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哲：一個知青偶像的沉浮
孫立哲
一個赤腳醫生的傳奇，一個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孫立哲 整理：閻陽生
孫立哲，原名孫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華附中；1969年初插隊成為赤腳醫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讀碩士學位；1982年，赴澳洲留學；1983年，考入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學位。後在多國攻讀多學科的學位。1985年在美國創辦萬國圖文電腦出版集團公司；1993年回國創業。創辦多家萬國係列公司任董事長，並兼任清華大學等著名大學教授。
孫立哲的傳奇持續時間之長為當代人少有。自1968年從清華附中到陝北插隊，在土窯洞裏為農民做了上千例手術，被毛澤東欽點為全國知青先進典型；文革後因堅持赤腳醫生政策被隔離批判，被萬民折驚動的胡耀邦親自過問解救。
對他的采訪曆時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華附中三友”中陳小悅、史鐵生相繼去世，給他震撼。我由此隨他上長白，下版納，邊走邊談不覺日夜。他年近花甲風雲閱盡，對過往傳奇率意自嘲極盡調侃，反而更加樸實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見傳奇老三屆之一斑。
1966年我14歲，在清華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長在清華園，父親孫紹先是清華大學電機係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聯大結的婚，校長梅貽琦是他們的證婚人。上清華大學，當個工程師，走科學技術的道路，那時候大家都是那麽想的。
那年5月，在清華附中爆發了紅衛兵運動。我當時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覺得他們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駱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萬歲》，讓人看了熱血沸騰。王任重帶來的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的信，大家歡欣雀躍。
但他們非人道的行為，使我的印象產生了變化。比如一些年輕的女紅衛兵，讓人跪在雨地裏拔草，解開武裝帶打人。我一個鄰居叫徐經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後被打爛了都不吭一聲，是條硬漢子。
後來因為出身問題嘛，我們就處在一個被動、壓抑的狀態。我父親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過書，他（被迫）承認自己是美國特務。後來他有過兩次自殺。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劇的色彩非常濃。
紅衛兵以後有分化。紅衛兵血統論的基礎，是對上一輩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襲。但是這個基礎忽然變了，有的人一夜之間父親出了問題，原來好的“紅五類”忽然變成了“狗崽子”。
後來大串聯的時候，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就開油印機刻革命傳單。人們知道我們是清華附中來的，把我們也當作起始的紅衛兵。我們就以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名義行事，充滿了使命感。
串聯回來以後，我們就變成了逍遙派。清華園天地自由，子弟也沒什麽攀比。我們家成了公共場所，大家都來連吃帶喝的。我們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鐵皮油膏盒熬透明膠，去粘知了、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陳小悅哄去看一個捅破的馬蜂窩，被馬蜂蜇得頭腫了一圈幾乎休克，但自此以後五毒不侵。
孫立哲(左）
我那時有兩個絕活，一個是下圍棋，一個是跳芭蕾。後來插隊時我還能同時模仿楊白勞和喜兒跳白毛女全場。圍棋在清華園已經沒對手了，就找國家隊。聶衛平書裏寫的，兩撥各來幾百輛自行車，圍著地壇公園約棋，就是那會兒的事。
文革紅衛兵是我人生第一個震撼，同時是對舊我的自尊心的一種挑戰。清華附中競爭向上的理想主義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我一生就都沒有停過學習。
第二個震撼是插隊，是對你走入社會的基本生存能力和價值的重構。我當赤腳醫生也不是我想當，我壓根就沒有想紮根。人生首先是一個偶然，是史鐵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醫路。
1969年1月。就在下鄉的那一天，老鄉幫我們背行李，木箱子裏的書估計有七八十斤重。在我們翻山快到村口的時候，史鐵生指著我跟老鄉說：這是個大夫。
