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沈誌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為中蘇關係，1996年至2002年間，沈誌華與社科院合作，專程到俄羅斯和美國搜集俄國解密檔案，並組織翻譯、整理、出版了36卷《蘇聯曆史檔案選編》。在蘇聯冷戰史這方麵，其陸續搜集到兩萬多件檔案，許多學者專程到沈誌華家中查找資料，甚至韓國、美國等地的研究者都遠道而來求助。中國社科院一位蘇聯史專家認為，有了這批檔案，不僅蘇聯史要重新認識、重新書寫，對20世紀世界史和國際關係史都要重新思考。本文主要來自其會議發言，由於這部分內容沈教授在不同場合均有所講述，因此內容略有節選。
朝鮮半島問題的形成由來已久。在做出關於半島問題的決策時，必須對基本的曆史知識和曆史常識有清醒的認識。雖然現實條件和環境很重要，但也必須要回顧曆史，認識到朝鮮半島問題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中朝關係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這對於現實問題的判斷大有裨益。
一、中朝關係的特征
1950年10月，中朝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同盟關係，盡管雙方的同盟條約是1961年7月簽訂的。在冷戰時期，中朝結成這種同盟自然有它的背景、有共同的敵人、有共同的利益。它是在社會主義陣營這個大同盟之下的雙邊同盟關係。這個同盟關係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共同性就是結構性的缺陷——就是把黨間關係和國家間關係混同在一起，一直沒有區分開。中蘇關係是這樣，中越關係是這樣，蘇聯和東歐還是這樣。
但是中朝同盟之間也有其特殊性。
第一，不穩定。中朝關係絕不像表麵上看到的，六十年一以貫之。公開的報道上從來沒有講過朝鮮的不好，朝鮮方麵也幾乎沒有提過中國的不好。但實際上中朝關係從一開始就非常複雜。回顧曆史，大概可以分為幾個階段：
首先是朝鮮戰爭期間1950年-1953年中朝關係比較緊張，主要是決策層領導、國家之間的關係緊張；其次是1954年到1956年期間中朝關係非常冷淡，雙方內政外交方麵幾乎互不來往，大使也不到任，朝鮮什麽情況及形勢也不跟中國方麵講。
1956年發生了一個突變。在此之前中國不關心朝鮮的任何事情，但是1956年中國高層認定金日成要和聯合國單獨發生聯係，認為是一種背叛行為，並判定金日成就是東方的納吉。但是1957年高層很快調整了政策， 1958年所有誌願軍都撤回來了，這以後中朝關係不斷升溫，1958年、1959年中朝關係特別好。
到了1960年又下滑了，1960、1961、1962年期間是比較冷淡的時期。1963到1965年上半年又到了一個高峰，中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1965年關係又下滑了，到1969年降到冰點，雙方關係非常緊張。1969年珍寶島事件以後中朝關係又迅速恢複，一直到1976年。
雖然兩國一直保持同盟，但在同盟框架內有兩次冰點、兩次高潮。這和中蘇關係、中越關係等等都不一樣，其他的都是涇渭分明，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中朝關係從來就是起伏不定。
第二，不幹涉。中國對朝政策除了1956年那一次，總體來講毛澤東時代采取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包括朝鮮戰爭期間金日成把所有的“延安派”幹部都清除了，彭德懷也從來不出麵。這就和蘇聯對東盟內部的處理，比如德國問題、匈牙利問題、波蘭問題、捷克問題所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樣。蘇聯從來都是武力幹涉或者政治幹涉，或者培植一個親蘇代理人來保持這種同盟關係。但毛澤東時代的做法不是這樣，他不培植朝鮮內部的親華勢力，這是中朝同盟的一個特點。他這樣做也是希望朝鮮在大事上能夠和中方保持一致，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能擅自決定。冷戰時期高層對金日成是可以控製得住的，比如中蘇分裂的時候，朝鮮跟著中國批判修正主義。中美關係緩和的時候，本來對朝鮮是很不利的，但是金日成也忍了。1975年金日成要發動第二次朝鮮戰爭的時候，中國反對，他也就放棄了。
