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烏克蘭事件的世界意義及其對中國的警示（深度）
【編者按】最近，烏克蘭局勢再度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張文木教授《烏克蘭事件的世界意義及其對中國的警示》一文，原發表於《國際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現經作者重新修訂，重新編發，以供研究參考。
【內容提要】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和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對歐洲的意義是確定了歐洲人主導的“新凡爾賽體製”東擴的極限和邊界。邊界曆來都是武力確定的。克裏米亞的結局對俄羅斯來說，意義意味著俄羅斯守住了生存底線——底線是俄羅斯未來複興的基礎和前提；對歐洲來說，意味著歐洲東擴已抵極限。從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羅斯隻是在波羅的海東岸地區與歐洲進行過邊界拉鋸，而在烏克蘭，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斯大林和戈爾巴喬夫有意收縮和放棄外，俄羅斯在烏克蘭這個地方基本沒有過失手。從對付拿破侖到希特勒的經驗中，西方人明白，在陸軍可以發揮作用的近地，俄國人往往可以完勝。黑海離俄羅斯太近且陸地相聯，陸軍可以直接進駐；而西方海權國家在此則鞭長莫及。克裏米亞對俄羅斯是生死之地，而對歐洲則是重要利益點，為了它俄羅斯會用全部資源，而西方則不會。如果清楚烏克蘭歸屬的曆史，也就知道烏克蘭事件意味著俄國反擊歐洲東擴的曆史才真正開始。2014年的烏克蘭事件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一些經驗教訓對中國有警示意義。
2013年11月21日，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宣布，暫緩簽署旨在強化與歐盟貿易關係的聯係國協定，轉而尋求同俄羅斯進行更密切的合作。反對派借機掀起抗議浪潮，要求亞努科維奇下台，由此引發了烏克蘭的政治危機和東部地區要求脫離烏克蘭的分離運動及克裏米亞宣布加入俄羅斯的事件。2014年危機不僅對烏克蘭，而且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地緣政治格局都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一、俄歐戰略邊界的確立及其對歐洲的意義
烏克蘭危機及克裏米亞並歸俄羅斯，這兩起事件意味著一個新的地區性體製的定型，這是什麽體製呢？我們不妨稱之為“新凡爾賽體製”。有人會說：凡爾賽體製不是已經成為曆史了嗎？如果我們將今天的歐洲地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地圖作一比較，不難發現二者有驚人的一致。這也沒什麽奇怪，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的曆史是對昨天的否定，卻是對前天曆史的肯定，用黑格爾的思想表述就是“否定的否定”。
曆史上曾有1815年在打敗拿破侖基礎上建立的由英俄合作主導的維也納體製。當時俄國基本上控製了東歐——這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形勢很像。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沙俄帝國解體。當時有許多國家聯合入侵蘇維埃俄國，迫使俄國陷入為時兩年的衛國戰爭。隨後西方建立了排斥蘇俄的凡爾賽-華盛頓體製。在這個體製中蘇俄受到嚴重打壓，東歐曾因不滿沙俄的過度擠壓而整體性地倒向西方——這與蘇聯解體後東歐因不滿蘇聯曾有過的過度擠壓而整體性倒向歐洲的情況很像。即使如此，當時烏克蘭——至少烏克蘭東部地區——也沒有脫離蘇俄。
但西方不知節製的打壓不僅沒有將蘇俄壓倒，反而壓出了一個蘇聯。要知道，蘇聯並不是俄國人兼並而來的，它是西方逼壓出來的。從奧斯曼帝國解體中獨立出來的東歐及中亞國家因不滿西方人的剝削和以西方為中心的外交擠壓，在一戰後紛紛組建蘇維埃政權並積極與俄共領導下的蘇維埃聯合，在此基礎上最終合建了蘇聯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1922年蘇聯成立，東烏克蘭加入聯盟，成為蘇聯的創始國之一”。蘇聯的建立標誌著凡爾賽體製東方邊界的穩定。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無法征服蘇俄並與其邊界確定後便轉向內部擠壓。它通過所謂的“道威斯計劃”（DawesPlan）和《洛迦諾公約》（PactofLocarno）對戰敗國德國實行超強壓榨。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預言說：“道威斯計劃本來是為綏靖德國而製定的，但是這個計劃必定會引起德國革命。”至於洛迦諾公約，斯大林認為它“規定把德國的新國界保持下來而使波蘭和法國得到利益，德國喪失它的殖民地，這個被綁在普羅克拉斯提斯床上的德國同時還必須采取一切辦法來榨取1300萬億金馬克。如果認為日益向前發展的德國會容忍這種情況，那就是指望出現奇跡。”斯大林斷言：“如果說道威斯計劃孕育著德國的革命，那末洛迦諾公約卻孕育著歐洲的新戰爭。”
歐洲對德國的過度壓迫最終壓出了希特勒的大攪局，這又為蘇聯的擴張提供了機會。列寧通過強力抵抗與西方確立了凡爾賽邊界——這是普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斯大林沿著列寧的路線，又在西方內部危機中實現了擴張：當時東歐受到西歐的過度擠壓求援於蘇聯，蘇聯的邊界就在這種一次次“呼救”中向前推進——2008年在格魯吉亞內戰衝突中的南奧塞梯、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克裏米亞與母體分離以及烏克蘭東部地區分離運動的興起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俄關係的重演。
蘇聯為什麽解體？問題出在哪呢？除了意識形態向西方繳械的原因外，其過度擴張也是重要原因：斯大林時期，力量擴張到東歐，這已達到其力量伸展的合理極限；勃列日涅夫時期，手伸到了印度洋——這不僅越過了蘇聯的力量極限且觸及當時海權大國美國的核心利益。1973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了蘇聯的短板。毛澤東在回應基辛格“目前中東的問題是防止蘇聯取得統治地位”的看法時說：蘇聯那個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對付這麽多方麵，從太平洋講起，有美國，有日本，有中國，有南亞，往西有中東，有歐洲。統共隻有一百多萬兵，守也不夠，何況進攻？除非你們放它進來，把中東、歐洲讓給它，它才放心。這樣才能把兵力往東調。我們也牽製他們一部分兵力，也有利於你們、歐洲、中東。比如在蒙古，它就駐了兵。我的意見是這個蘇聯野心很大，就是歐洲、亞洲兩個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夠，困難很大。
毛澤東的分析有道理且符合曆史邏輯。曆史上看，俄國的力量邊界不能走得太遠。但延展至烏克蘭東部，一點問題也沒有；到東歐，也勉強說得過去——正因此，1944年10月9日，丘吉爾到莫斯科與斯大林達成了關於分割東歐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試想，當年氣焰萬丈的希特勒都沒拿下來烏克蘭，遑論今日北約。從1815年迄今歐俄邊界進退變動線可以看出，丘吉爾和斯大林劃定的這份“百分比協定”，與歐蘇戰略力量的平衡點大體相符。
