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禹
張中行先生（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
2021年2月24日，是張中行先生仙逝十五周年的忌日。
十五年前，記得是一個陰沉的日子，作為京城報紙副刊的編輯，肯定不能無動於衷，然而用怎樣一篇獨家的有分量的文章來送別這位“世紀文化老人”呢？我直覺地想到了我中學時代的老師趙慶培，他曾是北京二中、景山學校語文教研組組長，堪稱北京中學語文教學界的一位名師，且對張中行先生很有研究。
我打通了趙老師的電話，不想，趙老師一口回絕了，他說，寫有關張中行先生的文章，要找大家、大手筆。他隨即推薦了張厚感先生。趙老師說：“張先生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審，與張中行先生同事多年，是‘行公’最認可、最貼心的知名學者。張中行先生的訃告悼文，就是由他來執筆的。”他特別囑咐我，不能指望他自己寫，在悲傷哀痛的情緒中，他是不會動筆趕稿子的。你們要登門采訪，用訪談的形式來完成這篇文章。
按照趙老師提供的電話，我聯係上了張厚感先生，約定當天下午即去他府上采訪。我抓緊列出了采訪提綱，大約十幾個問題。恰好，剛剛從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正在我們副刊部實習的趙耕也在辦公室，我就讓她和我一起去采訪。我本意是借此機會帶帶她。采訪很順利，我把寫稿的思路說給她聽，她點頭並記在本子上；我又試探地問：“你來寫初稿好嗎？”小美女毫不猶豫，說：“好。”
其實，我心裏是不踏實的。這是一篇要發整版的大稿，時間性強，容不得寫第二稿、第三稿。為了避免被動，我連夜也開始動筆寫稿。隔了一天，趙耕的一萬多字的“大稿”交到我手裏，初看就把我驚著了：真不愧是複旦新聞的高材生啊！文章寫得很“還原”（如實記錄了張厚感先生的談話內容），又取舍得當，可說基本成型。我修改一稿後，第一時間傳真給張厚感先生審閱，順利通過。拚版時我大膽地把“張中行先生悼文”也附帶放到版麵上了。
張中行先生在北大紅樓前
我讓趙耕拿著拚出的大樣送主管副總編輯初小玲審，目的是讓報社領導注意到她，有利於她實習結束後能留在報社。初總很快退樣子了，平時她都在自己名字上劃個圈兒，表示同意。這次我一看，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了，怎麽還批了好幾行字啊？千萬別讓撤稿呀！細看，由憂轉喜：初總一段話都是表揚的，她高度認可我們的選題及時，稱讚文章寫得講究，有深度，對版麵安排“悼文”開了綠燈。
特別讓我感動的是，她最後寫了這樣一句：“辛苦了，謝謝副刊部！”文章見報後，總編輯嚴力強來到副刊部，肯定這篇文章寫得好，這個版做得好。他問：“趙耕是誰？”我把趙耕的情況做了介紹，提出希望報社留用她，我們副刊部急需人才。嚴總笑了，說了句：“讓她多寫。”
轉瞬，十五年過去了。我和初小玲先後從報社退休，美女趙耕已成為報社的中堅力量，日報副刊部的資深編輯。
令人惋惜的是，張厚感先生已於2016年因病辭世，享年75歲。我借用這幾句來緬懷厚感先生：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張中行先生與啟功先生
附原文
世紀文化老人張中行
——張厚感先生訪談
作者：趙耕、李培禹
采訪張厚感先生，是在北京雖已初春卻十分陰冷的一天。天色灰暗，我們坐在張先生家的客廳裏，聽他講述即將被一個百歲老人帶走的故事。作為與張中行先生共事多年的晚輩、同事、摯友，同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的他，因剛剛牽頭完成一篇沉重的寫作——張中行先生的悼詞，臉上明顯留著疲憊。我們的采訪一次次被打斷，張先生的手機響，電話響……而一切都是圍繞著一個名字展開的，那就是2月24日溘然長逝的世紀文化老人——行公。
張中行先生
記者：您一直稱張中行先生“行公”，這個稱謂有什麽特別的意義嗎？
張：“行公”隻是我們小圈子裏的稱呼，因為他隨和，好玩，而大多數人還是稱他“張先生”。
記者：您願意談一談和張先生最後見的一麵嗎？是在什麽時候？
