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和張國燾是毛澤東登上中共頭號交椅過程中遇到的兩個勁敵，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兩人彼此之間的鬥法，也持續了長達十年，，他們之間的敵意，比他們分別和毛的敵意更強。張國燾所以要逃離投敵，不是受到了毛的威脅，而是王明的威脅！
1924年5月，湖北督軍肖耀南出動軍警，包圍漢口德潤裏23號，抓捕了領導“二七大罷工的”楊德甫、許白昊等共產黨員。楊德甫隨即叛變，在肖耀南的軍法處錄口供，說出大批共產黨員和工人運動領袖的名字、住址以及聯係方式。那份名單裏，其中一人就是張國燾。
北洋政府交通部收到名單後，命令京師警察廳按名單抓人。五月下旬，張國燾和楊子烈在臘庫16號杏壇學社被捕，一起被查到的，還有中共三大以來的重要信函：
“趙醒晨由九江來函，報告黨部仍需設在南昌。並嗣後通信若有重要話，可用白礬水寫字，免被查獲。”“實庵由上海來函，太平洋運輸工會會期不出陽曆六月，人選望速定。”..............類似的信函共有20多件，記錄了黨組織的工作的秘密，可見意以多麽重大。發現張國燾和楊子烈是實錘的共產黨員，警察廳便把他們押回去審問。
去警察廳的路上，張國燾害怕極了。早年間在北大讀書的時候，他就是學生裏的風雲人物，振臂高呼，便能動員起大批天之驕子，每天晚上，同學們都要到他的宿舍裏，聽他高談闊論吹牛逼。後來由學生運動走上革命道路，陳獨秀和李大釗都非常欣賞他，尤其是李大釗，基本把他當作親傳弟子來培養，根正苗紅到沒邊了。
1921年建黨之後，張國燾又一直處於核心領導地位，比如一大的中央局成員、二大的中執委委員，論黨內職務，比李大釗都要高一些。張國燾一路順風順水，前程不可限量。但問題也出在這裏。
因為實在太順利了，張國燾根本沒有意識到，革命是要死人的，政治活動是可能被捕的，一不小心，大好前程和性命都沒了。張國燾慌的一筆，於是在被捕後不久，承受不住軍警的嚴刑拷打，把知道的黨組織秘密全招了。
這是張國燾第一次做叛徒。1924年6月2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提交了一份報告，如實記錄了張國燾的叛變行為：
“經派員將張國燾等提訊明確，據稱，伊等私組鐵路總工會，即為實行共產主義之通訊機關。陳獨秀為南方首領，李大釗為北方首領。”“黨員甚多，大半皆係教員、學生，姓名一時記憶不清。輔助黨務者，南方有譚銘三等，北方有張昆弟等。各鐵路均有工人在黨，日前搜捕名冊，即係各路工人通信地點。”
也就是說，張國燾把恩師陳獨秀、李大釗，都給供出來了。而李大釗正在北京到處奔走，準備營救張國燾。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直係軍閥曹錕，李大釗通過馮玉祥的關係，把張國燾和同時被捕的同誌營救出獄。
出獄後的張國燾，隱瞞了叛變的細節，反而說自己英勇不屈硬抗到底，和北洋直係軍閥做了深度鬥爭，並且在1925年1月舉行的四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執委，回到黨的核心領導崗位。直到1934年的六屆五中全會，張國燾都沒有離開過，始終是說話最算數的人物之一。
而就在2年後，記錄在冊的北方領袖李大釗，被占領北京的張作霖抓捕殺害。
1928年6月，張國燾在六大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隨後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共產國際通過代表團來指導中國革命。張國燾的身份，相當於欽差大臣，而就在莫斯科，張國燾遇到一生中排名第二的對手——王明。
雖然王明在六大的身份，隻是翻譯科主任，但王明的背後，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部長米夫，這份來自共產國際的背書，給了王明極大的支持。
王明和米夫是在中山大學認識的。1925年10月，入黨不足一個月的王明，被湖北黨組織選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由於形象好、俄語佳、口才流利，素人王明被時任副校長的米夫賞識，迅速提拔為黨支部局小組長，第二年又在米夫的支持下，當選為學生公社主席。不過僅僅是這樣，遠遠不夠，王明想繼續向上爬，需要一些特殊的機緣。
曆史沒有讓王明等待太久，機會很快就來。1927年，王明陪同米夫到中國出差，回到莫斯科之後，正好趕上中山大學的派係鬥爭。俞秀鬆、董亦湘等人支持校長拉狄克，形成中山大學的“教務派”，而中山大學支部局的人，支持黨委書記西德尼可夫，號稱“支部派”，這兩派相當於黨和政的矛盾。教務派說學校的黨務工作很爛，支部派罵學校的教學工作不行，兩派爭論很多天都沒有結果，鬥的不可開交。
