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因工出差，第一次到台灣，從此開始了我的台灣戀情。回來後寫了一篇很長的遊記，翻出來再看，和現在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作為曆史回憶，刪減分享如下。
（二）
台北的公交係統可以成為世界任何大城市的典範，四通八達，線路密如蛛網。要向外人說明如何使用這個係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在路邊的小攤買了一本台北交通手冊，有大拇指那麽厚。那本手冊大概是為智商比我高的人寫的，我坐在板凳上足足看了半個鍾頭才看出個頭緒。全市有一百八十多條公車線路，集美中兩國公交之優點。車多，每幾分鍾就來車，站牌上寫著各站站名，這一點象中國。站與站之間距離近，按鈴下車，沒有售票員，人不擁擠，這一點象美國。 每條線路分兩段，有時上車給錢，有時下車才給錢，有時上下車都要給錢。究竟是怎麽分的段，什麽時候給錢我始終沒搞清楚，常常在眾目睽睽之下讓司機數落一番。另外，有兩種不同的公車，一種叫普通公車，是政府營業的，車輛一般比較舊，乘車比較便宜。另一種車叫自強公車，帶有私人營業性質，車輛比較新，有冷氣，比普通公車略貴一點。往往同一條路線上跑著兩種不同的車，乘客自選。
那天我還是決定坐“11路”，沿著中山北路往南走，觀賞一下台北街景。中山北路/中山南路是貫穿台北市的主要幹道之一，北起圓山飯店，南至中正紀念堂。沿街的騎樓最有意思，突出來罩住人行道，下雨天也可逍遙自在地逛街。每每走過店鋪門口，自動門便打開，一股冷氣迎麵撲來。兩側小巷子裏密密麻麻懸掛著各種招牌。我順著一條不起眼的小巷子進去，看見幾個賣茶賣檳榔的小店，全掛著“清涼爽口”、“百年老店”、“冷氣茶座”之類的牌子。我就納悶，雖說去年台灣的人均收入為6000美元，經濟增長率為11.6%，可是這幾個湊到一起在僻靜巷子裏賣茶的老頭是怎麽跟著發的財，令人費解。
來台灣前聽說美國有什麽台灣就有什麽，美國沒有什麽台灣也有什麽。果不其然，商品食品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就是價錢似乎貴了點。服務有令人賓至如歸的感覺，走進商店都有小姐很客氣地跟你打招呼。一開始沒搞明白她們到底在說什麽，後來才聽出來是“歡迎光臨”。在一家激光唱片店，有一架激光唱機是專門為顧客使用的，顧客可以先聽後買，這種服務連美國也沒有。服務小姐很耐心地向我介紹各種光盤，我也借此機會足足聽了一個小時的各種台灣流行歌曲。當然最後也買了一張我最喜歡的、王芷蕾唱的“台北的天空”。
我一邊走一邊照相，不知不覺到了中山南路的盡頭。按照交通小冊子，中正紀念堂應該在這兒附近。路口有一位女警官，我走過去問路。
“請問，中正紀念堂在哪兒？”
“先森，你的國語講得好好聽哎！”女警官沒有回答我，瞪大了眼睛看我。
“哪裏，不客氣。中正紀念堂是不是在前邊兒？”我又問。
“先森似從哪裏來？”女警官還是沒回答。
“我是從美國來的。”
“從美國來也會講仄末好的國語呀？”
“我家裏是北京人，家裏都說普通話。”
“似仄樣子的哦！難怪講得漢我們不一樣哎！”
打聽個路也如此費勁，真是莫名其妙。女警官的好奇讓我想起早上在飯店吃早飯，當我操著京腔問“一共多兒錢？”的時候，女服務員匆忙作答，驚慌失色跑到一邊和另外幾個服務員唧唧咕咕，朝我指指劃劃，大概是把我當成是偷渡的“共匪”了。在台灣會說地道北京話的“京片子”隻有人數不多的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兵，我一張口一定是把那小姐嚇著了，不知那位女警官是不是還報了警。
中正紀念堂建築規模比老毛的大得多，對老蔣的吹捧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麵對老蔣坐過的凱迪拉克，穿過的軍大衣，標題為“收複延安”、“抗戰勝利”的大型油畫，日本投降書原本，以及與世間偉人銅像雷同的巨型蔣公銅像，我這個受過赤色宣傳洗腦的大陸客絲毫沒有產生對老蔣的敬意。平心而論，千秋功過，誰人評說，管我屁事。
參觀完中正紀念堂已經是下午三點了，著實有點累了，於是拿出了交通小冊子看了看，上了公車往回走。在台北美術館下車覺得餓了，正好看見街對麵一排門戶上的牌子，寫著“牛肉麵”、“海鮮麵”、“揚州炒飯”什麽的。台灣的牛肉麵就像美國的漢堡包，又便宜又好吃，不吃就算白來一趟台灣。過了街才發現，那一排門戶隻是進入地下廣場的入口，裏邊又暗又潮，每隔不遠靠近光亮處有些桌椅，便是一家生意人的領地。往裏是一片廚灶設備，洗碗切菜、鐵勺碰鐵鍋的聲音回響在低矮的地下廣場。再往裏便是幾家人共棲的天地，床鋪衣櫃、電視電風扇堆放在角落裏。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子在幫媽媽拿東西，往便當裏盛菜，用皮筋把便當捆好。這景象雖然沒有那麽慘，可還是讓我想起狄更斯描寫的十九世紀英國的手工作坊，汙水橫流，狗與耗子爭食，衣衫襤褸的童工手腳凍得通紅。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