了解國家力量可以達到的極限和可以守住的底線是從事國家戰略管理的基本功。斯大林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故此他不僅拒絕了希特勒（還有羅斯福）慫恿他進取印度的建議，而且還對1948年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起義功敗垂成的結果表示愛莫能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羅斯福為了拉攏斯大林曾提議將印度及印度洋劃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絕；希特勒也曾拋出的“波斯灣和印度”的誘餌，也遭到斯大林的冷遇。莫洛托夫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披露出這段史料並講了斯大林的考慮：希特勒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我對他說：“這可是個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麽設想呢？”我引他說，以便讓他把想法都講出來。對我來說，這並非什麽嚴肅的談話，可他卻興高采烈地論證著，應該如何消滅英國，同時要我們通過伊朗進入印度。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了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鬆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與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談話中表達了對希臘起義的看法。據南共中央書記兼宣傳部長米洛凡·傑拉斯回憶：斯大林接著把話題轉到希臘起義問題上，他說：“該把希臘起義的事收起來。”他就是這樣說的“收起來”。又對著卡德爾問：“你們相信希臘起義會成功嗎？”
卡德爾回答說：“如果外國幹涉不有所加強，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錯誤……”
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爾的話，繼續說道：“如果，如果！根本沒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們以為，英國和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國——會允許在地中海切斷他們的運輸命脈嗎？簡直是胡鬧！我們沒有海軍。希臘起義必須盡快收起來。”
這時有人談起中國共產黨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說：“是的，中國同誌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臘的情況完全不同。希臘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國家重要的運輸線上。美國直接插手這個地區——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
斯大林沒有選擇希臘和地中海，也沒有選擇印度和印度洋，而是在羅斯福的默認下將其擴張的目標定在伸手可觸的東歐，斯大林同意羅斯福將開辟第二戰場的地點選在法國的諾曼底而不是丘吉爾拚命堅持的地中海北岸的做法，則是蘇聯達此目標的關鍵步驟。希特勒的失敗和蘇聯帝國而不是其他帝國的建立同時出現，絕不是偶然的。蘇聯帝國建立的法律基礎是什麽？就是雅爾塔體製；其歐俄邊界就確定在丘吉爾說的“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裏亞海的特裏斯特”的所謂“鐵幕”一線。
在凡爾賽-華盛頓體製中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即英美的合作，在雅爾塔體製中，變成了斯拉夫人與部分盎格魯-撒克遜人即蘇美合作——這似乎是凡爾賽-華盛頓體製之前的維也納體製中俄國人和英國人合作的重演。在這裏，歐洲大陸國家成了犧牲品。
這段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大國博弈，不要說朋友，即使是戰略性的盟友，僅靠張伯倫式的努力是不夠的。當時天要下雨，歐洲張伯倫和斯大林的差別在於，前者忙著躲雨，而後者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雨停後，蘇聯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尤其是蘇聯當時要獲取的而且是最緊迫的戰略利益；而英國則將老本賠了個精光。
這段曆史經驗還告訴我們：大國博弈，隻靠希特勒式的莽撞也是不行的。斯大林是俄羅斯曆史上少有的謹慎之人。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武功作用範圍始終不出蘇聯國境線太遠。事實上，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隻是對入侵者德國真正用兵（1945年對日作戰算不上真正的戰爭）。戰後他對出海口的訴求也隻是希望通過南斯拉夫和中國分別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間接地獲得。盡管沒有達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始終回避由蘇聯直接出兵去實現本國獲取出海口的戰略目標。斯大林從俄羅斯自彼得大帝之後為出海口搏殺的慘痛經驗中認識到，出海口，雖事關本國的命運，但它們宛如天邊的彩虹，處於戰略能力極限之外因而是隻能看得見卻摸不著。斯大林是知道“舍得”的明白人，盡管沒有實現進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標，但在其治下的蘇聯卻得到了波羅的海的入海口。不幸的是，斯大林身後的那些蘇聯領導人將手越伸越遠：為了牽製美國，赫魯曉夫曾將手伸向古巴。算是幸運，當時蘇聯盡管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失去了麵子卻沒有失去裏子；正是這份近似屈辱性的經驗又使赫魯曉夫對越南問題采取謹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為了進入印度洋，勃列日涅夫在將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國家拉入“社會主義大家庭”後終於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試圖以此敲開通往印度洋之門。其結果是，即使在家門口動手，勃列日涅夫也沒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反倒成了另一場“越戰”，這最終使蘇聯國力透支並由此於1991年底全麵解體。至此，俄羅斯人再次失去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曾為俄羅斯爭取到的波羅的海出海口遑論克裏米亞。對此，著名的美國史學者孔華潤評價說：在蘇聯帝國的根基開始垮塌之前，它幾乎感覺不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巨大成就、獲得世界上與之相關力量支持的快慰以及在通往世界領導地位的大道上昂首闊步的欣喜。無論蘇聯軍隊怎樣恪盡職守地凶猛戰鬥，都不能擊敗主要由中美兩國支持的阿富汗遊擊隊。蘇聯經濟——即使是最樂觀的看法也已經搖搖欲墜——不能再承受對古巴和越南那樣的盟國的極為吃力的援助，而這種援助是作為帝國必須付出的代價。
斯大林在勝利的巔峰時刻對希臘和朝鮮問題保持著相當的克製，而勃列日涅夫則犯了拿破侖、希特勒、東條英機、小布什一樣的戰略錯誤，開著戰車衝向最能顯示中美結盟力量的地區——阿富汗。1979年12月25日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持續9年，使蘇聯政治和經濟背上了最終將蘇聯拖垮的巨大包袱。
