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是老北京內城之外城牆下的部分地方，清朝時，一般為親王大臣和商賈富戶的居住地。新中國成立後，不少國家部委在此辦公，也有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居住於此。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20世紀60年代整頓地名時，將“西皇城根”改為“西黃城根”），是一個顯赫之處，它曾是清代禮王府。到1980年，這裏的新主人成了原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1921—2008。從1949年到1971年，他在湖南工作20餘年，致力於新湖南建設）。1997年1月13日下午，我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一位副局長的陪同下，踏著殘雪，沐浴著冬日暖陽，來到了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在一棟老式的平房外，東南角有一個碩大的葡萄架。雖已隆冬，葡萄樹隻剩下光棍枝條，但從肥大的枝條可以看出，主人將這架葡萄管理得很好。同來的副局長告訴我，這就是華國鋒主席的住所。我們在出來迎候的曹秘書的引導下，從東邊的走廊走進了華國鋒同誌的客廳。這是一個30平方米左右的小廳，最為顯眼的是，北邊的門框之上掛著一幅毛澤東主席伏案工作的照片，6張米黃色布沙發成半圓形擺在客廳的南邊，客人和主人坐下後，都是麵朝毛澤東主席像。華老早已坐在客廳，見我們進來，立刻起身迎接。我仔細一看，華老仍像電視裏見到的一樣：高大、慈祥，有長者風度，隻是頭上添了不少白發。我緊緊握住華老的手，連聲說道：“華主席您好！”並做了自我介紹。華老連忙謙虛但又認真地說：“不要叫我華主席了，那是過去的事了。”我說：“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您永遠是華主席，叫習慣了，不知怎麽改口。”說話間，華老招呼我在他的右邊沙發坐。我向華老說明來意，主要是看望他，祝他身體健康。可能因為我是其長期工作的地方來的客人，華老顯得很高興。一談到身體，華老用手指指胸口說：“身體還可以，隻是這裏出了點小毛病。前不久做了一個心髒搭橋手術，用的是德國產品，花了4萬多元。”他把雙手一攤：“你看，我又沒做什麽事，花國家這麽多錢，我感到不安。”我連忙說：“您為黨和國家做出了很大貢獻，用這點錢是應該的。”華老接著說：“唉，我們的國家現在還不富，要用錢的地方多啦。這也是黨中央看得起我，關心我。”話語間流露出一種欣慰。一邊說話，華老一邊招呼我們喝茶。他自己從茶幾上拿起一個大缸就喝。這是一個老式搪瓷把缸，茶缸上用磁漆補了許多點，至少有十幾處。上麵還用紅漆寫著：“1964年湘潭地區民兵比武紀念”。算來這個茶缸已有33年曆史了，這是我所看到用得最久的茶缸。我指著茶缸對華老說：“華老，你這個茶缸太舊了，又爛了那麽多地方，應該換一個了。”華老用手輕敲著茶缸說：“這是一個好東西，用慣了，不想換。爛了不要緊，用毛筆蘸點漆補一下就好了。”然後，他用手指著曹秘書，“他和你一樣，多次要我換。我就是舍不得丟。”曹秘書走過來為華老添茶水，並為其整理衣領。這時我才注意到，曹秘書雖不到50歲，但已滿頭白發，一臉滄桑。他自1970年在湖南跟隨華老，至今已達27年，實在令人欽佩。轉眼間，已過5時，我們已待了近1個小時。我隻得起身告辭，結束了第一次拜訪。
1998年1月8日下午，我又一次來到了西黃城根南街9號。當我走進華老的客廳，華老熱情地歡迎我。他握住我的手，用少有的詼諧對我說：“去年見了，算是老朋友了。歡迎。”一回生，二回熟。我膽子也大了些，除了與華老聊身體、天氣外，我還向華老提了一個敏感問題。“華老，您為黨和國家作了很大貢獻，威望又高，現在仍是中央委員，中央的會議是否通知您參加呢？”但華老並無不悅。他微笑著回答我：“通知。每次開會前，中辦都會把會議通知送給我。”華老停了片刻又說，“但每次都會補上一句話，您身體不好，可以請假。”接著他又說，“我年紀大了，身體一般，平時在家就是看看書，練練字。天氣好在院內走走，弄一弄葡萄架。因此中央的會議我就參加得少了。”說到這裏，他略有所思。“黨中央和總書記很關心我，要我到全國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了湖南，到了張家界，風景真是好。