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八）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

  中共黨史學習筆記（十八）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

 

本節要點：

1）周佛海是中共一大唯一的海外代表。

2）周佛海是籌劃汪精衛叛國的主要操盤手之一，又是朝汪精衛背後捅刀的元凶。

3）周佛海得以死裏逃生，其妻楊淑慧功不可沒。

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出生於湖南省沅陵縣一個偏遠山村，父親早故，家有薄田百餘畝。母親一手撫養周佛海和弟妹三人長大，周佛海對母親極為孝順。

周佛海少年時在鄉村私塾就讀。一九一三年以第一名考取沅陵縣高等小學堂，接著先後進長沙兌澤中學和縣中。

一九一七年初夏，周佛海由師長朋友湊錢去日本留學。臨行前，他作詩一首：“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亂。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周佛海在東京學日語並補習其他學科，五四運動中因唱愛國高調鋒芒太露，曾不得不暫時回國，後再回到東京，僥幸以第四名考入第一高等學校。當時國家規定，如能考上五個日本國立學校即第一高等（畢業後直升帝國大學）、高等師範、高等工業、高等商業和千葉醫專之一，都給官費。據周佛海言，其中一高的學生最出風頭，他們戴一頂兩道白圈的製帽，披一件披風，腳下踏雙木屐，在街上大搖大擺，略略做出一些出軌的事，不但警察不管，社會人士還以為可愛。

預科一年結束後，周佛海要求分配到風景秀麗的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在那裏周佛海對西方曆史尤其是俄國和德國革命產生了濃厚興趣，並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一九二0年暑假，周佛海回國探親，因湖南戰亂而被阻於上海，其間他在張東蓀辦的《解放與改造》上發表了不少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並為張東蓀主辦的共學社翻譯了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的《互助論》。通過張東蓀，周佛海結識了陳獨秀。

當時維經斯基正在鼓動陳獨秀等組織共產黨，張東蓀不讚成，而周佛海和沈雁冰熱情支持。讚成的還有邵力子和沈玄廬等。雖然沒來得及參加陳獨秀他們的共產黨，周佛海在暑假結束返回日本後，與施存統等組織了旅日共產黨小組。

周佛海是中共一大唯一的海外代表。他積極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在會上很活躍，還主持過會議。在旁人眼裏，他的湖南土氣似乎早已消失殆盡，看起來風流瀟灑，倒像是一個老上海。他談起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時頭頭是道。

一大以後，周佛海暫留上海參加黨務工作。當時一些日本紗廠的工人想學日語，周佛海等人在工人群居處開辦了一所日語夜校，他隔一夜去教兩小時以實踐“到民間去”的口號。

九月陳獨秀回滬後，周佛海參加了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領導工作，後又奉命前往長沙、武漢和安慶等地挑選將出席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革命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各界代表。

李達夫人王會悟在一大期間為周佛海和上海總商會主任秘書楊卓茂的千金楊淑慧牽線，兩人很快陷入熱戀。不料《時事新報》揭出周佛海早在十幾歲時就在鄉下成了親，家有發妻和兒女一雙，楊卓茂得知後暴跳如雷。當楊卓茂打上門來找周佛海理論時，張國燾和劉仁靜為周佛海保駕護航。楊淑慧當眾表示她早已知情，而她已鐵心跟定了周佛海。這場婚戀糾紛以後，周佛海向李漢俊們作了簡單的交代，就帶著楊淑慧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回鹿兒島去了。

一九二二年三月，從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以後，周佛海進了京都帝大。他的導師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權威河上肇教授。那時周佛海實際上已經與中共脫離了關係，不再過問黨的事務了。

周佛海在日本留學近七年。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畢業回國時，正值國民黨一大剛結束不久。周佛海第一次見到汪精衛，還是一次去環龍路四十四號國民黨上海市執行部看望在那裏當組織部秘書的毛澤東時，由毛澤東介紹的。

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戴季陶以每月二百銀元的高薪，邀請周佛海出任宣傳部秘書。同年九月，廣東大學校長鄒魯又以每月二百四十銀元的薪金聘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戴季陶和鄒魯都是激烈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受他們的影響，周佛海與中共的分歧越來越深。

九月的一天，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廣州執行委員會負責人的周恩來上門勸說周佛海，希望他迷途知返，但周佛海不為所動，第二天即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信要求與中共脫離關係。中共中央很快就如其所願，準其脫黨。

周佛海一脫黨，立即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他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一九二六年，戴季陶把周佛海推薦給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北伐軍攻占武漢後，蔣介石讓他當了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

一九二八年一月，周佛海奉蔣介石命令與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和陳布雷一起創辦《新生命》月刊。

從一九二九年起，周佛海先後任國民黨政府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和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一九三一年，周佛海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三五年，周佛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

抗戰爆發以後，周佛海先後擔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代理部長等職，經常參預替蔣介石起草通電和告民眾書等文件。

鑒於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淞滬會戰中國軍傷亡慘重，周佛海認為抗日 “戰必敗，和未必亂”，主張以停戰求和。他的理由是：“鹹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抗戰下去，最後是要滅亡的。”周佛海認為共產黨高調抗日，不過是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手段，“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幸成功的道理”。他在南京家裏的常客如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李明揚、梅思平、陶希聖、高崇武和胡適等都是主張和平的“低調俱樂部”派。