張：過了年就聽說，行公的身體很虛弱，不吃飯，喝奶也吐，隻能靠輸液維持，家裏人著急，就把他送進了醫院。行公去世前幾天，人教社老幹部處處長就找到我，說行公情況不好，社裏要我提前準備悼詞，但不要聲張。還問我要不要看看他們摘抄的檔案材料，我說不用，情況都熟悉。當時我放心不下，就和幾個同事及外地朋友去了醫院。我們進病房的時候行公正在睡覺，護士輕輕把他叫醒，讓他吸了點氧，精神看起來不錯。我問行公：“認識我是誰嗎？”行公很清晰地說：“張厚感！”另外幾個同事，行公也都能勉強認出來。這樣，我們覺得情況還好。我對行公說：“山中常有千年樹，路上難逢百歲人。您要爭取活到一百多歲啊！”沒想到那次竟是見行公的最後一麵。不知出於什麽心態，我竟然在記事本上把我們四個人的名字記下來，過去多次到醫院探病是從來不寫的。
記者：概括一位世紀文化老人的一生並非易事，您是以什麽樣的思路來完成的？
張：行公去世之後，我在第一時間得到通知，讓我寫悼詞。我想，首先就要憑我們的理解，定一個大的“調子”。它要讓社會認同，讓送審通過。現在外界輿論把行公稱作“國學大師”，或者“通儒”什麽的。我認為這不準確，行公在世也不會同意。順便說，“國學大師”這個稱號安在啟功先生、季羨林先生身上也不合適，因為他們的研究領域畢竟沒有涵蓋“國學”。像王國維、陳寅恪這樣專門研究傳統文化、學術的大家才能稱得上“國學大師”。所以我們對行公的定位就是——著名語文教育家，學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約編審——我相信這樣的定位是公允的，行公本人也會認可。其次，表達方麵要靈活一點，盡可能不做八股文章。
記者：為您非常熟悉、崇敬的張先生這樣的大家寫“蓋棺定論”的文字，您的壓力一定不小吧？
張：那是自然的。千餘字的短文，我們幾個起稿人就著電腦邊議邊改，改了五六稿，字斟句酌。比如怎樣寫行公去世，和所有人一樣寫“因病醫治無效”？太一般。我們最後用的是“停止呼吸”，“無疾而終”。這是事實，是一種人生境界，行公走得很安詳，無痛苦，達到了這種境界。用老話說，是“祖上積德”。記得曾有報道，夏衍臨終前對上海來探望的人很自豪地說：“回去告訴上海的朋友，我夏衍是無疾而終！”據說丘吉爾逝世更妙，他手指夾著哈瓦那雪茄，桌上擺放著法國香檳，愛犬蹲在一旁，壁爐裏火燒得正旺，他“躺在安樂椅上長辭而去”——這是什麽樣的境界啊！何況行公享年九十有八，就是百歲老人嘛。他生前也說過：“人生活到這一步，是比較滿足的了。”
記者：送走行公，現在看，您覺得有沒有留下什麽遺憾呢？
張：還是有點小遺憾。悼詞定稿送審之後我們才想起來，忘了一層重要的意思。西諺有雲：“失去一個老人，等於燒毀一座圖書館。”行公的逝世，是我社教材事業的巨大損失，也是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巨大損失——這盡管是套話，但也是要寫的啊！發現後想補上，卻來不及了。
記者：有什麽辦法來彌補這個遺憾？
張：這兩天我總想再寫點什麽東西送行公，但是腦子一直很亂。想寫首詩，也剛出來兩句：與公相識恨時晚，廿載沙灘幾度談。因為我和行公是北大中文係校友，他畢業比我早三十年，我們都有很深的北大情結，後來又多年在同一辦公室裏辦公，飲酒吟詩，賞硯臨池，其風骨，其智慧，沁人心脾。我們之間有真摯的亦師亦友之誼。中語編輯室還有一位北大中文係校友熊江平，是恢複高考時湖南的文科狀元，行公和我多年都叫他小熊，現在都成五十幾歲的老熊了。他為行公撰寫了一副深情而大氣的挽聯：賢哉若此也非官非隱一介書生落落長鬆利與名隻當夢幻浮雲看；逝者如斯夫適來適去萬般惆悵潸潸別淚人和事都在流年碎影中。剛剛我又收到一位年輕的同事發來短信，他也寫了一副挽聯：先生古之真人也負暄說禪論順生大寢不夢；後學今者假想矣倚籬耕字悲逆旅小康即安。他就是曾為行公詩集《說夢草》寫後記的才子李世中，與行公的友誼非同一般，情同祖孫，可見行公遺愛之深廣。
張中行先生與第三任妻子李芝鑾
記者：您和張先生共事二十多年，覺得張先生最重要的性格特點是什麽？
張：豁達，看得開，從來不生閑氣。舉個例子，有一次，行公被老伴支派去買點肉餡來包餛飩吃。他來到北大東校門外成府路的副食商店，售貨小姐稱好了肉餡，叫行公把錢放在一個盤子裏。行公沒聽見，把錢放在了櫃台上。該小姐很不高興：“叫你把錢放在盤子裏，怎麽擱這兒啊？成心啊！”行公趕緊說對不起，我剛才沒聽見。你知道她說什麽嗎？——“那我罵你，你聽見沒有？”行公沒說話，扭頭出門，悠然打道回府，“真的”沒聽見。後來他在未名湖畔散步，跟北大的老教授聊起此事，他們聽了，都說——妙！
記者：這也是張先生的長壽秘訣吧？
