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是真正的雜交水稻之父嗎？
雜交水稻研究曆程引發了一個爭議：第一個能大規模推廣的不育係、保持係、強恢複係與優勢組合都不是袁隆平做出的，但長期以來他卻被公認為“雜交水稻之父”，幾乎成為雜交水稻唯一的形象代言人。“現在人們都不知道當年大協作這個事了，以為這是袁隆平一個人的功勞”。
雜交水稻研發曆程揭秘
本刊記者/錢煒
2012年4月6日
一眼望去，顏龍安的試驗田裏滿眼碧綠，看不出莊稼之間有什麽差別。“這一蔸是不育係，旁邊一排是恢複係，這一畝是野生稻，那一塊是超級稻？” 聽了他的介紹才知道，這些看上去長得差不多的綠色植物，原來“出身”各不相同。
75歲的顏龍安雖然不再擔任江西省農科院院長，但是他仍在領導一個團隊進行雜交水稻的研究。他不是唯一一位為水稻而駐紮在海南島三亞的院士——每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之間，當內地還是春寒料峭之時，海南的水稻已經抽穗開花。在這個季節裏，全國的雜交水稻專家都聚集在南繁育種基地，拿著各種水稻品種進行雜交試驗，再將收獲的種子帶回各地播種。這個已經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傳統被稱作“南繁北育”，而這群人也有一個共同的綽號——候鳥型科學家。
如此聲勢浩大的水稻研究，在全球也絕無僅有。因為世界上多數地區都以麵粉為主食，而有13億人口的中國，則是以大米為主糧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早在北宋時期，水稻總產就躍居糧食作物的首位，而明清以後，水稻更是中國的主要食物依賴。龐大的需求，使得曆代當政者都對稻米問題異常看重。曆史上，水稻產量的豐歉與種植麵積的不斷北擴，一直推動著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甚至是政權的更替。因此，雜交水稻技術於1970年代在中國誕生，自有其曆史必然性。
雜交水稻被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而一提到它，人們就會想到有“雜交水稻之父”之稱的袁隆平。實際上，在袁隆平之前，1929年就育成雜交水稻品種的新中國首任農業科學院院長丁穎就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直到上世紀60年代，在袁隆平發表了有關文章之後，雜交水稻研究被確定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並為之組成全國範圍規模龐大的攻關協作網。數十年來，光是在這一領域就產生了6名院士。
按照中國農科院水稻所所長程式華的劃分，水稻界並列著“南帝北丐東邪西毒中神通”幾大“武林豪傑”，此語雖為戲謔，卻大致勾勒出國內水稻學術界的格局。中國雜交水稻的研發曆程，真像是武俠小說裏各路好手分分合合、闖關奪寶的一個“江湖”。
“特等發明獎”之爭
1981年6月6日，當時的國家科委、農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要將新中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授予雜交水稻研發團體。前來領獎的顏龍安卻得知，獎狀上隻寫著“全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袁隆平等人”，沒有其他人的名字，獎狀與獎章也隻有一份。
頒獎大會召開的前一天，顏龍安找到當時主管科技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和農業部黨組副書記朱榮，向他們反映情況。“這麽多人對雜交水稻做出過重要貢獻，怎麽都不提名字，變成了一個‘等’字？難道雜交水稻是某一個人發明出來的嗎？”隨即，科委與農業部就在參會人員的駐地京西賓館緊急召開了一個協商會，除了袁隆平和顏龍安以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農民日報等9家媒體也旁聽了會議。會上，袁隆平沒有發言。
顏龍安說，雖然方毅對他的意見表示理解，但大局已定。一位領導勸他：“今天晚上，國際廣播電台就要向全世界播出‘袁隆平等人獲雜交水稻特等發明獎’這條消息了，明天所有的報紙也都會刊載這則新聞，這麽大的事情，關乎到國家威望，不好再有什麽更改。”
