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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日丨鄧拓：文革首批犧牲者，55年前今天以死明誌
(2021-05-17 10: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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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
作者：任捷
鄧拓 1943年4月於河北阜平
雖然從沒有見過鄧拓的夫人丁一嵐，可在電話裏已經感受到她待人的謙和與友善。因為要采製一個關於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的節目，我打電話找到了丁一嵐，講明自己的采訪意圖，她答應我去她家裏采訪，她非常詳盡地告知我乘車和騎自行車的線路，並且提出了三個時間供我選擇。我選擇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報》成立50周年。在這樣一個日子，在掛著鄧拓遺像的書房裏，聽著丁一嵐追憶往事，我好像總是感覺到牆上相框裏的逝者俯視我們的目光。《人民日報》也沒有忘記鄧拓這位總編輯，特別敬獻了一隻花籃。也許是這個日子，也許是這些鮮花，丁一嵐時不時因為哭泣而不得不中斷談話，我不知道該如何勸慰這位曆盡滄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創痛，是我無法勸慰的。我隻能默默地遞上餐巾紙，默默地聆聽，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靜。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嵐就傳呼我，我急忙回電話。她很客氣地向我抱歉，說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訪過程中，哭了許多次，增加了我做錄音訪談的難度。她說，她是很堅強的，很少在記者麵前流淚。她擔心自己由於情緒激動說了過激的話，對黨造成不好的影響，讓我好好地把一下關。說完這些，她放心地掛斷電話。我仔細地聽了她的全部談話錄音，那些浸透著淚水的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鋪展開來。
1943年，鄧拓與夫人丁一嵐
文化大革命這場曆史浩劫最早的犧牲品就是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所寫的知識性強、文筆生動、針砭時弊的文章，被稱作是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拋出"三家村"，成為引發文革的導火索。丁一嵐對30多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從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的問題說起來，比"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間要早一些，因為最初是有一個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那時還沒有和"文化大革命"聯係起來，然後，就是1965年開始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當時，毛主席大講海瑞，所以，有些領導人就示意吳晗寫關於海瑞的劇本，吳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寫了《海瑞罷官》，但後來居然變成吳晗借此反黨了，我們都覺得實在是有點冤屈吳晗。當時北京市委是想保護吳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說清楚。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文化這上麵挖，那時候，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三個人給北京市委的機關刊物《前線》寫專欄，題目叫"三家村劄記"，最後把鄧拓的《燕山夜話》也連上一塊批判，這三個人就這樣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1966年報上公開提出，沒有人支持，他們三個人怎麽敢於這樣進行反黨活動?他們背後還有人，得挖出來。大家也逐漸看清楚了，其實這"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火線，而真正它的目標是後麵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後麵又是彭真、少奇同誌和周恩來總理，他們對於國家建設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頭是對著劉、周，就是從"三家村"這條線轉過來的。我們總還以為批判一段時間就結束了，我記得楊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高教黨委書記，韋君宜的丈夫)同誌去看鄧拓，鄧拓說，嗨，好好檢討吧，有一年也就過去了。楊述還說，哎呀，我怕一年還結束不了，恐怕得兩年三年。所以大家總還想著這是一段時間的理論鬥爭、政治鬥爭，然後結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後，根據過去的經驗還有一個甄別平反，但是沒有想到這場批判後來發展到那麽殘酷，簡直不講任何道理，並且還引起全國的混亂以及武鬥。直到1966年初，中央點名批評北京市委對"三家村反黨集團"是假批判、真包庇，鄧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兩位朋友在這場黨內政治鬥爭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於國家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重分歧，鄧拓也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扯進黨內高層領導之間的鬥爭。丁一嵐回憶——