張：應該是。行公八十多歲的時候，每周還到沙灘單位三四天，審稿子，看校樣，會晤朋友，處理信件；另外三四天在北大家裏，主要就是寫東西，每周七八千字的產量，雷打不動，一天工作十來個小時無倦意。他還“訓”我呢：“在人教社工作是有時間讀書寫作的啊！你為什麽不多寫點東西？”他自己出門總是擠公共汽車，從來不搭的。提著兩壺開水能自己走上四樓。我覺得行公長壽的關鍵在於心態平和，就像一泓秋水，波瀾不驚。他總是樂嗬嗬過日子，從不自尋煩惱。有時候得一方手感滋潤的硯台，一天能摸好幾遍，還讓同事摸，朋友摸，指指點點，他能高興好些天。
記者：除了豁達，張先生還有什麽給您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張：行公是性情中人。前幾年有記者采訪他，說到生死觀的問題，問他如果離開人世，可有什麽留戀？行公說，當然有，帝王會留戀天下、三宮六院，我等凡人，留戀的無非是男女之情。記者又問行公，那您有沒有情人？行公很幹脆地回答：“有！”行公寫過一篇叫《情網》的文章，裏麵就講，在他彌留之際，如果“情網”中人能來看他，“執手相看淚眼”，他就滿足了。
記者：看張先生的文字，的確是性情文章。
張：前些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時候，行公還出了一本書，就是講婦女問題的。行公總是說，人生根本就是“飲食男女”四字，“飲食”好滿足，“男女”卻是滿足不了的，但我等人也無非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罷了。外國有句諺語，大意是，如果一個女孩子很漂亮，男孩子不喜歡她的話，就對不起上帝。行公有一次跟我講，年輕的時候，幾個朋友約好了去看賽金花，結果沒去成，真是終生遺憾。若是見了，不知又能作出一篇多漂亮的文章呢！又說還曾和朋友約好去看魏喜奎，結果找錯了地方，失之交臂，也是人生一大憾事。
記者：能說說張先生的家人嗎？
張：行公的老伴是三年前過世的。那時候行公的身體已經很虛弱，常常住院。老伴就由保姆和女兒女婿輪流值班照顧。老太太身體本來很好，可是有一天從床上掉下來，摔著了。當時正是鬧非典的時候，也不敢往醫院送，結果一星期之後老太太就過世了。行公那時雖然身體不好，但一點也不糊塗，這件事他心裏應當很清楚，但是沒有問到底是怎麽回事，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行公常誇老伴溫婉，能忍耐，關心別人，早餐兩個雞蛋，總是揀小的吃，是個大好人。他一往情深，詩中多有涉及，比如“路女多重底，山妻欲戴花。”“乞米求新友，添衣問老妻。”等等，寫得情真意切。
張中行先生三個女兒在父親告別儀式上
記者：很多媒體都說張先生是“大器晚成”、“厚積薄發”，您認為是這樣嗎？
張：這麽說，不準確。他是哲人、詩人，在北大讀書的時候，讀羅素的書都是英文原版的。行公成就最高的當然是散文，但其實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寫的語法本子就很有影響力了，而他的興趣卻不在於此。他和我說過苦衷，涉足語法，一來感到安全，二來為了生計。當時行公的父母還都在世，加上嶽母，三個老人；下麵有四個女兒，老伴又沒工作：全家九口人靠行公每月的百把塊工資生活，夠緊的了。但他從來沒申請困難補助。行公就在那段時間寫了《緊縮句》《非主謂句》等，反映很好。上個世紀50年代、70年代，兩次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語法會議他都參加了。我還記得行公曾經頗為得意地對我說：“趙元任先生還引用過我書裏的例子呢！”就靠這些小冊子，行公送走了三位老人，把四個女兒拉扯大，並送上了大學。
記者：哦，第一次聽說。
張：不光語法書啊。行公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編課本、出詩集、寫散文、寫哲學佛學的書，一般人都知道，而有所不知的，他還指導編過菜譜呢！北京鼓樓前有個有名的馬凱餐廳，行公和我，還有人教社的同事常去那裏吃飯，一來二去，和經理、廚師等很熟。我們還幫助他們出了一本《馬凱名菜譜》，行公親自修改，定稿，作序，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當時，逢包桌的客人，就送一本。現在那個餐廳遷走了，行公也謝世了。真是人世滄桑啊！
記者：您本人最推崇的是張先生的什麽作品呢？