在南京、武漢和廣州相繼失守以後，周佛海更加堅信如果日本再攻下重慶，中國就徹底完蛋了，所以抵抗絕不是出路，而應該另辟蹊徑。

周佛海與汪精衛商議，並且得到蔣介石同意，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在香港以搜集情報為幌子，與日方暗中聯絡，謀求“和平”。周佛海又進一步擅自做主，讓高宗武直接去日本同首相近衛文麿和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等密談，提出要求蔣介石下野、由汪精衛主持時局的設想。板垣寫信提出日方談判的具體條款，交由高宗武帶回給汪精衛。不料汪精衛閱後，卻將信轉交給蔣介石，蔣介石讀信後，火冒三丈。

周佛海決定一不做二不休，踢開蔣介石單獨行動。他派遣梅思平與高宗武同去上海，再次與日密談，從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簽訂了《重光堂密約》，其主要內容為1）締結日華防共協定，承認日本軍防共駐兵；2）中國承認滿洲國；3）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在華租界；4）在平等互惠的原則基礎上，日華經濟提攜，承認日本的優先權，特別在開發和利用華北資源方麵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5）中國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日本僑民所受之損失，但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6）汪精衛等聲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俟機成立新政府。

與此同步，周佛海與汪精衛策劃了逃離重慶的行動計劃。十二月十五日，周佛海以視察為名，先期到達昆明等待汪精衛。三天後，汪精衛趁蔣介石發表抗日講話之際，逃離重慶，飛抵昆明。周佛海會同汪精衛等人隨即逃到越南河內。

周佛海是比汪精衛更鐵杆的求和投降派。因為精通日語，周佛海往往包辦了與日本的聯絡和談判，日本報刊稱周佛海為“和平運動的總參謀長”。

一九三九年五月，周佛海隨汪精衛等人一起飛赴日本討論汪偽政府的成立問題。經過幾番討價還價，汪精衛集團得到了日本支持建立偽政權的保證。同年七月七日，汪精衛公開發表聲明與蔣介石徹底決裂。

一九四0年三月三十日，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佛海任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和偽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在偽財政部長任內，周佛海主持發行了準備金不足的所謂“新法幣”，強令一律停止使用舊法幣，並以2:1的比率兌換為新法幣，極大地侵蝕了國民政府和國民的財富。他組織在淪陷區強製收購棉紗棉布，然後高價賣到大後方，也嚴重地破壞了抗戰經濟。

汪偽政權的特務機構多次破壞了軍統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秘密機關，殺害了不少軍統人員。

然而到了一九四二年十月，日軍在中途島慘敗，失去了戰略上的主動權，加上周佛海的母親、妹妹、妹夫和嶽父都被戴笠派人抓了去，令他“驚悉之餘，心膽俱碎”，於是他背著汪精衛，通過被抓的軍統特務程克祥去重慶聯係上了戴笠，表示要“棄暗投明”、“效命中央”。戴笠立即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在戴笠寫給周佛海的親筆信上批了一個“可”字。戴笠的信中說，隻要周佛海確能立功贖罪，領袖對其可以寬大。戴笠並派了譯電員和報務員隨程克祥返回南京，在周佛海身邊負責與重慶政府的秘密聯絡。

自此以後，周佛海為重慶輸送了大量重要情報。周佛海還協助保釋重慶方麵的被捕人員，安插重慶的特工，掩護他們在淪陷區的活動，並設計毒殺了汪偽政權“七十六號”特務機構的頭子李士群。尤其是在汪精衛病死之後，周佛海表麵上擔任著汪偽政權的二把手，實際上已徹底成為重慶政府和軍統的臥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南京汪偽政府宣布解散的當天晚上，周佛海便掛出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的牌子，並向蔣介石拍了急電，表示將命令他控製的武裝力量維持上海的秩序，將“完整”的上海奉獻給中央，氣得陳公博大罵其“賣友求榮”。

為了向蔣介石邀功，周佛海的手下當夜還在南京發動政變，逮捕了汪偽政府的許多頭目，接管了銀行和若幹政治、軍事機關，意欲控製南京全城。不過在接管偽中央軍校時，他的部下與陳公博一派發生了火並，最終由侵華日軍總司令部出麵調停，宣布在正式投降以前，南京由日軍控製。

八月二十日，蔣介石任命周佛海為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司令，於是周佛海從漢奸頭目搖身一變，又成了國民黨的高官要員。周佛海隨即發布公告稱：本司令部所轄區域內各部隊，未得蔣委員長之核準，不得擅自移動及受任何方麵之收編。他親自拜會了駐滬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鬆井太久郎，要求日軍配合行動，堅決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他還嚴令偽稅警團、偽保安隊和偽警察堅守崗位，防止騷亂。

