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梁左
查建英
查建英，北京人。1978年至1987年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87年回國，1990年代返回美國。2003獲美國古根海姆寫作基金，再回中國，為中美雜誌撰稿。出版非小說類英文著作《China Pop》《弄潮兒》，雜文集《說東道西》，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等。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
左起妹妹梁歡、梁左、母親諶容、父親範榮康、弟弟梁天
梁左離去多年。沒有一年不想起他，想起來就傷心。原想等退休無事，再慢慢寫回憶。這次北大同學們要出班級紀念冊，事情是怎麽倡議起來的，我並不清楚，待聽到消息時已勢在必行，並有工作組、日程表、方案、分工等等。集體的壓力還真是不得了，郵箱裏天天跳出班長發來的別的同學的稿子、催稿信、工作簡報，感覺就像忽然回到了中學操場上，陣陣口哨叫你歸隊。那麽，就現在寫一點關於梁左的記憶吧。
大學期間，我和梁左交往不少也不多。七七級是被文革“耽誤”的一代人，對歲數特別留意，當年一入校就人人互問年齡，論年排輩。結果問出來我是全班年齡最小，同學中有大我十幾歲的，還發現一些巧合，比如我和黃子平生於同月同日，相差正好十年，比如陳建功也長我十歲、又恰好是我哥哥的中學同學、當年他們還是同一個紅衛兵組織的“戰友”。
我不反感當小字輩。因為跳過兩次級，從小學到高中都是班上最小的，習慣了，也深知可以籍此耍賴的種種便宜舒服。梁左比我隻大兩歲，在男生裏也屬於小字輩，可他有當“老梁”的癖好。班上比他年紀略小的男生，一個蘇牧，一個李春，據說當年沒少受過老梁教誨。尤其蘇牧，從長相到打扮都像“小生”，與梁左的好作老氣橫秋狀，相得益彰。兩人要好，讓梁左過足了“耳提麵命”的癮。此癮畢業之後仍戒不掉，我就多次聽梁左描述過自己親赴電影學院“指導”蘇小弟的情形，每次都是一副自鳴得意、樂此不疲地的樣子。
對我，梁左采取的是另一種居高臨下的“嗬護”。他是班上唯一給我買過零食的男生。一次周末我和幾個同學去他父母家玩，出來之後梁左送我回家，途中特地繞道，給我買了一根大雪糕。後來得知我從小愛吃果丹皮，梁左又給我買過果丹皮。
畢業之前，梁左（中）和同學在人民大會堂聽報告
記憶當中，他和我頭一回談話，是因為我入學時穿了一件舊棉猴。那件藍色棉猴，我從上幼兒園大班時開始穿，先後接過兩截袖子，進了北大當作短大衣還在穿。梁左眼尖，注意到這棉猴領口用紅線繡著一個“查”字，便乘機將我調侃一番。此後對我講話，不由分說沿用一種“大人數落小孩”的腔調，弄得我哭笑不得。久而久之，倒成了一種親切。
我沒等畢業就去了美國。之後二十年間，走來走去。北大同學，星流雲散，來往漸疏，時斷時續，有些甚至十多年見不到一麵，當然見到就親熱無比。完全沒有料到的是，我與梁左的來往，居然在畢業之後頻繁起來，尤其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我們見麵的次數遠遠超過了和班裏其他同學。原因很簡單，那些年他家從東直門小胡同的大雜院搬到了建國門外的一幢居民樓裏，而我每年回國就住在我母親那裏，兩家距離，走路不到十分鍾。