它那個山與我們山西的不同，特別奇特。在路邊休息時，我與一些農民聊天，談得很高興。他們還認得我。”華老繼續說：“我還到了北方幾個省，到了城市，看了工廠。感到城市建設都很好，很氣派。”華老喝了口茶，接著對我說，“不過，工廠問題比較多，特別是下崗職工，他們很困難。有的一家幾代在一個廠工作，工廠不行了，他們拿不到工資，生活沒著落，很困難呢。這些工廠、職工，從前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我們不能忘記他們，要想辦法解決下崗職工的困難。”“有到市委、市政府上訪的。我們正在采取措施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我猜華老是指鄭板橋的《墨竹圖題詩》。趕緊回答：“讀過，還背得下來。”隨即我就輕輕背誦起來：“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華老點點頭，顯得很滿意。他既像叮囑又像自語：“是啊，我們要關心老百姓疾苦。下崗工人過去吃過苦，我們一定要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時間過得快，已近5時，告辭後，我走出門外，雖然天氣仍很冷，但內心卻為華老關心下崗職工的情懷所感染，渾身暖洋洋的。2000年1月9日下午，我第三次來到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華老身體一如以前，背不駝、腰不彎，講起話顯得有中氣。大概是熟悉的原因，華老比前兩次更為健談，主動找話和我講。“長沙是個好地方，物產豐富。就是夏天熱得不行。”華老一邊笑一邊用手比畫，“那時沒有空調，家裏也沒有電扇，隻好搖蒲扇，有點作用，但不大。有時熱急了，我就打一桶涼水，把一雙腳放在桶裏。嘿，這個辦法還管用，能夠降點溫。”一聽瀏陽，華老來了精神。“瀏陽是個好地方，產豆豉、鞭炮，過去屬湘潭地區管。‘四清’時我曾在瀏陽辦過點，對那裏很熟悉。”說到夏布，我還是知道的，小時候不僅做過，還穿過夏布衣。“我在瀏陽辦點時，經常看到一些婦女在河邊、塘邊的草地上曬一種東西。”華老說著，把右手攤開，手心向上，小手臂平著揮出去又收回來。“她們總是隔一段時間就這樣給這些東西潑水。我感到很奇怪，又要把東西曬幹，又要用水潑濕。後來我一打聽，才知道這是瀏陽的一種特產——夏布。曬太陽與潑水是做夏布的兩道工序，主要是要把原料苧麻紗漂白，然後再用它來做衣服，做蚊帳。”“當地人講，夏布做蚊帳又防蚊子又涼快。於是我也花6塊錢買了一床夏布帳子，回家一用，真是好。蚊子進不來，風可以吹進來，真舒服。”華老越講越起勁。“這寶貝我們舍不得丟，一直留著。”“老韓，”華老指著他的夫人韓芝俊說，“打開那口木箱，把那床夏布帳子拿出來給客人看看。”我一聽，連忙擺手：“不用了，不用了。”我怕韓大姐年紀大了，開箱尋物太費勁。但華老仍然堅持。不一會兒，韓大姐從裏屋抱出一床蚊帳。我一看，正是我小時候用過的那種夏布蚊帳。這床蚊帳雖然已有30多年，但保存很好，沒有破損。隻是顏色有些發黃。對此我感歎不已，華老夫婦位高權重至此仍不忘初心，不忘本色，惜物如金，廉潔節儉如此，不禁使我肅然起敬。看完蚊帳，華老興致不減。“苧麻是個好東西，是瀏陽也是湖南的特產，可以大力發展。聽說益陽辦了一個苧麻加工企業，解決了苧麻加工中一些技術難題，比如做內衣穿了癢的問題。這可以大發展，也是農民致富的一條好路子。”不知不覺又到了5時，天已漸暗，我隻好打斷華老興致，起身告辭。2001年1月11日上午，我第四次來到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來的一路上，我就琢磨，與華老聊了這麽多次，還沒涉及我最感興趣的事——粉碎“四人幫”。這次一定要提出來。一開始我試著說：“華老，1976年10月，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黨和國家，也挽救了我們這一代人。”“在讀大學。當時我們聽到粉碎‘四人幫’，高興得跳起來。敲鑼打鼓放鞭炮，舉著您的像遊行。”“現在不興了，那樣不好。”華老可能是指舉著像遊行的事。我繼續說：“當年10月，省委宣傳部組織人員寫作您在湖南工作的事跡，我被派往湘陰待了三個月，《華政委看望小鄉長》的文章就是我寫的。”“啊，還去過湘陰搞調查。”華老來勁了。“那是我南下第一個工作的地方。湘陰水多、魚多，漁霸也不少。我記得1950年端午節前，有幾個漁霸策劃在劃龍舟時鬧事。