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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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曆
劉索拉
劉索拉，1977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學習，1983年畢業後分配至中央民族學院任教。1982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發表代表作中篇小說《你別無選擇》等。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近年出版有長篇小說《女貞湯》《迷戀·咒》。1988年後旅居英國，現定居紐約。於1997年在紐約成立自己的音樂製作公司，致力於使中國傳統音樂以一種新形象進入世界音樂界。主要音樂作品有《藍調在東方》《中國拚貼》《纏》《六月雪》等。
原題
劉索拉：把聲音拋出去有時搭上命
作者：李宗陶
我出國前還不知道自己有多麽的無知，出國沒幾天我就全麵認輸了……相信老一輩和下一輩都不至於像我們這麽土
——劉索拉
寫稿之前，聽完她寄來的兩張CD：1992年在紐約出的《六月雪》和1998年的《纏》。前者是為舞劇《竇娥冤》而作，她用簫、日本打擊樂、非洲打擊樂和爵士鼓來講那“定要感得六月冰花滾似錦，免著我屍骸現……”的屈死女子起誓的故事。在《纏》裏，聽到那支挺有名的《醉態》，想起她說的創作過程：“照著做手藝活兒的圖紙勾出來，我邊勾出把椅子或項鏈，邊聽見巫婆戲子鬼魂狐仙觀世音一大把都叫著來了。”也在DVD裏看了她在台上的人聲表演：穿著拚接的大紅底子的唐裝，東方的單薄的聲線穿梭於京劇和R&B，坐著高音上了雲端。
劉索拉作曲、唱聲音、寫小說，也畫畫。她串門兒一樣在其間跳來跳去，互相勾兌，因為熱鬧，興致盎然，不管別人是否眼花繚亂。十幾歲時，她給食指、給惠特曼的詩配音樂，還唱，唱了就覺得自由。很多年後，她站在陳丹青那些巨大的組畫麵前，嘴裏開始發聲音，說要開個音樂會，專門唱那些畫，後來，她寫成了《中國拚貼》。
《藍天綠海》英文版
有天她告訴陳丹青：“羅丹那些泥巴形象我不能忍受，太做作了。”她想起彈貝多芬早期奏鳴曲那些沒完沒了的七和弦，她感覺每一個和聲都是羅丹的人物在皺一下眉頭和抖一下肌肉。她喜歡“看”音樂，比如她從郭文景的樂譜裏看出結構和旋律的特異，有次在德國聽了陳曉勇，就覺得他的音樂形狀很好看。回過頭來看文學，誰的文字好，誰的文字做作，她會特別敏感。
總之，詩歌、小說、繪畫、樂譜上的小蝌蚪，都是她桌上的瓶瓶罐罐，她倒騰來倒騰去，遊戲一樣製造各種聲音，因為“音樂的最大意義就是對聲音的探索”。
最後，她把自己連同聲音一起拋出去，能量般拋出去。瘋了，炸了，就對了。她推崇冷靜客觀，因為她做不到。
那個下午，她一襲黑色長裙，滔滔不絕。
大學時代的劉索拉
記者：許多人看《你別無選擇》的時候，都從懵懂身上看到你自己。
劉索拉：是，懵懂和李鳴都有我自己的影子。我從3歲開始學鋼琴，不喜歡，學得亂七八糟的；17歲開始彈吉他，唱披頭士。後來上音樂學院，老師教你怎麽按照和聲規律、曲式結構，來發展組織音樂，學了很多最基礎的技術，很有實際用途，那些技術掌握好了，閉著眼睛捂著耳朵就能出大作品。上學的過程中，我意識到我對貝多芬的音樂越來越失去強烈的感覺，那種英雄主義的聲音跟我越來越遠，那種悲壯非常適合“文革”時期的情緒，可“文革”後期我就開始喜歡拉威爾、德彪西這樣的印象主義的東西了。但當時在學院裏，如果你喜歡的是印象主義的東西，就意味著你沒把基礎學好。
