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19日，對於中國的鋼都——鞍山而言就是最為值得紀念的日子。該日清晨6點半，東北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在第四縱隊司令員吳克華的統一指揮下對鞍山發動了總攻。這已經是他第三次準備進入鞍山。在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下，國民黨軍丟失了貯水池和立山以東兩個高地，其殘餘部隊迅速潰敗集結到神社山和對爐山，同時將指揮部向鞍鋼的辦公地“大白樓”轉移。下午4點，大白樓也被解放軍攻占，國民黨二十五師師長胡晉生被俘，鞍山市市長羅永年在大白樓自殺身亡。鞍山宣告解放。
鞍鋼實在太重要，作為中國最重要的鋼鐵工業企業，其接管與恢複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中共的工業建設及未來的經濟發展。陳雲在東北局工作後即謀劃如何對待工礦企業和城市經濟的恢複與發展。現代大工業生產尤其需要的是技術、工人、幹部以及設備。隻有做好這些才能接管並恢複生產，這考驗著剛剛來到這裏的共產黨人。
初進鞍鋼：接管與歸序
鞍山剛解放時的鞍鋼第二製鋼廠國共的鞍山之戰在鞍鋼結束，除去少量被戰火破壞外，雖說整個鞍鋼大體完整，但是破爛不堪的廠區、殘缺不全的設備、越膝深的荒草使鞍鋼顯現出衰敗之景象。進城的解放軍第二天就張貼出布告，號召鞍鋼員工到廠報到。在接管鞍山的問題上，東北局也好，鞍山市委也好，顯然都沒有經過周密的籌劃和部署，也沒有通過做地下工作的城工部予以配合，城工部事先從未開會研究如何接收鋼鐵廠的物資人才及城市治安問題，也未指定鞍鋼專門守衛部隊。加之鞍山是由幾個野戰部隊和地方部隊共同打下的，故而，整個鞍山秩序混亂，並發生了部隊進城搶劫事件。盡管在進攻鞍鋼的同一天稍早時候，中共中央就電告東北局，用接管石家莊的經驗來提醒東北局在接管城市後一定保持秩序穩定，防止混亂及惡性事件發生。南滿分局乃至鞍山前線是否及時收到該電目前還不得而知，然而事實是南滿分局顯然對接管鞍鋼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盡管南滿分局要求統一有計劃的搬運物資，但是因為沒有統一的組織也沒有派負責人及時接管處理而導致鞍鋼所屬廠礦大部分被各部隊和各單位占據，20多個單位各據一方，許多物資被私分亂搬，地方黨政製止不住。
1948年春，柴樹藩（左二）和郝希英（左三）等在鞍鋼大白樓上合影
接管鞍鋼的布告麵對混亂情形，鞍山市委立即電告以陳雲為首的南滿分局，要求派人迅速接管鞍鋼。此時，陳雲想到了他的下屬時任遼東辦事處經建處副處長的柴樹藩。他與辦事處主任呂東都交待柴樹藩，立即去鞍山了解情況，接管好鞍鋼。1948年3月初被任命為監理的柴樹藩取道桓仁、草河口、摩天嶺前往負責接管鞍鋼，之所以選擇柴，主要是因為他多少懂得一點工業。陳雲要求柴樹藩必須取得地方黨政和軍隊的支持，團結全體職工，把鞍鋼接下來，要其它單位退出鞍鋼，建立秩序。柴樹藩來到鞍山後即以遼東辦事處接管鞍鋼負責人的身份，找到鞍山市委書記楊春茂與市長劉雲鶴，在鞍山市委和地方軍區與公安局的配合下，宣布接管鞍鋼，頒布了保護工廠的布告，對進出鞍鋼以及搬運物資都做了嚴格而明確規定，陸續促使占據鞍鋼的各單位撤出。同時，在部隊的支持下，武裝了一批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建立糾察隊，實行武裝護廠。這些護廠工人，大多出自被召回的原鞍鋼工人，也有因為要度日而加入的工人，因為加入護廠隊至少可以得到不多但可度日的糧食。由於鞍鋼廠區過大，即便對重要部位派駐部隊及工人武裝晝夜看守。偷盜事件仍難以避免，護廠人員與盜賊也不時發生爭鬥。如，在鞍鋼接管不久護廠隊中就湧現出曹鳳岐、郝新明、李振寬等護廠英雄。這些護廠英雄被中共培養成積極分子，他們之後不但被吸收入黨，而且還多少都擔任了領導職務。