張：當然是散文。行公的散文隨筆，既體現了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又不乏現代科學民主意識。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內容方麵是言誌而不載道，表這方麵是寫話而不謅文。”其文風委婉，自然，從容不迫，不泥章法，如行雲流水；閃爍著智慧之光，往往把讀者帶進一種神出鬼沒、妙趣橫生的境界。行公還善於詠歎，比如，他被發配回老家，寂寞難耐，曾經寫詩表達這種心情，其中的一聯對得很妙：“榻前多鼠婦（潮蟲），天外一牛郎。”備受稱道。可他卻著文感歎說：“很多朋友都說這兩句不壞，但試想想，多年的苦難，才得這麽兩句，代價也太大了！”不禁令人噓唏不已。我們隨便翻開他一本書，比如《流年碎影》吧，不要說文字，單看那些小標題——“抄風西來”“傷哉貧也”“使民戰栗”“既往咎之”……多麽貼切，多麽靈動！再看看那張他和啟功先生舉杯的合影，下麵是行公借用的話語——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多麽絕妙，多麽有神韻。
記者：說說您給張先生的書作序的事吧。
張：前輩請晚輩、先生請學生作序，行公可能是頭一份。1991年我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行公的《詩詞讀寫叢話》，我是責編，行公執意讓我寫序。我當時請同是北大的同學陶文鵬一起寫，因為牽涉到對行公詩詞作品的評價，我感到沒把握。還不敢稱序，隻叫前言。寫好了拿給行公看，他一字未改。後來1995年又出了《說夢樓談屑》，也是我作的序，又請同是北大同學的吳坤定參與，這次行公動筆了，我一看，改了一處。我們說他“文筆之奇高，有人歎為當今的《世說新語》”，行公把前半句改成了“文筆之奇，之高”，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隻加了一個標點，一個字，一下子就提升了一個層次。我還和行公開玩笑：“您這是又把自己拔高了啊！”其實這次行公本沒叫我寫，找的是前麵說的老吳，因為此書在他供職的北京出版社出版。後來吳兄說不熟悉作品，拿著書稿來讓我寫，我說：“你怎麽就不理解行公的本意呢？我‘吹捧’過他了，行公是想多找一個人‘吹捧’啊！”我們哈哈一笑！
記者：行公大智慧，處事很認真。那張先生自己呢，對自己的作品他怎麽看？
張：行公晚年的文章，這十幾年是文壇的熱門話題。京城書攤往往同時擺著他幾本書，簡直是一道風景線。雖說外界褒貶不一，但總是褒多於貶。行公本人覺得讀者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有一次他接到一封讀者來信，說他的文章通篇都是無用的廢話。他看了就笑笑，還很認真地給人家回信。有小報披露他年輕時候的戀愛婚姻生活，頗有微詞，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很多朋友都慫恿他寫文章澄清，他卻覺得不值得。他說，年輕時候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小事一樁——我的態度還是“知道了”。頗有幾分矜持。
張中行與楊沫之女馬徐然
記者：大家都知道張先生是楊沫的前夫，所以有一個最讓人關心的問題，張先生究竟是不是“餘永澤”？
張：《青春之歌》麵世之後，在世人眼裏，林道靜成了楊沫的化身，行公成了餘永澤的“模特”。楊沫曾向行公打招呼，那是小說，請不要介意。行公說，我知道是小說，我不看；但心裏想，如果是我，就不這麽寫。建國後，行公和楊沫在北京西郊相遇。言談中，楊沫對再婚的丈夫有些抱怨和不滿的話，行公一句也不接茬，他對楊沫說，我們隻敘別後，不談家庭。
記者：那麽張先生後來對楊沫的態度呢？
張：文革中，有人來調查楊沫的曆史，問行公，楊沫是否加入過國民黨。行公答：不，她進步。那人就說：你怎麽能夠否定？我們掌握材料！行公回答：我根據她當時的思想表現，認為她不會加入這類組織；你們既然掌握了材料，又何必來問我？當時行公也正在受審查，一個已經“斯文掃地”的人，麵對著吹胡子瞪眼睛的，他還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實在有道行。
記者：也就是說，他們兩人可以冰釋前嫌了？
