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安憶
電影《半生緣》裏，吳倩蓮演的曼楨生病睡在床上，梅豔芳演的姐姐曼璐，進到妹妹房裏來看望。看到寫字台玻璃板下壓著的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銳利地說了一句：左邊的那人比右邊的好，“家底厚”。
他有些木。為了搶上班車，竟看不見在場的女士，將曼楨擠落了下來，他還會把涮筷子的水當茶喝。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會。叔惠是要伶俐得多，這就是小家子的風格，上海話叫“活絡”。他交際要比世鈞廣，人頭也熟，世鈞客居他家，倒比他還呆得住，很勤快地幫著大人衝開水。
這種“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麵是隨和的，回到自己家裏，自然就要上些脾氣。可不是，他帶叔惠回南京家中，飯桌上同他媽媽說話，微微顰著眉。還有，吃空了碗，等女傭添飯，就露出了尊嚴。而此時，叔惠則瑟縮起來，他的“活絡”在這個森嚴的大家裏，有些施展不開了。
越劇《紅樓夢》，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子的閨秀。她雖然多情善感，對寶玉有著私心，性子還有些乖張，但形態上卻不失持重。她聲調低低的，回眸轉身都有些“慢”，這就是有規矩，穩重。
像電視劇《紅樓夢》裏，那一群小姐，不知為何一律那麽“嗲”。說話尖起了嗓子，眼睛活動遊轉，神情又是那麽嬌嗔任性。賈母經常誇獎薛寶釵，說她“敦厚”，可見“敦厚”是大家風範裏的上品。在此處，倒是應當學習戲曲裏的行當，大家閨秀一般是由青衣來扮，青衣的一招一式就比較敦厚，不是像花旦那麽敏捷靈活，尖嘴快舌。
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裏，鞏俐演的小金寶，就“不像”。看起來，導演和演員，對上海舞女這行當，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寶”形態顯然是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工農化電影裏，對“舞女”帶有漫畫式的描繪中演繹出來的。她不停地扭動腰肢，飛揚眼風，浪聲大笑。並且，有沒有發現？我們的電影電視裏，凡舞女，妓女，交際花，大都是這一路的作派，比如多年前的電影《日出》，裏麵的陳白露。
《日出》中的陳白露
風情可不是這麽風情法的。曾經看過“百樂門”大舞廳頭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麽賢良貞靜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經到了這份上，就不必濃油重彩，隆重登場。盡可以收斂起來，也是大盜不動幹戈。
聲色場，尤其是上海的聲色場，其實是緊跟社會的習俗和潮流。看史料上寫，有一個時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學生的裝束，素色衣裙，齊耳短發，甚至還配上一副眼鏡。在開放的上海，聲色場的風氣也能倒過來，影響社會的時尚。可見這一行裏，並不是那樣娼門氣畢露的。
她們這樣從異性手裏討碗飯吃的，是要比常人更解風情，可什麽是風情呢？清代李鬥的《揚州畫舫錄》裏，列數名妓，形態各異。有一個“湯二官”，特征是“善諧謔”。“錢三官”，姿色一般，“而豪邁有氣”。“楊高三”，其描寫大有深意，是“無門戶習氣”，什麽意思？就是不像妓女。“梁桂林”，“性和緩”，“喜談詩，間有佳句”。
張岱的《陶庵夢憶》中，寫南京名妓王月生，不苟言笑，“寒淡如孤梅冷，含冰傲霜”，她一出場，隻靜靜立於一隅，便“群婢見之皆氣奪”。有一回，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同食同寢，卻不說一個字。終有一日，似有開口的意思，眾門客奔走相告，“公子力請再三，蹇澀出二字曰：‘家去。’”這是何等不動聲色的風情，不著一兵，已人仰馬翻。
電影《紅粉》海報
看小說是不覺得，看電影《紅粉》，見那秋月從解放軍的地方逃出來，逃到“王誌文”家裏，竟住了下來。住下來還不說，聽“王誌文”他媽說閑話，還要上去對嘴，發一通議論。這實在就很無理了，發的是小姐脾氣，妓女可不是這樣不懂世事的人。像秋月這樣老辣的妓女，又是沒有歸宿的，她被解放軍驅離妓院的時候，在緊張的形勢下，她也會在身上藏一些錢財，以備不時之需。等她終於逃了出來，她就不用急著去找她的老相好，而是先在某一處租一間小屋落下腳，然後再與相好聯絡。聯絡上了，把那相好的男人纏在屋裏，三天兩頭地不回家，他媽這時找來，秋月才可對人家說番大道理，聲張做人的誌氣。俗話說，順理成章，常識裏就是有些理的。
大家庭，或者風塵中的常識到底與一般人隔得比較遠，而離得近的，就在身邊的百姓生活的常識，那裏麵的尋常道理，其實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這尋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關係，卻最有觸動。
《兒女情長》為什麽好看，就是有常識。父親病了，大哥回來裁決，誰出多少錢，誰出多少錢，沒人反對，隻是沉默著。各人回到家，夫妻間都有一些口角，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還是服從，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錢來了。《唉喲，媽媽》裏麵，將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給家境優越的“肖雄”做女兒，聰明伶俐的則給了清貧的“張閩”，也對了。窮人家的孩子才能長成精豆似的。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不止是她，大凡勤勞的人們，不知為什麽，總是弄得很狼狽，一頭一臉的汗和汙濁。其實真正善於勞動的人，幹活身上是一點不髒的。車間裏的老師傅，可以穿著雪白的襯衫、筆直的西裝褲上車床。農田裏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幹下來，身上沒有一星土，鋤板上也沒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幹活，是很享受的。地裏有一個好把式幹活，田邊過路的人，都會佇步觀賞。看他一招一式，又簡潔又有效，相當優雅。
