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驚中外，中國政府不久就發布了〈1971〉57號文件等一些相關材料，對此事件加以解釋，但是基本的檔案至今仍未開放，而多年來海內外許多學者對此事件抱有強烈的研究興趣，近年來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問世，當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關人員及其家屬，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幹口述材料。這些文章和資料的共同特點是：修正了官方對「九一三事件」的解釋框架，對該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對林彪抱有強烈的同情。對此現象可以理解，因為當年下發的官方材料，「四人幫」曾經參與其事，其基本結論在1979年後仍舊維持了下來，若幹論斷確實有疑點。本文的看法是：曆史研究強調客觀公正，研究者對當年涉案人員親屬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鑑別；對林彪事件需從一個縱深的角度來觀察，尤其應考察林彪事件的體製因素，以及這個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後國家發展的方向等問題。
一、林彪出山是完全被逼的嗎？
文革之初，毛選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廢黜劉少奇同步進行的。劉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隊的第一號人選，1970年12月18日，毛對斯諾（Edgar Snow）說，在1965年1月製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從那以後，毛採取「剝筍政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對劉封鎖消息。1965年國慶節後，毛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對劉少奇已下定廢黜的決心。1966年3至4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在返回昆明後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毛臨時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曆時二十三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隻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與會的中央主要領導：劉少奇、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都在發言中高調讚頌林彪。6月1日，又是在劉少奇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7月8日，毛在武漢給江青寫信，挑明他發動文革的意圖；所有這些都表明，劉下台已是時間問題。
鄧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隊的主要成員，毛多年來大力重用鄧，1954年，鄧先為中央秘書長，後為總書記，本意是製約劉少奇。毛沒料到，到60年代初，鄧和劉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隊問題上，鄧又和劉一致，毛有了放棄鄧的想法。
在排斥了劉、鄧後，毛出於曆史和現實因素的考量，將林彪推到了前台。毛發動文革，打掉中央一線，離不開軍隊做後盾。在曆史上的幾個關鍵時期，林彪都站在毛一邊，幾十年來，林彪對毛的意圖充分領會，又旗幟鮮明，敢於擔當。林彪在軍內有很高的威望，卻身體不好，一方麵，毛鼓勵林彪振奮精神，保養身體，另一方麵，由林彪代管軍隊，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劉少奇，在黨內，特別是在軍內，都不存在反對的意見。建國後，毛為了穩定大局，長期採取的是壓抑軍功階層，支持、重用以劉少奇為首的黨的文職官僚的策略。在高崗事件後，軍隊將領歸順黨機關的格局已完全確定，但是軍隊將領對劉少奇、彭真等的不滿並沒有徹底消除，而是潛伏了下來。隨著 60年代初以來毛對劉不滿的加劇，毛重新啟用軍功階層作為平衡劉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發表的那篇有名的為毛保駕護航的發言，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與會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幹認為林彪的發言「挺身而出，講排除幹擾，使我們黨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曆史上中共長期又是黨軍一體的傳統，在這種形勢下，林彪出山已是順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還代表了更廣大的軍隊利益的擴張，能夠得到軍隊係統的支持和擁護。
林彪是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軍事統帥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語，深有韜略的軍人政治家。林彪於1942年2月8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從該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慶，參加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的談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蔣介石再次見麵。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林彪隻是捧毛，沒有整人，中共七大選舉中委時，名列第七名。在40年代後期的解放戰爭中，林彪率領的「四野」橫掃大半個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立下曠世功勞。林彪在「四野」享有極高的威望，「四野」有軍歌：《我們是林彪的戰士》。南下期間和建國初，林彪先後被任命為華中局、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和中南軍區司令員，黨、政、軍一把抓，統轄河南、兩湖、兩廣、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實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過同級的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從公眾生活消失，與他不去朝鮮領兵，身體不好有關。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蘇聯曾和周恩來說，中央有需要，他隨時回國。建國後，林彪除了50年代初為出兵朝鮮，爭取蘇援和周恩來一同去過蘇聯，並在索契療養一年，一直沒有出國訪問。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林彪恪守分際，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黨的重大問題發表看法，故而在黨內，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長期追隨毛，對毛的作風、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國後，他對毛既有尊崇的一麵，又極擔心功高震主，對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對毛抱有雙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動也就存在著「兩麵性」。50年代初，他熟讀《黃石公三略》，深知「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班師之日，存亡之階」的道理，為避免重蹈古之韓信之覆轍，「全功保身」，主動隱退。他在筆記中寫道：西漢故人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悠閑自保7。在近十年的時間裏，林彪因政治和身體的原因長期休養，不與任何一位中央首長來往，也包括毛澤東。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閑雲野鶴」，無欲無求。1953年大區撤銷，對他一時沒任何安排，當高崗來動員他時，他和高崗談得非常投機；高崗被毛拋棄後，林彪再度謹慎起來。