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妹劉元（身份證名劉源）插隊八年。幾年前寫了插隊回憶，故事曲折，文筆精彩，可惜在國內沒有門路發表，經過她的同意，我將分若幹期發表她的文章以饗網友。今天是一月一日，劉元的生日，特選今天開始上傳。
老妹劉元
先看劉元的一小段花絮“熱身”——
兒時花絮
我是元旦生人，所以叫劉元，這是暫時起的名，說上小學再重新起，但不知為何“重新起名”被擱置。大姐海燕不滿，說爸媽那麽有學問把劉元的名字起得那麽俗氣！上中學後二姐海鷗做主把“元”改成“源”。海燕知道了，繼續牢騷不滿，說好不容易改名了，改個好聽的有學問的名字多好，換湯不換藥，還是沒離開那個俗！我倒無所謂，大人怎麽起怎麽是。隻是到現在我為著我的名字“劉源”跟劉少奇的兒子同名同姓感到厭煩！
小時候聽匣子整天“共產黨、毛主席；毛主席、共產黨”的，就以為共產黨是一個人，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身邊的那個人。
翠花胡同裏有個瘋人院，大紅漆門，還有一個護著紅漆門的鐵柵欄門。都這麽森嚴壁壘了，小時候每次路過那裏我還是要緊貼著它對麵的牆根走，兩眼緊盯大紅門，生怕門開了，竄出一個大瘋子。幾年後整個國家都成了瘋人院反倒不害怕了。
二年級教自然課的老師說“人的食管跟頭發一樣細……”。我就納悶了很久——這麽細怎麽吞咽大塊大塊的食物，還不把食管撐破了，所以我從小吃飯就細嚼慢咽。長大後同事在旁邊偷偷地數我咀嚼次數說我嚼了七十下。
1963年肯尼迪遇刺。放學回家媽媽問我，大意好像是肯尼迪死了有什麽好處？好家夥，這麽大的話題，嚇得我不知如何回答。肯尼迪是好人還是壞人我都鬧不清，怎麽下結論。想啊想，最後憋出一句比較中庸的回答——“死一個少一個”。媽媽笑說“就是啊”。我萬沒想到這個讓我思維混亂的問題的回答居然得到媽媽的認可，我長舒一口氣——議論大人物竟然可以如此小輕鬆。
內蒙莫旗插隊的回憶 作者劉元
熱血沸騰激情萬丈
1968年8月天底下又發生大事了，有如1966年夏天那場革命的開始那麽瘋狂。
幾千萬知識青年將進行精神與肉體 ，血與火的洗禮——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苦難的祖國啊，您就像家裏有個瘋癲人，整完一個鬧心事兒又一個鬧心事兒。而那時我們一點也不覺得鬧心，激動得不行，覺得老同誌金口玉言的，讓我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還能有錯？知識青年到工廠農村去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個革命行為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就被廣播報紙宣傳得盡人皆知了。邢燕子、董家耕、侯雋……這些被媒體狂轟濫炸過的優秀知識青年激勵了一大批中學畢業生以他們為榜樣響應黨的號召去了新疆、山西、寧夏、內蒙……那時候許多高級幹部的兒女都下鄉了，現在老百姓家的孩子哪有不去的理由。
打小就被共產黨教育了十幾年，可能“黨他老”覺得信心不足，還得讓中堅力量把我們再教育一遍。在城裏沒學上，沒工作，老同誌告訴說農村大有作為，學生們激動壞了，人人血管裏的熱血都在沸騰，都想去“作為”一下（實際上文革搞得國家經濟癱瘓，無工可做，無學可上。學生下鄉是解決失業問題的舉措）。
我也熱血拱血管非要上廣闊天地去。爸爸一直筆耕不輟，知道不學習就不會造就人才，慘淒淒地對我說：“最好不要去，多讀一點書再說吧。”可憐的老爹啊，你咋不識現在是啥社會背景，你咋不知老同誌每發出一個“最高指示”都有他的意圖呢？這年頭哪兒有學可上，別看口號漫天價喊“複課鬧革命”，可是正規意義的學文化複課卻一點跡象也沒有，學校裏已經鬧了兩年多的“文化革命”還在繼續鬧。當時的“革命口號”是“知識越多越反動”，誰學誰是反革命，這不是找死嗎。上麵明明白白告訴你，必須得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那才是正事兒，才是革命，才有作為。把個書讀得太多了，篡了皇位還了得。爸爸一看這是大勢所趨，鼻子長瘡——強不得，隻好由我去了。一年以後，爸爸以大出我三輪的歲數遭遇到了和我們插隊同樣的厄運——下幹校。