1952年鄧拓夫婦在煤渣胡同人民日報宿舍
當時鄧拓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少奇同誌要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既不要左傾盲動，也不要右傾保守。當然，按照少奇同誌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進為主。這篇文章作為社論必須要經過總編輯發稿的，鄧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發表這樣的文章的，所以夾在中間很為難。社論大樣送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這麽重要的社論都是要經過毛主席批準才發表的，毛主席批了個我不看了，這意思也很明顯，就是不同意社論的觀點。因為以前發社論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後都會發表意見。但他這次說我不看了，也不是說我不看了，你們就去發，不是這個意思。麵對毛主席退回來的社論大樣，鄧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說發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發吧，少奇同誌和周總理那邊又沒法交代。鄧拓本人也同意社論的觀點。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發表這篇社論。可是，他畢竟還是書生氣十足，原來社論是4號字，他改成了5號字，想著字小一點，這樣可以避免特別醒目，引人注意，其實這無濟於事。因為這件事，毛主席對鄧拓很不滿意，就批評他是：書生辦報。"書生辦報"是緣於這裏。說鄧拓是"死人辦報"是從反右開始的。毛主席要釣大魚，讓《人民日報》刊登一些批評我們黨和國家的比較尖銳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語就登出來。鄧拓認為黨的機關報這樣登不妥，影響也不好，就還是在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語登出來。這樣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個釣大魚的思想了，把陰謀陽謀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說鄧拓是"死人辦報"。有了毛主席的這兩句話，鄧拓就沒法再在《人民日報》幹下去了。鄧拓跟毛主席的路線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後連總編輯也給撤了，鄧拓本人也要求辭職。有了這些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後"三家村"的問題拉出來的時候，鄧拓也覺得在劫難逃了。
投筆從戎的鄧拓
鄧拓帶著毛主席的兩句評語："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離開了《人民日報》，回到北京市委。他終究還是一個文人，他離不開他所熱愛的寫作，他用雜文的形式，寫一些對現實有針對性的文章，這些雜文很多是批評當時不實事求是的作風、缺乏民主的作風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像《一個雞蛋的家當》《"推事"種種》等等都是借古喻今。這些文章在《北京晚報》周二、周五刊登，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也招來了最後的殺身之禍。鄧拓的這段沉浮，似乎並沒有使他和丁一嵐認識到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否則，他就不會寫出《廢棄"庸人政治"》這樣尖銳辛辣的文字。當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深深地欽敬鄧拓的勇氣和犀利。而丁一嵐在1959年的遭遇，也可以使許多並不了解她的人，認識到她的剛直和執著。當人們把目光聚集到鄧拓這個名字時，我覺得，我們是多麽不應該忽視了丁一嵐的存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了萬言書。廬山那邊就傳來指示，讓北京的三大新聞單位(《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討論時事問題，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倡向黨交心。我那時在中央台總編室，也思考社會上的一些問題和國家經濟麵臨的困難。我想，人民公社是不是辦早了?大煉鋼鐵是不是得不償失?毛主席說過，我們的糧食多了怎麽辦?即使我們先進入共產主義，我們也不要宣布，我們還是推崇蘇聯老大哥，把他們擺在前頭。這個提法對不對?毛主席常常說，小資產階級容易頭腦發熱，把事情搞糟，毛主席自己是不是也有些頭腦發熱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實在座談會上談出來，這些話太尖端了，在當時這麽說話，實在是有點冒犯了。可是我想，經過1957年反右，許多黨外人士都不說話了，我16歲就到了延安，也是老黨員了，這個時候我們共產黨員不挺身出來講真話，好像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我真覺得，黨很想了解下麵的意見和情況，我確實也是以向黨交心這種心態來談這些問題的。結果，我的發言被看作是向黨進攻，說我是反黨，在中央台食堂的飯廳裏，貼滿了對著我的大字報。這以後把我下放到"窮棒子"合作社勞動改造了一年多。兩年後，丁一嵐才被調入當時的國際廣播電台，重新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這對於一個忠於黨的革命戰士來說是多麽重要啊！但是，她沒有想到，幾年後，她將和鄧拓一起，再次被貶斥出革命的陣營。
1950年代的鄧拓與夫人丁一嵐