巧到什麽程度，到了村裏頭，正碰上一個發燒病號找大夫。一個老太太，發燒，臉上長了一個紅色的大包。我們對著赤腳醫生手冊左翻右查，最後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丹毒。我們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紅糖水全都拿出來。兩天就退燒下地了。但這紅包沒下去。問老太太你這東西長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紅記！
實際上史鐵生是懂醫的。早前他就在一個醫院學習班學會了紮針灸，下鄉時帶了醫書買了藥。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說這個人賴呼呼的。我隻好找到史鐵生他們那個隊，還寫了一首詩巴結他，就是心懷揣紅寶書、豪情啊壯誌什麽的。被他踩乎的：這也叫詩？說你這輩子不要寫詩了！但從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個炕上。
史鐵生教我紮針灸、看病。當時老百姓鬧得劇烈的傳染病，大多是鬧傷寒。很多人死在送往醫院的擔架上。有一次我們倆一起出診，村裏的大白狗一下躥出來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沒跑過我，讓狗把褲子扯下一大塊。
他的麵子比較薄，不像我“是不要臉精神”，什麽病都敢治。史鐵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傳的，就把我撂那兒啦。讓我治我就治，拿著書開始比劃，治著治著就什麽病都治了。
我們上山采藥，自己種草藥、置辦器械、在窯洞裏建手術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醫療站，很多手術器械都是在醫院學習時偷的。那時無法無天，為了實習，偷出遺體解剖死屍。手術從簡單到複雜：從闌尾到腸胃，到後來心肺、癌症、腦子都做。
有個孩子大麵積脫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個村，隻帶了個大針管，就用注射器打點滴一點兒一點兒往裏推。從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30多個小時！手都僵了，把孩子給救活了，孩子叫我幹爸，我才18歲。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則坪，我已經睡了，忽然外麵非常嘈雜，四五個人打著火把跑啊，邊跑邊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兒一看，門板上躺著一個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婦打架上吊，放下（斷氣）已經半小時了。有幾個老漢就拿煙袋鍋蹲著抽，人家在那兒商量後事呐！
我剛下鄉，哪兒見過死人啊，那也得動手啊。紮人中，一點兒反應都沒有。這時我想起來書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湧泉穴。我用這麽長的針，反正豁出去了，使勁哢哢哢往腳底板紮。紮著紮著，突然她喉嚨這兒“嗑”一聲，這一聲就能把人嚇著，死人呐！趕緊做人工呼吸。過了大概半個小時，活了。
這可能是假死，但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歸之路。“神醫”就是這麽來的，說死人一針紮活了，就是史鐵生起哄起的。結果周圍村的老鄉都來了，醫療站外每天都擠滿了人。忙時連上廁所的工夫都沒有，外麵排隊讓看病，隔著半人高的圍子，一邊兒蹲著拉屎一邊開方子。還有婦女敞著胸，讓給懷裏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個小夥子，抬著個人就來了。年輕女的，17歲。我一看神經都嚇炸了，一個大鐵鍬把，從*****子進去，從肚子出來啦。她們修水利，把鐵鍬豎在下麵，摸黑收工時一跳，哢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蘆。
我沒辦法，就隻有拔。前麵三個人，後麵三個人，“一二三”拔！硬給拔出來了，我雙手一摁，止血消毒縫針。她家裏人說“還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別救了。”後來我回鄉，一個婦女攔住我，讓她的三個孩子叫“大”。她就是當年那個姑娘。
獸醫也得做，以後敲豬、殺豬全是我。第一年殺這豬，我們十幾個小夥子按住，那殺豬刀哢就進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噴出來了。結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為什麽，那刀從肩膀進去了，根本沒紮中心髒。
好多知青都想學赤腳醫生。腦袋疼，拿聽診器聽腦袋；婦女小肚子疼，說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黴素試驗針，照著屁股哢嚓就一針，說：等著，別動！。逗事多極了，我們小嘛。
丁愛笛他們村張家河大隊的一個知青，從北京農學院學會獸醫以後，要想提高生產力，公的牛要騸。但他結紮水平不成，把蛋拽出來一鉸，一下縮回去了，血就嘩嘩地冒。