那時梁左已成了“腕兒”，忙，寫相聲、寫電視劇、各種應酬。但因為我不常回來、回來又是街坊，屬於特例。用他的話講就是，盡管百忙之中，國際友人也得招待嘛。每次接到我電話，他先要拉著長聲問：“什麽時候到的呀？”如果回答不是才到，他便有一番說三道四的挑禮。接著是籌劃：“我來安排一下咱們的活動，你等我電話。”
他的“安排”花樣翻新，我也基本都是欣然前往，雖然有時候也覺得，他真拿我當遊客招待了。我和他去老舍茶館看過曲藝表演，去小吃街吃過夜宵，去舊書店淘過書，去古玩店尋過字畫，去音樂廳聽過交響樂，甚至還有過一次乘三輪逛街的經驗……因為約好見麵那天風和日麗桃紅柳綠，我提議散步，被梁左一票否決：走路多累啊，還曬！結果，他叫了一輛帶頂篷的三輪車，兩個人活生生地從長安街這頭坐著逛到那頭。
大一暑假，梁左（右一）和幾位同學在延慶山村
梁左心思細密，凡事總要籌措周到，皆大歡喜，偶有差池，自己先跟自己過不去。有一陣，他愛拉我見他那些常在一起廝混的朋友。一次和英達、馬羚吃飯，他預先隆重介紹一番：英達“也是咱們北大畢業的、他爸和你爸又是清華同學、咱們兩代人都同學”，馬羚“不光是演員還設計時裝”雲雲。結果見了麵，大家都帶著客氣，話說得不熱鬧。過後沒等我抱歉，梁左先檢討：“沒弄好沒弄好，以後改進。”倒像是他犯了多大的錯。
又一回，說是受人之托，無論如何要我與他一位曲藝圈的朋友曹先生一起吃頓飯，“人家也是誠心誠意要做東”。結果吃飯當中，曹先生幾杯酒下肚講起了風流韻事，措辭不雅，付賬時又打開一隻手提箱展示一番，裏麵有好幾個幣種的鈔票，一疊疊分別夾在彈簧卡上。曹先生走後，梁左滿臉漲得通紅，一路陪不是，賭咒發誓：“從今往後，咱們就自己見麵，絕對不帶別人了。”那之後他果然再沒提過這類倡議。
梁左和薑昆
另一回，他神秘兮兮地說：明天帶你去一個北京新開的場所，先不告訴你是哪兒，保證你喜歡！結果，這個驚喜節目居然是到日壇公園裏的兒童遊樂場去玩碰碰車！隆冬天氣，又不是周末，遊樂場裏空無一人，我們買了票各自鑽進做成彩色大茶碗形狀的電動車，互相撞來撞去。一場下來梁左不過癮，又換了不同的茶碗接著撞。如果當時走過來一個真兒童，看見兩個三十幾歲穿得圓鼓鼓的的叔叔阿姨開著玩具車滿場橫衝直撞，不知該作何評語，大概是“成何體統”吧。
那天梁左特別興高采烈，出了遊樂場一路不斷問我：“怎麽樣？今天特好玩吧？！”可是一出公園門，他便恢複一臉正經，計劃著下麵去哪吃飯，幾點鍾之後他得回家，開夜車寫劇本。那次我算明白了，梁左自己其實很有當孩子撒歡的需要，不過他一直在家裏當長子、大哥、父親，在朋友麵前當“老梁”“兄長”，扛著包袱和責任自我壓抑成了習慣，連偶爾放縱一下都要以照拂別人為由。
由於他在相聲和情景喜劇方麵的突出成就，那時開始有人稱梁左為“喜劇大師”，他也樂得誇耀自己生活的熱鬧，飯局、牌局、桑拿、酒吧，聽上去花團錦簇，夜夜笙歌。其時他仍住在那幢簡易樓裏，兩套狹小的單元房，樓上居家，樓下工作，家具布置一如既往的簡陋，餐桌就放在過道，一家人擠著吃飯。樓下的工作室一股潮氣，大白天也是幽冷灰舊，和主人素常的臉色一樣暗無天日。
《我愛我家》劇組，梁左（右一）和英達、王朔、英壯在一起
第一次感覺到他孤獨，是有一次我回國，他正好被人請去上海寫劇本，行前留了一個旅館電話，說是見不著就通電話吧。那次我事情多，過了一周也沒打。有天從外麵回來，家人說梁左來過電話。當時已經很晚，我還是立即往上海撥電話，一撥他就接了，高興之極，上來就訴苦，說是天天憋在屋裏寫劇本悶極了，連個聊天的朋友都沒有。問他吃飯了沒有，他說剛才給自己煮了一碗麵。然後說，你要不困，咱倆聊會兒天吧，你先去拿杯喝的，坐一個舒服地方，或者幹脆靠枕頭上歪著。結果那電話講到我兩隻耳朵生疼才掛。
