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70、80、90年代高考的作家經曆,餘華落榜,遲子建作文寫跑題......

來源: 2021-06-09 15:30:37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98033 bytes)

# 那些年的高考 #

 

高考是令很多人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經曆,作家們亦是如此。無論是金榜題名還是名落孫山,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一個人的生命軌跡。今天,我們分享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高考的作家經曆。那些年他們的夢想和現實、心情與狀態、得或失,無不代言著我們每一個人——餘華落榜,格非模擬考拿全市第二,王小波不愛文科卻愛做數學題,遲子建竟然把作文寫跑題了……

 
 
 

70年代的高考:路遙、餘華、王小波

 
 
 
路遙: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實感內疚
 

路遙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學的暑假期間,延川縣的招生考點設在延川中學——路遙的母校。參加考試的近1000名報考者中,北京插隊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對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了修訂,並著重增加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四科的書麵文化考試。相當於有限地恢複了高考。但是隨後卻由於張鐵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試成績隻作為參考,仍采取推薦製招生。編者注)
 

考試兩天,一共考了三門——語文、政治一張卷子,寫一篇批判文章;數學一門;理化一門。在理化試卷的卷麵上,路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本人由於職業和工作的關係,7年未能複習化學,隻在考試前翻了一下書,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實感內疚,如果複習時間放長一點的話,還可以做出的……”

 

延川縣招生辦不久公布了考試成績,王路遙的語政分數是83分,數學分數是22分,理化分數是30分,平均分數:45分。
 
(摘選自張豔茜《平凡的世界裏的路遙》之《艱難上大學》)
 
餘華:不管能否考上,先填了誌願再說
 

餘華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畢業的,剛好遇上了恢複高考。當時我們心裏都準備著過了秋天以後就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突然來消息說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可以考大學,於是大家一片高興,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農村了。

1977年恢複高考老照片

我們這一屆學生都是在“文革”開始那一年進入小學的,“文革”結束那一年高中畢業,所以我們沒有認真學習過。我記得自己在中學的時候,經常分不清上課鈴聲和下課的鈴聲,我經常是在下課鈴聲響起來時,夾著課本去上課,結果看到下課的同學從教室裏湧了出來。
 
四年的中學,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到了高考複習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仍然認真不起來,雖然都想考上大學,可是壞習慣一下子改不過來。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來,我們整個海鹽縣隻錄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應屆生隻有幾名。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誌願了,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成為當時的笑話。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或者複旦、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說,我們都不知道填誌願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以為這隻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學校的大門口掛上了橫幅,上麵寫著: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教室裏的黑板上也寫著這八個字,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那時候確實都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就是被錄取,可是後來才發現我們其實做了後一種的準備,我們都落榜了。

寫著”一顆紅心 兩種準備“的準考證
 
高考分數下來的那一天,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聲音有些激動,他說高考分數下來了。於是我們也不由地激動起來,然後我們的老師說:你們都落榜了。
 
就這樣,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隻有三個人被錄取了。
 
後來我就沒有再報考大學,先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後分配到了鎮上的衛生院,當上了一名牙醫。我們的衛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閑的時候,我就站到窗口,看著外麵的大街,有時候會呆呆地看上一二個小時。後來有一天,我在看著大街的時候,心裏突然湧上了一股悲涼,我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我突然感到沒有了前途。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麽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摘選自餘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王小波: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隻上過一年中學,還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裏人勸我說: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
 

我對事情實際的一麵比較感興趣:如果你說的是種狀態,我馬上就能明白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你說的是種過程,我也馬上能理解照你說的,前因如何,後果則會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記住。因此,數理化對我來說,還是相對好懂的。最要命的是這類問題:一件事,它有什麽樣的名分,應該怎樣把它納入名義的體係——或者說,對它該用什麽樣的提法。眾所周知,提法總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這個。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說,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覺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順了,事也成了,最後成的是什麽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王小波

 

現在回想起來,幸虧我沒去考文科——幸虧我還有這麽點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話,要麽考不上,要麽被考傻掉。

 