我去了以後，做了手術，結紮好，輸了兩天血。然後把牛脖子這兒切一口，打一針，輸液。牛醒了，但再也幹不成活了。丁愛笛在一邊急得大罵，全隊就指望這頭老健牛呐！
老鄉送來的白饃、雞蛋，我說不要，趕緊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鐵生說話了：撂哈。老鄉一走，我們就嘁裏喀嚓都吃了，“不吃？餓得受不了啦。”那時哪兒吃得上白饃啊。搞批林批孔，老漢說：“這林彪沒良心，天天吃白饃還反對毛主席”。
那個時期的青年相當苦悶，我也很可憐他們。男知青之間打群架，血拚，沒什麽原因，沒有以前的派性。女學生的流產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個吧。遠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後，留下的人少了，流產的多了。沒什麽盼頭，失望了。那時也不會避孕。流產沒證明不給做，沒結婚證更不給做。那成了一個很大的道德問題，隻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時看病的人太多了，人來人往。一個婦女裹著孩子：“娃不行嘞，燒得厲害。”整個一口陝北話。
“娃叫個什麽？”
“沒名字。”
“你叫個啥？”
“……。”
我趕快改成北京話問：“你是不是我們班某某某啊？”她蓬頭土麵的根本認不出來。
她說：“是了嘛，孫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個瘦啊，捏起來皮都回不去。拉著大的抱著小的三個孩子的媽。我根本認不出來，她是我同班同學，清華教授的女兒啊。
那時根本沒什麽醫療條件。有一個寡婦推磨，暈倒在碾台上了：宮外孕大出血，一聽心跳已經很弱，血壓就沒有了。直接割開肚子，把子宮兩頭一夾，切開靜脈插一個輸液瓶。用手扒著，用一個碗往外舀血，弄幾層紗布一裹，2000多毫升血，直接過濾。
我們那時候（做絕育手術）到什麽程度？就是開一個小口進去，閉著眼睛，全憑感覺，腦子裏解剖影像就出來了：腹壁，子宮、輸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鉤一鉤。不用縫針，小口上膠布一貼，就這麽痛快。
男的這個太容易了。先開三級幹部會，大隊長，公社的主任書記全得去，小隊長也全得去。在動手術的窯洞邊上，排隊挨個往下捋，（沒結過婚的、48歲以上的除外），一個一個報有多少孩子。
從書記開始，仨女兒，沒兒子，好，夠格，跟我上那個窯洞吧。一會兒，趔著腿晃出來了，“完了，騸完了”。下一個，該公社主任了，6個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孫立哲，我是老漢兒了。”“那不行，正好48歲，沾邊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傳、執行分離的，一撥人管一撥事兒。哪有我們這樣，既是宣傳又是執行、既是領導又是醫生，一氣嗬成；哢嚓！
醫療隊排成一排先唱歌。老鄉都不知道深淺：這個好，還有唱：“計劃生育好，一個也不少，兩個剛剛好。”唱完開會，民兵把著現場。一家一家過，20多個，一氣都幹完了。
根據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爺衛生部不為人民服務。赤腳醫生到大醫院摻砂子，我兼西安二院黨委副書記，特別左。那時我已擔任了延川縣副縣長、延安地區衛生局長。我就拿出紅衛兵的勁頭，采取顛覆性政策，大醫院大夫每年下農村半年。
這婁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無數人。後來揭發批判我的主要是這些醫院，說我上任時宣稱：我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其位必謀其政！開著130改裝的救護車下鄉，車是吳德送的，全國就兩輛，可以在汽車裏做手術。
幾十年後我回到農村一看，比我在的時候更壞。當年的赤腳醫生全到城裏大醫院，當院長當主任了。農村還是缺醫少藥，你怎麽衡量這個成功？
在農村什麽事都有，你什麽病都得治。開顱手術不是我主動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時候，把一個骨頭整個炸進去了。如果不撬出來，一打鼾，離死就不遠了。去城裏來不及，在我這兒就直接打開大腦辦了。
最火的時候，好幾台手術同時開始，流水作業。五、六個農民一字排開，肚子都豁開，然後我戴上手套依次哢哢幾下，“縫！”
這時抱出一個孩子：“趕緊，沒氣了！”喉痙攣，人憋成紫蛋了。我撈出一個紮腰的手術針，哢嚓一下紮進氣管裏啦。氣管太細，全是痰。趕緊把一個導尿管插進去，叫助手彭炎：趕緊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組派專家團到鄉下考察我。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副院長教授李光壁（音），帶著各科的十幾個專家醫生教授來了。
他們到我窯洞一看，全是外語書，西安影印的英語醫學雜誌。寫的病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個單詞，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還學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濃眉大眼，很凶的樣子。我念了一段，他沒聽懂一個字。我是按英語發音念德文的，沒有人教我。他問，上麵說的什麽？我翻譯了一遍，全對。