1954年，林彪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排名在陳雲之後，彭德懷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屆五中全會上，林彪和鄧小平一道進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沒有具體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毛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成為中共核心層第六號人物，排名在鄧小平之前。此舉和林彪無關，完全是毛的布局，卻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欲望。此時彭德懷雖然還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開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當高崗用」，更知道毛此舉是要用他來平衡劉、周。林彪馬上以行動向毛獻忠心邀寵，在當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破題定調，既打劉伯承，又捧毛。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廬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懷的調子最高，罵彭德懷是「偽君子」，「野心家」，「馮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下令當場扣押為彭德懷辯誣的鍾偉將軍，並發表文章，不指名尖銳批判彭德懷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正值全國性饑荒蔓延，毛的威望開始下滑之際，他在1960年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等口號，在全軍發起「學毛著」，創「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向毛獻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漢和英國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帥談話，明確表示，他死後，劉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馬利放話，是事先有準備的一項精心安排，重點是麵向國內高層，其目的是為了平穩渡過當時他所麵臨的難關。蒙哥馬利回國後把毛的這番話公開出來，外交部把蒙哥馬利的有關敘述專發一個簡報，發至地、師級，使林彪很受挫折。但是林彪並沒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別出心裁，說了一番和大會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話，深獲毛的賞識。在毛的威信受損的困難時期，林彪為毛保駕護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勞。其後林彪因布署調兵東南防範蔣介石「反攻大陸」，身體累倒了，軍委日常工作被毛轉給賀龍代管，林彪又不出麵了。他親筆提醒自己：「千萬記住」，對於對手的侮辱，應「視若無睹，置之不理」，「勿上敵箝製隊，遊擊隊的當」，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懷的教訓：「廬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豈可為了區區小人，區區小事，而耽誤自己的終身大事！」14在這之後的幾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樣翻新：「突出政治」，「活學活用」，1964年5月，在軍隊率先發行《毛主席語錄》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會氛圍，使毛錯而有理，更加霸道，給中央一線造成巨大的壓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無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領導人中，林彪私下對毛的批評是最尖銳的，而且直指毛的個人品質。林彪批評毛「搞權術」，「言行相反（言論前後相左，如內矛）」（指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講話稿和發表稿的區別），「別人搞好的東西壓住，事後歸己」。「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著」。「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對葉群說：「為省腦力勿讀一號（「一號」指毛）和斯（大林）」，還批評毛搞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稱毛是「拗相公」，「不關心國民生計」，隻關心自己的「名、位、權利」，林彪並且指責毛對赫魯曉夫「罵絕了（穿睡衣臭罵）」，「對（王）明鬥絕了」，但是所有這些言論隻限於在家裏和老婆表達。
林彪對毛雖有意見，但隱蔽極深，公開的言論都是順著、迎合毛，「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為甚麽要這樣？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來，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線，毛的權勢都是不可撼動的，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層樓，隻有緊跟「毛線」，同時也要隱匿鋒芒，減少毛的猜疑心。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對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幹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2，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3，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隨」。葉群記錄的林彪的一次談話說道：「萬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離開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條萬條中的第一條」。「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筆記還寫道：「何為當代偉大人物？一號利益的代表者（應聲蟲）」，「誰不講假話，誰就得垮台，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還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做」。
1966年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在大連休養，是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並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從表麵看，林不願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幾年來的行為並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見毛澤東就作揖，託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27應該說，毛的眼力是準確的。
在毛為發動文革的先期準備中，爭取林彪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毛為了滿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長期忠於他的羅瑞卿，但是，毛拋棄羅瑞卿不單是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個人的考慮，這就是羅瑞卿在1962年後和劉少奇、鄧小平及中央一線走得很近。1965年1月，羅瑞卿被劉少奇主持的三屆人大增補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並向羅許諾，如林彪身體不好，還是羅來接林的班，在毛看來，這些都是劉少奇在挖自己的牆角。所以從1965年4月起，毛、林就開始削羅的權。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談，很有可能就是對林進行「路線交底」，幾天後，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臨時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迅速解決了羅的問題。在這之後，毛馬上要林彪作出回報，命江青「請尊神」找林彪，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在〈江青同誌主持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誌委託」，拉林彪上船。