由此反觀普京，執政以來，他從未出過遠手，而在手可觸及的近地，他敢於鬥爭也敢於勝利。看來今天的俄羅斯政治家已有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哲學。
蘇聯解體後，東歐嘩啦一下又倒向西方，歐洲的邊界及其曆史又仿佛回到凡爾賽體製。這大大驕縱了西方不知節製的東擴野心，以至於美國前總統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不知深淺地說：“一個擴大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曆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塗抹的地理的限製。”那種為戰略研究者所忌諱的驕橫之情躍然紙上。他幾乎是用命令、輕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訓俄國人說：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和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
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夥伴；但如果隻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
但當西方擴張到了烏克蘭並將俄羅斯逼到“生存還是毀滅”的底線時，普京在格魯吉亞，繼而克裏米亞果斷和成功的反擊則讓布熱津斯基大丟其醜。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沙俄戰敗後歐洲大幅東擴的情形一樣，今天的西方又利用蘇聯解體持續東擴，將俄羅斯人逼到“列寧時期”，這觸到了俄羅斯人非強力反彈則要全麵崩潰的底線。沒有黑海的俄羅斯是不能維持多久的。1991年12月1日，烏克蘭全民公決烏克蘭獨立問題，在公決結果公布之前，西方媒體報道挑明了蘇聯與烏克蘭的地緣政治關係。美國《華盛頓郵報》說，烏克蘭已經“向完全獨立於莫斯科邁出了一步”，這將“最終取消蘇聯”。美國廣播公司說，一旦公決最終結果公布，“蘇聯將被埋葬”。英國《衛報》說，烏克蘭獨立“使保留蘇聯這個政治聯盟的最後希望化為泡影”。法國《解放報》說，烏克蘭分離出去意味著聯盟的滅亡，也給西方提出了許多尚未找到答案的問題。日本共同社說，“這使8月政變後開始走上解體道路的蘇聯舊聯盟的最終崩潰成為現實”。蘇聯解體後，布熱津斯基終於將話挑明：從地緣政治上看，丟掉烏克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這使俄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受到極大的限製。即使失去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一個依然控製著烏克蘭的俄羅斯仍可爭取充當一個自信的歐亞帝國的領袖，主宰前蘇聯境內南部和東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國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麵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衝突中。與車臣的戰爭也許僅是第一個例子而已。另外，由於俄國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亞人口急劇增加，任何沒有烏克蘭而僅建立在俄國力量之上的新歐亞帝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歐洲化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減弱，而且日趨更加亞洲化。
好在天不亡俄，俄羅斯人這時候推出了普京。反者道之動：普京的出現既是俄羅斯曆史的必然，也是西方人送給並用打壓的方式逼著俄羅斯人接受的“大禮”。
在危機時刻每一個民族都會推出自己的成熟的政治家。這次在接納克裏米亞歸回俄羅斯問題上，包括戈爾巴喬夫持認同態度在內的俄羅斯輿論表現出高度一致，如果再考慮到普京得以持續連任的事實，說明誓死抵抗北約東擴的見解在俄羅斯已成全民共識。共識是內在力量的集中體現。有了普京，又有了全民共識，俄羅斯有了一種向蘇聯回歸的氣象。
2014年烏克蘭危機和克裏米亞回歸俄羅斯，對歐洲的意義是確定了歐洲人主導的“新凡爾賽體製”東擴的極限和邊界。邊界曆來都是通過武力確定的。克裏米亞的結局對俄羅斯來說意味著俄羅斯守住了生存底線，而底線是俄羅斯未來複興的基礎和前提；對歐洲來說，意味著歐洲東擴已抵極限。原因在於，隻要有足夠的意誌，就俄羅斯的資源來說守住這條底線綽綽有餘。當年希特勒入侵蘇聯主要想控製烏克蘭，結果敗得老本全輸；今天北約在此若發動戰爭，規模再大也莫過於希特勒的瘋狂，俄國人曾在此打敗了希特勒，那今天的北約若要動武，結果可想而知。
國家邊界是國家戰略能力底線和極限的曆史刻痕。從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羅斯隻是在波羅的海三國與歐洲進行過邊界拉鋸，而在烏克蘭，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斯大林和1992年的戈爾巴喬夫有意收縮和放棄外，俄羅斯在烏克蘭這個地方基本沒有失手。從拿破侖到希特勒的曆史經驗中，西方人明白，在陸軍可以發揮作用的近地，俄國人往往可以完勝。黑海離俄羅斯太近且陸地相連，陸軍可以直接進駐；而西方海權國家在此則鞭長莫及。克裏米亞對俄羅斯是生死之地，而對歐洲則是重要利益點，為此，俄羅斯會動用全部資源，而西方則不會。希特勒曾用全部資源到最後也沒有拚到烏克蘭，今天的歐洲根本不會為此舍出希特勒式的老本，如此，烏克蘭事件演變的結果大體就可判定。如果清楚烏克蘭歸屬的曆史，也就知道烏克蘭事件意味著俄羅斯反擊歐洲東擴的曆史才真正開始。歐洲的影響力將退出烏克蘭——至少退出烏克蘭東部，繼而在未來的某個時刻，還將退出波羅的海三國。
那麽，烏克蘭目前這樣的結局對歐洲意味著什麽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看看歐美國家的態度。
可以說，這次對烏克蘭事件反應最強烈的是德國和美國。美國對此激動是由於這些年美國“趙括式”的戰略家們的無知，他們不清楚當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D.Roosevelt，1882～1945年）和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GeorgeCatlettMarshall，1880～1959年）為什麽在希特勒即將統一歐洲的時刻，決定出兵對其加以阻止的真正目的；更不清楚美國利用諾曼底登陸將蘇聯放入東歐並由此擠碎歐洲的原因——因為一個破碎分裂的歐洲是保證美國強大的必需環境。