寫《你別無選擇》的時候我要退學，就是徹底扔了，不幹了，不做音樂了。那時候已經快畢業了，我想改行到電影學院學導演，要不就去做搖滾樂。趙宋光先生是我的和聲學老師，我當時跟他說我覺得我是個騙子。趙老師說，因為你太真誠了，要是你都覺得自己是騙子，那很多人都是騙子，一輩子都在做音樂一輩子都是騙子。他說你這種人最適合做音樂，音樂是宇宙間最高尚的感情，高於任何藝術形式，你不應該糾纏在文字情調裏(那時候我常寫一些散文)。後來我就連滾帶爬地畢業了。畢業後試著做了很多影視音樂和搖滾音樂，想通過非學院的風格來找到自己，但直到出國前音樂跟我的距離還是很大，音樂在那兒，我在這兒。
《你別無選擇》作家出版社
記者：後來怎麽還是守住了音樂？宿命？
劉索拉：我一直有直覺，盡管我不喜歡自己那種狀態，但是不會和音樂分手。我很宿命。第一次去美國訪問的時候，我碰到了芝加哥派的藍調音樂大師朱尼爾·威爾斯，聽到了真正的藍調。我隻看過兩次他的演出，第一次是在芝加哥的一個黑人開的小酒吧裏，他專門給我們幾個演了一場，可能因為我當時是“國家代表”。以前也聽過藍調唱片，也覺得好聽，但他就那麽衝著我演了一場，太震撼了！你聽唱片不會有那麽感動，聽現場那東西就長在你心裏了。我常說一場音樂會能夠改變人生——可能你聽了很多音樂會都是狗屎，可碰上這樣的音樂真是能改變你的一生。第二次是他在倫敦演出，我看完演出就去後台找他，他居然還記得我。我到了美國以後，想把寫他音樂會的文章翻譯了寄給他，但是沒來得及做，他就去世了。這兩次他的演出，尤其是第一次，我記一輩子，影響我一輩子。
記者：其實出國之前，讓你成名的是小說。1985年，《你別無選擇》《藍天綠海》像隨手扔出兩顆手榴彈，落地就開了花。
劉索拉：寫《你別無選擇》的時候有一群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大家在一塊玩兒。我寫了部分稿子——那時是手寫的，現在稿子都不知道扔哪兒去了——就想著，哎呀，誰能給我打成鉛字兒就行。那時我隻想看著自己的稿子變成鉛字兒，沒別的。李陀先生看了之後給了特別大的鼓勵，說，這東西好，你得往下寫。啊，這就好啊？我覺得挺有意思，就往下寫。寫完之後他真的幫我給了朱偉，給了王蒙先生，這小說就變成鉛字兒了。當時對我來說，什麽《人民文學》、《海鷗文學》都是一樣，反正都是鉛字兒，發表了就好！又有一天李陀先生來我家說，索拉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這篇東西被王蒙先生評為今年橫空出世的作品，你成功啦。那時有一些朋友在場，大家都舉杯慶賀。我就傻了，沒明白這成功是什麽意思。緊接著一係列的反應就更讓人傻了，各家報紙對此爭論不休，要麽捧成裏程碑，要麽說這根本就不是中國人寫的，中國人怎麽可能這麽瘋狂？還有人說，這現代派女作家怎麽不抽煙呢？
記者：倫敦、孟菲斯、舊金山、紐約一圈轉下來，音樂給了你什麽？
劉索拉：自由。在英國，和 Punk音樂家合作過，和Rap音樂家也合作過，和搖滾音樂家一同做音樂戲劇。在美國，去孟菲斯學藍調， 在紐約做《藍調在東方》唱片時接觸到最好的爵士音樂家。在紐約，是我在音樂和文學上最拚命的時期，因為整個城市都洋溢著一種拚命的熱情，在那裏能接觸到那麽多好的音樂和音樂家。我不停地做著各種試驗，比如進一步體驗音樂和身體的感覺，試圖再拉近一些。這個試驗就是做《中國拚貼》。