鞍鋼工人武裝護廠為了鼓勵工人護廠，中共對工人們敢於鬥爭的精神大加讚賞，給予相應的嘉獎。不僅給予實際的物質利益，而且還有政治上的無上榮譽與地位。如曹鳳岐不但被評為護廠一等功臣，而且還接受大報采訪，榮登頭版，進而在1949年作為特邀人士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郝新明忠心護廠不僅被任命為鞍鋼護廠大隊長，而且還獲得4000元救濟費。冒死參加搶運器材的李振寬就因此被推選為職工代表，他所在的集體也被評為先進單位，最終光榮的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些工人不但平時更加努力工作，而且有空閑時，還向工友們講些革命道理，幫助工友提高政治覺悟。留用與懷疑：非黨幹部與技術人員的使用
中共接管鞍鋼要恢複開工生產，就必須解決技術人員的問題。由外行的黨的幹部來擔任廠長、車間主任，哪怕馬上著手學習技術，也無法達成目的。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留用那些沒有離開的舊的技術人員。1948年6月鞍山市政府要求在籍的專門人才和技術專家無論在職還是賦閑一律在一個月內到鞍山市政府登記。鞍鋼想方設法留用相當一大批日本和德國的技術人員，以及國民黨未能撤走的有留學背景的中國技術人員，同時又從國內各地招聘來一批專家和大中專畢業學生。在鞍鋼恢複生產之初，留學歐美的技術精英顯然成為了主要依靠的對象。
當時鞍鋼有中國籍技術人員200多人，大多是隨國民黨到鞍山來的。1948年2月19日中共占領鞍鋼後，除去已經離開鞍鋼的，“國民黨全廠幹部技術人員及地方黨政人員無一漏網。”他們曾被作為俘虜集中起來送到遼陽劉二堡看管起來。但是，中共中央對此很快即表示了異議。柴樹藩接管鞍鋼後，鞍山市委立即下令禁止技術人員離鞍。4月9日，中共中央工委就鞍鋼留用技術人員問題明確電示東北局，要求對技術人員要善於留用，照顧他們及其家庭的生活，使其能夠安心為我們工作。據此，東北局也開始注意到這些技術人員的價值。因此，它很快就指示鞍山市委派人將這批人從部隊手中要回，並把他們全部送回鞍山。這中間還有日本技術人員104人及中方協理6人和技術人員30餘人。為爭取這些技術人員安心工作，7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華北城工部關於鞍山一技術人員談話的報告，要求做好留用人員的工作。為了更好的激勵這些技術人員發揮作用，中共決定必要時，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國民黨人，隻要有可能，也要利用。為此，鞍鋼為留用的技術人員提供比較好的待遇，超過一般機關幹部的兩倍以上。這樣的政策成功的爭取到曼納爾等外國技術專家，他們為順利恢複生產做出了不少貢獻。
靳樹梁鞍鋼對不同的留用技術人員采用不同的政策。對於靳樹梁、邵象華等中國技術專家，注重發揮他們的專長為我所用。鞍鋼注意運用他們的專業才能，將其分配到相應的崗位，最終這些技術專家基本上都回到原來的崗位。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大部分也都回到原來的崗位，發揮他們的作用。鞍鋼對他們也格外優待，將僅有的中型客車專門用來接送留用的日本技術人員，而鞍鋼自己的幹部們則大多徒步上下班。甚至在1949年7月9日鞍鋼開工典禮的大會上，一名日本技術人員還被邀請到台上佩帶大紅花以示表揚。鞍鋼還通過留用技術人員來召集工人，參加工廠的恢複生產。一些從鞍鋼離開的技術人員在李鬆堂等人的影響下主動紛紛回到鞍鋼，也有一些技術人員是靳樹梁等人提出姓名，鞍鋼通過組織關係尋找回來的。