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 理查德·尼斯貝特的《思維版圖》
理查德·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是密歇根大學心理學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他的《思維版圖》（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討論了中西文化差異在認知觀念上的原因。
作者認為東西方的世界觀的差別可以溯源到他們在思維習慣上的差別。東方人的集體主義和相互依賴性與他們全麵的、重視背景的認知觀以及認為事件是複雜的、由多方麵因素決定的信念是一致的。西方的個人主義則與西方更關注脫離背景的特殊物體是一致的。
東方看重人際關係，西方看重個人意識。中國人對幸福的看法與希臘人不同，認為可以自由施展才華的生活並不是幸福，幸福是一種與人和諧、淡泊寧靜、知足常樂的生活狀態。維持一種和諧的社會關係可能比個人的成功更重要。個人和社會間的關係不在於樹立一種優越感或獨特性，而是在相互支撐的社會關係中獲得和諧，和諧重於優越。
中國人公開對自己的評價較低。這不僅反映了中國社會比北美社會更要求人謙虛。實際上，中國人是為了讓別人覺得自己是謙虛的，內心則不以為然。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有充分的信心來把握自己。
東方人會感覺自己是包含在他們所屬的群體之中的，而與圈外的人有距離。他們感覺自己與群體內的成員很相似，他們比較信任圈內的人，而不太信任圈外的人。西方人並不嚴格區分圈內和圈外的人。東方人不是努力來控製形勢而是極力地要適應形勢。
中國人不重視範疇和分類等抽象研究。中國人極力追求的是合理性而不是理性。 東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歡研究事件之間的關係。西方人喜歡歸類而東方人更強調各種關係。相對來說，東方人比西方人更關注背景和環境，西方人更關注中心角色和前景。中國人傾向於把行為歸因於背景，而美國人則把同樣的行為歸因於做事的人. 東方人在對人的行為進行歸因時，更傾向於情境性解釋，而西方人則更可能將行為動因歸結於個人性格。西方人比東方人更傾向於對物體進行歸類；發現把有關各種屬性的規則運用到具體事例中，按照物體歸屬範疇分類。
心理學家把同樣的圖片給美國和中國的兒童看，美國兒童喜歡按物體屬性分類；而中國兒童喜歡根據關係對物體進行歸類。後者更喜歡把牛和草歸為一類，因為牛吃草。換句話說，美國兒童喜歡按名詞分類，中國兒童喜歡按動詞分類。
漢語語言本身就是極為具體的，抽象詞比較少。例如，漢語裏麵沒有與“size”相對應的詞。Foot size被譯成腳的大小。漢語裏麵也沒有與英語中的後綴“ness”相對應的後綴。因此，漢語裏麵沒有“whiteness”——隻有天鵝一樣的白和雪白。
希臘人對個人的意誌的意識——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根據自己的選擇來行事。通過對客觀事物和事件的歸納，發現規律，認識世界，發展出科學。希臘人對範疇的推崇很快在科學方麵得到了回報。希臘人喜歡思辨。在一個辯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人們認識到，其結構導致矛盾的辯論是無效的，發展了辯證法。物理學家、科學史學家艾倫·克羅默說：“科學是雄辯術的延伸。它是在希臘發明的，也隻能在希臘被發明出來，因為希臘的公共集會使辯論藝術聲名遠播……幾何學上的邏輯證明就是……最終的辯論形式。”
西方思維強調邏輯，中國思維重視東方辯證法。邏輯非黑即白，不允許矛盾，因果關係清楚。辯證法講究全麵地、曆史地、變化地看問題。但常常中庸化，三七開、各打五十大板，麵麵俱到，八麵玲瓏，有投機取巧之嫌。走到極端，就是詭辯。
西印度群島移民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但其產生的優秀人士遠大於這個比例。美國第一位黑人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就出自這個群體。據1970年統計，第二代西印度群島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就業比例都超過了全美的平均水平。和南方的黑人不同，西印度群島移民和其他的外國移民群體頗為相似。他們能找到什麽活就幹什麽活，把賺來的錢積攢起來，然後自己經營或盤下一些小本生意，他們寧願放棄奢侈品或生活必需品，也要保證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西印度群島移民從事高級職業和高級職位的比例，遠遠高於美國本土的黑人。這一數據說明美國黑人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根本原因並不是美國的種族歧視，而決定於他們自身的勤奮和工作態度。
一個修道士問修道院院長，他能否在做禱告時吸煙。院長大吃一驚，說：“當然不行，這近乎褻瀆聖靈。”另一個修道士問修道院院長：“我能否在吸煙時做禱告？”修道院院長回答：“當然可以，上帝希望在任何時候都能聆聽我們的聲音。”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解釋框架的重要性。
一個有趣的心理學實驗： 在超市中擺一個果醬展示台。一個實驗展示了 6種果醬，另一個實驗展示了24種果醬。在第二個實驗中，停下來品嚐的人明顯更多。但是，第一個實驗中，購買的人比第二個實驗多10倍。當消費者麵臨過多的選擇時，他們知道所耗費的機會成本增加而選擇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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