當時情況很緊急，1000多人聚在湖麵上準備打架，如不及時製止，會要死人的。我帶著警衛員趕到湖邊，跳上一隻大船，對天放了幾槍，把他們鎮住了。”華老用手做了個向天放槍的動作，“後來，把幾個漁霸抓起來了。”我連忙說：“您真是處變不驚，臨危不亂。所以在25年前那麽危難之時，能夠一舉粉碎‘四人幫’。”我再一次引入這個話題。“粉碎‘四人幫’，比鎮壓漁霸難多了。毛主席逝世後，情況很複雜，局勢也不穩。不流一滴血把那幾個人抓起真不容易。”“不過，現在的文件寫的與社會上傳的，有的真實有的不真實。”“比如，有的文件中說：‘根據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的意見，黨中央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這個提法與事實不符。”華老沒有看出我的驚愕，繼續說，“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根據我的提議。”華老用手指了指自己，“得到了葉帥、先念等同誌的支持，才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華老把身子微微轉向我。“隻有我的提議，才是符合憲法、符合黨章的。因為我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他任何人的提議都是不適合的。那有政變之嫌。作為當時黨中央的最高領導，我提議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合理合法的。現在文件中的提法不符合事實，於黨不利，應該還原曆史的真實。”我還從未見過華老的態度如此堅決，對於“是我提議這一問題上”華老十分看重，也十分堅決，他重複了三四次。談興正濃之時，時間剛到10時50分，曹秘書進來報告，有重要客人來訪。我隻得起身，懷著遺憾的心情走出客廳。2005年1月12日上午，我第五次走進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拜見華老。因工作調動，我已3年整沒有去看望華老了。此前不久，曹秘書托長沙市委辦公廳的同誌捎話：華老幾次叨念，長沙市委秘書長幾年沒有來了。因此我趁來北京開會的機會，專程拜望華老。一進客廳，我像以往一樣，坐在華老右邊的沙發上。寒暄幾句後，我單刀直入地向華老提問。“華老，您上次講了粉碎‘四人幫’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詳情。”我停下來，望著華老，見他略微點了下頭。我話一出口，感到冒失了點。華老沒作聲，好像思考什麽，足有兩分鍾沒開口。我暗想，壞了，不該提這麽敏感的問題。突然，華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聲說道：“9月10號！早上8點。”我又一次吃驚了，10號早上8點，離毛主席逝世才32個小時。“9日零時，毛主席逝世，我們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沒有休息。9日晚上8時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毛主席的後事安排。我作為會議主持人剛講完會議研究的主題後，江青就搶著發言。她無理地要求改變會議的議題，要政治局討論三個問題：一是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遺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遠新繼續留在北京。這三條既不合理，也與當前急需要處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難纏，誰也不作聲。江青一看無人講話，就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講起來。講她奔赴延安，與毛主席結婚，隨毛主席轉戰陝北，一直講到‘文化大革命’。表麵是懷念毛主席，實際是吹噓自己。大約到了晚上12點，張春橋插了一下話，大意是這次會議是研究毛主席的後事，其他的事以後再討論。江青看了一下張春橋，沒有理會，繼續發言，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作聲。我也懶得聽，閉上雙眼靜靜養神。大約天快亮了，江青也講累了，不說話了。