張：不是的。楊沫複出之後，聽說行公說真話，沒傷害她，很是感激，慢慢兩人來往就多了起來。可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讓兩人重新有了隔閡。當時有個年輕的女作家來采訪行公，讓他說說自己和楊沫的往事。關於兩人分手的原因，行公說的就和在《流年碎影》裏寫的一樣，說當時楊沫在香河，自己在天津，有一天接到香河來的一封信，說楊與在那裏暫住的馬君來往甚密，勸他如果還想保全這個家庭，最好把楊沫接回來。後來他雖把楊接回了天津，但從此有了隔閡，彼此都很痛苦，不久就分手了。但後來那個女作家發表文章的時候，用了小說筆法，描述成第三者插足，還“發揮”說，從小說到現實，革命加愛情的八股不見得多美滿等等。楊沫看到之後很惱火，認為是行公慫恿作者這樣寫的，從此與行公又疏淡了。
記者：張先生難道不覺得很委屈嗎？
張：其實行公一貫主張寫人記事與寫小說要分開，這件事實在讓他有口難言。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楊沫出了本書，寫“我的三個愛人”。寫到行公，雖然肯定了他在文革中敢說真話，但說起年輕時的感情糾葛，還是老調重彈，說他“負心、落後”，多有不是。行公看了，覺得仍然是小說筆法，他自己還是保持“知道了”的態度，繼續沉默。他私下裏說，年輕時候的恩怨是非，別人愛怎麽說就怎麽說，讀者愛怎麽想就怎麽想，我不解釋。人都這麽老了，炒來炒去沒意思。
記者：您了解他對楊沫究竟有沒有感情？
張：行公一直保存著楊沫當年的一幀照片，是後來翻版送給他的，背麵還有楊沫的題詞。詞曰：照片可以翻版，生活能翻版嗎？可見舊情依依。行公和楊沫曾在沙灘大豐公寓安家。後來行公有時從此經過，總要探頭看看院裏那棵枝葉繁茂的大槐樹，發一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可楊沫去世時，行公沒有參加葬禮，不想向她最後告別。事後行公說：“我們兩人思想感情相去甚遠。她走的是信的路，我走的是疑的路。”
馬徐然與同母異父弟弟老鬼在八寶山公墓祭奠母親
記者：我知道張先生和楊沫有一個女兒，但她為什麽姓徐呢？
張：我也問過行公這個問題，他說是因為小時候曾把女兒寄養在冀南的一個徐姓人家。每次行公提到徐然，總覺得欠女兒點什麽，我猜是因為未盡撫養情義吧。徐然也很想做點父母的彌合工作，曾經“投石問路”，問行公：“爸爸，我常來，您高興嗎？”行公很肯定：“虎毒不食子！”徐然又問：“您想我媽媽嗎？”行公很幹脆：“不想！”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行公向我轉述的時候，看得出來他神遊時空，若有所思，不是不想孩子她媽媽，而是更想女兒常來探望。
記者：徐然是什麽時候知道張先生是她的生父的？
張：徐然一直到40多歲的時候才知道行公是她的生身父親。此前她就很崇拜行公的學問，但是一直稱行公為“張老師”。後來楊沫向女兒坦露了她的身世，當時跟隨愛人在貴州工作的徐然就給行公寫了一封信。接到女兒的信，行公就落淚了，在回信中他寫道：“沒想到今生還能接到你的信……我，你這次稱為老師的，是你生身的父親。”那封信很長，行公把自己和楊沫過去的事都告訴了女兒。徐然後來還寫過一篇文章叫《情是何物》，寫得很動情，很感人。
行公後來的四個女兒都是學理工科的，雖然都很有成績，但還是很遺憾，沒人能真正繼承行公的學問。隻有徐然，她是個作家，曾經在北京市文聯作編輯，寫過不少作品。行公去過她家做客，其夫婿是工程師。有時讓行公評價一下女兒的文字，行公充滿情意地搖頭：“大模樣可以，不生動。”話是這麽說，而行公曾想把自己的藏書留給徐然。但後來又不提此事了，不知什麽原因。現在呢，徐然幾年前就去了美國，行公縱然有這個心願也不能實現了。
就在我們即將結束采訪，準備告辭的時候，天空忽然飄起了鵝毛般的雪花。張厚感先生站在窗邊看了一會兒，忽然扭頭對我們說，請等一下。接著他走到書桌邊，鋪開宣紙，完成了他那首一直想送給行公的詩——
哭行公
沙灘長恨相逢晚，
廿載千番促膝談；
賞硯吟詩品小酒，
何時明月照公還？
張厚感先生題簽
延伸閱讀
張厚感執筆的悼文
沉痛悼念張中行先生
著名語文教育家，學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約編審張中行先生，於2006年2月24日淩晨2時40分，在北京無疾而終，安詳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歲。
我們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深切地緬懷這位世紀文化老人！