王明發現機會，便和米夫說：與其坐山觀虎鬥，不如由你這個副校長出麵，拉攏兩派之外的學校師生，聯合支部派，打擊教務派。一旦校長職位空缺，那得到校長職位的人，大概率是副校長米夫。
米夫想想也對，便著手操作，果然趕走校長拉狄克，正式升任中山大學校長。王明做為學生兼功臣，自然得到米夫的支持。不久後支部書記西德尼科夫被調離，米夫便支持王明，控製中山大學黨支部局，至此，以黨支部局為中心，形成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成員都是近代史特別有名的人物：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陳昌浩、張琴秋、凱豐、李竹聲、盛忠亮等等。
其實說白了，這個小團體不是成熟的政治團體，隻是米夫控製學校的爪牙。但是在那個年代，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至關重要，尤其米夫成為校長之後，兼任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東方部部長，更是決定中國高層去留的關鍵人物。米夫是王明的老師，那麽在狐假虎威之下，誰能和王明抗衡？
於是同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張國燾，互相看不順眼！即便張國燾是政治局委員，但在共產國際大佬的眼裏，就是個要飯的。所以盛忠亮回憶，和王明較量的時候，張國燾被完全打垮了，遭到徹底的失敗。而張國燾在失敗以後，絲毫沒有節操，向王明跪地求饒獻上靈魂。
1930年，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立三路線破產，共產國際東方部嚴厲批評了李立三，已經回國工作的王明瞅準機會，便公開反對李立三。這次表態站隊，王明和共產國際穿一條褲子，並且反對已經失敗的路線，那麽反過來說，王明就代表了正確的國際路線。於是王明在中國革命的層麵上，得到共產國際和米夫的歡心，撈到雄厚的政治資本。
1930年12月，位卑人輕的王明，被米夫任命為江南省委代理書記。短短半個月後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火箭躥升，被米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再過一個月進入常委會。那時的總書記是向忠發，但此人是傀儡，實權隻屬於王明。
此前張國燾也回到國內，判明風向，開始向王明邀寵獻媚，吹捧王明是“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同誌。”王明也覺得，反正是張國燾是手下敗將，不如收在麾下做個馬前卒。於是在1931年王明到處派人奪權的時候，張國燾被分配到鄂豫皖蘇區，出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會主席，成為以後權傾一時的四方麵軍總管。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麵軍在兩河口會師，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親自冒雨迎接，毛澤東還親自寫了幾個歡迎標語：
一、四方麵軍是一家人。
會師勝利證明我們的紅軍是不可戰勝的。
歡迎張主席。
毛澤東和張國燾先後發表致辭，兩支紅軍進行了熱烈的聯歡，但很快張國燾就發現問題了，紅一方麵軍不足兩萬人，紅四方麵軍足足有八萬人。既然如此，憑什麽他們能代表中央？我兵強馬壯的四方麵軍卻不行？這個想法一旦冒出來，張國燾再也收不住了，想把雙方兵力的比例，帶入中央委員會甚至是政治局。
可張國燾忽略了一個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能代表中央，不是因為他們掌握紅一方麵軍，而是他們本身就是中央，代替黨組織領導紅軍，恰巧跟著紅一方麵軍行動罷了。也就是說，紅一方麵軍是他們指揮革命戰爭的工具，不是說他們有了紅一方麵軍，才能指揮革命戰爭。
這是黨指揮槍的先後順序。
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一聲令下就能掀起大波瀾，不是因為張國燾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為他代表中央領導鄂豫皖。大家服從的是中央，不是張國燾。
張國燾用黨指揮槍的方法掌握權力，現在又要用槍指揮黨的手段，要求更大的權力，左右橫跳，算是他一直以來的做法。
