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柏楊的“中國人史綱”，還寫了讀後感。記得網上曆史達人袁騰飛說過，錢穆的“國史大綱”是學習中國曆史的必修書，在網上找到一本，去讀了一下。
錢穆的書和柏楊不一樣，是曆史學專著，自然不能通俗易懂，裏麵全羅列了一些資料，文獻引用等。這無可厚非，在專業方麵我無法評論，想來錢穆是大師，他的代表作水平必然是非常高的，但他的出發點，我卻不能同意。
柏楊的出發點是批判中國傳統文化，而錢穆的出發點是為中國傳統文化辯護。他寫此書的時間是30年代，中國正麵臨日本的侵略，國內政治黑暗，內亂不已，有亡國在即的感覺。怎麽拯救中國？主流的思潮，就是要大力闡揚來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具體的道路，有美國式的民主道路，日本式的革新道路和蘇聯的共產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也推崇民主的），但所有這些，都是要立足於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錢穆在前言中就提出三點：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 曆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 與敬意。(否則隻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曆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 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曆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就是個搗糨糊的說法。看到魏晉南北朝那一幕幕血腥的曆史畫麵，一夥人搶劫了幾萬婦女，另一夥人不讓他們走，前一夥人就將這些婦女驅入河中悉數淹死；一輪輪的政變，一輪輪的滅族，殺父奸母，食妻戮子.....對這些曆史，如何產生溫情與敬意。
錢穆說，“凡對於已往曆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他又為中國的專製製度辯護，“談者又疑中國政製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 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 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製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 然誠使國家能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 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
他認為，秦帝國並不是起於秦國的征服，而是各國自起而秦國順應曆史予以統一。而西方的羅馬帝國，則是依靠羅馬的征服。這是為什麽羅馬滅亡後歐洲再也沒有統一，而漢朝滅亡後經過四百年，中國依然統一了，因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是自生融合的，而歐洲民族則是武力強湊的。這個觀點非常牽強附會，我更認同柏楊的中國文字的特性是中國重新統一的原因的論證。
錢穆否認沒有建立憲政是中國政治的缺點，反而認為“科舉”和“銓選”是中國政權普適性的基礎。”國家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複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 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製，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 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就全國民眾察，遂妄疑中國曆來政製，惟有專製黑暗，不悟政製後麵， 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此中謬論在於，中國曆代並沒有推廣普通教育，其次所謂的教育也是為了科舉，多是些四書五經沒什麽價值的詭辯，而科舉的弊端很多，官員考核和曆練也是些官場瞎混，不根本解決人民和政府之間矛盾。有了“科舉”和“銓選”，怎麽就認為這樣的政府就是好政府了？
不過，我還是同意錢穆認為的不必以宗教為立國之本的思想。但他認為推崇科學的基礎是社會統一，安定，卻有點邏輯混亂了。
錢穆的觀點和當朝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觀也有衝突，如他就不認同周朝是奴隸製社會，而認為是封建製。也不認同把社會形態分為”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反而認為中國秦以後的“大一統”（通用名詞是封建專製社會）既非封建主義（“封建貴族”之社會），亦非資本主義（“工商資本”之社 會），而是獨成一格的。他也否認中國是專製社會，“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製”，僅可有君主，無 立憲，而非專製”。
既然近代以來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較諸以往的傳統社會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按照曆史的發展規律，社會文化形態的主體內容，也必然要有與之匹配。顯而易見，中國傳統的文化，不管是先秦的孔孟儒學，還是宋明時期朱熹、王陽明的理學和心學，都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非但不能成為救世、治世的良方，還早已成為社會前進的桎梏。而錢穆死抱著這些曆史遺跡，以“對其本國已往曆史之溫情與敬意”為由，強詞奪理。
錢穆先生這樣的曆史觀，當然有它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必須性，它會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很多珍貴內容，讓傳統文化在現實生活中發揮出積極的作用，包括矯正西方文明的很多弊病。
但是錢穆先生的基本觀點和態度，在現代社會中不能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隻能是眾多文化構成要素中的很小一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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