我睜開眼睛問了一句，江青同誌，你說完了嗎？江青回答，講完了。我馬上宣布：散會。”“散會後，大約是10日早上8點，我已下決心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對汪東興同誌說，我身體不好，要去醫院看病。隨後，我就帶著警衛員開車到北京醫院。我們從前門進，馬上又從後門出來了，我要司機把車開到這裏。”華老用手畫了一個半圓：“就是我現在住的這裏，當時，先念同誌住。”“我推門進去，先念同誌還沒有休息。他很吃驚，剛散會怎麽又趕過來了。我怕耽誤時間，特別怕王洪文派人跟蹤我，就對先念同誌說，請告訴葉帥，‘四人幫’的問題一定要解決，越快越好。不到5分鍾我就離開了這裏，又趕回北京醫院。”“幾天後，先念同誌告訴我，他已向葉帥轉告了我的意見，但葉帥沒有表態。我知道，葉帥一生謹慎，定要我當麵和他講。”講到這時，華老喝了一口水，停頓下來。我怕時間不夠，略微回過神來，繼續問：“華老，外麵有傳言說：抓‘四人幫’時，王洪文本人和張春橋的警衛進行了反抗，是否真實？”華老一聽，微微笑了起來，“瞎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你們根本不懂我們的警衛製度。”華老興致很好，望著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說：“我們的警衛製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時期建立起來的，他不同於西方和非洲的什麽總統衛隊，副總統衛隊，互不統屬。我們的警衛製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隻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開會時，警衛員把首長護送到會議地點，第一件事就是向駐會警衛交槍，存放起來，首長開完會再來領槍。”說到這裏，華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隻有我的警衛可以帶槍進入會場。”華老轉身對我說，“你看張春橋的警衛員還可反抗嗎？他根本進不了會場，一到懷仁堂門口就交槍，哪有什麽拔槍反抗，這是瞎編。王洪文一樣，我和葉帥坐在那裏，我一宣布中央的決定，他就老老實實地銬上手銬帶走了。抓江青也一樣，張耀祠同誌帶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衛員交槍，一個個都服從地交了槍。沒有毛主席建立起來的這個製度，粉碎‘四人幫’會有一些難度。”聽著華老的講述，我心中暗暗敬佩毛主席的英明偉大。趁著華老興致高我又問了一個問題：“華老，您前麵講為了粉碎‘四人幫’，你還聯絡了吳德同誌，為什麽呢？”華老對我說：“這個你不知道呢。當時吳德不僅是政治局委員，也是北京市委書記，還是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毛主席生前有明確指示，北京軍區的部隊調動必須經過吳德。你想，沒有他的支持行嗎？至少不穩妥。”說到這裏，華老把雙手握成拳形，上下晃了晃，“隻有這樣，才能穩妥，局勢才不會亂。”華老繼續說，“可聯絡上吳德同誌不容易啊。我又不能打電話要他到我辦公室來，這樣會引起‘四人幫’的懷疑。好在有次碰頭會研究毛主席追悼大會準備工作分工時，我主動提出，北京市的準備工作由我聯係。這樣，我就順理成章地把吳德同誌請到了我的辦公室。我向他交了底，他表示支持我，我心裏才踏實了。後來事實證明，北京市沒有亂，北京軍區也沒有亂。”談興濃、聽興高，不知不覺到了中午12點，三個問題談了3個小時，我擔心影響華老的午餐和午休，隻得告辭，結束了我一生中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拜見和談話。2008年8月20日，我從電視新聞中得知華國鋒同誌逝世的消息。在隨後新華社發布的華國鋒生平簡曆中，我看到了黨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在粉碎“四人幫”的重要作用時有了新的提法。華國鋒同誌“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誌的讚同和支持”。這還原了華老一再強調的曆史真實。我想，華老在天之靈一定會感到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