東北局還在陳雲的支持下從上海、湖北以及京津等地招聘了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這些技術精英們在鞍鋼接管後的恢複初期有職有權發揮了重要作用。1948年12月26日，鞍鋼公司正式成立後，鞍鋼開始有自己的技術專家身居要津。典型的例子就是蔡博和周傳典，蔡博等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以及周傳典等人不但技藝精湛而且深得信任，他們既是諸多技術問題的骨幹，又成為培養工人技術員的導師。並且開始在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
蔡博留用舊技術人員不能滿足鞍鋼的需要。為了迅速恢複生產，東北局認為隻有盡快聘請蘇聯專家來鞍，否則鞍鋼難以全麵複工。陳雲在1949年10月對蘇聯大使羅申坦言，恢複經濟生產的一個重大障礙就是缺少既懂專業又忠於人民政府的技術幹部。從國民黨接收下來的技術專家總共隻有2萬人，而且他們當中大多數的政治觀念都親美。在鞍鋼，70名工程師中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相對而言也隻有蘇聯專家能夠讓中共放心使用。對於蘇聯專家來鞍鋼一事，中共格外重視，劉少奇要求對蘇聯專家工作隻準搞好不準搞壞。一旦出現問題，都要追究中方的責任。
劉少奇訪問蘇聯鞍山市委也指示要加強與蘇聯技術專家親密團結，尊重蘇聯專家意見，一旦與蘇聯專家發生分歧，都要從自身嚴格檢討，同時按照上級要求將此問題上升到反蘇就是反革命的政治任務高度。為此，鞍鋼也做好各種準備，在工作、生活條件、工資待遇甚至是安全保衛上對蘇聯專家照顧備至，並向蘇聯專家詳盡介紹了鞍鋼各工廠的情況。中共利用蘇聯專家幫助恢複生產的同時也要求鞍鋼幹部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從中加速學習，爭取盡快學到更多的技術。
蘇聯專家幫助修複工廠事實上，蘇聯專家到鞍鋼後，也盡量展現友好，改變自身在工人中的形象。一方麵，這些專家盡心盡力的為鞍鋼恢複生產給予技術指導出謀劃策“詢問甚詳”。大到工廠的整體規劃，小到管道、門房的設計建造，機器的安裝調試都離不開蘇聯專家的幫助。蘇聯專家指導鞍鋼如何組織領導生產，負責起草企業管理的材料，編製鞍鋼生產建設規劃，設置鞍鋼的組織機構。另一方麵，這些蘇聯專家也對工人施以友好，他們走進工廠與工人握手，不嫌工人手髒，出入有灰塵、肮髒的地方，態度很不在乎，給工人們留下了頗為不錯的印象。總體而言，鞍鋼的工人與幹部和蘇聯專家相處均很融洽，幹部們覺得蘇聯專家也確實比自己高明。隨著蘇聯專家的到來，鞍鋼逐步將日德等技術人員邊緣化，乃至後來遣返其回國。努力學會做“老板”：中共鞍鋼幹部初適大工廠
在接管鞍鋼這樣的大工業後，中共中央及東北局即希望鞍鋼能夠盡快恢複生產。由於鞍鋼麵臨著缺機器、缺資本、缺專家，缺幹部，因此高崗向中央建議準備調一批文化較高的幹部進入工業，“不如此，不能解決問題。”隨著東北戰事的終結，鞍鋼的職員和工人陸續開始回到鞍山。12月26日，東北局委派時任東北工業部計劃處處長的李大璋以及技術幹部郝希英、王勳等正式組建了鞍山鋼鐵公司。郝希英等人在中共黨內算是多少懂得工業、有管理工廠經驗的幹部，但是高崗與東北局顯然低估了恢複生產的難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意識到這些有管理工業經驗的幹部在進入鞍鋼後還是與這個現代化的大企業格格不入，自己所掌握的那些領導與管理工業的經驗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適應鞍鋼的情況。