我當年的“考友”裏,有誌文科的背功都相當了得。有位仁兄準備功課時是這樣的:十冬臘月,他穿著件小棉襖,籠著手在外麵溜達,弓著個腰,嘴裏念念叨叨,看上去像個跳大神的老太婆。你從旁邊經過時,叫住他說:來,考你一考。他才把手從袖子裏掏出來,袖子裏還有高考複習材料,他把這東西遞給你。不管你問哪道題,他先告訴你答案在第幾頁,第幾自然段,然後就像炒豆一樣背起來,在句尾斷下來,告訴你這裏是逗號還是句號。當然,他背的一個字都不錯,連標點都不會錯。這位仁兄最後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學——對這種背功,我是真心羨慕的。

 

至於我自己,一背東西就困,那種感覺和煤氣中毒以後差不太多。跑到外麵去挨凍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卻要像開閘一樣往下流,看起來甚不雅。我覺得去啃幾道數學題倒會好過些。

 

(摘選自王小波《思維的樂趣》之《高考經曆》)

 
 
 
 

80年代的高考:格非、遲子建、麥家

 
 

 

格非:讓舉人見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格非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個鎮江地區舉行了一次據稱難度超過高考的模擬考試。考試結束後不久,我在校園裏碰到了教導處的羅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嚇了一跳。

 

“你的身體似乎不太好,”他說,“我已經注意你很久了,要補充營養,麥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書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覺。你想想看,高考雖說很難,但整個鎮江市成千上萬的考生,總不至於隻錄取兩個人吧?”
 
他見我仍然站在那裏發愣,就幹脆對我說:“這次模擬考試,你是鎮江地區的第二名……”

80年代的鎮江
 
我回到宿舍之後,果然照羅主任的吩咐蒙頭大睡起來,這一睡可不要緊,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來了。考試前一天的晚上,我的體溫升到了攝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醫看病,而去發電廠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動了。寢室裏亂哄哄的,彌漫著汗臭和麥乳精的氣味,考生的父母們正在給他們的兒子做最後的戰前動員。我看見鄰床的一個考生,隻穿著一條三角短褲,像個拳擊手那樣向空中揮動著拳頭,嘴裏念念有詞:拚了,拚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場了。我的意誌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她讓我去學藝的那個木匠師傅。我不再憎惡他了。當個木匠似乎也沒什麽不好。幹什麽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場了,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已經斷掉了。
 
大約十一點鍾的時候,羅主任來到了我的床邊,他把校醫也叫來了。他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他說不到長城非好漢,他說自古無場外的舉人……我說讓舉人見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這可不能由你說了算,”羅主任嚴厲地說,“你的父母不在身邊,現在得聽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燒不退,我也不會逼你……”
 
他讓校醫給我往靜脈裏推射了一針葡萄糖,又讓人將我架到他的家中,逼著我當他麵喝下三大碗稀粥。
 
現在,我已無法回憶起這個夜晚是如何度過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進考場的。我隻記得,當我從考場回到學校,羅主任正在門前生煤球爐,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對我說:“如果你想放棄高考,現在仍然來得及。”
 
隨後,我們都笑了起來。
 
(摘選自格非《博爾赫斯的麵孔》之《當木匠,還是上大學?》)
 
遲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

遲子建
 
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隻考上了大興安嶺師範專科學校,學中文。因為課業不緊,我有充足的時間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開。學校麵對山巒草灘,自然風景壯美。我寫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觀察日記,這應該算是最早的文學訓練了。開始嚐試寫小說,是1983年。我運氣不錯,隻投過幾篇稿子,《北方文學》的編輯就開始與我聯係,從而走上文壇。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極村童話》,就是在大興安嶺師範畢業前夕創作的,那是1984年。
 
(摘選自《江南》雜誌訪談遲子建《人生就是悲涼與歡欣》)
 
家:為什麽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考得那麽好?
 