這裏必須說明的是，1941年希特勒進攻烏克蘭的目的並不完全是獲取那裏的石油，希特勒以“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他的侵蘇戰爭計劃（即“巴巴羅薩計劃”），說明其真正目的主要是實現歐洲的統一。因為烏克蘭是歐洲特別是東歐的斬腰之地。蘇聯控製了烏克蘭，就控製了黑海東岸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並由此大大減少了這些國家對西歐的向心力。而沒有這些國家對西歐的向心力，歐洲的統一是無法完成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為什麽英國人對在摧毀蘇聯戰役中立了頭功的撒切爾夫人的逝世反應冷淡，因為打倒蘇聯的結果是使歐洲大陸有了統一的空間，而與亞洲大陸統一對日本的影響一樣，歐洲大陸統一必然造成英國在歐洲從中心轉向邊緣；明乎此，也就明白了為什麽為歐洲統一做出重大貢獻的德國首相默克爾對俄羅斯在克裏米亞的行動如此痛心疾首——因為俄國向烏克蘭西方和黑海南方的推進，將使即將完成的歐洲統一進程功敗垂成。為此，默克爾在習近平主席訪歐期間贈送中國一幅據說繪製於乾隆年間的中國地圖，其意在將中國注意力引向中國北境，由此減輕俄羅斯存在於烏克蘭對歐洲統一的戰略壓力——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蘇聯解體後，美國人並不知歐洲與俄羅斯的力量失衡對美國將意味著什麽，很有些得意忘形，不自覺地為歐洲人幹起“戰略清道夫”的活兒。這時，美國人對其霸權形成的曆史及其地緣政治基礎已是完全無知，進一步將本來馬歇爾時期的美蘇之間“周瑜打黃蓋”式的相對對立關係轉變為“漢賊不兩立”的絕對對立關係。1991和1992年，美國促成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大幅收縮。1999年，美國在推動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約的同年，又領導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將科索沃從塞爾維亞剝離開來。2002年11月，北約布拉格首腦會議決定接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7個國家加入北約。這是北約自1949年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大之舉。2004年3月，上述7國正式遞交各自國家加入北約的法律文本，從而成為北約的新成員，使北約成員國從當時的19個擴大到26個。2004年5月１日，馬耳他、塞浦路斯、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10個國家正式成為歐洲聯盟（簡稱歐盟）成員國。這是歐盟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東擴。擴大後的歐盟成員國從15個增加到25個。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議會通過獨立宣言，此後歐盟成員國法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四國外長先後宣布承認科索沃獨立。美國也在2月18日發表書麵聲明，宣布正式承認科索沃獨立。2011年，法英兩國又成功出兵並控製利比亞，麵對節節退讓的俄羅斯，大有一種“我胡漢三又回來了”的範兒。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歐盟利用歐洲小國對貸款的需求，逐步回收其主權，這進一步提升了歐洲統一的水平。
如果我們看一眼地圖，就會驚訝地發現，科索沃“獨立”使丘吉爾1946年所描述的“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裏亞海的特裏斯特”的“鐵幕”從東歐的西界實實在在地推至俄羅斯家門口。歐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礎又接近恢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凡爾賽”格局，羅斯福、馬歇爾為擠壓歐洲而設計出的“小歐洲”（即西歐）的地緣政治布局已經改變。可以說，當年那個“凡爾賽—華盛頓體製”沒有在遠東出現的當下，一個新“凡爾賽體製”在歐洲正在出現。而烏克蘭事件的結局無疑是對歐洲即將完成的統一進程的攔腰一擊。這對美國甚至對英國來說，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好像早就看透了。1975年9月21日，毛澤東在談到蘇聯對歐洲的威脅時，對來訪的英國前首相希思說：“美國人會怎麽樣？會保護歐洲嗎？我是懷疑。真要打起來，它會要跑，跑回去，不幹涉，然後再回來。”毛澤東40年前指出的美國外交的這一特點，仍適用於今天的歐洲——同樣也適用於今天在釣魚島問題上色厲內荏的日本；如果讀讀1953年6月22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朝鮮停戰致李承晚的信，就會知道美國人是不會為它的盟國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1919年，麥金德發表題為《曆史的地理樞紐》的小冊子，指出了美國崛起必將依賴的蘇聯路徑，他說：“美國最近已成為一個東方強國，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俄國來影響歐洲的力量對比。”不知是否出於這樣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奧巴馬在韓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表示：“如果普京總統溺水，我當然會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羅斯民眾的“直播連線”中被問及如果他溺水的話，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否會救他。普京回答說：“奧巴馬是一個相當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會這樣做。”如果將此對白理解為雙方在暗指地緣政治依存相關性，那就不能不承認奧巴馬總統已有了羅斯福聯袂斯大林共建壓垮歐洲的“雅爾塔體製”的智慧。果如此，奧巴馬缺的隻是幾乎不可能出現的“馬歇爾式”的參謀班子和擁有與羅斯福同樣有力即獨立於華爾街壟斷資本的權力；果如此，等待奧巴馬總統的很可能就是尼克鬆——毛澤東說尼克鬆下台是因為“他得罪了東部大財團”——式的命運旋轉，用基辛格評價裏根時期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的話評價奧巴馬自相矛盾的對俄政策就是“美國的政治格局也隻允許他做到這一步”。
奧巴馬真是生不逢時：今天的美國已從一個依靠實體生產的國家異化為一個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國家，其外交的重點是要保證國際石油采購以美元結算。對於那些不願以美元而以其他幣種進行石油結算的國家，美國不惜用軍事手段予以懲罰。這時“美國生產”依靠的不再是國民勞動而是對外戰爭，“美國製造”的不再是民生產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價證券。這時的美國已由華盛頓的美國蛻化為華爾街的美國。華爾街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今天的白宮已沒有獨立稅權、金融權，遑論國有經濟支持，白宮早已為艾森豪威爾所警告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即華爾街壟斷資本所綁架，成為華爾街的附庸。如果說昨天的羅斯福生逢“運來天地皆同力”輝煌，那奧巴馬麵臨的隻能是“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愴。