若是在北京，一抬腳就串了門。這樣的情形多次出現：坐在我家聊到一半，煙沒了，或者要乘興翻閱說起的一本什麽書，於是一起走去他那邊，坐下聊一氣，他又送我回來，結果又進了我家接茬聊，往往他還要提要求：既然如此，也就再泡壺茶、弄幾樣瓜果小吃？
除了地理優勢，梁左有個理論，用來解釋為什麽我和他特別適合當“聊友”：老同學知根知底，互相信任，現在呢，既不住在一國、也不一起共事、交往的圈子又不同，沒有任何利害關係、利益關係，說話不隔，不必繞彎、不必戒備，可以放鬆，說赤裸裸的大實話。
《我愛我家》關機宴，梁左和王朔聊天
此言有理。對人性之險惡，梁左自詡看透。他經常嘲諷我在美國住久了，沒有在中國的單位和江湖上混過，容易上當。他給我講過一個連續劇構思，每集都是一個騙局，集集不重樣。並且告訴我，這可是百分之百源於生活。任何時候，隻要聽我冒出點“理想主義傻氣”，他便會反應迅速當場撲滅，活像一個警惕性十足的消防員。私下裏，他的確說過不少“赤裸裸的大實話”，有些令我不寒而栗，但也常覺一針見血，一語中的。
《我愛我家》劇組，梁左（中）和英達、蔡明在一起
他時而油腔滑調、世故城府，時而掉個書袋、抖個包袱、略施小計、聲東擊西。這都是為了逗樂好玩。其實他心地善良，喜歡單純、鬆弛、閑散，常說生活過於沉重，人活得太累。他好《紅樓夢》成癖，喜歡的女孩子類型，可以從她們的名字看出味道來：霞，紅，青。他早年寫過一堆純情小說，自稱改寫相聲是為了讓大家活得輕鬆點。他對我描繪過一幅“怡紅院裏度晚年”的圖景，那真是令人悲喜交集、啼笑皆非的設計，我聽得直樂，一邊心裏暗自驚悚歎息。
他會突然冒出非常浪漫非常感傷的情緒來。一次談論起我們都熟悉的兩個朋友，年輕時曾有一段刻骨戀情，後來分手、各自成家、生兒育女、斷絕來往。梁左吸著煙，忽然說，可是你信不信，哪怕他們成了老頭老太太，住在地球兩端，如果有一天她出了事，需要他，隻要她一聲呼喚，他肯定馬上會從天涯海角趕到她身邊的。
梁左一般不談政治，談起來，很謹慎，觀點偏於保守，屬於表麵達觀、深度悲觀一派。也有激憤的時候。印象深刻的有一次，說起舊時代的知識人，大發感慨，說晚清還有譚嗣同這樣的人，民國的知識分子也是有氣節的，現在的文人，一個比一個膽小。那年北京鬧過一場“長江讀書獎”風波，記得梁左的評論是：一幫自稱學者的人，自己給自己評獎發獎，連基本的道德都沒有，還好意思唱什麽高調嗬。
後來梁左搬去金台路一帶。有幾年我因女兒太小，不常回國。但每次回來，照例見麵。他告訴我正預備購買新房，地方都看好了，這回可是幾層的豪宅。他描繪了豪宅裏每間屋子的分布、功用、采光、布置，神采飛揚。他說錢嘛，還差些，當然問題不大，他正在加勁掙。又說對了，還有一間專供朋友小住的客房，到那時候，像你這樣的老朋友吧，不是也不想探親老住父母家嗎，就過來住住，保證吃的用的一應俱全，舒舒服服。
二零零一年我住在香港。四月底回北京，和梁左通電話。他的聲音疲憊匆忙，聽上去隔得很遠，說他父親剛剛去世，正料理喪事，馬上要陪母親去外地散心，還有一堆雜事，看來這回見不成麵了。我說沒關係，反正我從香港過來很方便。大約十天後，我飛回香港。又大約十天後，某日上午，忽然接到劉震雲電話，告訴我梁左兩天前過世。最後的時辰他是獨自一人，在金台路的小屋裏，桌上錄音機反複放著《梁祝》。
後來聽說梁左的葬禮去了很多人，辦得很像樣。那天早上，我去了香港鬧市區一家電影院，獨自一人連看了三場電影。日場，觀眾稀少，座席空曠。
梁左（右四）和北大334宿舍同學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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