批吳晗的時候，我們就考慮到要批鄧拓了；他保吳晗也沒保住。1965年底、1966年初，黨內在北京範圍內就批鄧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鄧拓。因為已經在內部點了北京市委的名，說北京市委包庇反黨集團。大家都是組織紀律性很強的嘛，北京市委能不執行黨中央的意圖嗎?大概在批判鄧拓以後不久，北京市的領導彭真、劉仁同誌就受到批評。我們也已經知道，這一場批判真正的對象是誰了。當時擔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裏期待著有一天能向黨說清楚自己的創作思路、寫作意圖。雖然呆在家裏，但他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人身自由，家裏的警衛員這時已經成了監督員了。曾經是溫馨而熱鬧的家，變得靜悄悄，父子相見，都默默無語。我們家的孩子一直受黨的教育，都非常熱愛黨，相信黨。可報上說他們的爸爸是反黨集團分子。在孩子們眼裏這可是最壞的人，是最肮髒的。可他們又不願意相信，一向那麽溫柔、那麽愛他們的爸爸怎麽會是反黨分子?我又不能跟他們解釋，說你們的爸爸是無辜的，我怕他們在外麵這樣說會惹出什麽亂子。可你讓我說，爸爸是反革命，我又於心不忍。每次孩子們走過爸爸的書房都踮著腳，輕輕地，輕輕地，怕碰見爸爸，不知說什麽。鄧拓一向非常愛孩子，他怕孩子們為難，也盡量避著孩子，裝做沒看見他們。隻有我知道他心裏有多難受，他多想像從前一樣和孩子們說說話，聊聊天。孩子們對父親的懷疑，令鄧拓心如刀割，但他理解孩子們對黨對領袖的那份至高無上的忠誠。可是發生在4月的這件事，對於鄧拓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丁一嵐回憶說：雖然鄧拓沒有工作，但新華社編的內部"大參考"還是按時送到我們家裏，當時每個市領導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機關忽然來了幾個人到我們家，沒有跟鄧拓做任何解釋，就把我們家的"大參考"全部都收走了，還說以後不再送"大參考"給鄧拓了。鄧拓問為什麽，他們說這是上級的指示，具體什麽指示也沒說。鄧拓有點激動，希望今後還能看到"大參考"，來人也不理會他，拎著那些"大參考"就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後還在說：能不能繼續把"大參考"給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後，鄧拓一直坐在書房裏，一句話也不說。一本"大參考"，在許多人眼裏它不過是黨的高級幹部的一種待遇，但處在全國上下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聲浪中，鄧拓把這本"大參考"當成是一種象征，一種黨仍然信任他、認可他的象征。他在極度的孤獨和痛苦中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掙紮著、希冀著。現在這個象征不複存在，而它透示著某種更為嚴酷的信息。雖然鄧拓沒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時的心跡，但我們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轉機的鄧拓接受這個事實的痛苦與絕望。在承受了許多這樣的打擊之後，他正一步一步向絕望的深處走去，最後，他選擇了死。
1955年，鄧拓夫婦和5個孩子合影
從5月8日開始，北京各大報公開批判《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深挖"三家村反黨集團"幕後的人物，全國各地也在傳唱一首童謠："鄧拓、吳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可見這場批判的深入廣泛。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已經查明鄧拓是叛徒，不管鄧拓背後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在黨報上刊登這樣一篇文章，對鄧拓是致命的一擊。鄧拓覺得黨徹底不信任他了，他隻能以死來證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誠。丁一嵐理解鄧拓最後的選擇：說鄧拓是叛徒，鄧拓不能忍受，因為《人民日報》是黨報，黨報這樣宣布，鄧拓說，是不是黨對我做了什麽結論了。其實後來在複查時才知道這是毫無根據的，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是代表黨啊。在那種情況下，壓力大，因為處在了和黨對立的這麽一個位置上。你要讓他跟敵人鬥，跟國民黨鬥，跟日本帝國主義鬥，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堅持鬥爭。鄧拓1930年就參加共產黨了，為黨做過很多地下工作，還被捕過，在監獄裏跟敵人進行過不屈不撓的鬥爭。抗戰8年，解放戰爭3年，在敵後背著機器，堅持為黨出報紙，敵人進行"梳篦式"掃蕩，他都堅持出報。那時候經常好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飯，多少槍林彈雨他都挺過來了，因為黨相信他，邊區政府支持他。可現在呢，黨宣布他是一個叛徒。他對麵是共產黨，是他一向信仰和遵從的黨組織。他還要麵對那些並不了解真實情況的所謂的革命群眾，他成了人民的敵人。這跟過去戰爭年代的鬥爭完全不一樣，這個他不能忍受。我覺得，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人，絕對不能忍受。1966年5月18日，對丁一嵐來說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們家是三間房，我和鄧拓分開住，各住一間。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間，發現他已經去世了，全身都涼了。那時候，他有很多病，身體很不好，經常寫東西，手出汗很多，寫東西他總用一塊手絹擦汗。我拿到他這個手絹，那手絹都是濕的，他當時寫遺書時，心裏有多麽難過，就這樣走了。