如今，如果找到這個獎的文獻記錄，就會發現，主要獲獎人已明確列出，前4位的排名是：袁隆平、顏龍安、張先程、李必湖。作為事後補救，顏龍安與其餘20多名主要獲獎人會後都得到了一張複印的獎狀，獎狀背麵寫著每人的工作單位與姓名。同時，國家農業部特地發文，對總額為10萬元的獎金做了細致的分配說明。其中，袁隆平得到的獎金仍為最多，為5000元，顏龍安比他略少，為4600元。
雜交水稻特等發明獎的申報單位是中國農科院與湖南農科院。今年76歲的中國農科院原品種資源所所長婁希祉參與了當年的報獎工作。他說，到1981年，雜交水稻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得獎是眾望所歸。而前三名獲獎人的排名“袁隆平、顏龍安、張先程”，也是業界比較廣泛認同的，隻是頒獎時的具體做法可能欠妥，以致令其他人有不平衡之感。
“我國最早研究雜交水稻的還是袁隆平”，談到雜交水稻曆史，武漢大學的朱英國院士開場便是這句話。朱英國的這個說法是基於早期的一篇文章：1964～1965年間，袁隆平在湖南安江農校的農場一帶發現了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隨後，他將此發現寫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發表在1966年的《科學通報》第四期。
雄性不育性的發現是雜交水稻研製成功的第一步。根據雜交優勢理論，農業上很早就開發了雜交玉米、雜交高粱，但雜交水稻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起步較晚。這是因為，與玉米異花授粉不同，水稻是自花授粉，即雌雄同花，由同一朵花內的花粉傳粉受精繁殖後代。因此，水稻雜交難度大，要想成功，就要先育出隻有“單一性功能”的水稻。中國稻作科學的奠基人丁穎曾用人工辦法給水稻“去雄”，但實際效果不佳，也未能大麵積推廣。理想的辦法，是找到雄性不育係水稻（簡稱不育係，即雄性器官功能喪失，但雌性器官仍可授粉結實），這樣的水稻適合用作雜交水稻的母本。
因此，那篇由袁隆平單獨署名的論文，對中國的雜交水稻和袁本人都意義非凡。 對於1981年的那場爭論，國家科委正是通過那篇3000字左右的論文而裁定——袁隆平是國內最早研究水稻*****優勢理論的學者。
發現“野敗”
現在看來，雜交水稻的研究發端於當時整個中國對剛剛過去的“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的恐懼。因此，盡管“文革”時期全國的科研工作幾近癱瘓，但隻有雜交水稻與關乎國家安全的“兩彈一星”研究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最高重視，並以舉國之力而開展。根據2011年湖南文理學院李晏軍所做的“雜交水稻科學共同體的社會評價研究”，“雜交水稻發展的製度動因，主要是體製的推動、政府的直接介入與科研大協作。”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當時就引起了國家科委的注意。在政府的指示下，1967年，由袁隆平、尹華奇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正式成立，全力尋找不育係。
利用不育係來培育雜交水稻並非袁隆平的首創
在國際上，美國農學家瓊斯於1926年首先提出了水稻具有*****優勢的理論。日本學者則在1917年就發現了野生不育係，並於1968年培育出“三係法”雜交水稻，但由於效果不好，並未在該國推廣開。
“三係法”是雜交水稻最早也是主流的技術路線。所謂“三係法”，形象的解釋就是“一妻二夫”製：妻子是不育係，恢複係是它的第一任丈夫，給它授粉，後代恢複可育性，作為種子，用於生產；在另一塊田，再由保持係這第二任丈夫給它授粉，後代可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狀，下年繼續作為母本，再跟恢複係雜交，生產雜交種子。
然而，袁隆平用他的野生不育材料培育出的C係統，找了好幾年卻始終找不到“丈夫”保持係。此時，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華國鋒指示，“將研究交給群眾去搞。”李必湖在《我們是怎樣研究雜交水稻的》一文中對此有所論述。於是，1970年，湖南省迅速開展了一個由專業人員和農民相結合尋找不育係的運動。不久，這場群眾運動席卷全國，許多農業科研機構、農場、良種場、公社、生產隊、大專院校都參與其中，各省成立了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形成了一個全國範圍的大協作網。
