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又能怎麽樣 作者劉克陽
從1965年到1969年短短的四年時間，我家一下出了三個半“知青”，海燕滿懷豪情去了新疆兵團，忍受屈辱八年；我帶病去了山西；還未成年的劉元去了內蒙插隊，一年有半年的嚴寒，苦熬了八年。隻有二姐海鷗當了老師，但也是在北京郊區的農村學校，以勞動為主，一呆就是十年，算是半個知青。
所謂“知青”是因為那瘋狂年代最高統帥關於“接受再教育”的號召而被流放到農村、農場、邊疆、山溝以及所有窮山惡水的一千六百多萬中學生。不到一年的時間，北起黑龍江南到海南島，“知青”遍布全中國（那些文革中手上沾著老師和同學的血跡、身上背負血案的“血統論”的既得父兄利益者搖身一變，有的穿上黃皮當上大兵，有的走後門進了工廠，有的在農村蜻蜓點水般露個麵就以此為資本扶搖直上。他們不在知青範圍）。
其實，所謂的“知識青年”就是個天大的諷刺和笑話，我這個“知青”深有體會——我們隻不過是被文革中斷學業的懵懵懂懂的學生。
所謂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更是無稽之談，其真實原因是處於癱瘓中的城市經濟無法解決這一千多萬人的就業問題，幹脆一股腦轟到鄉下。在農村這群無知無能的孩子被“貧下中農”嫌棄，沒有人關心，沒人過問，在荒山僻野自生自滅。
我所在的生產大隊（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後形成的大隊、生產隊製度）就有知青進村幾個月後銷聲匿跡，誰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更沒有人過問他們是生是死；有知青插隊幾個月後就嫁給社員而從此脫離了知青群體，沒有人關心她們或去修正她們的身份；知青們隨便出入村莊，想爹想媽了背起書包就奔火車站；得知附近村莊有老同學，大清早就跑去探望，一住就是兩三天……生產隊不聞不問，扣工分就是了。誰回來了，誰消失了與貧下中農沒有任何關係，自己的溫飽還是大問題呢，走了更好，還少了一個跟他們搶工分分口糧的人呢！我們村的社員同誌——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在我們進村沒幾天就充滿同情地對我說：“你們咋就到這兒來了，北京的豪華日子不過，來我們這窮地方受苦，愁煞呀……”
總有報紙收音機大喇叭告訴我們“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我插隊四年耕耘四年，非但沒有任何收獲，四年中花銷的全部是父母的工資。
多少年後，無數回憶知青生活的文章，開頭幾乎都是：“我在農村度過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幾億農民祖祖輩輩生息勞作的地方，知青們無論如何也呆不下去，想方設法逃出這個“圍城”。
“上山下鄉運動”本來就是一個病態環境中的畸形怪胎，難以為繼，從1972年開始就走向末路。分散在農村農場的知青成鳥獸散，各自尋找出路，病退、困退，各出其招，找工、上學各顯神通。但是大多數沒有門路的知青仍然滯留農村。
1979年全國範圍的撥亂反正已經進入尾聲，隻有“上山下鄉”之亂沒人去“反正”，遠離爹娘十多年之久的上千萬知青仍然留在農村。很多男女知青之間，或者與當地農民組成家庭，在村子裏安家落戶，生兒育女。
盡管那時許多知青已經“物盡其用”地變身為售貨員、工人、教師、幹部……他們仍是念念不忘回到故鄉北京，回到年邁的父母身邊，但是他們頭上有一頂帽子始終沒有摘——“知青”。隻要有這頂“帽子”，他們就受到為知青所設置的苛刻的限製，簡而言之，回京難，難於上青天。雖然中央乃至各省市煞費苦心製定了種種“回城政策”，這群人仍然被關在了北京“城門”外，他們在思念（北京）家鄉親人的情緒中又度過十年甚至更長年頭。