對於毛發動文革的意圖，林彪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給予了積極的配合。為了震懾中央一線，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在「七千人大會」的四年後，林彪又一次麵對全黨作大報告。林彪在講話中發展了毛的「修正主義要搞政變」的看法，使全黨大受驚嚇，達到了「丘八嚇秀才」的目的，卻未料到毛對他的講話竟然還有一些保留，毛通過周恩來把給江青的信轉給林彪看。為毛說話卻被批評，林彪的一片「忠心」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應，但最後還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對林彪還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叫林彪讀《三國誌》中的〈郭嘉傳〉和《宋書》中〈範曄傳〉29，以古史對林彪加以告戒。郭嘉為曹操的謀臣，助曹操破袁紹有大功，隨曹操征戰多年，英年早逝，年僅三十八歲。範曄，南朝宋國人，《後漢書》作者。420年，劉裕代晉稱帝，國號為宋。範曄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等職，由於性格驕慢，經常被貶官。由於劉裕弟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放劉義康的親信十餘人，並貶劉義康為江州刺史。劉義康不甘失敗，多方拉攏範曄，使其最終入夥。是年十一月，造反事發，有人告密宋文帝，稱範曄是政變主謀，於是，範曄於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謀反罪名被滿門抄斬，時年四十八歲。
毛要林彪學郭嘉，一心事主，又用範曄最後參與謀反，被滿門抄斬的曆史來警告林彪。從這可以看到兩點：第一，毛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時，對林彪還是有頗深的懷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擺正關係，這就是毛和他的關係是君臣關係。他以範曄為例，直言不諱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謹慎從事，否則下場不好，還要禍延子孫！這兩點，是理解文革期間毛、林關係的關鍵。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林彪被毛欽定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層沒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來：60年代初，當劉、鄧一致抵製林彪對毛的過份宣傳時，周站在了劉、鄧的一邊。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搞成兩個東西。鄧小平第二個發言：一定要使我們報刊的宣傳不要把「馬列主義」這幾個字丟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隻講毛澤東思想。周恩來第三個發言，對劉、鄧加以呼應，批評當時報刊對毛思想的宣傳：一個（是把馬列和毛思想）對立起來，還有一個（是把毛思想）庸俗起來了，（把）甚麽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該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帥和鄧總書記。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發言，讚頌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稱讚：「1962年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講話是最有分量的講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周對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積極擁戴。
鄧小平：對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絕不會像林彪這樣工於心計（狂熱捧毛），出手狠辣（對彭德懷，對羅瑞卿），所以對林並無好感。鄧也不讚成對林彪戰功的過份宣傳32，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鄧也注意調整和林的關係。彭真倒台後，鄧向中央推薦陶鑄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鑄曾是林彪在東北四野的部下。
劉少奇：長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後，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軍委擴大會議上，劉說他「要搞林彪的個人崇拜」。60年代初，鑑於林彪對毛的過份吹捧，曾一度領頭壓抑林彪對毛的個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劉少奇對林已無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一麵做自我批評，一麵捧林，以後又批彭真、羅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將倒台的命運.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黨內第二號人物降為第八號，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長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沒有發言權。
陶鑄：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取代了彭真成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以自己和林彪的曆史上的淵源，捧林，來北京後，受到林彪接見，這對林彪是極罕見的。
陳伯達、康生、江青：直接從毛處領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劉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對手就是鄧小平，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鄧以全票當選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國共產黨聯絡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聯手，向毛進言重排座次，把鄧排在第六名。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還以「接班人」的身份，講了一番話，打擊鄧的威信，鄧小平隻能在會議期間把工作移交給康生後下台。
林彪上台後最初的幾次講話，8月9日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8月10日和13日關於「罷官」問題的講話，其性質都是支持文革的動員令。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過幾次會議後，從8月24日，就改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櫃」，除了身體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製約：葉劍英年初就做了軍委秘書長，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拔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進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灣住地原先是由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警衛，但是在十一中全會後，加派由汪東興直接指揮的8341部隊，由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參謀長親自坐鎮，由兩個單位共同警衛林彪的住所。於是，林彪萬事沒有自己意見，主動交權，一切都聽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線，他又是怎麽駕駛文革這艘大船，領導國家的呢？