東北局在東北戰事還沒有完全停下來的情況下，就從南滿分局及鞍山市調來一些幹部進入鞍鋼，大批幹部則是在1949年東北將鞍鋼作為建設重點後接連從各機關和東北各省市地縣調來的大批地市縣級以及部隊中的團級幹部。整個鞍鋼的人事幹部安排調配全部由東北局組織部負責，鞍鋼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共對鞍鋼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東北土改工作中頗有名氣馬賓正是此時被調到鞍鋼任職。馬賓早年在新四軍工作，是皖南事變的幸存者之一，抗戰勝利後被派往東北參加解放東北的戰爭，主要在新解放區做土改工作，其發動群眾運動搞土改的方式也曾一度被高度肯定。隨著鞍鋼恢複生產，中央及東北局調派大批幹部進入鞍鋼，充實鞍鋼的領導力量。此時在遼寧省委擔任秘書長的馬賓也奉命於當年9月到鞍鋼就任第一副經理。之所以選中馬賓擔任這個職務，一方麵與當時鞍鋼幹部的級別對應任命方式有關。另一方麵也是看中了馬賓在工業方麵掌握一些知識，以及他善於做群眾運動工作的經曆。
馬賓早在抗戰剛剛勝利被調往東北時，就在沈陽搜羅了幾箱子有關工業的書籍，努力學習工業知識，按馬賓自己的話來說是“對搞工業建設有莫大的興趣、誌願和決心”。之後在任遼寧省委秘書長的同時，還在省委機關所在的瓦房店兼職擔任滾球軸承廠廠長，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盡管這些來自農村和軍隊的幹部或能征善戰，或群眾工作經驗豐富，但是充當廠礦長或車間主任一職，卻並不適合。馬賓確實積累了一些經驗，然而當他真正走進鞍鋼這樣的大工廠時才發現，他仍然十分缺乏搞工業的基礎知識和起碼的工作經驗。馬賓與郝希英、李大璋、王勳等人畢竟隻是在根據地搞過小軍工廠，他們中不少人甚至沒有見過大工廠，對如何管理大工廠更是知之甚少。
鞍鋼第一副經理馬賓（左一）與經理李大璋（右一）和副經理郝希英（左二）、閻誌遵合影毛澤東意識到中共對於經濟建設不大熟悉，要求各級幹部努力去學如何進行經濟建設，要向懂得經濟的人恭恭敬敬、老老實實的學。東北局於是明確要求黨的各級幹部必須盡快從戰爭轉向工業建設，要由外行變為內行。為此，鞍鋼組織相關部門的領導幹部每天早上七點到九點學習業務知識，老師則是由邵象華等技術專家及新畢業分來的大學生充當，有時也會請日本技術人員講課。很多幹部因為能夠到鞍鋼這樣現代化的大企業工作而興奮不已，為了把自己由外行變為內行，很注意傾聽技術專家的意見和建議，向技術專家學習。如作為鞍鋼副經理的馬賓便如小學生一樣，向當時留用的技術人員學習，早上五點起床，晚上還進夜校。經常把技術人員召集到家裏來研究鞍鋼的技術問題，同時請有豐富經驗的老工人及現場技術人員幫助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困難。經過努力雖說掌握了一些冶煉鋼鐵的知識，但離真正的懂得冶金煉鋼還相距甚遠，對於管理鞍鋼這樣的大企業仍是有“拿鴨子上架”的感覺。除去向舊技術人員及在鞍鋼的蘇聯專家學習外，後來馬賓又找到與其相熟的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長的張秀山，要求派其留蘇學習。盡管幹部們被提拔起來擔任廠長等職務後如饑似渴的加緊學習，但仍是在短時間內無法熟悉掌握這些技術，因此陳雲便稱在鞍鋼中隻有政治廠長而無技術廠長，這些決策者還是沒有學會做“老板”。中共意識到自己在工業上的外行，在幹部們刻苦用功之時，也力求對原有製度盡量維持原狀不動，這種靈活的策略使鞍鋼在接管之後及恢複生產的早期保持了基本的穩定。
與此同時，中央開始強調從工人中培養選拔幹部，以便充實到基層領導崗位。為此，1949年初鞍山市委成立職工總會幹訓班，開始培訓和選拔工人幹部。工段長、班組長等基層幹部最初都是由工人自己選舉，在工廠開工後才逐步由上級從工人中培養幹部加以委派。被提拔的都是或在護廠、獻交器材及立功競賽中表現積極的有技術的經過考驗的，或是在群眾中有威信，或是一直追隨並經過黨的教育培養的老工人。