我當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裏還住著警衛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裏麵裝的好像是稿紙，上麵寫著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麽辦，又怕驚動了警衛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裏，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在有這麽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後，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裏，拿水衝掉了。當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麽，是稿紙，那麽一疊，字都朝裏，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後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什麽東西，我想來想去，我幫他銷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麽就那麽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備自己。這是多麽淒愴、令人心碎的場麵。一邊是沒有親人守候的鄧拓的遺體，一邊是妻子和姐姐為銷毀他的遺物而心驚膽顫地忙碌。丁一嵐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堅強的，她的確非常堅強，因為她必須堅強。
在通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有時間可以端詳一下自己風雨同舟30年的丈夫。我總覺得他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個人怎麽能夠忍受全國幾億人的謾罵，到最後被組織上宣布是叛徒，我覺得沒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看見他那麽平靜地躺在那裏，我跟他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麽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這是怎樣的一種生離死別嗬！北京市委已經調整了班子，由新市委代替原來的老市委領導工作，他們決定不許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公開出去，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鄧拓死的時候，家裏的孩子都不在家，連我的孩子也不讓知道。第二天，他們又來我家抄東西，很客氣，說按黨的規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鄧拓的秘書和他們那兒秘書處的都來了，鄧拓給我有一封遺書，是很小的一張紙，就說對不起我，他這樣做也可以讓我和孩子解脫了，免得我們再因為他受到什麽痛苦。使我感到最難受的是，鄧拓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遺書，寫完了擱在枕頭下麵了，翻了一陣才翻出來，他們當時就拿走了，也沒給我看。鄧拓去了，雖然對他和"三家村"的批判並沒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結束了所有強加在他身上的誣蔑和屈辱。他並不知道，吳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長期被監禁。鄧拓的死，並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親人們得到解脫，痛苦依然絞著丁一嵐的心。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8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裏，有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我是絕對忠實於黨的決定的，所以，很長時間我沒跟我的孩子說，爸爸已經死了。我對孩子絕對保密，這樣的處境對我來說非常困難。孩子也不問，他們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見到爸爸。一直到兩年以後，外邊已經傳開了，說鄧拓已經死了，孩子們才回來問我，因為我一直跟他們說爸爸住院了，他們也不希望爸爸回來，怕紅衛兵來家裏鬧，孩子們的精神負擔很沉重。結果外麵已經傳說爸爸死了，那時候，咱們的報紙習慣說，誰誰誰帶著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了，花崗岩腦袋就是頑固不化，那就是說這個人死了。孩子們從外麵聽說了，回來問我，我還是先請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說鄧拓已經死了，我這個人對黨是絕對忠誠、非常正統的一個人。經過請示，我才敢跟孩子們說，爸爸已經死了。孩子們都非常愛黨，相信黨，黨的報紙說爸爸是叛徒，他們再也不願意理爸爸了。可後來，他們被人家罵成是狗崽子，他們親身遭遇了許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們慢慢就清楚了。我生怕孩子們因為爸爸的死對黨不滿，對群眾不滿，再說出什麽不滿的話來，最後也被逮捕或怎麽樣，我要極力保護這些孩子。我教育他們要愛黨愛群眾，他們跟我說，我們愛黨，但黨不愛我們。這是事實，他們下鄉插隊多年，想去工廠、上大學都不批準，就是因為他爸爸的問題，所以，孩子們說這樣的話，我總是很痛心。最讓丁一嵐痛心的是，鄧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裏才最安全，放在家裏肯定不行，紅衛兵隨時都可能來抄家批鬥。最後，她和鄧拓的哥哥商量，把鄧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裏。鄧拓的哥哥當時在中科院，鄧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們將二老的骨灰合在一個壇子裏，空出來一個藏著鄧拓的骨灰。從表麵看，兩個壇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經過這樣一番偽裝之後，鄧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過文革這場浩劫。若是鄧拓父母在天有靈，得知他們死後仍能保護愛子遺骨逃過劫難，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慟還是欣慰。 每年5月18日，丁一嵐隻能一個人默默地祭奠鄧拓，她總是給鄧拓寫一封信，告訴他這一年裏她和孩子們的情況，就像鄧拓活著時，他們夫妻談著的那些家常話。她也向他傾訴自己的孤獨和困惑。寫這信時，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麽孤立無助了。然後，她劃著一根火柴，把信點燃。每一年，她都按時給鄧拓寄出這樣一封信，她就是用這樣一種方式和丈夫交流著情感，聯係著兩個世界。