看過兩部描寫普通女工的電影電視，一部叫《股瘋》，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員潘虹也是缺乏勞動的常識。像裏麵所要表現的，那類能幹聰明的女工，手腳都應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麽都別手別腳，性急慌忙。尤其是有一個鏡頭，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攙扶。真是沒見過這樣攙人的：先將男人的一隻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勁往下壓，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為了節約，給出差的丈夫數草紙，這過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一個會過日子的勤儉的女人，會有更合理的節約方法。比如買襪子，同款式同顏色的總是買兩雙，穿破兩隻以後可以再拚成一雙。再比如，買香肥皂，是買大號的，因為用到後來，總是一個肥皂頭，大號的使用率就高。她們有許多生活的學問，並不是那麽沒見識的。還有就是說話。女工中那類嘴利會說的，絕不是那麽喋喋不休，出言粗魯，且言語單調，滿口什麽“拎不清”“不要太好嗷”一類的流行語。她們說話要風趣得多。有一回，我在婦聯信訪站旁聽采訪，一個女工來告她的丈夫。她丈夫無中生有地懷疑兒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動地說道：“這孩子真是爭氣，越來越長得和他像！”
《走過冬天的女人》裏，後來女主角與一個京劇的龍套好上了，這也不像。她更可能會喜歡一個勤勉精明的做水產的個體戶，她們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識婦女那樣，會被些小花頭迷住。她們不是那一派情調的。那女主角懷了心事，在沙發上和衣坐了一夜，這可不是勞動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有一個紀錄片拍攝一個癱瘓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說道，她心情煩悶睡不著覺，就從床上起來，把家裏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所以現在人們都喜歡看紀實性的電視片，其實也就是裏麵有常識，合情理。我最喜歡的就是《毛毛告狀》，當親子鑒定下來，證明無業的殘疾青年趙文龍，就是毛毛的父親時，趙文龍一個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裏，那電視劇的編導走過去問他：做爸爸了高興吧？這句話問得實在好，貼心。官司其實是趙文龍輸了，她沒有問：服不服？而是問：做爸爸高興吧？這就是做人的常識，做人常識裏的良善。然後趙文龍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我沒有辦法。女編導再問：你有沒有覺得對不起她們母女？他說：不知道她們能不能原諒我，停了一會，他又說：可我還是沒有辦法！他的話似乎都對不上茬，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說的是什麽。
又要說到演員潘虹了。《人到中年》裏，她有一個經典鏡頭，就是送孩子看急診過後，來不及燒午飯，隻得啃一隻燒餅。她很艱難地啃了一口，隨即熱淚盈眶。這個鏡頭很是被專家們稱道，可實在覺得文藝腔太重，不像。一個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對這些該是習以為常，早已經具備應付能力了。
在與此電影差不多的年代裏，放過一個電視短劇，也是寫一個女知識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獨身帶一個女兒，上班的學校又在離家很遠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飯。教育局的一個幹部去她家訪問，天黑了，還隻有小女兒一個人在家。等了許久，忽然，從門外往床上扔進一個包，緊接著，又扔進一件外套，再接著，就聽見油鍋爆響了，然後，聽那女教師朗朗地叫了一聲：醬油！小孩子立即應聲送上醬油。這一情景就有常識了，它不是像前者那樣顧影自憐，而是，真的很艱辛。
好像是，過去的電影比現在的，有常識。記得舊電影《烏鴉和麻雀》，黃宗英演的那個小國民黨官員的姨太太，出場時的鏡頭，是一雙纖手，翻著一本連環畫。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狀態。還有《馬路天使》裏，周璿演的小紅。在賣唱的茶館裏，她獨自一人玩著，將一本什麽折子從樓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這嘈雜的茶館裏，她玩得這麽開心，一點不悲戚，不知自己處境的卑賤和悲慘，她的渾然不覺，格外地叫人痛惜。這也符合她的年齡，身世，和所處的環境。那時候的電影，現在看起來還是好看。
另外，台灣的倫理片，似乎也要比大陸的更具常識。《喜宴》，那台灣的同性戀青年，為了應付父母，和想辦綠卡的中國女留學生假結婚，想不到事情弄得尷尬了。父母從台灣趕來參加婚禮，女留學生愛上了他，而在一番假戲真做之下，女孩子真的懷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同性戀夥伴西蒙則大怒。最後的結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四方都作了妥協：女孩子同意將孩子生下來再離婚，西蒙也認可了這個孩子，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他們裝作不了解這一切內幕，承認他們的騙局，好讓女孩子給他們生下孫子。
本文節選自
《戲說》， 王安憶著， 東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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