黃家駟院長在孫立哲陪同下來到關家莊合作醫療站
但看手術是最嚴格的，他們都是國內頂尖的臨床醫生啊。他們不相信在這麽簡陋的窯洞裏能做這麽大的手術，中國醫學科學院黃家駟老院長就站在旁邊。我大概是全國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專業考察的。
他們這些主任們就很震驚，回來給科教組寫了個報告，轉發全國。黃老把我列為吳階平主編的《外科學》的正式編委。成為周恩來主抓的中央針刺麻醉領導小組成員。
回來就出名了，一大幫中央北京醫學院大夫來，一大幫本地赤腳醫生來實習。我們自己種地，製藥、蓋房子。村裏住滿了來看病的老鄉，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報紙、小說、電影，還被編入小學和中學的語文課本。北京電視台拍片，新影專題片：赤腳醫生孫立哲。電影不是《春苗》，叫《紅雨》。
原來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報登曹古溪寫的文章時，沒有“喆”這個鉛字。人家有文化，說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頭一輛進入唐山的衛生列車，我是幾百名醫護人員的醫療總負責。半夜進到豐潤，到處是傷員，臭極了。我們唱歌、搶救、手術，一列車傷員，拉到蕭縣。
最早是1971年，縣裏派人找到我：你是孫立哲嗎？讓你參加一個回北京的匯報團。就像是天上掉餡餅一樣，居然第二天讓我去延安。
內容先試講一次，行醫怎麽學毛選？把我難住了，毛選沒學，哪兒有工夫啊。北京寫作組幾個筆杆子熬了好幾夜，聽各種消息，給我編了一個稿。
我一看，沒法講。講第一次做手術，把貧下中農肚子打開以後，耳邊響起毛主席的教導：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頓時心中充滿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縫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主席萬歲的歡呼響徹雲霄。
這哪兒跟哪兒啊，純說瞎話。這肚子打開了，我啊怎麽想？滿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著傷口啊，心裏直冒涼氣。
然後心裏發生巨大障礙。我從小有一個大問題，我大結巴，能說話，但是讓我演講，沒有實話就沒法講。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區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聽我試講。我就講了三句話，喝了三暖壺水。以後結巴到一個字也講不出來。一個是緊張，一是純假話。
主持會的也愣了：這要當先進不就出婁子了嘛，不會說人話？！這是送回去還是接著講啊。北京說，學習毛選樹立的典型我們最生動的就是他了。找我談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對著大樹，趕緊練，念稿。
這時出婁子了。一個老頭追到延安來，哮喘發作。我大樹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長針紮，一緊張，把肺給紮漏了。我渾身發軟，什麽設備都沒有，趕緊找我的大針管，一針紮到肺裏，用負壓吸。
我就一邊念著這稿子，一邊抽，這老先生真行，出不來氣，堅持著。抽了一天多，稿子給生背下來了。為什麽呢？沒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農村，我心裏扭曲啊。但意外的收獲是，結巴治好了。
到北京講座，開始是背稿。後來就脫稿。講真事就生動了，我從一個字不會說的大結巴到口若懸河。到什麽程度呢？一天三場，一個月100多場報告。敲鑼打鼓，夾道歡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紀念雷鋒多少周年。工人體育場是主會場，全北京28個分會場，幾十萬人聽。吳德主持，謝靜宜開幕講話。兩個發言的，我是代表農民的，工人代表是馬小六。
謝靜宜說講得好，高校講了一遍，各醫學院醫院敲鑼打鼓搶。在清華附中也講，常振明就在下麵聽著。這觸發了第二次下鄉高潮，很多學生堅決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這個（影響）還擴大到國外。我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的成員訪問了歐洲和非洲，那時出國是很罕見的。1973年訪問法國，穿著中山裝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像個怪物。我對西方的發達感到震驚，隱約覺得中國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書記約談我：中央出文件了，點了5個人的名，邢燕子、侯雋、朱克家、孫立哲、程有誌，樹為紮根農村典型。1974年知青會議，毛澤東圈閱文件。在幾千萬知識青年群體裏，五人被樹為全國的榜樣。又通知填表，我和團省委書記韓誌剛兩個人一起為候選團中央委員。