不過，這些老工人雖然有豐富的生產經驗，卻大多受到舊社會風氣的熏陶，最初雖然積極向黨靠攏，但是政治理念淡薄，而且成為幹部後由於文化水平低也大部不會從事領導和管理工作。為此，鞍鋼不得不想辦法提高工人幹部的文化，開辦訓練班教授他們文化知識和黨的基本知識。隨著各廠礦逐步恢複生產，鞍鋼在培養選拔幹部時逐漸將掌握技術、有工作能力和積極性作為主要考慮的因素。鞍鋼廠礦眾多，有的也並非都是由訓練班選拔，而是個別培養。像非主要部門的給水廠，就從沒有辦過訓練班，該廠所有幹部都是個別培養。
在鞍鋼接管與早期恢複生產時期，中共很大程度上沒有料到也不了解現代化大企業在管理上和技術上的難度，是不可能簡單地靠農民出身的隻具有小學程度的幹部，通過短暫的刻苦和用功，就能夠克服的。東北局所派來的幹部也遠遠不能滿足整個鞍鋼的需要，這就使得鞍鋼公司及廠礦的領導大多由派遣來的幹部擔任，而工段與班組等這樣的基層幹部則大多由工人中培養。
在工人中公開建黨
隨著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如何與工廠中的大量工人打交道，成為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接管鞍鋼也好，恢複生產也罷，沒有工人肯定無法完成。如何動員和帶領工人為中國工業化而努力同樣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接管與恢複生產這個鞍鋼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央及東北局都十分重視工人問題。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不但提出中共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且還提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管理城市和企業，要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其著眼點就是為著迅速恢複工業生產。
中共決定在鞍鋼公開黨和建黨，一方麵是由於中共在東北的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已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樣從事地下鬥爭。另一方麵，由於接管和恢複初期，中共在鞍鋼黨組織太過薄弱，公開建黨有助於更好的組織工人恢複生產。鞍鋼接管之初，雖建立黨支部，但也僅有8名黨員。隨著調派進入鞍鋼的幹部到來，黨員數量有所增加。鞍鋼黨的工作一直由鞍山市委主管，公司一級不設黨委，廠礦一級設立黨委，黨委書記都是老幹部。1949年6月鞍鋼廠礦實行黨委一元化領導，廠礦下設的車間、工段都設有總支、支部。在幹部配備上，公司及廠礦黨委書記、廠長都由老幹部擔任。工會、團的幹部則從工人中選拔上來的一批幹部擔任。
東北局發出“大量、慎重”發展黨員的指示，要求在工人中發展黨員。鞍鋼很多廠礦卻未及時執行東北局的指示。許多廠礦在1949年7月以前雖然接到該指示也聲稱要發展黨員，但終究行動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各廠礦支部的負責人同時也是行政的負責人，在黨政雙肩挑的情況下恢複生產的任務繁重，無暇顧及發展黨。6月6日，鞍山市委發出《關於發展黨的決定》，要求鞍鋼從6月上旬起，通過開展恢複生產競賽，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從中吸收黨員，逐步健全黨的基層組織，計劃到1949年年底發展1000-1500名黨員。隨後鞍山市委直接派出組織部長鮑成吉、宣傳部副部長邢路等，分別深入到鞍鋼的煉鋼、煉鐵、軋鋼、修造4個部，督促其公開發展黨組織，因此在7月份鞍鋼才開始重視這項工作。