（一）大權獨攬，是最高或唯一的決策者，林彪、周恩來、江青等都是執行者。
（二）逐漸凍結中央日常領導機構，成立兩個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擔任組長隻是給江青打掩護，大權都在江青手中，這是為日後取代中央書記處預做準備。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書記處已名存實亡，陶鑄作為常務書記，隻是名義，書記處已不開會。由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組從毛處領旨，具體出麵指導全國文革；由周恩來領導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暫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由周具體遵旨辦事，管理國家經濟運轉.以後毛又命由周主持國務院和中央文革的「碰頭會議」，葉群代表林彪參加，處理重要的軍國大事。
（三）由林彪領導的軍隊保駕護航，但一切重大行動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託周恩來居間協調。
（四）由毛本人親自，並通過江青獨掌意識形態宣傳係統，對全國人民進行意識形態鼓動和對全國形勢進行調控。
在這一階段的文革過程中，林彪的名聲極大，對林彪的宣傳鋪天蓋地，軍隊係統尤甚，在還沒有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人事機構改組的8月12日，《解放軍報》就發表社論，宣稱：確定林彪同誌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軍又就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周年，開展學習宣傳活動，如此等等，既是林彪為自己造勢，也是毛、江青的一個策略，這就是拉住林彪，為文革添柴加火，引導全國軍民相信林彪大權在握，其實林彪雖有「副統帥」的名義，但他的角色並不突出。
林彪擁護毛的一切決策，「大事不幹擾，小事不麻煩」，「毛主席劃圈我劃圈」，對江青也不時示好。林彪從外地回京，甚至有過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灣，而是前去釣魚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對葉群捧江青也不加製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紓貴，給毛的信也先給江青的親信戚本禹看，徵求他的意見。但是，林彪還是利用文革的機會報複仇人和清除異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異己。
林彪最恨的是陸定一夫婦。陸原是毛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提拔的重要領導幹部，建國後毛對陸也基本信任。50年代後期以來，陸在對知識份子問題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賞，但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長期給林家寫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陸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並論，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犧牲陸是小事一樁。
林彪對過去得罪過他的人絕不容忍。1953年3月，傅連暲醫生曾奉毛的命令為林彪檢查過身體，引起林的疑心，文革初，傅連暲即遭迫害。毛知道傅是好人，而且在1934年在江西萼都曾經救過毛的命，於1966年9月3日下旨救傅：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由於毛救傅的旨意並不堅決，在回覆傅的求救信中，更對傅有所指責：「對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隻見優點，不見缺點」，1969年2月29日，傅連暲還是被葉群、邱會作整死。
林彪在軍隊中最不放心的是賀龍，必欲除之而後快。在老帥中，朱德已垂垂老矣，沒有任何威脅；劉伯承雙目幾近失明；陳毅，在軍中沒有甚麽人馬，而且有曆史上反毛的事，自有毛來收拾他；徐向前，幾十年謹小慎微；聶榮臻，隻是管國防科技，離權力中心很遠；葉劍英，更沒「山頭」和人馬；老帥中隻有賀龍實力雄厚，在軍中有較深的人脈資源，在國內外都有較大的影響，而且在60年代初中期曾奉毛命，一度代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和羅瑞卿也關係密切。於是林彪夫婦在剛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劃誣陷賀龍。毛對賀龍原是信任的，但以後也漸起疑心：1964年11月，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莫斯科對賀龍策反，賀龍在當時雖表現了對毛的忠誠，毛還是難打消疑慮：蘇聯人為甚麽會對賀龍策反？毛就改變了對賀的態度，同意打倒賀龍，林彪趁此機會，把賀龍係的人馬全部清洗，毛聽之任之。
但是，林彪對毛批劉少奇的絕情，私下抱有看法。60年代初，林彪很佩服劉少奇、彭真治黨的一套，曾親筆寫下，在管理幹部方麵，要「學劉彭的做法」。在1962年1月23日準備「七千人大會」報告時，林彪提醒自己，「講時應照顧聽眾利益，及大首腦（一號、幹部辛苦、各腦、周）利益，分別拉之」。在1月29日作報告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少奇同誌的報告講得很好，很正確，我完全同意。在文革中，林彪對劉少奇的態度，基本上是順著毛和江青的態度走。1966年8月14日，林彪將一份誣告劉少奇的信轉給江青，「並請酌轉主席閱」。1968年9月29日，林彪又在劉少奇專案組的「審查報告」上親筆批示：「劉賊少奇，五毒俱全，鐵證如山，罪大惡極，令人發指，是特大壞蛋，最大隱患。把他挖出來，要向出色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但是據給葉群講書的官偉勳說，林彪私底下對其女兒林立衡說：「劉少奇在論事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鄧都是好同誌，拿掉他們沒有道理。」林彪的秘書張雲生也回憶，1967年7月，紅衛兵包圍中南海，要揪出劉少奇，林彪在聽秘書講文件時脫口而出：劉少奇是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就是反黨。
林彪對陶鑄被打倒無能為力，陶鑄被打倒後給林一信，林見信後「默默無語」，葉群命秘書把信趕快燒掉。
對彭德懷也沒有特別加以打擊，揪彭和打彭是由江青親自指揮的。
對劉伯承沒有加以迫害。
對徐向前、陳毅，看毛的眼色，在毛反擊「二月逆流」和武漢「七二○事件」後，林彪對這兩人，特別是對徐向前有嚴重打擊，但在1967年冬，林彪又對楊成武說：徐向前沒有野心。
對朱德，林彪雖然多次在中央的會議上羞辱朱德，但在私下，據朱德女兒所述，自1959年廬山會議後，直到他叛逃的前一星期，「還常常登門拜訪」朱德。
對周恩來，基本不妨礙，一般情況下，也尊重周的意見，支持周的工作，在文革中和周沒有發生過正麵衝突。1967年3月，為召開軍級幹部會議一事，周因直接報毛而沒報林彪，受到江青、康生、葉群的指責，毛同意軍內事應先報林彪，再報毛，為此周還親自向林彪寫檢討，表示「今後決不再犯」，林接信後頗為感動，當即叫秘書寫信給周致謝，後被葉群攔下，改以電話問候46。
對康生：知道康生的厲害，敬而遠之。
林彪對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過架，但林彪區分不同情況，除對極少數親信伸出援手（隻救過邱會作），其他一概不管。
林深居簡出，除了隨毛露麵，很少有接見軍隊人員的行動，對「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很少過問」，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很少接觸。
林彪對「永遠健康」的祝辭也非常害怕。1967年6月16日，林與毛一起觀看上海京劇院演出的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毛看到舞台的演員在齊聲祝禱「萬壽無疆」時，對身邊的林彪開玩笑說，下一個要輪到你了（指文革時期的例行套語，在祝毛「萬壽無疆」後，要「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就這麽一句話，讓林彪大為警惕，當晚回家，書寫「悠悠萬事，唯此唯大，克己複禮」，下令「林辦」人員夜間上街刷去所有祝林彪「永遠健康」的標語，並連夜寫信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要求在全國製止對「永遠健康」的宣傳47。