九月七日，湯恩伯率部進入上海市區。此時，重慶政府大批接收人員也出現在各機關、銀行、物資倉庫和軍營。九月下旬，在國軍完成了對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軍事部署以後，蔣介石命令戴笠肅奸。戴笠立即帶著大隊人馬乘坐六架美國運輸機抵達上海。戴笠要周佛海交出手上的武裝和偽中央儲備銀行庫存的黃金美鈔，並要周佛海自己電呈蔣介石辭去行動總司令一職，再去重慶向蔣介石當麵謝罪，以求寬大處理。

九月三十日清晨，周佛海與丁默村等五人從上海飛往重慶。周妻楊淑慧攜兒子周幼海也於十月四日乘專機赴渝，與周佛海一同住進歌樂山鬆林坡的白公館。然而在重慶被軟禁期間，周佛海一直沒能見到蔣介石。

一九四六年三月，周佛海在《中央日報》上讀到一則消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笠，於本月十七日自青島飛京途中，失事殉職”，頓時如墜深淵。他在日記中寫道：“忽閱報，謂雨農（戴笠字）墜機身死，為之憂慮不止。蓋餘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護，今如此，則前途殊可隱憂也。……雨農死，我也完了！”

果然，九月十六日，在陳公博被槍決三個月之後，在“快懲漢奸，嚴懲漢奸”的輿情的巨大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派專機將周佛海和丁默邨等人由重慶押送南京。他們被羈押在寧海路二十三號軍統局看守所。

十月上旬，首都高等法院以漢奸罪起訴周佛海。

十一月二日，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宮公開審判周佛海。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宣布周佛海犯罪事實：一.背叛中樞，破壞全麵抗戰；二.秘密媾和，組織偽國民政府；三.總攬經濟大權，濫發紙幣，擾亂金融；四.簽訂賣國條約，允許日本在蒙疆、華北駐兵，承認偽滿洲國，破壞中國領土完整等等。庭審中，周佛海以種種理由辯稱自己無罪，甚至還說自己協助抗戰，有六大功勞。大律師章士釗為周佛海辯護，他強調被告是主動自首和協助抗戰的，要求法庭予以寬大。

十一月七日，首都高等法院對周佛海作出死刑判決。周佛海對法院判決表示不服，要求上訴。楊淑慧也向最高法院申請，要求複判，同時她到處找關係“撈人”。

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判決公布：“申請人楊淑慧因被告漢奸案件對於首都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七日判決申請複判，本院判決如下：被告周佛海原判決核準。”

三月二十七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布特赦令：“……周佛海在敵寇投降前後，維持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塗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準將周犯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此後，周佛海被收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周佛海死裏逃生，感慨萬千，在獄中賦詩一首：“驚心獄裏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於絕路轉通途。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更喜鐵肩猶健在，留將負重度崎嶇。”

對於蔣介石刀下留人的原因有三種說法：

一說是楊淑慧找到周佛海的舊友陳布雷，請陳設法安排她拜謁蔣介石以哀懇蔣氏以國家元首身份，使用約法（即當時的憲法）賦予的特權，對周特赦或減刑。陳布雷一生行事守分守法，不過他看重舊情，對當年相交至深的周佛海，覺得不能置身事外、見死不救，乃乘蔣介石在召見他時，破例向蔣請求。而蔣念及周佛海當年扈從之勤與戰後助守京滬之功，也不能全然無動於衷。於是在陳布雷的安排下，楊淑慧得於一九四七年二月某日，由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陪同，前往南京黃埔路官邸晉謁蔣介石。楊淑慧一見到蔣介石，就長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話也不說。蔣介石皺著眉頭，看著跪在地上的楊淑慧，思索良久，才對楊說：“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再在裏麵休息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楊淑慧得到蔣的許諾，趴在地上磕了三個頭，含淚隨毛人鳳出了官邸。

二說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幫的大忙。二陳與周佛海都是舊日的同事和朋友，私交篤厚。他們受楊淑慧懇求，找到蔣介石，以周佛海抗戰勝利前後能按政府計劃暗中配合，使國府得以完璧收回上海，順利還都，不無微功，請蔣準予減刑或緩刑，蔣被二陳說動了。

三說是楊淑慧放出風聲，稱“如老蔣出爾反爾，執意要判佛海死刑，我就叫他聲名狼藉！抗戰期間，委員長曾給過佛海幾次手諭，我都拍成了照片，存放在香港一家外國銀行保險箱內。如佛海被執行，我就將它在報章上公布，讓天下人看看，自詡為抗戰領袖的蔣某人是如何勾結漢奸的！”蔣聞知，便下了改判周死刑的特赦令。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周佛海因心髒病發作，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時年五十一歲。

周佛海曾著有《三民主義理論體係》一書，極為蔣介石所欣賞，並將該書定為國民黨中高級幹部的必讀課本。

周佛海一生奉行“三不”政策：不修邊幅、不事生產、不好應酬。他最怕剃頭，往往兩三個月才理發一次。一件衣服穿上身就永遠穿著。他不曉得寒暖，不知道饑飽。

周佛海原配姓名不詳，育有一子一女，名字不詳。第二任妻子楊淑慧，也育有一子一女，兒子周幼海出生於日本京都。女兒名字不詳。楊淑慧受潘漢年案牽連入獄，一九五七年被釋放，一九六二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