而瓶頸也由此取得突破：1970年10月，李必湖與三亞南紅農場的技術員馮克珊在當地的一個水溝旁發現了一株野生的花粉敗育不育株。當時正在北京查閱資料的袁隆平為了這一株水稻連夜趕回三亞，後來他將其命名為“野敗”。
李必湖發現的這株“野敗”，是如今絕大部分“三係法”雜交稻不育係的始祖。而李後來卻與袁隆平分道揚鑣，一直留在安江農校，也育成多個雜交稻新品種，官至懷化職業技術學院（即原安江農校）黨委書記、懷化市人大副主任。由於健康方麵的原因，李必湖如今已無法接受采訪。有關他的經曆，隻能在文獻資料中見到。
“三係”配套
與此同時，一個日後將會給袁隆平留下深刻印象、並與其分享“雜交水稻之父”榮譽的人，也來到了海南。
1970年冬，江西省萍鄉市農業局的顏龍安被市裏派來向袁隆平學習雜交水稻。除了江西，當時已有福建、廣東、湖北等多個省份的農技人員跟著袁隆平做雜交水稻。此時，大家的注意力還主要集中在C係統上。顏龍安和助手很快就完成了C係統的雜交工作。一天閑來無事，他看到袁隆平那裏有一株“野敗”開始抽穗，就順便向其討要了一蔸。朱英國記得，包括湖北在內，大約有10個省的農技人員都從袁隆平那裏分到了“野敗”。
轉眼到了1971年春天，各省的農技人員懷揣在海南育成的多種種子包括“野敗”回當地播種。但是，袁隆平帶回的“野敗”在長沙並沒有出穗，顏龍安帶回萍鄉的“野敗”卻成功出穗了。1972年冬，顏龍安育成“二九矮1號”不育係及同型保持係，並開始向全國提供不育係種子。而袁隆平則比顏龍安晚了將近一年，在1973年秋天才育成“二九南1號”不育係和同型保持係。在這場育種大賽中，顏龍安是成功育出不育係的第一人，因而也被人稱為“雜交水稻之父”。朱英國說，也正因為這場“競賽”有此過程，才有了後來“袁隆平與顏龍安誰是特等發明獎第一人”的爭端。
“當時，在所有人帶回各省的‘野敗’裏麵，隻有我的出穗了。”顏龍安解釋說，成功的訣竅就在於遮光處理。“野敗”是感光性稻種，三亞屬於熱帶，夏天日照時間比萍鄉短，所以帶回內地的“野敗”就必須做遮光處理。在顏龍安帶回的“野敗”種子裏，隻有做了遮光處理的這部分才成功出穗。
有了不育係和保持係，但還沒有找到好的恢複係。這“第一任丈夫”的選育也很重要，因為它是雜交水稻的父本，沒有恢複係，“三係”就不能配套，不能用於生產。全國的水稻技術人員開始全力攻克這個難關，擴大研究材料，在長江流域、華南、東南亞、非洲、歐洲等地的1000多個品種裏進行篩選，找到100多個有恢複能力的品種。直到1973年，廣西農學院教師張先程在東南亞的品種裏找到第一個結實率在90%以上的強恢複係，至此，秈型雜交水稻的“三係”配套獲得成功。
傳奇無以複製
而袁隆平的研究進展卻不是很順利。1975年以後，他以自己的不育係配成的優勢組合“南優2號”，在湖南洞庭湖地區大規模試種。與同類雜交稻品種相比，“南優2號”的確長勢最好，穗大粒多，但卻有致命缺陷——不抗病。後來，洞庭湖地區幾十萬畝水稻遭遇矮縮病，顆粒無收，“南優2號”也因此被逐漸淘汰。
1991年版的《中國雜交水稻的發展》一書列出了23個雜交水稻組合。在1980年之前，也就是第一代雜交水稻品種裏，隻有“南優2號”為袁隆平的成果。此書由中國農科院與湖南農科院主編，主要撰稿人第一位即是袁隆平。
雜交水稻研究的上述曆程引發了一個爭議：第一個能大規模推廣的不育係、保持係、強恢複係與優勢組合都不是袁隆平做出的，但長期以來他卻被公認為“雜交水稻之父”，幾乎成為雜交水稻唯一的形象代言人。對此，朱英國認為，不管怎麽看，袁隆平都是國內最早開始做雜交水稻的，“野敗”也是他的助手李必湖發現的。但顏龍安卻有不同意見，“不一定你（袁隆平）搞得早，功勞就歸於你，應該允許人家超過自己。如果論貢獻大小，他隻是開了個頭。”
婁希扯是《中國雜交水稻的發展》一書的統稿者，也參與了當年的大協作。他認為，“雜交水稻的誕生，除了有像袁隆平這樣的學術帶頭人的貢獻，主要還是社會主義大協作的產物，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但現在人們都不知道當年大協作這個事了，以為這是袁隆平一個人的功勞”，婁希扯指出，這既是媒體輿論的一個誤區，也是客觀因素造成的。他解釋說，1987年，中國將雜交水稻這個成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科學獎。本來是以中國農科院和湖南農科院為主體來申報，但根據國外的評獎規則，報獎人不能是一個單位，必須要具體到個人。袁隆平是這一領域被公認的開拓者，又是1981年特等獎的第一獲獎人，於是，順理成章地，這次大獎就再次落到了他的頭上。由於聯合國科學獎名氣較大，袁隆平聲望日隆，使得媒體與公眾也就越來越多地隻關注他一人。