當時我是報名去內蒙牧區，我正在為能騎著高頭大馬馳騁在遼闊的大草原上而自豪高興呢，有人把我從馬上拽下來——政審不合格，去牧區沒獲批準。原來是因為我那從未謀麵的已變白骨的國民黨爺爺礙事了。我傷心得不行，哭了一場——為什麽這麽照顧死人的麵子，不讓我去艱苦的地方鍛煉？難道當局怕我騎著馬兒叛逃外蒙？哎喲喲，我親愛的“黨他老”啊，您怕啥呢，我手無情報，身無本領，一個傻學生，跑到國外幹啥去呀，真讓您老費心遐想了。
後來小學的好朋友告訴我內蒙招插隊知青，有個莫力達瓦達斡爾自治旗（簡稱莫旗），是個山美水美土肥糧豐的好地方。莫旗在嫩江地區，離國境線還有老遠一疙瘩距離呢，而且我是心甘情願自找苦吃，地富反壞右不是都在農村改造嗎？估計這回我這個“國黨後裔”讓“共黨”您沒啥想象空間了。
於是我找到莫旗設在北京的“招青辦”。好家夥，熱血沸騰的學生把個屋子擠得水泄不通，把在當地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現在搖身變成“招青辦”主任的花明春快捧上天花板了。一大堆想去莫旗但學校又沒有去莫旗計劃的孩子們吵吵嚷嚷圍著花明春搶表格。
花明春——一個多麽富有詩意的名字啊，它被學生們牢牢記住，一時間在學生心目中他就是“領袖”，覺得他掌握著學生的生殺大權，隻要找到他要到表格就有革命生路，前程就光輝燦爛。許多六九、七〇屆甚至年齡更小的根本輪不著他們下鄉，他們就寫血書，在學校發表幼稚的演講，不聽高年級同學的勸說並和他們辯論，跑到天安門舉拳頭宣誓，在地上打滾跟父母鬧，偷戶口本上派出所銷戶口……後來落戶博榮公社大莫丁大隊的天真活潑可愛才十三歲的鮑薇薇和與她同齡的好幾個小女孩就是這麽奮力抗爭哭天搶地的來到莫旗。
那時學生下農村就像撮大糞往田地裏扔一樣——簡單又痛快。果不其然，我沒有一點障礙被批準了。
1968年8月21日，我到了內蒙莫旗。那年我十七歲。
1968年劉元（中）插隊前照相留念（姐姐海燕已在新疆）
狼狽生活
插隊時，我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在城裏，肚裏存的那點老湯脂肪啥的到農村沒幾天就耗光了。來到這兒“幹撈碗”的苞米碴子貼餅子小米飯，菜是土豆。今天土豆塊，明天土豆片，後天土豆絲，然後再折回來，土豆絲土豆片土豆塊，光在土豆上改刀。冬天偶爾分點蘿卜白菜，經常保管不善，凍成一個個大冰疙瘩 ，煮也煮不爛還有一股子爛菜味兒，那也得捏著鼻子吞。
東北老鄉祖祖輩輩吃著單調食物，沒見過天外的美味佳肴。他們從來不炒菜，都是熬，把菜熬成爛泥，所有的維生素全部扼殺。老鄉不會炒菜還糾正我們，你們別說炒菜說熬菜。他們把熬字念成“孬”（平音）。他們做菜從不放醬油，更沒聽說過豬肉能紅燒，他們都是白熬，熬的土豆豆角茄子白菜酸菜粉條……全部是白生生的。過年時煮大塊白豬肉，不放花椒大料蔥段薑塊，隻放鹽，除了豬肉的原始味道，什麽附帶香味都沒有。我們買來醬油膏把豬肉紅燒的油黑油亮的讓他們嚐，他們吃得嗞兒咂的，驚歎人世間居然還有用這麽簡單的方法就能做出這麽美味的東西，而他們最先進的不過是白肉沾醬吃，醬是那種自己發酵的黃醬。一打開醬缸蓋，黃醬上麵蠕動著白色的蛆，一股刺鼻的臭味衝進鼻腔。講究點的人家還知道用油、蔥花、辣椒炒炒，不講究的?出來直接吃。他們還把蘿卜切成塊扔進醬缸，醬發酵出臭味的時候，蘿卜也醃鹹了，能當飯桌上的一道菜了。
我們就不行，連吃臭醬爛鹹菜的福氣都沒有。好歹學會漬酸菜了，又因為技術不過關，酸菜長白毛腐爛了。酸菜鹹菜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質，長期食用最容易得胃癌和食道癌。那時一點健康常識都沒有，不知吃進去多少“殺人凶手”。老鄉更悲慘，祖祖輩輩與致癌物共舞，很多人身上不得勁兒，又沒錢看病，到死也不知自己得了什麽病。屯子西頭範木匠他媳婦肚子疼，坐在炕上嚎哭了好幾天，後來死了，誰也說不上她得的是什麽病。