周恩來說向忠發的節操連妓女都不如，恐怕張國燾的節操，和向忠發也差不多。所以張國燾派人給彭德懷和林彪送牛肉、大米、銀元的時候，沒人理他。他想用兵力優勢挾持中央南下四川的時候，也沒人理他，毛澤東於9月9日帶著七千人北上陝甘。
最後張國燾直接“另立中央”，連合作多年的徐向前都不理解，說有問題可以談，總可以談通的，現在成立另一個中央算怎麽回事，你要置黨組織於何地？隨著南下四川的戰事不順利，一起去鄂豫皖的陳昌浩也不幹了，直接起來了張國燾吵架，要求帶部隊北上陝甘找中央。
權力和命令從中央而來，這才是黨組織內部的合法性來源，左右橫跳投機的張國燾，始終沒想明白。
而更高的合法性來源，屬於共產國際。毛澤東和中央、紅軍抵達陝北不久，便遇到回國傳達國際會議精神的張浩，他是林彪的哥哥，此時掌握著和共產國際聯係的密碼本。
也就是說，中央和國際重新取得了聯係。張浩負責處理張國燾的事，話裏話外都是一個意思，共產國際不承認你，你這個中央是冒牌的，趕緊承認錯誤回陝北吧。
主張的路線失敗，意味著政治信用破產。至此，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承認的張國燾，連最後一點合法性都沒了。走投無路的張國燾放棄“南下”的路線，同意和部隊一起北上，一路上哭哭啼啼，猶如喪家之犬。
再加上不久後的西路軍失敗，張國燾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在延安被人罵的狗血淋頭。當然他也反駁了，但怎麽看都底氣不足。
也就在差不多的時候，常駐莫斯科的王明回來了。兩人在十年前就有矛盾，1931年的合作不過是互相利用，現在王明依然有共產國際的支持，而張國燾卻不是當年的青年才俊。
張國燾在回憶錄裏說：“王明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這樣的人，張國燾當然惹不起。
1937年底，王明剛到延安，就搶走張國燾住的窯洞，他嚇得趕緊搬到很遠的地方住。第二年初，王明專門上門拜訪，說你的親信黃超和李特，已經做為托派分子處理了。
“這是什麽意思，你明白吧？”
張國燾的親信，王明想殺就殺，那麽犯了重大錯誤的張國燾，王明有九種方法可以弄死他。張國燾越想越怕，原本可以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宗旨下，苟且偷生的活著，現在王明到處針對他，恐怕想好死都難。
一不做二不休，趕緊跑吧。1938年4月4日，張國燾代表邊區政府祭拜黃帝陵，期間和國民黨陝西省主席蔣鼎文說：“我想和你談談。”
一個共產黨的政府主席，和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主席，悄悄的說談談，要談的肯定是不能為人知的話。那就隻能是叛逃。
張國燾跑到西安，被林伯渠追上，再跑。到了漢口被李克農追上，繼續跑。張國燾決意跑到地老天荒，死不回頭。半個月後，黨組織宣布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而捧著尚方寶劍的王明，隨後被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根據共產國際分工負責的意見，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王明領導統戰工作。
由於背靠共產國際，王明經常不服從命令，跳出來指點江山，甚至在“整風運動”的時候，他還想用電台向共產國際報告，說這是反對蘇聯。
但是俗話說的好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王明的國際關係便沒有絲毫價值，畢竟共產國際和黨組織是上下級關係，蘇聯和中國是國家間的平級關係，在法理上，沒有資格領導中國的事情。於是在同年底，《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發出，開始集中火力整頓王明留下的錯誤問題。
到這個時候，王明也就徹底靠邊站了。
1948年11月，解放戰爭進行到收尾階段，張國燾追隨國府去了台灣，因為沒有住的地方，生活艱難，第二年又離開台灣定居香港。1979年12月，移居加拿大多倫多的張國燾，貧病交加，被凍死在多倫多的養老院裏。
1956年，已經靠邊站十多年的王明去莫斯科治病，再也沒有回國。此後20年，他以替蘇聯罵毛澤東為生。師哲曾經問毛澤東：“我們和王明的分歧到底在哪裏？”毛澤東回答師哲：“他為別人考慮的太多了，為我們自己考慮的太少了。”
1974年，王明在莫斯科去世，蘇聯給他的評價是：共產國際的老戰士、蘇聯的老朋友。
這兩個鬥爭多年的人，沒有一個是最後的勝利者，曆史給過他們機會，但他們把自己活成曆史的過客。
本文部分內容來自於公眾號 溫伯陵的煙火人間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