學術成就與社會名望，使袁隆平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領軍人物。據李晏軍的不完全統計，1966一2000年，國家投人到雜交水稻技術研發的直接經費2000萬元，間接經費2000萬元，但從2000年起，袁隆平所在的湖南省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三次得到總理基金的資助總額就達4000萬元，相當於過去24年全國雜交水稻研發經費的總和。
就雜交水稻的誕生過程，《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試圖聯係袁隆平，對此，袁的秘書、《袁隆平口述自傳》一書的記錄整理者辛業芸回複:“袁院士在海南基地是親自坐鎮指揮南繁工作，他很忙，不可能為你的報道抽出半小時來聽電話的。”辛業芸說，“大協作裏麵每個人的貢獻究竟是多少，這本來就各有各的看法，我們是不會對這種問題予以回應的。”
無論如何，雜交水稻的傳奇都在繼續。到了1980年代，福建三明農科所技術員謝華安育成了新一代強恢複係“明恢63”,因此他也被稱為“雜交水稻之母”。“明恢63”與顏龍安的不育係“珍汕97”配套，生產出來的種子就是“汕優63”。
由於生物的適應性，一個雜交品種的優勢一般隻能保持數年至數十年，因此，雜交水稻的品種需要不斷更新，沒有哪一個品種可以一直包打天下。而“汕優63"從1987年起連續15年種植麵積冠居全國，單年最大種植麵積超過1億畝，是迄今為止國內種植麵積最大、推廣速度最快、連栽時間最長的品種。由於農村與農業經濟體製的變革，朱英國坦承，目前沒有哪個品種可以再在全國占據主流，雜交稻品種已進人百花齊放的時代，也不再會有誰能夠複製“汕優63”的成功。
“紅蓮”生不選時
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朱英國的遺撼。盡管比袁隆平小9歲，朱英國在雜交水稻界卻稱得上是自立門戶。1974年，他用海南紅芒野生稻與蓮塘稻雜交，育出新的不育係“紅蓮型”，在雜交稻領域，這與湖南的“野敗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國際公認為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而且隻有“野敗型”和“紅蓮型”在生產中大麵積推廣種植。
但是“紅蓮型”卻生不逢時，這又與其出現的時代背景有關。1972年10月，首屆全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在長沙召開，正式拉開雜交水稻科研大協作的大幕。從1972年到1982年的11年內，共召開了9次雜交水稻協作會。作為湖北省協作組組長，朱英國參加了每一次會議。他說，每次的開會地點，多是根據當年哪個地方的雜交水稻長得最好來定。會議的形式也很特別，都是在田裏開現場會，大家不僅交流雜交和種植經驗，也直接分享育種材料，根本沒有什麽知識產權的概念。
“但當時的大協作基本上就是在攻關‘野敗型’，我們的‘紅蓮型’僅比‘野敗型’晚出來一年，也給了很多單位，但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朱英國說，除了育種，協作組還要負責雜交稻的推廣工作。同時，“紅蓮型”當時也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缺陷，比如育性穩定、純度、強恢複係難以找到等問題。“但‘野敗’之所以能那麽快就成功，正是靠全國之力。而‘紅蓮’的研究長期隻有我們一家。”在那幾年，就連朱英國自己大部分時間也都在研究推廣“野敗”，顧不上鑽研自己的“紅蓮”。
雜交水稻協作結束以後，朱英國回到武漢大學，在研究力量和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繼續開展研究。直到2000年，他們才克服了“紅蓮”的上述缺陷，育成一批新的“紅蓮型”強優雜交組合。這一年，朱英國邀請包括袁隆平在內的全國雜交稻專家開了一個鑒定會。“他們都十分肯定。新的‘紅蓮型’不育係確實不錯，袁先生也表示了支持。”朱英國說，直到21世紀，已經出生近30年的“紅蓮型”終於得到了大麵積種植，到目前為止，全國累積推
廣麵積已超過1億畝。但是，當年集舉國之力推廣“野敗型”雜交水稻時的那種得天時、地利、人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兩係法”命運多抖
今年春節，在武漢打工的石新華回到仙桃老家，他在給父親石明鬆上墳時說:“爸爸，我能為你做的，都已經做了!”