毛澤東同誌比較早地看出了這一點，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說：“請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回答說：“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1960年5月8日，毛澤東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說：“西方國家和美國的邏輯同我們的是兩套。朋友們，哪個對，將來看吧！總有一天，美國人民不喜歡帝國主義製度。”現在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美國人民通過“占領華爾街”行動表達他們對美國“帝國主義製度”的不滿，“再解放”的任務對美國人民來說顯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1945年2月羅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對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說：“我願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馬歇爾將軍。”其深意在於希望羅斯福和馬歇爾製定的聯蘇共治世界的政策在美國能得到繼續。看到美國日益偏離羅斯福的聯蘇政策，斯大林很是失望。當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見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聽罷這位新上任的國務卿為美對華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著要領的申辯後感歎道：“馬歇爾是僅有的幾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中的一個。”斯大林明白，將東歐讓給蘇聯並與蘇聯以一紙《雅爾塔協定》將中國沿長城南北一分為二——它因毛澤東1949年揮師過江而化為泡影——是馬歇爾勸說羅斯福為美國製定的大戰略；正是這個戰略，美國和蘇聯才能有戰後的共治世界的霸主地位。
二、撿了芝麻丟西瓜：失去哲學的美國遠東外交
現在新凡爾賽體製的確立意味著昨天歐洲的雅爾塔體製的最終解體。但必須說明，雅爾塔體製在遠東遠沒有解體，其標誌是台灣是屬於中國的；南千島群島現在還在俄羅斯手裏；衝繩、關島及相當一些太平洋島嶼或由美國控製，或歸屬美國。這些都說明雅爾塔體製在遠東還完整地保留著。台灣歸屬中國的法律地位是雅爾塔體製奠定的。如果遠東雅爾塔體製真的像某些人所說的“解體”了，那今天台灣地區甚至美國、俄羅斯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嶼的法律地位就會出現有利於日本右翼的動搖。昨天歐洲的戰敗國德國已經認罪並為歐洲人所接納，而遠東的戰敗國日本則在雅爾塔體製下死不悔罪。這說明遠東雅爾塔和平體製仍受到日本法西斯的威脅，太平洋國家和人民針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仍未結束。中美有矛盾，但它們與日本的矛盾則是根本性的。
20世紀初凡爾賽體製形成時，在遠東還出了個“華盛頓體製”，當時叫“凡爾賽-華盛頓體製”。由於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遭遇失敗，英美主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製轉變為蘇美主導的雅爾塔體製。蘇聯解體後，歐洲新凡爾賽體製取代了1945年建立的雅爾塔體製。此後，美國開始“戰略東移”，試圖在遠東與歐洲並立同建新的可覆蓋全球的“凡爾賽-華盛頓體製”。新凡爾賽體製在歐洲的邊界在2014年烏克蘭事件中已經確定，而建立遠東“華盛頓體製”的嚐試則剛剛開始，其成敗還屬未定之天：有可能是華盛頓體製，也可能是中華體製，還有可能是平行並立的北京-華盛頓體製。這不僅要看中國人是否敢於和善於鬥爭，還要看中美間的博弈是否有哲學。全得的結果多是全輸，古羅馬是如此，英國是如此，蘇聯是如此，今天的美國也概莫能外。世界很大，太平洋也很大，符合中國利益的最好結果並不是獨享而是“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現在普京用強力在西邊擋住了北約的東擴，西方人的目光開始瞄向中國，他們一定會問並需中國切實回答：中國的底線何在？對於中國，西方人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輕狂。在台灣問題上，布熱津斯基說的話與當年麥克阿瑟在威克島上對杜魯門說的話一樣輕率，甚至連口氣都很像，他說：如果台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幹預。但那並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台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個重要的區別。
美國在中美博弈中顯然失分了。正如赫魯曉夫之後的蘇聯將中國硬推向美國一邊的致命後果一樣，美國近年外交具有顛覆性的失誤就是把中國硬推到俄羅斯一邊。小布什、希拉裏和安倍晉三差不多，他們隻知道空喊而沒有戰略哲學。美國比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鮑威爾這些人。美國真正的失敗在哪呢？不在於它從中國撈了多少經濟利益——那是芝麻小賬，而在於它欺人太甚並由此把中國推向俄羅斯——這才是大局。如果沒有中俄邊界的穩定，俄羅斯這次在克裏米亞的得手是不可想象的。
曆史上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的國家必敗無疑，因為沒有誰有這樣多的資源。拿破侖與英國作戰，打得挺順，1812年又打了俄國，此後三年便敗；希特勒與歐洲英法作戰，但1941年6月又向俄國開戰，此後三年多便敗；日本打中國，已是很難了，但又於1941年底去打美國，結果中國和美國聯合，日本也是三年多便敗。朝鮮戰爭中美國敗在什麽地方？敗在與中蘇作對，三年多的勞師襲遠，結果使美國輸得沒一點麵子。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那是真正的“三國時代”，不管是中國、蘇聯，還是美國，都處於兩線作戰的困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毛澤東通過珍寶島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鬆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麵作戰。口頭上說兩麵、三麵、四麵、五麵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麵作戰。”尼克鬆走後，7月24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麵作戰。”
美國新世紀外交最大的敗筆是將中國推向俄羅斯——這是當年尼克鬆竭力防止的“曆史的大悲劇之一”。中俄靠近使美國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來兩麵作戰的窘境。而曆史上曾陷入兩麵作戰的帝國，是沒有不失敗的。美國的朋友是打不敗的對手。目前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中國立於不敗之地的最重要的保證，當然也是中美關係改善的前提。若用“1－2=-1”這一再簡單不過的算式評價美國新世紀外交政策，就不難發現，這些年已失去戰略哲學的美國人真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它在一大堆蠅頭小利的引誘下不知不覺地將中國推向俄羅斯，正如當年蘇聯勃列日涅夫意氣用事將中國推向美國最終導致蘇聯原用於對付美國一家的外交資源被迫兩分，其後果自然是災難性的。
20世紀50年代，曾有兩個美國人把美國忽悠到陰溝裏去了。一個是麥卡錫，一個是凱南。麥卡錫當時在美國搞“極右”，誰不“反共”就抓誰，不“反共”就沒工作，逼得當時的美國“寧右勿左”，隻有一種聲音。與此相配合，凱南又給美國設計了一個天大的戰車和目標，說要和共產主義作戰。這樣就把美國忽悠上一個“遏製共產主義”的戰車並奔向一個力所不及的目標，接下來就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失敗。尼克鬆之前，美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已嚴重衰落。1973年2月1日，毛澤東在與越南勞動黨領導人黎德壽、阮維楨等會談時道破美國兩麵作戰帶來的困境和中國邀請尼克鬆訪華的原因：至於美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那個時候，我們有些朋友們不理解為什麽我們要請尼克鬆到北京來。美國困難大得很，別的地方緊張起來了，它一定要使東方有個緩和的局麵才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國內，放在歐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這個。他們天天講平衡，而這個世界就是不平衡，整個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講從實力地位出發，實際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為這個地方實在吃虧，再呆下去不好辦，再就是別的地方緊張。