可是當機會到來時，林彪也迅速出手，這是他的一貫特點.1967年3月20日，林彪想揪「軍內走資派」，「帶槍的劉鄧路線」，毛權衡後加以製止，林退縮回去了。1967年7月20日，「武漢事件」爆發，林彪順風扯帆，跳到前台，「興奮異常」，先是主持了中央文革碰頭會，7月22日，林立果以「紅尖兵」的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林彪本來沒準備參加中央文革預定在7月25日召開的群眾大會，後又向中央文革小組表示自己要出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群眾大會，於是，林彪第一次成為主角登上天安門。7月下旬，林彪主動接見文革小組幾位成員，說「寄希望於小將」，試圖借江青之手、清除軍內非林係的力量。8月1日，《紅旗》為紀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
武漢事件和林彪在7月20日以後的行為引發全國性的「反軍」高潮，各地執掌軍政大權的非林係的軍隊大員，如許世友等，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林彪的「活躍」引起毛的高度警惕。毛在上海，當著隨行的楊成武和其他工作人員的麵，對祝林彪身體「永遠健康」和「四個偉大」的提法表示不滿，又對楊成武談起長征途中林彪要毛下台的舊事。毛要楊速回北京，撇開林彪，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老帥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由楊成武在招待會致詞。毛的這些舉動，一下把林彪打縮回去了。他「又恢複少言寡語，悶悶不樂的狀態」，來了個「大撒手」。8月25日，為了穩定大局，毛下令拋出王力、關鋒等，又一次要楊成武撇開林彪，向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周認為不妥，要楊前往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此時，倒劉大局還沒有最後完成，毛隻是要敲打林彪一下，並沒有「換馬」之意，9月24日，他在談到召開九大問題時說，接班人當然是林彪。之後，毛又有一係列安撫林彪的動作，1967年11月25日，毛作出批示，拒絕了林彪提出的刪去對他評價太高的詞語，表示「刪去不好，也不必改寫」。
1968年3月，又來機會了，江青要打倒楊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擊「楊、餘、傅」，因楊成武、餘立金都向他封鎖毛在上海的講話，而毛也有考慮，楊成武「四麵討好」，傅崇碧跟周恩來較緊，餘立金不重要，毛就支持了林彪。1969年4月，九大期間，屬於林彪係的溫玉成突然被林廢黜，毛也接受了。這是毛對林彪的最後一次的給予。
1966至1968年，幾乎軍隊的所有決策均須事先報釣魚台，得毛和江青同意後，才能推行，林彪的講話，也得由釣魚台事先審查，軍委辦事組人員的組成，也是毛親定的。所有重大決策都來自於毛，但是當毛需要林彪的時候，也會適當滿足林彪的要求，這幾年的情況，大致如此。毛依靠軍隊，穩住了大局，又以軍隊為中心，重新建黨，恢複了秩序。
三、葉群扮演的重要角色
考察50年代後的林彪，不能忽略其妻葉群在林彪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葉群是抗戰爆發後奔赴延安的眾多革命女性中的一員，曾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擔任組教科長，1942年林彪從蘇聯返延安後和葉群結婚。林彪奉毛命去重慶期間，葉群在搶救運動中被整，在受審查時間，曾「往洗臉盆裏大小便」，從此緊緊抱住林彪這棵大樹，在建國後的曆次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中安全渡過。葉群性格外向，懂俄文，有文化，好讀書，悟性很高，在50年代，葉群陪伴丈夫一同韜晦十年，夫婦雙修「宮廷學」，一直督促林彪捧毛。
葉群和江青的共同點是：兩人都有野心，有文化，葉群本來比江青有「人情味」，對下屬和「林辦」工作人員的態度也較好，但自文革介入高層政治後，也變得和江青一樣，作風專橫，都是滿嘴意識形態大話，又有農民革命「女寨主」的派頭.江青自稱「老娘」，葉群自稱「姑奶奶」。和江青的不同點是：江青不能當毛的家，隻是毛的工具；葉群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當林彪的家。葉群雖然經常受林彪的訓斥，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傷害，對林彪有怨氣，但共同的利益已把她和林彪緊緊捆綁在一起。林彪在賦閑的十年，已習慣於依賴葉群，也從多年的經曆中相信了葉群判斷能力的準確性。林彪身體不好，精神倦怠，需要葉群打理內外事務。
文革中葉群基本以林彪代表的身份出現在重大場合，而實際她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
（一）控製林彪接觸的信息。
（二）給林彪的意見和批示「把關」，督促林彪捧毛捧江青。
（三）代表林彪，指導軍中有關重要的人事事務，是軍委辦事組的「女當家」。
毛在文革初期對軍隊的領導機構做了精心的布局，1966年初，毛命令葉劍英取代羅瑞卿擔任軍委秘書長，葉劍英擔任此職一直到1967年3月。此時發生全國奪權、軍隊「支左」及「二月逆流」，軍委機構名存實亡，由各大軍區各自為政，北京隻有一個由楊成武的總參的班子負責備戰工作。1967年夏，毛去南方，江青、林彪、葉群建議成立「軍委看守小組」，8月7日經毛批準，確定吳法憲為組長，而葉群實際上是「軍委看守小組」的靈魂人物。9月23日，毛回到北京，提名楊成武參加「看守小組」，改名為「軍委辦事組」，由楊任組長。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爆發，「軍委辦事組」改組，由黃永勝負責，葉群等為成員，葉群幾乎不參加辦事組的會議，但在其中仍起關鍵作用。毛了解葉群在軍委辦事組的角色，葉群參加軍委辦事組是毛的意見。毛對葉群攬權沒加以製止，是把葉群當林彪的替身看待的。
中共革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葉群隻是軍隊的一個上校，因為是林彪的妻子，就可以參加軍隊最高領導機構的工作，這是十分反常的。然而在毛時代，特別是在文革中的1966至1971年的特殊時期，「高幹夫人」深度參與政治，卻是常見現象。因為，革命不分性別，而且出於保密的需要，首長夫人被認為政治可靠，於是從江青開始，到省級軍政領導人，擔任丈夫秘書的夫人比比皆是。由高幹夫人擔任丈夫的秘書或辦公室主任的製度為高幹夫人幹預政治大開方便之門，其中分寸，全靠首長掌握。此製度在文革前還是局部現象（王光美一度躍入政治前台是一特例且造成嚴重後果），有劉、鄧、彭真以黨紀加以控製，但到了文革時期，特別是在1967初實行全國軍管之後已失控，軍隊中大軍區級以上的高幹夫人參政已非個別現象。毛為甚麽不加幹預？
可能的原因是：毛讓江青出山，委以重任，就不好再批評下屬讓夫人做辦公室主任，林彪身體不好是事實，隻能讓葉群代林彪參加會議，而葉群善於察言觀色，很會說話，使毛對葉群一向不反感，曾被毛稱許為「八級泥瓦匠」。而且女性參政是可控的，其性質都是首長的附屬物，好壞都拿丈夫是問，或雞犬升天，或一起下油鍋。
四、九大是林彪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1969年4月召開中共九大，毛論功行賞，破天荒的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又安排林的部下黃、吳、葉、李、邱進入政治局，軍委辦事組也主要由林的幾個部下組成，周恩來、康生還以黨的元老的身份在九大發言，表態擁護林的接班人地位。
毛為甚麽要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林彪對此是推辭的，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中，他對新黨章草案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寫進去一事，表示「很不安，很不安」。而毛是在江青等人一再堅持下，「考慮了一個晚上」才同意的。顯然，毛不會是因為江青的建議，就作出如此重大決定，毛一定有自己的考慮，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無法猜測，但仍有跡可尋：在九大開幕式上，毛故意提名林彪為大會主席團主席，加以試探，林彪迅即反應，高呼「毛主席當主席」。4月14日，周恩來在大會發言，稱林彪是井岡山會師的「光榮代表」，林彪迅即打斷周的講話，流淚頌毛。然而毛還是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引用蘇聯人批評中國為「軍事官僚體製」的一番話，來曲折表達對林彪的軍係力量膨脹的擔憂。毛把許世友、陳錫聯拉進政治局，還提拔李德生，使之也進入政治局，以圖對林彪加以製衡。毛對大軍區第一把手的任用極為用心，對這一級軍隊領導，林沒有任何用人權。
九大後，毛開始逐漸壓抑林彪的軍係勢力，手法之一就是對個人崇拜降溫，此舉直指個人崇拜的吹鼓手林彪。1969年6月，他在武漢多次批評對他個人的形式主義的吹捧，還當著工作人員的麵說，「四個偉大太討厭！」。以後，「毛澤東交代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周照辦以後，毛還故意當著林彪的麵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