那是玩兒了命做的、吐血般的創作和演出。它的形式太簡單了，就是一個人聲和一把琵琶，對我的聲音是個挑戰，對作曲法是個挑戰，對琵琶演奏家是個挑戰。琵琶和人聲自古是唱小曲的，現在要向咆哮的搖滾樂去挑戰，怎麽樣把原始能量全部放出來？傳統音樂有沒有那種現代音樂的爆發力？這套作品演奏難度大，鬼氣大。那時候我腦子裏想到的都是父親的去世，感覺到一種來自陰間的能量，貫穿全身，你就變成了這個能量，把自個兒拋出去。一般唱歌講究用丹田氣，但是唱《中國拚貼》得從腳底往上唱，把整個人拋出去，你才能堅持特別長時間，像薩滿教似的，忘我，身體和音樂就統一了。所有這些試驗都是被體係外的音樂家啟發的，在學院中不可能學到。
《渾沌加哩咯楞》中國華僑出版社
記者：那演出前是不是要來點兒大麻什麽的，以進入狀態？
劉索拉：演出前是絕對禁止吸毒的，這是紐約所有專業音樂家的共識。他們平時吸大麻、海洛因，但是演出之前絕對不許碰，演出之後你要幹嘛都行。因為你嗑藥上台後不能配合別人，你自我感覺好，但節拍肯定是不準的。音樂是配合性的行為，你拋出自己的時候還得知道樂隊在哪兒啊。把自己拋出去靠的不是大麻，靠的是真正的能量。
朱麗亞音樂學院的指揮撒克先生聽了《中國拚貼》後對學生說，我這輩子沒聽過這麽瘋的東西。其實演這組作品時，演唱者的腦子得特別清楚，聲音不斷在高音上反複，來回11次、12次，不能啞，不能上氣不接下氣，40多分鍾的組曲，要命的事兒。
劉索拉和查建英、陳丹青談“八十年代”
記者：查建英前幾天說起，《八十年代訪談錄》那本書裏，把1980年代剛到國外那種失落感說白說透的，就你這麽一個女的。
劉索拉：我出國前還不知道自己有多麽的無知，出國沒幾天我就全麵認輸了。因為各方麵的無知，我碰了多少壁。我們那批出國的，碰到的都是差不多的問題，就是知識結構貧乏單調。我們在國內學了很多音樂技術，但是在音樂美學方麵受了太多蘇聯社會主義美學影響，對西方音樂美學背後的意識形態完全不了解。
我們曾誤以為拉赫馬尼諾夫就是鋼琴藝術和浪漫主義音樂的最高代表，殊不知，那種砸琴風格被西方看成完全的沒有文化。我們隻以為鋼琴必須是用手指尖抬高了敲下去，殊不知要想達到爵士樂的音色，必須把手趴下去用手指肚摸出音來。我真是在最無知的時代長大的人，相信老一輩和下一輩都不至於像我們這麽土。早知道鋼琴不用抬高手指砸，我早就變成爵士鋼琴家了。
記者：除了斷層知識結構帶來的失落，生活也不容易。在國內都是人物，出國還麵臨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我記得你在倫敦時寫過，住的屋子沒窗簾，每天晚上用可折疊的板兒擋窗戶。
劉索拉：這裏我得更正一下你的誤解：你引的話是出自我的小說，別看成是自傳！再說那種沒有窗簾的房子是英國最好的老式房子的特點之一，隻有講究的知識分子會在家裏安裝老式的木板窗。那時我在一個英國朋友家租了一間屋子，在一座古老雅致的房子裏，所以在寫小說時就產生了對中國明清年間小板樓的懷舊。那段描寫是一種懷舊情緒，而不是海外生存血淚史。大家都愛說什麽海外華人血淚史，說那個沒意思。重要的是出走之後獲得的經驗。
每個移民去尋找的東西是不同的，結果是不同的。我的幸運是接觸到那麽多好的音樂家。世界之大，音樂如海，音樂家如同海裏的魚一樣多。一生認定了做什麽，往下走就是了，人能擋住人“成功”，但是擋不住人的癖好。清貧和寂寞都不是人生的醜陋，標準隻有一個——把事情做好。
藝術家的生活就是一種忽上忽下的生活，時而燦爛，時而慘淡，沒什麽大不了的。我一直幸運，出國以後在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中串門兒。在紐約的時候我的老大姐、美國黑人爵士鋼琴家愛米娜跟我聊天說，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差了一課，你沒有經過黑社會。