每一個從文革走過來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1976年那個金秋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於淪為人民的"階下囚"。可是曆經10年磨難、滿目瘡痍的中國仍然背負著數不清的冤假錯案，從國家主席到開國元勳，從各部委、省委，到基層幹部群眾，受害麵之廣前所未有，"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這類莫須有的罪名，依然像緊箍咒一樣束縛著成千上萬的人們。從1978年陸續展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給丁一嵐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鄧拓的問題能夠盡快得以複查。那時我也不敢提這個問題，我得摸清楚情況才敢提。我遇到一個從前認識的同誌，他說，《人民日報》的領導很關心鄧拓的問題，你寫個材料吧，我們那裏有一個內部刊物送中央的，回頭給你寫的材料印在上麵，這樣，政治局的一些同誌都可以看到。我後來就寫了這個材料，登在那個內參上，中央就批示讓組織部的專案複查小組複查，這才開始複查鄧拓的問題。1979年初複查時，文革時的專案組影響還很大，他們分析問題受"兩個凡是"的影響很大，很多問題都是從這個角度提出來的。一個一個問題查，我就跟他們辯論。鄧拓有一枚圖章，上麵刻著"書生習氣不可無"。這句話，文革時就批判過，說鄧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評。毛主席說他是"書生辦報"，他有抵觸情緒，就刻了這個圖章。複查的時候，那些人還追問我，這個圖章是什麽時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評他之前、還是之後刻的，就連這樣的問題都還在摳唆。哎呀，爭來爭去，算是給鄧拓平反了。給了一個結論，很簡單的幾行字，寫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都不是反黨，所有被株連的人都撤銷對他們的處分，寫的就這麽簡單。拿到這張隻有幾行字的平反結論，丁一嵐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鄧拓13年前寫下的遺書。時隔13年，丁一嵐才看到鄧拓的那封長達6000字的遺書。在檔案室裏，麵對著那些熟悉的蒼勁有力的字跡，積鬱13年的淚水，奔湧而出。最後，他們同意我到資料室去看鄧拓檔案裏的遺書，隔13年，我才看到遺書，這時，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檔案室裏大哭了一場。鄧拓的遺書寫得非常動人，是寫給北京市委的，整個敘述他的寫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經過。他說，我的寫作問題，完全是我個人負責，跟北京市委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我的稿子市委並沒有審查。後來為了鄧拓的追悼會怎麽開，也爭論了很長時間。甚至追悼會的悼詞他們也沒有讓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見吧。後來北京市委有一個同誌跟鄧拓很好，他給我看了悼詞，結果他們限定這個追悼會不能超過600人，還是要處級以上幹部。很多人都對這個限定有意見，我也有意見。我說，當時跟鄧拓他們一起搞《三家村劄記》的編輯，哪有處級幹部，這些編輯後來都受株連了，受到很大的打擊，現在連追悼會都不讓他們參加，這對這些同誌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電台打印了一個訃告，印了一百份，寄給我們的一些朋友。開追悼會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寶山的紀念堂裏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麵。幸好把鄧拓的遺像做了兩個，一個擺在會場裏，一個擺在外麵。我想，那些站在外麵的同誌，那麽多年沒見過鄧拓了，看一下遺像也好呀！采訪丁一嵐的那個下午，隔壁鄰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彈一首莫紮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嵐家種滿花草的陽台，有幾隻小鳥在夏日的陽光裏蹦跳鳴叫。在鳥語花香的旁邊，在明快優美的鋼琴聲中，聽著一位老人講述著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的悲劇，我很難表述我內心的那份複雜的感觸。在這快樂與悲哀的交織中，我總是想到鄧拓去世時手裏攥著的那塊濕漉漉的手絹，我想，那上麵不知浸著多少男兒淚。
...
所謂有罪，就是都是帶菌者。隻是看條件是否合適，是否發病。
不發病的時候，看上去也都正常。
一旦發病，就像癲癇一樣不可遏製，開始互相攻擊了。不管是領袖還是平民，都逃不出這個限製。
最好是祈禱運氣好，沒有碰上發病的誘因。
按基督的話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
本來人家領導已經是自己的愚昧無知的犧牲品，鄧拓又成了犧牲品的犧牲品。
人世間的悲劇，其實多少都是做了犧牲品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