實際上，鞍鋼各支部在公開黨的問題上顧慮重重。有些黨員自認在恢複生產中沒有很好的發揮黨員作用，怕公開後有損黨的形象。針對上述情況，鞍鋼各廠礦黨支部向黨員和工人群眾講明公開建黨的重大意義，同時向黨員說明公開正是幫助這些黨員改正錯誤。恰恰此時的工人對黨的認識模糊，很多工人隻知道共產黨好，但到底怎樣好，為什麽要入黨，普遍的不知道。對究竟什麽人可以參加共產黨還不清楚，甚至有些工人認為工會就是共產黨。因此，7、8月份鞍鋼大多數廠礦普遍開辦短期訓練班，把發現的積極分子抽調進班，向他們講授黨的基本知識，由黨齡較長的黨員帶頭與這些積極分子具體討論講解，通過這樣的辦法來提高工人的政治認識。
公開建黨使得黨支部的黨員數量驟增。如製鐵部在1949年7月前隻有5名工人黨員，而通過上述途徑發展黨員後，在7月底，黨員人數便增至37名。7、8月份的訓練班為鞍鋼打下了建黨的基礎。很多廠礦都覺得開辦這種小型短期訓練班是在工廠中建黨的最好方式。在7、8月份的訓練班結束後，由於有了基本的力量，於是在之後的9、10月份便不再采用訓練班的方式發展黨員，而是通過現有黨員下去了解積極分子提名交黨支部及小組長，然後由小組長與支委個別談話使其認識了黨，並自覺提出入黨要求後再吸收入黨。
新黨員入黨，都舉行了公開而嚴肅的入黨儀式。儀式莊嚴隆重，新黨員都戴上大紅花麵向黨旗宣誓。儀式還吸收各廠團員及積極分子觀禮。會上很多積極分子興奮的發言，表決心，爭取入黨。公開舉行入黨儀式除去要讓新入黨的工人能夠增加榮耀感和使命感以及燃起積極分子的激情之外，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要讓未能入黨的積極分子和工人群眾明了究竟什麽樣的人可以參加共產黨，對黨員的標準做到心中有數。截止到9月，整個鞍鋼共建成45個支部，先後發展1000多名工人入黨，僅用三個月就完成了全年計劃的一半。著名的老英雄孟泰也在此時加入共產黨。
在1949年7月正式開工之後，鞍鋼發展黨員重點放在直接生產中最主要的部門。到1949年年底，鞍鋼的黨員總數增至2722名，僅下半年，發展新黨員2205名。從1949年9月中旬開始，鞍山市委連續辦了5期黨訓班，共培訓鞍鋼的新黨員1488名，絕大多數是1949年6月份以後入黨的，占96%。鞍鋼各廠礦公開建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黨的組織基礎。一些黨員因為公開而改正了自身存在的問題，促使他們在恢複生產中積極表現。大部分黨員在獻交器材和恢複生產的生產立功競賽等運動當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大多都被評為功臣。
獻交器材與恢複生產
1948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將工業生產問題放在領導工作的重要位置。強調隻有機器照常轉動，人員照常工作，才是真正接收了企業。中共接管之初的鞍鋼機器不轉，人員缺乏，恢複生產麵臨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機器物資奇缺。
受到戰爭的影響，鞍鋼的設備流失嚴重，加之蘇聯拆走很多大型設備，使得鞍鋼在短期內恢複困難重重。一方麵，鞍鋼及東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向蘇聯尋求援助。經過談判，蘇聯將很多拆自鞍鋼的設備返還給鞍鋼，中共中央也從蘇聯購置了不少工業設備。另一方麵，鞍山市委還決定將在國共爭奪鞍山期間搶運出去的器材全部運回來。當鞍山市委得知很多小型設備、器材及零部件都被工人拿回家，便開始考慮將工人手中的器材收回來以利恢複生產之用。鞍山市委及鞍鋼的領導們對購買、沒收還是無償交回三種方式的利弊進行分析，鞍鋼軋鋼部主任吳鐸認為最可行的自然是動員工人無償交回。鞍山市委書記楊春茂同意這個做法。為此，鞍山市委就計劃把修複鞍鋼恢複生產的意義和目的向工人講清楚，通過發動獻交器材運動既要達到回收器材的目的又激發工人的生產熱情。