美國進入21世紀後，又有兩個人即小布什和賴斯破壞了尼克鬆與中國結好的政策，以“反恐”劃線，忽悠著美國發動了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這場戰爭過去叫“反共”，這時叫“反恐”，目的就是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小布什比麥卡錫還邪乎，弄出了許多個“邪惡軸心”，這真是“老虎吃天”。小布什上台後靠拳頭說話，結果反打得自己遍體鱗傷。至奧巴馬時期，美國用“戰略東移”來掩飾和彌補其在中東的失敗，為此美國試圖再次恢複20世紀50年代遏製中國的包圍圈，其中對亞洲傷害最深的就是放縱日本軍國主義。2014年4月2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日本明確表示“歡迎並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當日美還發表聯合聲明，強調《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及所有處於日本“施政”之下的區域。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當下，這些外交舉動除了刺激中俄日益加深戰略夥伴關係外，還能有什麽呢？而中俄走近對美國而言，除了使美國在自己編製的“1-2=-1”的公式中進一步衰落，還能有什麽呢？
1972年毛澤東告訴尼克鬆，他喜歡右派，這是因為1972年的美國右派尼克鬆懂哲學，知道美國國力擴張的邊界何在。今天美國的右派已不那麽令人喜歡，因為他們已失去哲學。稍微讀點曆史的人都會知道即使美國在力量達到高峰時也沒有在太平洋西岸形成有效的控製，而將製海權伸到太平洋東岸，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陸海兼備的大國而言更是螳臂擋車，危莫甚焉。
在遠東問題上，今天美國戰略思維似乎又回到當年凱南的遏製思路，這不管是對中國還對美國來說都無異於二次災難。令凱南事後後悔不迭的“遏製政策”，將美國逼送上在全球範圍圍堵蘇聯的不歸路，結果是在打倒蘇聯並在歐洲推倒雅爾塔體製後，歐盟大獲其利，而蘇聯和美國這兩個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推倒歐洲世界霸權的國家，則先後崩潰和衰落。今天的美國戰略家們應重新認識羅斯福、馬歇爾的外交思想對今天美國的價值並對尼克鬆之後的美國外交進行深刻反思。
1945年2月4日，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曾問斯大林“對作為戰略家的希特勒有什麽評價”，斯大林回答說“希特勒作為一名戰略家已經徒具虛名了”。斯大林對希特勒的這種認識轉變時間可能就在1941年6月22日。此前，斯大林高估了希特勒，斯大林從戰略家的視角出發確實沒有料到希特勒在沒拿下英國的時候會再向蘇聯宣戰。當斯大林看到希特勒入侵蘇聯並因此將自己推入兩麵作戰的險境時，希特勒在斯大林眼中的“戰略家”的地位也就蕩然無存，希特勒的敗局和在斯大林心目中的政治小醜的角色也就由此鑄定。美國在21世紀初打下阿富汗之後又馬不停蹄地衝進伊拉克，伊拉克失敗後又轉進中國，這將自身再次置於兩麵樹敵的險境。由此我們也可以說，今天的美國戰略家們也“已經徒具虛名了”。
毛澤東算是把美國看透了，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發表聲明說：“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紮。”毛澤東的這個判斷在2014年烏克蘭事件的美俄較量中再次得到驗證。
三、烏克蘭事件對中國的警示
俾斯麥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隻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曆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qui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於盡可能正確地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麽。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至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驗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人聽的，但對百年後的中國人也許更有意義。
烏克蘭事件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其中如下的一些經驗教訓對中國而言，是有警示意義的。
第一，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對此有人說隻要嚴格依法行事，一切問題都會順利解決。但2014年導致國家分裂的烏克蘭危機就是亞努科維奇單方麵“嚴格依法行事”的後果。我們知道，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組成的，自然法用推動並參加編纂《查士丁尼法典》的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話說就是“自然界教給一切動物的法律”，因此它在相當的時候是力學而不是法學表現，力學的事在人類曆史中就是階級鬥爭的事，是多數對少數還是少數對多數專政的事。2014年烏克蘭事件的前後變局就是階級鬥爭的力學證明。毛澤東說得透徹：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麵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
階級鬥爭的結果——由此形成自然法——確定後，“實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隨產生。資產階級在上升時還承認暴力即專政高於法律的天然價值，當他們上升為統治者後，為了迷惑被壓迫者和捆綁住無產階級（比如巴黎公社）反抗的手腳，他們便掩蓋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則——盡管他們對待勞動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領華爾街”運動）時毫不手軟，將自然法歸納為所謂“正義”“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則；為了顛覆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他們便偷梁換柱，將專政的內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綁憲法，將憲法中的無產階級鬥爭的成果用“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勁頭，虛化為一條條具體的律文，使人在不同的法律解釋及對其爭論中淡忘國家政權的階級屬性，最終達到改變國家的無產階級屬性的目的。為此，列寧針鋒相對地提出與“無產階級專政”緊密結合的“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的概念，1906年列寧指出：