張中行先生1909年1月7日出生於河北香河一個普通農家。1931年畢業於通縣師範學校，同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1935年大學畢業後，曾任教中學、大學，主編佛學雜誌。1951年2月起任職於人民教育出版社，從事中學語文教材編寫及教學研究工作，曆時半個世紀之久，為我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在葉聖陶先生領導下，張中行先生先後參加了《語文》《漢語》《文學》《古代散文選》等多套中學語文教材及圖書的編寫、審讀工作，主編了《文言常識》《文言文選讀》。期間，為普及中學語法知識，還著有《緊縮句》《非主謂句》等多種語文著作。晚年退休後，作為特約編審，他審讀了多種教材及課外讀物，特別是對文言作品的選注、解讀，嚴格把關，一絲不苟，表現出老一代編輯家嚴謹的治學作風，受到社內外同仁的高度讚譽。
早在中學時代，張中行先生開始接觸新文學，博覽群書，追求新知。在沙灘紅樓的大學四年，他開闊了知識視野，接受了科學、民主思想。畢業後，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思考人生問題，廣泛涉獵古今中外哲學典籍，研讀英文原版知識論、認識論著作，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學觀。
張先生博通古今，學貫中西，功底深厚，文筆奇高。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他活力煥發，以古稀之年，筆耕不輟。1986年《負暄瑣話》麵世，以衝淡平和的筆觸，寫人記事，懷舊傷遠，別具一格，令世人矚目。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相繼問世，被譽為“當今的《世說新語》”。
此後，繼八十年代初的《佛教與中國文學》，張先生又接連出版了《禪外說禪》《順生論》等專著，說禪道別開生麵，論哲理發人深思，在海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又出版了回憶錄《流年碎影》。他檢點平生，傷逝感懷，寫盡世道人情，字裏行間充滿滄桑之慨，飽含人生哲理，令人蕩氣回腸，尋味不盡。此時，另有詩詞集《說夢草》及雜文集《散簡集存》等付梓。他的大部分著作結集為《張中行作品集》六卷，凡數百萬言，199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書擁有廣大的讀者，風靡全國。一時間，張中行先生成為二十世紀末學界矚目的文化老人。1995年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對他作了專訪。
張中行先生熱愛中國傳統文化，治學遍及文史、哲學、佛學諸多領域，是一位文化底蘊豐厚的“雜家”。他執筆為文，以真麵目見人，其文如行雲流水，如話家常，舉重若輕，從容自若，平實自然，衝淡而有韻味，靈動而又厚重，具有獨到的語言風格。
張先生一生愛國愛民，淡泊名利，生活簡樸，樂觀曠達，秉持貴生、順生、樂生的人生哲學，無論遭遇如何，都泰然處之。他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專製迷信，重視知識學習，強調教育對人的啟迪作用。他繼承儒家“民貴”思想，又富現代理性精神，時存悲天憫人之懷，多有洞明世事之智。他摩硯臨池，賞畫吟詩，與朋友共而其樂融融。他好交遊，重情誼，寬厚待人，有平民意識，對後學晚輩關愛有加，是一位慈祥可親的長者。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百年老人張中行的道德文章，智者風範，仁者情懷，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北京日報》記者趙耕、李培禹采寫，標題書法為張厚感先生題寫，刊於2006年3月3日《北京日報》，2006年4月號《新華月報》轉載。）
張中行先生（左）與張厚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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