開大會和作報告成了我的新“專業”。在報告團裏我和其他幾個報告人就熟了。侯雋和邢燕子就說：小孫啊，趕緊找一個農村的，趕緊結婚，才能表示你紮根農村。侯雋還專門到延安勸我：“丁愛笛找了農村的結婚啦，好。這才叫紮根，光口號不行。”
我當時有個女朋友，但沒敢暴露，是在美國喝洋奶長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鐵梅，沒有卸妝，就來找我。你想，那個年代，光禿禿的黃土山、黑乎乎的土窯洞，突然出來個這麽光彩照人的女孩兒，直接就是“我愛你”，那不是鬧著玩兒的。
跟她分手，純屬政治上的壓力，她父親是原國民黨駐美國的總領事，起義回到中國來了，又打成右派。讓我紮根農村，是省裏的光榮，怎麽能讓你找這麽個危險家庭的？
我別提多後悔了。我那時雖然已做過上百例結紮，但沒經過感情萌動。我也沒有找農村的。我心裏最想的還是上大學。下農村，我帶的箱子裏全是書，幾乎都看爛了。那兩年推薦和考大學，我到縣裏考得相當好。雖然沒公布成績，那絕對。
北京醫學院和北京外語學院都錄取我了。因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時我已經是延川副縣長了，當赤腳醫生後，又訂閱了西安影印的英文醫學雜誌，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寫信，寫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麵試：沒想到這麽好，要了，高興壞了。
在北京巡回講演時，遲群和謝靜宜幾次把我叫到工字廳談到深夜，談教育革命怎麽搞。那時張鐵生交白卷已出來了，我還是想上大學。她說：“你的案例對教育革命是一個很大支持。舊教育製度下，人越學越蠢，越學越死。你是實踐出真知，不用上學，比他們上學的強得多。” 指我沒上過學，但醫學院畢業的專科大夫們都跟著我手下幹。
謝靜宜還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種狂，和江青挺像，說話特厲害，出口的話就是命令。在北京工體大會，幾十個分會場幾十萬聽眾，她是報告會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團中央的。說我的例子和張鐵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學。我心裏涼了，想上學也沒法說了。
她讓我給清華和北大兩校作報告，還建議我和張鐵生一起去全國巡講。我借口村裏幾百號病人等著我，先回村去了。幸虧沒去，去了就婁子了，張鐵生後來判刑十幾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會議。我執筆給毛主席寫信反映陝北醫療太落後，有彭延、馬向東等六個赤腳醫生簽名。怎麽交？我說我有辦法，由謝靜宜轉交江青。
後來一個大的轉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澤東去世，在大醫院悼念。我和一個管廣播女孩兒聊了一夜，被書記聽了牆根。第二天緊急會議，讓我說清楚。為什麽關燈？怕影響別人。談什麽？談人生理想，革命、人生、個人轉折。有無戀愛？死不承認。
實際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閨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館櫥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間敢談戀愛，你研究過嗎？什麽性質的問題？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譽、我的政治前途。
接著“四人幫”倒台，人們歡呼，我受審查，中央領導人批示，說我是衛生戰線上的“四人幫”爪牙。村裏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個啦。我性質變了，政治上垮了。我想，這回踏實了，紮根吧，別聊別的啦。
太難受了，在村裏房東家喝悶酒，兩瓶半西鳳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氣幹完，後來都沒味兒了。不省人事幾天醒來，皮膚和眼睛金黃，村裏赤腳醫生娃子說你咋變成了金絲猴。送到延安醫院一查，黃疸指數二百多，診斷亞急性肝壞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來了，眼睛腫成了一條縫，站也站不起來，人都毀了，成了豬一樣。
出院以後，回清華家裏，拄著個小棍兒，慢慢騰騰地邁著方步，臉腫著。聽到的都是發小們上大學的消息，鄰居小悅、小茁兄弟倆一起考上了清華，華蘇（華羅庚之子）、籍傳恕也上了清華，龐沄上了鋼院，周圍的人都上大學了。我連考試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華家裏，寄來了一個箱子，毛主席逝世時結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給她的書和信都寄回來了，倒黴的事紮著堆來，心情跌到人生的低穀。想釣魚散散心，很長時間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連鐵鍁都拿不動，讓爸爸幫我挖。我都二十好幾了，看著一幫七八歲到十來歲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們有身體，有未來，個個比我強。命運不知要把我帶到哪裏?