毛的手法之二是刻意扶植張春橋，以牽製、刺激、打擊林彪。九大後（一說是1970年4月底），毛曾帶著張春橋等到蘇州看望林彪，毛澤東在談話中先是說總理年齡大了，問他對周恩來的接班人有甚麽考慮，然後話鋒一轉，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麽樣？至此，林彪開始擔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將不保。
林彪此時已知道毛有廢儲之心，卻未能避開毛的鋒芒，林彪在九大期間的重大失誤是讓葉群也進入政治局而沒有堅決加以製止。在九大後的一段時間裏，林彪開始飄飄然了，從而暴露出他政治上極其幼稚的一麵：1969年10月，林彪將其子林立果在軍內搞科技發明的報告上報給毛，得到毛的嘉勉，毛還專門接見了林立果，竟使得林彪忘乎所以，趁勢把林立果隆重推出，而他明明知道毛岸英的逝世對毛造成巨大打擊，毛僅有的一個兒子身體又非常不好。1970年7月23日，林彪帶著林立果前往國防科委一軍工廠視察，林彪居中，林立果和黃永勝隨侍左右，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眾將領尾隨其後，接受軍隊的夾道歡迎。7月31日，林立果又在空軍作「講用」報告，用林彪原先準備九大政治報告的材料作「底料」，從「中國一定要強盛」，講到「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大話炎炎，講了七小時，小冊子在軍內廣為流傳，空軍上下都在吹捧林立果為「超天才」，林彪不加製止，反而加以鼓勵。有資料說，毛知道後「非常不高興」，在私下對江青、康生、張春橋說，我還沒死呢，林彪同誌身體不好，有點迫不及待地準備自己的接班人了。
毛的更大的疑心來自對林彪的「第一個號令」的警惕。1969年10月18日，林彪沒等毛做指示就通過黃永勝下發了「號令」，第二天，葉群才以「電話記錄傳閱件」報給毛、周。林彪夫婦在對毛的問題上一向謹慎，這次卻百密一疏，鑄下大錯。林彪本來對1969年中蘇衝突毫不關心，後中蘇副外長北京談判，林彪擔心蘇聯會搞突然襲擊，才緊張起來，在蘇州的住地搞了幾條指示，後被軍委辦事組的閻仲川加上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的標題下發全軍。毛最喜歡的是林彪不管事，一旦林彪想發號施令了，就不舒服了，毛命汪東興把林彪報給他的「第一個號令」燒掉。其實這次完全是毛猜疑心作祟。有資料說，當天，消息傳回蘇州，林彪十分後悔，因為在此之前，他連調動一個連的兵力都不敢做主，都要請示毛，這次竟在毛最敏感的方麵自行其事，實屬大錯。就在這一天，林彪又寫了兩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複禮」，一幅給自己，另一幅送給葉群。
在林、江集團圍繞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發生的激烈爭鬥中，真正的主宰還是毛，最初誰都不知道毛的真實想法，還以為毛是在試探彼等的反應，因為在曆史上，毛就用過此計。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宣布毛將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有資料說，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靂」，不少工農群眾痛哭流涕，以為國之將傾。許多群眾激動地說，「這樣做不對，毛主席不能把我們丟下」，「今後我們聽誰的話呀！」「我們不是成了沒有娘的孩子了嗎？」「毛主席作共和國主席，全國人民就像有個主事人，有依靠似的，因此還是毛主席作主席好」，「主席不作共和國主席我接受不了，這樣喊萬歲怎麽喊？全國人民要求他還當怎麽辦？」南開大學教授龍吟說：「毛主席做國家主席是每個人的願望，（他）不光是中國的主席，也是全人類的主席。」更有不少人表示，任何人都沒資格取代毛主席的國家主席一職，「除了他（指毛主席），誰也當不了」，「共和國主席權力很大，如果毛主席不當，別人當會不會出問題？」毛雖卸去國家主席一職，卻充分享受了廣大群眾的熱愛，所以1970年他才會質問向他勸進的林彪等：「我在十幾年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而在1958至1959年，隻有極個別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機，廈門一個幼兒園老師說，毛主席提出不當國家主席是為了測驗人民對他的信任程度。江蘇省民建副主委劉國鈞「對人耳語」說：「將來弄一個人作牌位，應付應付，交往交往，實際還是毛主席當家。」瀋陽市教育局副局長郭承權說：「因為黨權高於一切，大權仍在他手裏，他一個人說了算，連周總理還得非常謹慎。」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後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憲法。」是故，當毛在1970年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時，林彪、周恩來、康生等紛紛陳言，懇請毛擔任國家主席。
然而，這次毛不願當國家主席仍然是真心的，而且因為1959年後的「一國二公」給他的刺激太深，早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剛結束時，中央就通令全國，將所有人民團體的「主席」一職，全部改為「主任」。到了1970年，十一年前王敏生講的話果真應驗，現在毛主張乾脆廢了「國家主席」的建製。
林彪為甚麽主張設國家主席？首先，林彪以「勸進」回答毛的試探；其次，林彪的身體絕不允許他擔任此職，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向毛要一個名份，中國人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名不正則言不順」，對林彪有很大的影響。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給「兄弟國家」建軍節致賀電時，都是署「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但是從1970年起，就改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此一細節，正說明他對名份的重視：林彪除了國防部長一職，都是副職：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務院副總理，而「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都是描述性語言，連虛銜都談不上。這一次林彪想要一個代表國家名器的正職，雖說國家主席一職隻是一個名譽和禮儀的象徵，但是擔任此職至少可以鞏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林彪等的堅持，當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
關於「天才論」和「三個副詞」的爭論，也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團向江青集團的較量。林係軍人對江青文人集團的驕橫長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對毛有巨大的影響力，多年來敷衍江青，有時也吹捧幾句，但很有分寸，葉群則加以升溫，大捧江青。林係軍人對老幹部的下場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們對江青集團不滿，林係軍人在廬山上向張春橋挑戰就是逼毛在軍方和江青集團之間表態，毛在兩天內經過權衡，認定林要「搶班奪權」，陸續採取措施，打擊林係的勢力：
（一）拋出陳伯達。陳伯達跟隨毛幾十年，是毛思想和毛意識形態學的主要構建者，在毛發動文革的1966年，陳伯達不留退路，無保留支持毛，又給江青做擋箭牌，但到了1969年後，毛對陳的不滿已很深，陳伯達因多次受江青的羞辱，開始向林彪靠攏，而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又不合毛的想法，加之這次陳伯達在廬山上跳出來，為林係打先鋒，毛通過打陳伯達，警告林彪。
（二）開展「批陳整風」。毛在沒等到林彪的「表態」後，於1970年12月，毛指示召開「華北座談會」，明批陳伯達，實打林彪，遲遲不讓黃、吳、葉、李、邱「過關」，毛還特別批評葉群：「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毛又針對軍隊，發起「反驕破滿」運動，提出「軍隊要謹慎」，批評林彪提倡的「講用」，「突出政治」是「搞花架子」，矛頭直指林彪。
（三）「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改組軍委辦事組和北京軍區，逼林彪檢討。
（四）1971年5月31日，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體黨員口頭傳達經毛審閱的〈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記要〉，讓人民知道，毛對林彪提出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感到討嫌。
（五）兵不厭詐，1971年6月9日，江青為林彪拍照片《孜孜不倦》，照片在1971年《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7、8期合刊發表後，起到了麻痺林彪的重要作用，林立果對親信說，現在空氣緩和了，好轉了。