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找到石新華時，他說這是父親去世後20多年來第一個來找他的記者，緊接著就拿出了一個裝滿厚厚一撰材料的大信封。在1988年石明鬆意外身亡之後，他對雜交水稻做出的貢獻，也逐漸被世人所淡忘。如果不是最近偶然發生的一件事，石新華也很少再觸及這段令他揪心的往事。
2011年，一個朋友告訴石新華，他在網上看到國家科技獎的申報名單正在公示，袁隆平領銜的湖南省雜交稻研究中心，將“兩係法”雜交水稻申報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但在申報的獲獎者裏麵，卻沒有石明鬆的名字。
石新華趕忙找到這個網頁，按照上麵公布的地址給國家科技獎勵辦公室寫了一封信，大意是:石明鬆最早開始研究“兩係法”雜交水稻，並在去世前已獲初步成果，因此，他才是這項技術的發明人。
石明鬆與“兩係法”雜交稻的發現要追溯到1973年。當時還是湖北省汙陽縣(今仙桃市)沙湖原種場技術員的他，在4000可育的。圍繞這個有趣的發現，他又做了大量的試驗，而唯一可以給他幫上忙的，隻有自己的妻子和3個未成年的兒子。
1980年初春，湖北省農牧廳的春耕生產檢查組來沙湖原種場，石明鬆趁人少的時候，把他的研究報告悄悄塞到了檢查組一位負責人手裏。數天後，湖北省農牧廳的幾個人就專程給石明鬆送來了3000元錢、一架海鷗牌照相機和一個計算器。這是石明鬆研究雜交水稻7年以來，獲得的第一次資助。隨後，湖北省專門成立了“兩係法”雜交稻協作組，聯合省內的7家單位進行研究，並確定由華中農業大學牽頭，武漢大學也參與其中。
日後的研究證明，石明鬆開辟了一條新路。與“三係法”的“一妻二夫”製不同，“兩係法”實行的是“一妻一夫製”:“妻子”對光照和溫度敏感，在夏季的長日照、高溫下，表現為雄性不育，這時，用恢複係和它雜交，生產用於大田裏的種子。到了秋季，在短日照、低溫下，“妻子”又變成了正常的水稻，自交結實，生產用於下年作為母本的種子。
“三係法”雜交水稻需要尋找特定的恢複係，而“兩係法”的優勢就在於恢複係廣泛，形象地說，就是能和“妻子”配得了一係列認可:通過省級鑒定，被正式命名為“湖北光周期敏感核不育水稻”;被列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課題與國家“七五”攻關課題。這年12月，石明鬆獲得了湖北省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同年，國家啟動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即863計劃)。為尋找農業領域的863項目，當時的國家計委、科委與教育部聯合來湖北調研石明鬆的“兩係法”水稻研究。此時已經成為雜交水稻學界權威的袁隆平，也應三部委邀請來到湖北。袁隆平一看到“兩係法”水稻，當即就大加讚賞，並認為“三係”雜交稻要被清倉查庫了，“兩係”才是今後發展的方向。同時，他做出了一個看起來更宏遠的判斷:雜交水稻要從“三係”轉向“兩係”，最終走向無融合生殖的“一係”。
1987年，“兩係法”水稻研究被正式列為國家863計劃的第一個項目，編號101，袁隆平任責任專家，主持全國16個單位的聯合攻關。石明鬆與朱英國也在專家組成員之列。但不幸的是，在項目剛剛開展之際，石明鬆卻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
863項目一直持續到2005年，朱英國說，“兩係法”水稻的研究中心一開始一直在湖北，隨著項目的推動，其他單位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其中，東北的楊振玉和袁隆平的湖南雜交稻中心都育成了優良品種，也在實際中推廣較多。但石新華說，從目前推廣的組合來看，仍以石明鬆當年發現的“農墾58S"為背景的不育係所配的組合推廣麵積最大。
2011年底，石新華忽然接到湖南雜交稻中心打來的電話，請他去長沙開一個協調會。對方告訴他，國家獎勵辦收到他的來信後，就擱置了“兩係稻”的評獎，並將他的意見轉給了湖南。此次開會，就是要商量如何將他父親的名字加進獲獎人的名單裏。