有一天我的外甥來了。他第一次釣魚，就釣出來一條半斤多的鯉魚，平常我隻能釣上很小很小的鯽瓜子。興高采烈提了條大魚回家，看到解放軍站在門口。軍代表宣布：孫立哲在“四人幫”問題犯有嚴重錯誤，立即回延安接受審查交待問題。那時已成立了省地縣三級聯合調查組，衛生部長上任，要抓“四人幫”在衛生部代理人，批示說我是“震派人物”。
隻有幾天期限要寫出交待認罪材料，和“四人幫”有什麽關係？見過什麽人？一點兒一點兒挖。給毛主席的信，是通過謝靜宜轉江青，給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時發現的。
“四人幫”沒有接見過我，但遲群和謝靜宜老跟我聊，讓我作報告啊。我腦子一片混亂，有苦說不出。好在中學同學史鐵生筆頭子好，幫我寫檢查交待材料，文字遊戲具體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饒恕的政治錯誤，但是心是忠於革命的。
吳北玲上北大中文係77級了，每天下課就來鐵生家幫我寫認罪書。臨行前她叮囑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時候都不能承認主觀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認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進地委大院一個黑洞洞的窯洞裏，每天上午掃院子勞改，下午接受專案組詢問審查。記著史鐵生教的：有病、少說話。那就多抽煙唄，我以前從來不抽煙，交代問題煙不停地抽，還是雙槍，兩根並在一起抽。
一盒劣質的煙幾個鍾頭就完事兒，咳嗽、吐痰、手捂著腦門。按鐵生教的招兒：就說有病腦子壞了，什麽也想不起來啦！耗時間唄，讓我好好想想。
大禮堂開批判會，橫幅大標語，孫立哲幾個字倒著寫打上叉。兩個民兵押送，一進門口號聲響起：“肅清孫立哲在衛生戰線上的流毒！”沒有老鄉，全是衛生局、防疫站的幹部和醫務工作者。
我低頭拿小本記錄，像個黑幫一樣。衛生局一個姓溫的幹事：“孫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當了衛生局副局長上任第一天——我記得清清楚楚——就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我是說，既在其位，必謀其政。我當時兼任衛生革命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管全地區十多個縣以上綜合醫院，上百個地段醫院和公社衛生院。坐著專區唯一的一輛老式救護車，跟真事似的，到醫院視察發指示：大醫院醫生為貧下中農服務，全部輪流下農村！
那些知識青年出身的醫生護士們，都沒發言，隻低頭跟著喊口號，躲著我的目光。
調查組在農村那邊開揭發會，誰都不主動發言。知道孫立哲嗎？知道。孫立哲犯什麽罪？不知道。他們就挨個挖材料，找動過手術的人，一個個查醫療事故。發現了我治過的一些老鄉拄著拐，一條膝關節不能打彎，這下可找到醫療事故了。
這種大骨頭地方病，劉拐子病。最嚴重的兩條腿彎曲著擠在一起，根本站不起來，沒有生活能力了，專業醫書上說是晚期終生殘疾，沒法治。我發明了一個手術，就是把一條腿膝關節上下大骨頭都截斷再上下對齊，用一條條不鏽鋼板和釘子給鋦起來，打上石膏讓它長直了。一條腿是直的，是支撐的，另一條腿是彎的，這樣架個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當地推廣，我在川裏治了五六十個這樣的病例。醫療事故調查組見到齊家坪一個病人經我手術後上炕一條腿不會彎，要定為我的醫療事故。老百姓不服這個理，難道醫書上沒有的就是醫療事故？以前隻能在炕上滾地下爬，手術後能走路了，基本勞動能力恢複了。看孩子做飯都沒問題了呀。
老百姓惱了，聽說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嶺幾百裏來看我，走路的趕車的騎自行車的都有。到地委問小孩兒，找孫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掃毛子的那個老腦（大腦袋）？”那時我身體非常壞，在地委大院低著頭掃廁所，腦袋腫得老大，像個怪物。
鄉親們偷偷進了我的黑窯洞，拿出雞蛋拿出饃，還有棉線織的襪子、土布鞋。他們告訴我說，省地縣來了大幹部，多少人下來調查可凶哩，開社員大會，說是中央的政治任務必須完成。來傳話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麽人都有，房東幹媽康兒媽來了好幾趟。我讓他們趕快走，可不敢再來了，不能多拉話，我正在挨批判。老鄉說咱受苦人怕個甚麽，頂不濟也坐班房，吃飯不要錢！回去傳開了，被治過病救過命的老鄉心裏過不去，要想法子救孫立哲。
那時不是批判會就是寫檢查。壓力一大，身體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絕望，愛咋地咋地。開批判會我就低頭記錄，下來趕緊整理，當天晚上找畫家靳之林還有邵明路、臧若華等幾個知青朋友，往北京給吳北玲、史鐵生發信傳話。