我們這裏有兩大營養作物——黃豆和土豆。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知道土豆含的營養甚至比黃豆還優秀。土豆含有豐富的澱粉，碳水化合物，八種人體必備的氨基酸，多種維生素和動物植物蛋白。專家說土豆既能當糧食又能當蔬菜還能當肉食類，每天吃土豆就等於吃進糧肉菜。它還是美容延緩衰老能減肥的上等食品。
東北的土豆別提多好吃了。在家時我最不愛吃土豆，加之北京也沒有那麽好吃的土豆。到這兒後，土豆成了“上好佳”食品。東北的土豆首先大（我見過有三四斤重的），其次沙和麵。煮熟了的土豆，皮綻裂開來，露出雪白的沙瓤又香又麵，口感極好。在那個清腸寡肚的年月裏吃上一個烀土豆比現在吃任何零食都來的痛快。
可惜，因為我們剛到農村沒有挖菜窖，隊裏分給我們的土豆蘿卜白菜放在外屋地上全凍成一個個鐵疙瘩。凍土豆化了肉質勁道，煮起來比老母豬肉還難爛，而且難吃，必須在它還沒化透就剁成塊扔進鍋裏煮才能煮熟。
老鄉家豬的食譜之一就是烀土豆。烀土豆就是把一大鍋囫圇個的土豆煮熟，然後搗碎放進泔水裏喂豬。老鄉家家都有菜窖，土豆保管得好，不凍，所以我們經常跑到老鄉家，掀開豬食鍋，吃給豬烀的土豆，因為豬吃的都是不凍的好土豆，我們沒有吃好土豆的福份，隻好跟豬弟妹們共享美食，既填了肚子又解了饞。老鄉覺得我們不易，看我們吃豬食也心酸。
第二年的春天，新的災難來了。
我們的菜經過一凍再一化，全部爛掉，變成一大堆爛菜泥攤在外屋地上。東北是高寒地區，莊稼一年一收，蔬菜也一樣，春天種的菜七、八月才能吃上。老鄉春天吃的是菜窖裏保存完好的菜，能應付青黃不接的尷尬；而我們，菜一爛等於什麽也沒有了。
開始，把鹽拌進苞米碴子小米飯裏湊合吃，但是要幹重活，身體又不是“維持會”，年紀輕輕怎麽扛，隻好想了個萬不得已的辦法——大家輪流到老鄉家要鹹菜或黃醬。於是，每人一天，硬著頭皮端著碗從屯東頭要到屯西頭，然後用油炒炒發臭的黃醬，死鹹的鹹菜下飯。
輪了一遍後，再也不好意思要就又斷頓了。知青頭領找到隊長讓他解決我們沒菜吃的問題。隊長明知我們的困境卻從來不過問，這回問到臉上了，隻好給我們送來了一堆土豆算是續上菜頓了。
社員給知青蓋房子時偷工減料，克扣材料錢，所以我們的房子牆壁薄，炕坯薄，煙筒低於房子的高度，燒炕的熱量被凜冽的北風一吹全抽走了，任你玩命燒，炕也不熱。炕不熱房子就冷，加上因為是新房沒幹透我們就住進來了。一般新房第一年都冷。“一年冷，二年溫，三年才能暖和身”。所以每天早上醒來四周牆壁掛滿了白霜，大家開玩笑：福氣好大，住進了水晶宮。我們睡覺都得帶著狗皮帽子，害怕把腦袋凍成大冰塊，還有人帶著口罩睡，第二天醒來哈氣把口罩凍成薄鐵皮，把被子頭凍成厚鐵皮，所有人都變成白眉毛的“聖誕女”。臉盆裏的水成了冰坨子；那時沒有圓珠筆，墨水瓶凍了；鋼筆囊裏的墨水凍了；吃著半截的苞米碴子也凍成冰碴子；外屋水缸居然凍炸了。
我們宿舍門前有個小冰坡，冰坡的四周已經形成小冰場，那是我們犯懶就近潑髒水建築起來的。外人一看這標誌就知道是知青住的地方，路過時都格外小心，一寸一寸地挪步生怕玩兒個鑽冰窩。
還有打水的井台一到冬天也凍成一個又高又陡的冰坡，冬天打水就成了最頭疼最嚇人的活計了。我們每次打水都得有兩三個人保駕護航，一人遇險眾人相救。終於有一天，我打水時滑倒在井台上，從水筲裏灑出來的水馬上凍成冰把我結結實實粘在冰坡上起不來了。我份量大，好幾個人費了老大勁兒連拽帶推的才把我拉起來。
這就是插隊的第一年冬天。我們就像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苦役，生活極其困苦狼狽。我們經常唱的歌是《在貝加爾湖的草原》，“在貝加爾湖荒涼的草原，在群山裏埋藏著黃金，流浪漢背著糧袋慢慢走，他詛咒那命運不幸……”
冬天打水是個危險的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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