1948年12月1日，鞍山市職工聯合總會召開擴大會議，布置開展獻交器材運動。5日，發出指示，動員工人獻交器材。20日鞍鋼普遍開始了獻交器材運動。22日，鞍山市政府發出布告，號召全市人民積極獻交器材，加速恢複鞍鋼生產。明確表明無論器材來路如何，藏在何處，隻要無保留的獻交出來，便既往不咎，並酌情給獎，而對於隱匿不報不獻交的人，要嚴加懲辦。發出號召的布告之後，鞍山市委與市政府頒發了《物資清查條例》和《獻納器材條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對此做了規定。鞍山市總工會成立了“就業介紹所”，規定凡是積極獻交器材者可以優先錄用到鞍鋼工作。鞍山市政府做出明確規定，對於那些踴躍獻交器材的工人給予一定的獎勵，自動獻交者，按物資實價發給30-50%的獎金。這個政策顯然激勵了很多工人，他們想方設法找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器材獻出。
動員工人，本由工會負責，但此時的鞍鋼工會不但與鞍山市工會合署辦公缺乏獨立性且人少質低，僅有的36名幹部中隻有7名是專職脫產的，其餘都是生產上的工人與職員，工會會員也隻有200多人，單靠工會無法獨自完成任務。最終，鞍山市委決定市委市政府配合市總工會，動用各區、街道政權的力量，進行深入的發動。由鞍鋼同市委組成工作隊，發動幹部和積極分子推動運動展開。在此過程中，積極分子發揮了不小的作用。積極分子多的地方獻出的器材多。
獻交器材的場景
獻交器材的場景鞍鋼各廠礦召開職工大會做動員，宣傳獻交器材於國於己的意義，並且組織工會幹部到工人家中動員，秧歌隊、宣傳隊齊上陣同時也借助報紙、廣播等現代媒介廣泛宣傳。工人群眾踴躍，車拉肩抬，器材擺滿空地。從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運動後大約一個月的時間裏，獻交器材總數達52462件。其中運動開始的前十天就收到重要器材1123種，有的居民當場獻交車床、電機，有的區6天就獻交器材130車，甚至有的工人將自己開電料行剩下的電氣材料全部獻出來。1949年2月，鞍山召開了慶功表彰大會。但是，有資料顯示，獻交器材中收獲更多的是諸如電流表、各種燈泡、電線、螺絲、水泵、軸承、銑刀、鋸條、鉗子、電鑽、鑽眼機等工業生產中的輔助器械或零部件以及電機等中小機器，大型機器不多。盡管如此，獻交器材運動顯然對恢複生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運動中還培養了大批的積極分子，鍛煉了幹部。這些幹部和積極分子為恢複生產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隨後1949年4月開展的立功競賽運動與10月份開展的群眾性創造新紀錄運動中，鞍山市又一次動員工人掀起獻鐵運動。在黨的領導下，鞍鋼各廠礦從接管到1949年末陸續修複，采取邊修複邊恢複生產的方針。1949年6月27日，煉鐵廠2號高爐終於煉出新中國第一爐鐵水，一時間萬眾歡騰，鞍鋼具備了正式開工的條件。7月9日鞍鋼正式開工，在開工典禮上中共中央贈送“為工業中國而鬥爭”的錦旗，這體現出鞍鋼的地位與作用，並對鞍鋼在中國工業化中寄予期望。