專政就是不受限製的、依靠強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權。
1918年列寧再次堅持並進一步發揮了這個觀點，指出：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采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列寧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是深刻的，列寧的這個觀點之所以不受所謂“自由主義”人士所歡迎，隻是因為列寧將國家問題的實質簡單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來。毛澤東更是直接向“資產階級法權”挑戰，將自然法中的革命原則納入無產階級法權（亦即列寧所說的“勞動階級的法權”）範疇之中並提出“造反有理”的學說。如果我們——尤其在國家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刻——忘記了階級鬥爭，忘記了人民民主專政，忘記了“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麽輸理”的道理，那我們就喪失了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並被資產階級法權縛住手腳，若真如此，蘇聯亡國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鑒。
僅靠所謂“軟實力”就能被人承認的大國，世上尚無先例。有人說，別跟美國鬥，美國是老大，跟老大鬥是沒好結果的。這話不對。當年美國就是跟當時的老大即英國鬥的：1812年英國打到美國境內，結果硬是讓美國人趕了出來；緊接著美國又通過兩次世界大戰聯手蘇聯，擠垮了英國主導下的歐洲霸權，又聯手歐洲打垮了蘇聯霸權，最終爭得獨霸世界的地位。蘇聯也是在向歐洲挑戰中走出來的。
在今天的“新凡爾賽體製”中俄羅斯失去了東歐——這也是當年蘇聯對它們過度擠壓的結果；現在西歐力量再次擴張到了東歐，逼到烏克蘭，直接挑戰俄羅斯的生存底線。這使得俄羅斯人拋棄了西方宣揚的“民主”神話，不太相信什麽“軟實力”了，直接動用坦克解決問題。有意思的是，在俄羅斯坦克進駐克裏米亞後，香港所謂的“民主派”也消停了相當一段時間。他們大開眼界，真正看到了什麽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這時的他們才可能明白僅靠嘴皮子是不能顛覆曆史的，而在昨天他們還真以為手捧幾枝“茉莉花”就能攪動這個世界。
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在政治，特別是在政權問題上，空談是要不得的；麵對西方的節節進逼，逃避是沒有出路的；不反擊，西方就會得寸進尺。現在許多人像迷信賽金花一樣迷信軟實力的功效，其實，過度迷信軟實力的結果就是沒有或放棄實力。很多人以為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創造的，好像經濟發展了，國家政治達到了西方“民主”標準，就能被西方所接納。當年赫魯曉夫和後來的戈爾巴喬夫就是這樣認為的。1959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赫魯曉夫“不是老練的政治家，不大懂馬列主義，不講原則，翻雲覆雨。他一怕美國，二怕中國。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這是一種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他缺乏章法，隻要有利，隨遇而變。迷戀於暫時的利益，丟掉長遠的利益”。
基辛格看出了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兩位政治人物的聯係，他說：“他（赫魯曉夫——筆者注）在啟動改革過程這方麵，可謂戈爾巴喬夫的祖師；改革的影響他並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卻叫他追悔莫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共產主義覆亡始於赫魯曉夫。”
今天的烏克蘭那個被趕跑的總統亞努科維齊就是這些“民主”神話的犧牲品：他與反對派玩憲法，以為嚴格依法辦事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結果給國家帶來混亂和災難。當俄羅斯坦克開進克裏米亞的時候，烏克蘭那個從監獄出來的“女俠”也不吭聲了，她看到政治是帶血的。
事實上，西方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矛盾的焦點並不在於生產力的高下而在於中國更具競爭力的政治製度。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說得很明白，她說：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並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麽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製造其內部問題。
我們的時代仍沒有超出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代，共產主義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奮鬥目標。斯大林說：“天下什麽力量都可能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因此，我們的主要對手不是分布於北美和歐洲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和人民而是國際壟斷資本。我們的曆史任務是聯合包括英美國家在內的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和民族最終打倒國際壟斷資本及其帝國主義勢力；又因為國際壟斷資本是與世界各國人民和民族為敵的，所以我們的事業並不孤立並且是可以取得更大勝利的。
第二，貿易也是政治的繼續。政治影響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營利市場。從伊拉克、利比亞、蘇丹、泰國和烏克蘭的政治變局看，經濟也是政治的繼續。事實上經濟“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經濟發展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和軍事能力，那這樣的“實力”隻能說明你臃腫。當年日本跟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貿易總量遠比中國高，而我們跟美國卻沒有多少貿易量，最後是日本與美國打起來了，中美反倒成了盟友。
事實上，政治影響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營利市場；沒有有效的發言權，與其已簽的經濟合同是沒有保障的。貿易是受政治製約的。與麻將桌上的道理一樣，一贏到底的事對弱國來說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亞、蘇丹變局，我們的人撤回來，但若要再回去恢複那裏丟掉的市場就很難了。國家與孩子成長一樣，光靠聰明是不夠的，如果不會“打架”，在成人圈裏也是混不下去的。曆史上還沒有離開軍事力量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後還是由拳頭定局。馬克思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