麥家
 
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隻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隻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
 
為什麽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麽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麵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隻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作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隻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錢,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裏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誌,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我了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陰涼隻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鍾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象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簽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摘選自麥家《非虛構的我》之《八大時間》)

 

 

 
 
 

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淩、文珍

 
 

 

阿乙: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豬心,喝了多少補腦汁

 

阿乙

 

我高考分數隻到省專檔。隻有三所學校。另外兩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業,預估招生分數比本科線高,我隻能去讀本省的公安專科學校。我從來沒有做過讀警校的準備。我也不覺得自己適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經厭煩學習了,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豬心,喝了多少補腦汁,還得了神經衰弱,我已經徹底厭倦學習了。出於對複讀的恐懼,我去讀了警校,並且在畢業以後做了五年警察。我現在倒不後悔這一段經曆,因為寫作的大部分資源就是這一段時間積累的。

 

從考上大學的18歲開始,我一直不怎麽學習,直到26歲,有一個朋友批評了我,或者直接說他譏諷了我,我才手不釋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時候生活得很激烈。讀書的時候讀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馬,就是在平地上走,頭也是點來點去的。

 

(摘選自《中華讀書報》訪談阿乙《一個作家的權力在於他的作品》)

 

袁淩:我可以辜負自己,我辜負不起父母
 
我的噩夢都重現當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夢裏,我為象牙塔的一紙通行證折磨得體無完膚,老是顧此失彼,原本應該考好的考不好,甚至連自己最為擅長的作文都走題。那是一段多麽不堪回首的時光,夾雜了太多的傷疼,被七月灼傷的疼痛。
 
1997年,我第二次走進高考場。內寒外熱,我感覺自己的肩上千鈞壓來。我怎麽能輕裝上陣?來自鄉村的孩子,麵對的不僅是個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個時候,我隻有一個念頭:我可以辜負自己,我辜負不起父母。在這千軍萬馬的獨木橋上,我注定隻能成為高歌的勝利者,而不能成為哀嚎的失敗者。
 
袁淩在家鄉

在等待分發試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裏是一會是父母那在丘陵皺褶深處的黃土地上躬耕的勞作身影,一會是夢寐以求的大學象牙塔,二者交相疊現。試卷在手,我拋棄一切的私心雜念,沉入第一場語文考試。語文,曆來是我的長項,洋洋灑灑,一路刺殺下來,順暢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擬考。尤其是寫作文題,我一氣嗬成,論辯清晰,文采飛揚,字跡俊秀。那一刻,通體舒泰,有些飄飄然,很多的擔憂一瞬即逝。掃視周邊的考生,發現他們個個神色慌張,汗水細密,有些甚至連頭發都濕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語文沒這麽難吧。不敢大意,我抓緊最後的十五分鍾,又全部檢查了一遍,感覺還是那麽的美妙。沒十足把握的,檢查的時候要肯定第一感覺。這是我曆次模擬考的經驗,因此我幾乎沒動,等到時間一到,就離開了教室。

 

(摘選自袁淩博客文章《十年一覺高考夢》)

 

文珍:也許是上天的安排,讓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文珍

 

我讀書蠻早,17歲上的大學。覺得一定會考上,因為考過年級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誌願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複旦是“3+1”,北大清華都是“3+2”——那幾年廣東曾經采用這種特殊考製。

 

像我這樣的懶人,覺得少考一門總歸是好事,覺得複旦“3+1”是天意,太適合我了。而且對我影響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師,是文革前的複旦物理係高材生,身上有一種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課,是讓我從中不溜變成年級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兒也在我前一年考上複旦大學物理係,是那年深圳的狀元。

 

種種命運的暗示之下,我就選了複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想,所有人心往一處想結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選了“3+1”,“3+2”的學校競爭反而沒有那麽慘烈。

 

那年複旦平均錄取線比北大要高,我總分差4分沒過線。而且那年複旦理科生的成績據說比文科好,廣東省總計招60個,比例應該20個文科生,40個理科生,但那年隻招了8個文科生——名額都勻給理科生了。後來還在報紙上看到,8個文科生中的一個還出國了……

 

那個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沒有想到會考不上,但學校裏有人收到複旦的錄取通知書了,自己一直沒收到,好像也沒有很強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電影,每天去市圖書館。到八月中下旬,都快開學了,終於收到中大的了,還是意想不到的金融係——我的第二誌願第一欄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學,完全抄我同桌的。

 

沒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係厲害,先調檔,當時係裏的招生老師大概急於找一個編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檔案就很高興。就這樣陰差陽錯讀了四年金融。那幾年裏,我幾乎是極為緩慢地接受這個現實,也在BBS寫了很多東西。也許是上天的安排,讓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摘選自2017年11月3日在上海萬象城言幾又書店,文珍、張新穎、顏維琦、吳越對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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