鞍鋼開工現場1949年1月鞍鋼即製訂了修複計劃，並在3月進行了修訂。不過，這個計劃本身比較粗糙，僅僅是指出了哪些工程在哪些期間配合哪些設備，如何的修複起來，而真正執行起來仍是困難多多。共產黨的幹部和技術人員不敷使用，而且由於從未接觸過如此複雜的工業生產卻又必須完成任務，故此鞍鋼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由於太過缺乏現代工業生產的專業知識，許多幹部頭腦中少有工業生產常識，更沒有經濟核算的觀念。這就導致鞍鋼的恢複生產缺乏必要的經濟核算。每件工程應需人工、材料若幹，實耗多少，始終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修建記錄隻記載了付出的新材料，而未把現場實際使用的舊材料也記錄在內，對於剩餘的材料也不辦理退料手續，結果究竟實際使用多少還沒有明確數字，特別是關於一些零星物資如氧氣、電石等更是多半缺少記錄。整個修複過程下來，實際浪費很多，造成成本劇增。鑒於上述情況，同時由於實現工業化必須最嚴格地節省和積累資金。故此，實行經濟核算就成為必然。在中央指示下，東北局發出貫徹經濟核算製的決定，鞍山市委也奉命搞起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實行經濟核算製的運動。鞍鋼實行經濟核算製，最初並不是通過建立上述製度進行而主要是以發動合理化建議運動和反對浪費創造新紀錄的形式展開。這主要是因為專業人才的缺乏，中共的幹部也不懂得這些現代經濟管理知識，他們更習慣於用在根據地和延安時期的政治手段，發動組織群眾獻計獻策，降低成本，幹部也積極發現新紀錄創造者，同時對各個廠礦的工人與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凡創造新紀錄，或者在生產工作上有所改進與創造者給予物質獎勵，並由此衍生出計件工資製和超額獎勵製。這些製度辦法雖然也多少學自蘇聯經驗，但更多的恐怕是在恢複生產實踐中的無奈選擇。在1949年年底之前，整個鞍鋼都在邊恢複邊生產，生產的同時也在修建。鞍鋼既是生產廠所又是建設工地。
盡管中央及東北局一再要求建立經濟核算製，但實際上，對經濟核算，鞍鋼的工人與幹部仍是不大熟悉。要在短期內迅速恢複生產他們更傾向於使用所擅長的政治動員與群眾運動的手段。這種方法能高效的完成任務，因此受到鞍鋼廣大幹部的喜愛。盡管中共中央幾次告誡，不要把農村的方法搬到城市，但在1948年後期和1949年初期，許多進城的幹部仍設法在廣泛的基礎上進行動員。事實上，盡管鞍鋼學習了蘇聯模式，在生產中建立經濟核算製，但是受到人員素質及實際情況的影響，經濟核算製在鞍鋼的實行並不像蘇聯那樣嚴格。
結語
對於常年在農村中進行革命的中共來說，進入大城市，不能不說是大變動。初掌大工廠是一項全新的工作。盡管中共在思想認識上對於接管城市和工業都有所準備，但是一切都還是那麽陌生。東北局及其基層在最初進占鞍山和接管鞍鋼時，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意識到他們和現代化大企業的格格不入，甚至中央再三指示後，他們觀念上和做法上仍舊常常跟不上，或做不到位。
經過短暫的混亂之後,鞍鋼的秩序得以恢複。對現代工業管理與生產都外行的中共幹部在領導鞍鋼上,不得不將非黨的技術精英作為依靠的對象,並積極培養自己的幹部與技術人才。在工人中公開建黨大大加速了基層黨組織的擴張,這為恢複生產提供了組織基礎。在早期恢複生產中,鞍鋼在一定程度上依舊靠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器材物資問題,來推動生產立功競賽和創造生產新紀錄。盡管他們也開始注意到需要建立經濟核算製等生產管理製度,但是在鞍鋼更多的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恢複鞍鋼生產。在鞍鋼早期恢複生產中，共產黨的這種革命傳統顯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這時革命傳統與工業化的現實首次碰撞。革命傳統的韌性與建設之間的張力在之後的日子裏依然影響著鞍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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