在協調會上，石新華提出來要將父親的名字與袁隆平並列第一，與會人員皆不認同。石新華還記得，會上，袁隆平表態說:“我個人得到的榮譽已經很多了，我不一定非要得這個獎。”商議的結果，排名次序為:袁隆平、鄧華鳳、石明鬆。其中，鄧是袁隆平的學生，為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朱英國是國家科技進步獎遺傳育種組的評審專家組組長。他說，就他個人的意見，石明鬆在獲獎人裏麵應該排第二。實際上，早在1993年，湖北省就將“兩係稻”報過獎，當時得的是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已經去世的石明鬆是第一獲獎人。所以這一次存在著重複報獎的嫌疑，但鑒於“兩係法”雜交水稻成果重大，再予以重獎也在情理之中。
單就技術而言，顏龍安並不認為“兩係法”就能完全替代“三係法”。他指出，“兩係法”雜交稻的母本是受溫度和光照控製的，由於自然因素不可控，“兩係法”水稻的製種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製於天氣，這就存在較大風險。
“超級稻”衝擊紀錄
根據《中國雜交水稻的發展》一書和程式華提供的數據，雜交水稻的畝產，用了12年時間，從1976年的316公斤增長到1988年的443公斤，增長了127公斤。但又過了20年，到2011年，雜交水稻的畝產達550公斤，隻增長了110公斤不到。人們不禁會問:雜交水稻產量是否接近“天花板”?雜交水稻這一技術是否將會被淘汰?
2011年9月，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縣的百畝超級稻試驗田創下畝產926公斤的紀錄，被稱“中國超級雜交稻種植獲得重大突破”。實際上，近兩年來有關全國各地水稻產量突破900公斤大關甚至1000公斤的新聞都屢見不鮮。比如，雲南省農業廳就稱，該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農科所水稻站站長李開斌育成的常規稻種“楚粳28號”，2011年百畝片平均畝產達977.07公斤，且該品種百畝平均畝產已連續3年突破950公斤。袁隆平在今年1月就此事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稱，這主要是因為“那個地方生態環境特別好”。
作為袁隆平926公斤紀錄的驗收專家組組長，程式華指出，湖南隆回山區的地理環境也特別適宜水稻生長，再加上配套的先進田間管理技術，因此，這個產量的紀錄也隻是個案。“當時，中央電視台的記者也這麽問我，說這個900公斤能夠大麵積推廣嗎?我對著鏡頭就說不能。它能否在當地複製成功，今後也還要再看。”但是，程式華說，畝產突破900公斤，本身就具有標杆意義，說明雜交水稻的產量目前還遠遠未達到極限。
顏龍安也認為，雜交水稻還遠未達到它的產量極限。現在的雜交水稻，還隻是釉稻或粳稻內部的雜交，這種品種內雜交的畝產達到七八百公斤差不多就止步了。如果能夠實現釉稻與粳稻之間的雜交，即兩個亞種間的雜交，那麽畝產1000公斤是大有希望的。這也是眼下水稻界的一個研究熱點。
水稻科研的另一大方向就是分子育種，形象地說，如果雜交水稻技術還處於“模擬”水平，那麽分子育種就相當於“數字化”的。這是因為本質上，雜交水稻的目的就是改良水稻基因，過去人們隻能用雜交、選育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如果將分子手段用於水稻品種的改造，將會更加精確、簡便。不過，朱英國與程式華都認為，即使有了分子手段，傳統的雜交育種也不能被淘汰，因為生物的表現型是同時受到基因與環境控製的，育種不能脫離當時、當地的自然條件，也需要大量豐富的實踐知識。
高粱是生物學產量最高的作物，這是因為它的光合作用效率高，被稱為“碳4作物”，同屬此類的還有玉米、甘蔗等，而水稻、小麥則屬於“碳3作物”。要想從根本上提高水稻的產量，就需要把水稻轉為“碳4作物”，而這，最終還需要轉基因技術的登場。然而中國的現實是，轉基因水稻的發展不僅不可能複製當年雜交水稻研發時舉國動員、大千快上、人海戰術的“盛況”，而且還麵臨著有關其安全性和商業化的多方質疑。自2009年中國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以來，專業人士及民間組織對轉基因水稻的激烈爭辯就從未停止。從雜交到轉基因，水稻科技的發展在麵臨巨大技術變遷的同時，也映射出社會環境的驚人之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