在村裏有個知青楊誌群，是1975年在北京聽了我的報告自願來延安的，他說幹脆寫個反映吧。內容是：孫立哲肯定有缺點有錯誤，需要批評幫助。但是這個人是個好人，做過很多好事，治病救人，從不收禮。希望領導也能了解。
社員開會抵觸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我們不曉得政治錯誤是個甚麽球事，就知道孫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錢，不收禮，是個好心人。因為以前醫生下鄉都端著架子，先吃飯，再看病，還收禮。
我那時雖然兼著省地縣各種官位，實際上是個不脫產的農民，隻拿工分，沒有工資。
那邊開社員大會批判，這邊開小會簽名。從那邊大會出來，就有人引到這邊簽名。老百姓間秘密傳成了一句話：啊呀，簽名就能救孫立哲！這邊各村傳：咱們多一個簽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給誰治過病記不住，老鄉沒有忘。陝北窮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門要飯，今天門上來了叫花子，最後一口黑糠幹糧也掰下一塊。結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遠的來了不少。簽名的、按手印的，什麽樣的紙都有，花裏胡哨的連在一起往上貼，弄成了很長的一個“萬民折”。
北京那邊兒，鐵生家是“撈”人聯絡站，他幫我起草申訴書，還找熟悉的朋友，出謀劃策的人有電影學院青年導演班的柳青、張暖昕，抱不平的有陳建功、李陀、趙振開、劉心武等。王立德專門傳遞最新情況。
史鐵生和北玲一塊兒天天商量怎麽給領導遞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課跑外線，通過師大女附中同學關係，找王任重、顧秀蓮。同村的知青劉亞岸幫忙找人。最後遞給了胡耀邦。他們說胡耀邦還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啟立都了解我，明確表示說：這個孫立哲抓錯了，他怎麽會是“四人幫”呢？胡耀邦在開會時就找到王震說：小孫不是“四人幫”，另外，這個人現在有病，王震同誌對陝西幹部熟，請王震同誌關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麽斟酌了，抄起機要電話當場找省委書記接電話，開口就是給我查查在延安有孫立哲沒有，他身體有病趕緊給我送回來！
突然那天，地委書記帶著副書記、衛生局長一大幫人，黑壓壓湧進我那個黑窯洞裏來。我已經習慣了，不又是批判嘛，我頭低著。地委書記一把抓住我的雙手使勁搖啊搖：啊呀，孫立哲同誌，你受苦啦，俄、俄們不了解情況啊……衛生局長拿出好煙：吃煙吃煙。好幾個人忙不迭同時擦火柴。
當天晚上，就住進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飛機直送北京。救護車在機場等著，直接拉到醫院住進單間，就這麽厲害。一夜之間，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嗎？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電話，這就很嚴重，就是個政治態度問題。
當時救出來的理由是有病，那話就聽出來了。第一次住在地壇第一傳染病醫院，黃疸加上治療不當高鉀型酸中毒，在床上幹挺著，一動不動。響應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構的那些東西，包括對未來的預期、對自己的看法、隨著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體本錢的丟失，這你就變成了一個無能為力的弱者。
那時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麽程度？看到護士的腳在床前走來走去，羨慕人家走路這麽有勁，會走路，真好。實習生夾著本書來查房，我覺得：能看書，真好。窗外一隻小鳥叼著一根小草，那廣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屬於你。
出院不願回清華家裏，又回到了鐵生家。1977年78年接著高考，發小們都上了學。我整天拄著個拐棍晃悠，我有臉見你們嗎？太難受了！
為什麽住在鐵生家裏？一是在農村睡在一條炕上。二是，我兩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聯絡站。原來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極大的個人膨脹。現在整個被邊緣化成了三無四有人員：沒學曆、沒收入、沒戶口，有病、有前科……
1980年代孫立哲(左)與史鐵生
我無處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經完全截癱了，比我強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沒想還能爬起來。他自己走投無路生活困頓，卻全力幫我置之死地而後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宮旁邊一個小院子裏，兩小間房子很擠。我和鐵生住大點兒的一間，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嵐）睡小屋。他爸從此沒脫過衣裳睡覺。晚上往那兒一靠，早晨5點多，準點起來買豆漿買油條。他長期高血壓，手抖，請了長假照顧癱兒子。