第三，不對稱。那個時期中國高層的理念和朝鮮高層的理念不一樣。中朝是大國和小國的關係，因此中國對朝鮮是有求必應、百依百順、要錢給錢。1953年戰爭結束以後，中國給朝鮮的無償援助超過了蘇聯和東歐幾個國家的總和，尤其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國力貧瘠。大躍進期間，中國在特別困難時期給朝鮮提供糧食，要糧給糧、要人給人。中國1954年組織朝鮮族人回國，總共4萬多個家庭。困難時期1960年到1961年又有8萬人越境偷渡，中國都容忍了，盡管這違反了1955年中朝邊界管理協定。他老弱病殘不要，都趕回去，中國還得派人去接。另外包括領土，1962年金日成提出要天池和長白山，中國基本滿足了他的要求。當時的理念是天朝觀念，隻要你跟著我，要什麽都可以，不講代價。那時期有一句著名的話：我們和朝鮮的關係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甚至說過要把東北交給金日成打理。1963年金日成視察了一次，東三省師以上幹部分別接見，又把人都請到朝鮮辦了一個東北幹部療養班，文革前辦了兩次。後來金正日說要視察東北，可能因為這件事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影響這些關係的因素有意識形態、思想上的因素，也有地緣政治、利益的因素，也有曆史傳統文化因素，此處不贅言。
二、中朝關係的裂痕
中朝關係的裂痕出現在毛澤東時代，不是在鄧小平時代。起點是中美關係緩和，從1970年到1976年。仔細考察這6年文革後期的中朝關係，會發現非常詭異——表現上看特別好，但是特別脆弱。
第一是外交的裂痕。中國受到蘇聯的威脅以後，當時認定蘇聯是中國最大的安全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於策略考慮必須和美國聯手抗擊蘇聯。但朝鮮的外交政策是依靠蘇聯抗擊美國，所以中朝在外交方針出現了分道揚鑣的跡象。中國高層特意到平壤說：我們中美緩和關係希望你們理解。金日成說我能理解，但是要保證我的利益。所以他提出了幾條。中美會談的記錄顯示，中國人還是很賣力氣，盡量滿足他的願望。
朝鮮特別擔心的是他不想和中國鬧僵，主要是怕腹背受敵。金日成和很多領導人都談過這個觀點，說中國對我們再壞也不能和中國關係搞僵，否則前麵美國人、後麵中國人都打我怎麽辦？中國也做了讓步。原來中國不允許朝鮮腳踩兩隻船。現在既然朝鮮做了讓步，中國也做了讓步：你願意跟蘇聯好就跟蘇聯好吧。所以矛盾就沒有顯露出來。
第二是意識形態的裂痕。中美關係一旦緩和，對原來的理念包括世界革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一個衝擊。中國曾經被看做是世界革命的旗手，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金日成也這樣認為。1975年4月，他想見毛澤東提一個要求，想打韓國，但中國沒有支持他。中國和美國拉近關係放棄世界革命是出於國家和民族利益需要、安全需要，但是這個利益和朝鮮利益在本質上開始發生了分裂。因為當時朝鮮的主要敵人還是美國。
毛澤東晚年很糾葛，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他不想放棄革命，但中國已經進入聯合國，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係，怎麽繼續搞輸出革命呢？毛去世以後，金日成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轉到朝鮮了，這就成為他76年以後主體思想的內核，即當代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革命的中心轉移到平壤。所以在毛的晚年中朝關係發生了裂痕，但是並沒有顯露出來。
第三是同盟瓦解。到鄧小平時期，兩國的分歧主要有三個方麵：首先是外交戰略的分離。鄧時代中國對美國關係的改變已經不是出於策略，也不僅僅是安全的問題，而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要開放、要改革，不和美國搞好關係怎麽融入世界貿易體係？不融入世界貿易體係，改革開放的出路在哪兒？所以這是一種戰略性改變，這和朝鮮金日成想接過世界革命大旗在平壤樹立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完全背離。
其次是經濟鏈條的斷裂。原來在國家計劃經濟體製下，毛主席說不算經濟賬。現在不行了，企業都承包了，搞市場經濟，不算經濟賬什麽可以？1983年金日成送一批米格飛機到中國要求免費大修，企業不幹。工廠都承包了，不給錢怎麽辦？鄧小平批了兩行字：“我們也是軍火商，我們也要做生意。”不是說對朝鮮無償援助就徹底沒有了。經濟貿易往來也存在，但是急劇下降。
再次是政治基礎瓦解。所謂政治基礎的瓦解就是中韓建交。中韓建交也是中國利益之所在，但是金日成看來就是背叛。他1990年9月15日和中國說的非常清楚：蘇聯已經背叛我們，你們不能再走這一步。當時中國說沒有問題。但一年半以後中韓突然建交，在朝鮮看來中國就是背叛了他，政治互信基礎不存在了。所以1992年8月中韓宣布建交，1993年3月朝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就是朝鮮走上擁核道路上的起點。
沈誌華，著名曆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終身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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