（六）1971年8月15日，毛開始南巡「打招呼」，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削弱林彪的地位，為即將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做準備，但此時，毛還沒有最後下定徹底倒林的決心。
五、毛、林矛盾激化導致「九一三事件」
毛的「領導學」一向成功，過去毛統禦有方，其黨內對手無不應聲倒地，束手待斃，唯有這一次受挫，毛遇到了真正的難題：跟隨他幾十年的老部下，一直受到他重用和提拔的林彪就是不願低下他那高貴的頭。
在毛的「領導學」中，要人做檢討是一大內容，而且口頭檢討不行，非要書麵檢討才行，毛喜歡讓人做書麵檢討，概因此舉好處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從此手中有了小辮子，隨時可以「新賬老賬一起算」；
（二）根據不同情況，將檢討下發黨內，以打擊該同誌的威信或肅清其影響；
（三）讓檢討人自己承認錯誤，用他們的嘴，坐實毛的指責，更具說服力，所謂「心服口服」；
（四）標準的檢討除了「認罪」和「認錯」，就是歌頌毛，這樣的檢討下發下去，會大大加強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毛的崇拜。
在毛時代，特別是在文革時期，不管是真心還是違心，寫檢討的人無所不包，從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江青，到被打倒祈求複出的黨、政、軍要員，再到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隻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壓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書麵檢討。
在中共領袖層中，林彪是非常具有個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簡樸，性格孤傲，多年來離群索居。對於林彪的個性，曾經和林彪有過近距離接觸，在1949至1950年擔任四野新華總分社幹部，以後逃往台灣，創辦《傳記文學》的劉紹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有如下評語：「林彪是一個有強烈領袖欲的個人英雄主義者」。林彪戰場上的老對手，台灣的國民黨軍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關林彪的內部讀物中，除了引述了劉紹唐的上述觀點外，還認為林彪「待人謙虛，生活簡單規律，心思細密，慮事周詳」，「極富野心而深藏不露」。應該說，劉紹唐和國民黨軍方對林彪個性的觀察基本是準確的。
「個人英雄主義者」和「深藏不露」本來是互相矛盾的，但這兩點確實都是林彪個性的最重要的特徵。過去，林彪能將這兩者統一起來，就是在廬山會議後的一段時期內，他也是如此。有資料說，在廬山會議之後，林彪曾一度想給毛寫封信，還讓秘書代為起草過，據說是讓新調來的秘書王煥禮寫的。又有說法，林的這封信不是檢討，而是和毛談條件的，其主要內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這就是鞏固文革的成果，「他勸說毛在十年內對他的人不撤職，不殺頭，可保十年不亂」，葉群認為毛不可能接受這個條件，攔住沒讓發出。林彪想給毛寫信，被葉群所阻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於林彪的檢討遲遲未發出，這就使得他和毛的關係更趨緊張。1971年3月底，周恩來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並做表態，林以身體不好加以推辭，可也在和周等的談話中，委婉地承認自己也有「錯誤」，是個「炮筒子」，被陳伯達「利用了」。林彪希望以這種口頭檢查應付毛的壓力，而不願在更大的範圍內再做甚麽檢查。毛對林不願配合極為惱火，就拿「四大金剛」出氣，林也就放棄了檢查的念頭。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門城樓上，林當著毛的麵前，耍起了「個人英雄主義者」的脾氣，他竟然不和毛打一聲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隻坐了幾分鍾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舉後果極為嚴重，他的意氣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違背了他自己多年「韜晦」所奉行的應對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學範蠡和學曹操之間猶疑徘徊，此時林彪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已愈來愈差，雖然時有心灰意冷，但已騎虎難下，他雖以曹操「胸有大誌，腹有良謀」來激勵自己，然而，林彪從骨子裏仍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者」，雖曆經長年的韜晦，仍然本性難改。在演出了五一節晚在天安門城樓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後，林彪又後悔了，在是否麵見毛的問題上舉棋不定：一方麵，乞求能見毛一麵，甚至走江青的門路，但被毛推託；另一方麵，機會到來時，又犯「個人英雄主義」。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見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林先推辭不去，後在葉群的跪求下才答應前往，但是幾分鍾後，林彪就退出接見大廳，「一人枯坐在大廳的角落裏，一直到會見結束」。他本來是可以利用這次機會，在接見外賓後和毛說話的，但是這個機會被林彪自己放棄了。
毛的步步緊逼和林彪的軟磨硬抗，終於釀成了「九一三」的驚天事變。毛沒料到林立果敢於「刺秦王」，這在毛掌權後是第一次。林立果雖有心刺毛，但整個方案如同兒戲，自己又不敢動手，而在他父親一手導演的崇毛環境下，毛已成為「神」，更找不到幾個敢於為林家賣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極高，使他幸運的躲過了刺殺。
林立果刺毛是風險極高、孤注一擲的行為，各種資料顯示，葉群是參與的，關鍵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來，葉群控製林的信息，可是在這個攸關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沒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麽敢於拿他父親一生的名節和全家性命去冒這這個險？毛雖步步緊逼，但還沒有到命懸一發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臨大事有靜氣」自勵，又對中外「政變經」素有研究，難道他不知道，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最高領袖中，諸如斯大林、鐵托、霍查、金日成，還沒有哪一個被刺死的先例，幾個毛頭小夥能有勝算的可能嗎？林彪果如此的話，隻能說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統帥」之名！
在使中央知曉有關情況方麵，林立衡起了關鍵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領導人程世清在南昌當麵向毛揭發，林立衡幾次來江西，通過他的妻子向程轉話，要程世清以後少同林家來往，林立衡說，搞不好要殺頭。程世清的這個重要的揭發，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駐地的8341部隊負責人匯報，葉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為甚麽會大義滅親？和其母親葉群關係長期不好應是主要原因，林立衡雖然知道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對葉群攬權、長期封鎖林彪有很深的不滿；加之她生性善良、單純，不知政治的凶險，也不懂曆史，卻公主脾氣，自以為是，盡管受到林彪的影響，林立衡對毛有看法，但還是對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為父親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樣，被毛冷遇。上述種種，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發的舉動。