烏克蘭繼先前伊拉克、利比亞、蘇丹等出現動蕩和裂變，向目前處在大滿貫式營利凱旋中的中國人發出了貿易形勢將要逆轉的預警。我們過去以為隻要能為國際社會提供質高價廉的公共產品就能在世界營利並因此站住腳跟，現在看顯然不是這回事；賺錢的事怎麽可能是純經濟的行為，後邊必然要跟政治。貿易也是政治的繼續。昨天的利比亞、蘇丹和今天的泰國、烏克蘭都是這樣，其貿易都是有政治傾向的。
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國不能從世界攬回自己消化不了的利益和自己扛不起的國際責任——這樣的國家也會出現“三高”病症。中國真正可持續的市場在亞洲。有人主張搞人民幣國際化，這似乎有些輕率。利益即責任，人民幣國際化也會使中國的責任國際化、世界化，中國擔不起那樣的責任。人民幣地區化是可行的，我們手能伸到的地方，其營利才是可以持續的。
我們不能迷信市場萬能，以為隻要經濟搞上去，隻要在世界貿易上有利潤，萬事就可擺平。事實上，利潤是要靠力量——其中最基本的是軍事力量——保護的，力所不及之處，其利潤增長也是有限的。講政治也是世界貿易的潛規則。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貿易也是政治的繼續。經濟隻是服務於政治的手段。西方曾想用世界貿易組織等經濟方式限製中國，迫使我們就範，沒成功；如這種現象再持續下去，今後人家就可能“圖窮匕首現”，直接來硬的。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烏克蘭事件中，歐俄間的力量邊界已經落定，而遠東的格局尚屬未定之天。目前看，盡力將對戰後雅爾塔和平體製已有異心的美國挽留在中、俄、美共同建立並使遠東穩定了半個多世紀的雅爾塔體製之中，最符合中俄兩方的戰略利益。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在歐洲新凡爾賽體製之外，在遠東爭取一個“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的前景，也應是我們必要的備案。
第三，在有限守成中確定中國的安全邊界。中國要崛起，達到小康規模，要有相應的安全空間。過於擴張是不安全的，但沒有自己起碼的空間和最基本的安全邊界，中國也是不安全的。
那麽，對於已崛起的中國來說，其最基本的安全邊界應當在哪呢？應當在台灣東界一線即東經123°左右。這不僅是因為目前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形成的整個東部沿海經濟帶是拉動全國經濟的“黃金地帶”，而且還因為這一地帶與東海所有重要的衝突熱點緊密貼近，這本身就潛藏著巨大的風險。中國的上海、浙江、江蘇等經濟重心以及新建的杭州灣跨海大橋，離東海熱點地區如此之近，以至於僅靠我們陸基軍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務。技術上說，盡管我們有了相當的海洋戰略性力量，但如果沒有兩岸統一，中國就不能自由進入太平洋深海水域。目前處於中國實際控製下的東部海域，尤其是黃海的深度和廣度非常有限，若沒有深海，我們的海洋戰略力量的效用及與此相應的中國現代化發展必需的製海權就會因此受到極大的限製。所以，不管從經濟還是政治上說，也不管從主權還是海權上說，台灣問題都成了中國大陸製海權向深海推進最主要的瓶頸因素。換言之，那當代中國的安全邊界如果不能推至台灣東界，中國甚至稱不上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如此中國全麵實現小康的目標無法實現，即使實現其成果也無法保障。
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確定自己的安全邊界所依據的並不能像霸權國家那樣僅僅、出於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是依據戰後確立的雅爾塔、波茨坦等會議確立的一係列法律原則。中國實現台海統一，這是雅爾塔法律體製賦予戰勝國——中國的權利，雖然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現在這項權利還隻落在紙麵上，在實際中我們的這項權利並沒完全得到落實。因此，將中國的安全邊界定在台灣東界既合中國國情也合國際法理。
那麽，我們能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呢？當然可以。普京在烏克蘭事件中之所以能夠將其安全邊界推至克裏米亞南界而北約卻無可奈何，就是因為北約力量在那裏鞭長莫及，而且也沒有觸及北約的核心利益——它的核心利益在地中海。但對俄羅斯來說，克裏米亞卻是它的核心利益，維護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有錢的要是碰上不要命的，其輸贏就沒了懸念。現在台海統一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況且台灣就近於中國大陸，大陸有的是資源持續投入，也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台灣則要勞師襲遠。對美國而言，台灣地區隻是用於北禦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因此說，中國大陸將自己的安全邊界確立在台灣東界是可以實現的。
如果中國實現了台海統一的目標，那麽此後中國麵臨的最大的危險將是冒進。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古代中華影響力長期以來就在東亞地區，輻射至亞洲，再遠就走不動了。故此，毛澤東為中國崛起設計的國策是“不稱霸”，鄧小平給我們設計的目標是小康國家。“小康”實際上是“中等發達國家”概念的另一種表述。提出這些概念並不僅僅是毛澤東、鄧小平同誌出於謙虛，它更蘊藏著“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的東方的智慧。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凡是能持續發展的大國外交都是守成的，過於擴張一定是要衰落的。古羅馬帝國、大英帝國、蘇聯帝國和今天的美國霸權都是在過度擴張中衰落的。毛澤東對此看得明白，1959年3月4日，他在會見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傑克遜時以美國為例分析說：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麵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願的反麵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大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
1972年12月10日，毛澤東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式的國家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而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對於毛澤東看到的問題，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國，也要嚴肅對待並引以為戒，不要再重複帝國老路。中國應選擇固守並長期經營亞洲，用我們的影響力感染世界的政策。這樣就不會透支我們的國力；不透支國力，時間就在我們一邊，擁有時間的國家才能擁有光輝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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