《你活著因為你有同類》 文匯出版社
我不明白為什麽海外華人和黑人之間總有那麽多種族歧視的偏見，似乎華人隻認同有錢和成功的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國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去倫敦東區參加一個藝術家聚會，那是著名的貧窮居民區。我迷了路，有輛車開過來，車上的黑人小夥子問我，你要去哪兒？我說了地點，他說你上來吧，就送我去了那兒。我一走進聚會，大家都問我怎麽來的，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大家，眾人驚訝，都說在這地區沒有人敢晚上搭車，尤其是陌生黑人男子的車。可是我不怕。我在美國孟菲斯也碰到過騙錢的黑人，沒什麽，給他就完了。我覺得沒事，哪兒都有惡人。我對黑人特別有感情，我喜歡他們那種天生跟音樂舞蹈長在一塊兒的狀態，他們也不多想，就是這麽活著，歌舞就是本能。
記者：《女貞湯》一出來，大家都覺得你的小說越寫越好。有沒有想過，比起做音樂，也許小說會讓你的才華展示得更加充分？
劉索拉：做音樂著實難，尤其在中國。我到現在還堅持做，就是覺得音樂像海似的，沒有底，永遠有我不知道的東西，永遠有神秘的聲音出現，在吸引我。也許讀者們更期待我的小說，但是我沒辦法戒了音樂呀，一旦上癮，就把時間都花上了，把命也差點兒搭上了。
2005年我在德國策劃了一個反叛音樂節，把約翰·宗(John Zorn) 的止痛藥樂隊請來了，他請我做嘉賓演出，他的薩克斯風吹得如同尖叫，加上拉斯威爾(Bill Laswell )沉重的貝司，打架子鼓的日本人幾乎是蹦起來打，我在台上耳朵都要聾了，滿場觀眾瘋掉。我在紐約就是他們的聽眾，那感覺特別棒。它是重金屬、地下搖滾、自由爵士的綜合體，這種音樂就是把你腦袋裏所有想發瘋的能量都揪出來。它沒有旋律，絕對不好聽，就是讓你聽了發瘋，不用吃藥就發瘋。約翰·宗他們和我同齡，不修邊幅，演奏時很冷漠。觀眾邊聽邊叫，哪怕站著不動，腦子也要炸了，聲音太大了，靈魂都要震出竅了。那種聲音對身體確實不好，但人的靈魂往往需要那種聲音。
記者：許多人對聲音沒有那麽細致的感覺，我覺得你挺幸運，你對於聲音的感覺，完全打開了。
劉索拉：我真是特別幸運，這一路我結交黑人朋友，他們保護我，也教我使用聲音的能量。前幾天愛米娜給我發了郵件，告訴我她丈夫帕帕死了。我在德國收到的信，本來剛演完歌劇還挺興奮的，看了信，一個人躲著哭了一天。帕帕是個非洲穆斯林教徒，其實我跟他不熟，但我知道他倆的故事，還是他們結婚的證婚人。一般朋友去世我也不會這麽傷心，就因為他們是非常非常單純的人，在生活中要得非常少。帕帕的死，很可能就因為他們窮，買不起好藥，他們剛結婚沒幾年。
同窗：劉索拉對話陳其鋼
我不知道，沒法分析我對這些音樂家的感情。其實愛米娜是個經曆很豐富的人，但我不覺得這不單純。我覺得那些看起來無可厚非的虛偽好人們，是他媽最不單純的人。世界很沉重，一個人得虛偽圓滑到什麽地步才能扛得住這社會啊。
劉索拉之前去了杭州，給國際谘詢公司麥肯錫做培訓，讓一屋子的MBA學唱。
又有朋友在南京的一個什麽論壇上看到她，黑色長褲，外披一件薄如蟬翼的黑紗。人在前麵走，衣袂在後麵飄，空蕩蕩，流動著，看起來，跟周遭總有些格格不入。
視頻：劉索拉和朋友們的音樂會
延伸欣賞
1. 音樂和音樂態度
2. 琵琶與移民文化
3. 藍調與中國戲曲
4. 秦腔與搖滾音樂
5. 中國古代音樂與西方現代音樂
6. 人聲·人生
文章原載《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