從種種跡象看，林彪並沒有外逃蘇聯的準備，南逃廣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廣州方麵並無接應計劃，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剛」都不知道。林彪最後選擇北逃，應是受到妻兒的影響。1971年7月從北京去北戴河後，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從現有資料看，他已準備聽天由命，任由毛發落。隻是當獲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禍臨頭，和毛的關係已無可挽回，而葉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斃，林彪一家才登上「256號專機」北逃蘇聯。令人費解的是，北京對林立衡的檢舉報告，先是沒有明確回答，以後又要林立衡也上飛機。現在可以肯定，「256號專機」在溫都爾汗墜毀與中國方麵無關，進一步的情況，就不知道了，因為飛機的「黑匣子」在蘇聯人手裏，至今也沒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
考之中共黨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黨內鬥爭，雖然也有幕後密謀，但最後總要拿到台前，在正麵交鋒後，失敗一方做公開檢討，下台走人；這一次卻是採取不照麵，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說毛與劉少奇的矛盾還帶有路線和思想之爭的話，毛林之爭就完全是圍繞權力的一場較量，因為林彪至死也沒有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所以毛林之爭無所謂「對」和「錯」，完全是塗上革命詞藻的中國古代宮廷密謀政治的現代翻版。
毛的晚年，為了奪回中央一線的權力，實現他對權力的絕對佔有和推行他的激進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主義、民粹主義、中國傳統法家思想與君王南麵之術等諸多思想資源和手段，他有兩套語言係統，一套是「官語言」：「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一類；另一套是「潛語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給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義，而不給一點發號施令的權力，林彪雖貴為「接班人」，但形同擺設，和文革前劉少奇的「權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中央一線雖然不時受到毛的壓力和封鎖，但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責任，各司其職，在劉、鄧、周的領導和協調下，運作還大致正常。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毛回到一線後，情況發生巨變，毛大權獨攬，以真理的化身，淩駕於黨、軍隊、國家和億萬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虛設，書記處完全空殼化，未幾就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決策極端單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領導人都是辦事人員，作為文革取得全麵勝利的標誌，九大所建立的是一個由毛絕對主宰的一元化超強體製。毛對權力極度敏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有時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體不好，卻把林彪樹為接班人，其實樹林為接班人隻是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暫時過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為自己大權獨攬的擋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廢之，始終跳不出中國傳統上最高權力繼承問題上的「奪嫡」，「廢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開國將帥一鼓作氣把「國民黨反動派」趕下了大海，從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統，但同時也使自己在一個超強領袖麵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馬上就麵臨著一個自我轉型的任務。初期，林彪閉門讀書，以退隱江湖來「全功保身」，但他作為一個「個人英雄主義者」，無法真正做到像劉伯承元帥、徐向前元帥那樣清靜無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後，在毛的拉扯下，重躍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躍進使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卻昧著良心，誣陷忠良，攪盡腦汁，攀登權力高峰，喪失了一個愛國軍人的立場。許多老同誌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無原則，窺測上意，逢君之惡，主動迎合，以軍隊為後盾，給中央一線以巨大壓力，把國家的航船拉向危險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過任何機會，「該出手時就出手」，前景的莫測導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間對外界的情況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資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後，甚至不願聽講文件，對外界興趣寡然，這已不僅僅是為了避禍，也是心理有疾患。作為儲君，這種狀況在中外曆史上都是罕見的，也說明了當時接班體製的荒謬。在某種意義上，林彪本人也是這種體製的犧牲品。海外有學者認為，從50年代後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過歡笑，有過抑鬱，有過趾高氣揚，也有過憤懣哀愁，他成長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這話說得不無道理，但是這並不能減輕林彪自身的責任，不管他是真心還是違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對文革的巨大災難和破壞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罪責，尤其是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作繭自縛，惡果自嚐，在林彪的默許下，夫人擅權明目張膽，特別嚴重的是，對妻子和兒子有失察之過，終於釀成滅門大禍。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義破壞殆盡，幾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論或解釋體係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將其打碎，使其從此再不能自圓其說。「九一三事件」後，毛以堅強意誌撐住搖搖欲墜的文革大廈，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難解難分，隻能以文革清除了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資料說，1974年秋，他在武漢接見軍隊領導幹部時對林彪事件作了這樣的描述：「樹倒，葉落，果掉」（「樹」指林彪，「葉」指葉群，「果」指林立果──引者註），「林家完蛋」。毛的這番話既尖利也解氣，卻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盡。林彪一家固然葬身異國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幾十年「一貫正確」的神話經此事件已被打破。據當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回憶，「九一三事件」之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專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的確切消息之後，悲痛莫名，為之大慟97。林彪事件對文革的「合法性」的打擊是顛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記要〉的公開成了催化劑，刺激了中國人的思想覺醒。毛本人的身體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勝利者。幾年後毛去世，結束了中國曆史上一個瘋狂的時代，林彪事件則留給國人永恒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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