了我的名字，就給我休得了。

周一剛上班，他們告訴我他住院了。左小腿被蟲咬，感染了。

我去血液科看他，他默然地靠在病床上打點滴。整個左腿腫得老高。勸他轉院，他隻是搖頭。

周六一早他就到醫院就診，但血液科說病床已滿，讓他星期一再來。他就到本科住院部，值班醫生說怕治療跟不上耽誤他的病情，還是專科的好。他一氣之下就回了家。

前段時間有個國內的朋友還抱怨，說現在婦科弄個診刮，怎麽都要求住院啦？原來不都是在門診就做了嗎？

我想，如果放在現在，不管他去本院的哪個科，都不會再有上麵的問題了吧。又或許他不賭氣，以看病為第一要旨，也許他現在也和我一樣，還好好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吧。

而最根本的是，如果他沒有去，抑或我提醒他防蚊防蟲，所有的這一切，也就不會發生了。蚊蟲叮咬，這麽常見的問題，我本該想到的呀。為什麽我就沒有想到呢……這麽多年，每每有人要問我意見，我都會想到他，而有股後背發涼頭皮發麻的抵觸感。

科裏倡議再給他的孤兒寡妻捐一次款（他住院的時候捐過一次），正值公司裏提出給災區捐款。團支部書記給我看兩個捐款的資料，看著巨大的差額，我說還是公司的號召力大，她說我覺得好沒有勁啊，你要是能走還是走吧，這裏真的沒有什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