開始時我們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詛咒自己的命運和這個社會的怪現象。我們兩個身體困境使未來希望變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運的無可奈何。
我媽天天往鐵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勸我和鐵生要想得開。我父親也常來但不說話。他在曆次政治運動中被懷疑是派遣的美國特務，他用遍了數理化三棲邏輯推導不出自己的清白，幾次自殺又陰差陽錯被救了回來，多年在驚恐中生活不敢多說一句話。這期間鐵生以我父母為原型寫了《法學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陳建功幫他聯係發表在雜誌上。
鐵生後來寫了《病隙碎筆》，送給我那本的扉頁上他大大的字寫著：立哲，第五章獻給你。我一看，這章專門探討生命的意義，好多話針對我當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漸開朗。我說我吃激素腦子完了，可腿還能使；你是腿殘了，腦子還能使，咱倆弄不好還能拚出個完整人兒幹點事兒。鐵生笑了說，這拚出來的人到底是你還是我呀？我說當然是你呀，腦袋指揮腿嘛。鐵生一聲斷喝：別價別價你千萬別往下說了，我這腦子要是還能指揮腿走路，我還不立馬就得瘋嘍！
夜裏一對病殘人對著天花板品著各自命運互相開導。白天他搖車去街道工廠畫彩蛋，我一個人往北新橋菜市場那兒晃，回來做飯：今兒吃什麽？史嵐放學一回來，摘菜去！說什麽幹什麽。史鐵生大指揮，我二指揮。他全力在幫我，也幫成了。
轉機來了。1978年底，醫學院開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齡沒有26歲的限製。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兒報名去啊？沒單位、沒戶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醫學院的副院長李光弼。
他當年帶專家到我們村考察我時，在我的窯洞一個炕上住了不短的時間。李光弼愛下棋，我是圍棋業餘高手，一下棋，關係就不一樣了。這次他帶了一盒蝦來看我，要跟我“手談”，在龐沄家裏，他和龐沄的母親是北醫的老同學。
我試著問想考考你們的研究生，可是沒戶口沒法報名。他說，我給你證明。說辦就辦，第二天就親自帶我到科研處，說這個人我認識不用介紹信，給他報名，讓他考。這都是救命之恩。
還有一個多月考試，考5門功課。外語、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這可和以前看病動手術不一樣。尤其是病理，從來沒學過。組織學沒看過顯微鏡，病理解剖都沒學過。
背水一戰的時候到了。
我找了個小黑屋，往架子床裏一窩，啃幹糧喝開水，硬是沒出門。病理解剖是死學問，硬看、生背，厚厚一本書整個背下來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點基礎。外語沒有問題。政治沒有時間，我自認為比較強。
可我從來沒上過大學考過試，我的臨床學科對手都是“文革”前大學畢業有行醫資格的醫生，心裏沒底。考回家我媽問：可回來了，考得怎麽樣？我說考得大概不行，想寫的內容太多寫不完。
我報的導師是北京第二醫學院院長兼同仁醫院院長戴士銘，還有外科主任龔家鎮。過了三個禮拜，戴士銘院長的兒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說你考得好呀！過幾天李光弼院長也打來電話，說我考試名列前茅。
後來才知道，我的總分和三門主課都是全國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幾乎滿分，政治最差，剛剛及格。命運終於轉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顏色，我和北玲在熱烈的戀愛中又共同憧憬未來。
這期間，兼任清華領導的胡啟立曾約見我，轉達了胡耀邦的關心。同樣是在工字廳，這命運呀，真是難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個突然的轉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從赤腳醫生開始接觸政治，表現出對政治的無知，到忘乎所以極度膨脹，到最後被打倒。後來就為此遠離政治。學醫給你一個很鮮明的價值感，一直延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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