從1955年的胡風集團冤案到1957年的“右派份子”大案，從震驚中國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到文革遭受各種莫須有罪名的群體，1976年以後都陸續平反昭雪，翻案複職，唯有知青這個最龐大的人群沒有人理會。他們不是“右派”更不是“反黨反革命分子”，他們是響應最高指示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青年。中央組織部似乎早已遺忘了全國各地的農村還存在著這個文革的產物，各地知青辦早已撤銷，留下了一群“舅舅不疼姥姥不愛”的棄兒……
文革後的覺醒、上山下鄉後的感悟、改革開放的推波助瀾、難以割舍的鄉情、“不允許回北京”的強烈不滿，終於引發了1986年北京知青要求無條件地全體回城的浪潮，投訴無門的知青拉起千百人隊伍，示威請願，談判抗爭……人心所向，知青勝利了——除了自願或不得不留下來的，全體大返城。
但是“勝利”了又能怎樣？返城了又能怎麽樣？
我插隊四年就病退回京，分到了中學當老師，我隻是一個幸運的特例。1977年大學恢複招生，一部分知青考上了大學，有了閃亮的前途，他們畢竟是少數。多數人回城後的生活遭受了失去家庭、住房、工作、健康一係列的衝擊。
一些人陷入家庭的“二律背反”。我們村的某同學出身高知，嫁給了農民，生了一兒一女，按政策全家人都可以在北京落戶，但是丈夫一來故土難離，二來覺得在妻子的家庭沒有自信，堅決不去北京，倆人隻好離婚。兒子跟了爸爸，女兒跟媽媽，一家人一拍兩散。如今女兒已是美國公民，兒子仍然是個農民。因為返城，離婚的知青農民夫妻不在少數，其中的痛苦，隻有他們自己知道。
而那些跟著知青妻子來到北京的農民丈夫也因為不適應城市生活，找不到工作，而產生諸多家庭和心理問題。海鷗的同學小韓極其聰明，漂亮出眾，在內蒙插隊。文革中母親被遣離北京，投奔小韓，為了安頓媽媽，不得不嫁給了農民，生了三個孩子，知青回城時，她把丈夫也辦到了北京。丈夫除了會種地，沒有更多的生存本領，隻好在立交橋下給人修自行車。小韓已經是個特級教師，她說：“每天上班，見丈夫無論風裏雨裏都蹲在立交橋下的身影，心裏特別無奈，又可憐他。”小韓退休後，一年有大半時間都獨自在全國各地旅遊。問她怎麽有這麽大精神到處跑，她說：“海鷗，你不知道，我不是喜歡旅遊，就是不想在家麵對著他，一點共同語言也沒有。但是就衝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收留了我和母親，我絕不會和他離婚。”
文革中搬到我們院東屋的鄰居五妹也在山西插隊，後來分配在我們縣城的糧庫工作。五妹家原是胡同裏最窮的人家之一，能在縣裏找到一份工作，她已經十分滿意。她與當地人結婚生了一兒一女，生活安逸，最後還是經不住返城大潮的裹挾回到了北京。住回文革中強占的我家的房子，東屋本有兩間，又隔成兩個單間。五妹自己一家四口擠在十平米的小屋裏，裏麵還隔出了廚房、水池，屋子裏幾乎一點空隙都沒有。另一間小屋是她母親和兩個成人的弟弟住。五妹回來後跟所有知青一樣為房子，工作，孩子上學……奔波操勞，沒有一天舒展的日子。
五妹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放棄了收回四合院的權利，所以她還有一席之地，而不知多少知青回到北京後房子早已被人強占。我的一個學生家長是知青，返城後沒有房子住，我去她家家訪，是站在院子裏說話，因為她的所謂住房是在院子裏兩間房子之間的不到兩米寬的空間上麵苫了一個屋頂，安了扇門，裏麵放了張鋪板，一家四口蝸居其中。我看了真心酸，沒回北京想回北京，回北京落得如此不堪的境遇。
失去了家庭、房屋和工作，也許還可以忍受，更糟糕的是他們失去了身體的本錢——健康。
海鷗的同學小薑在內蒙插隊，嫁給了當地農民，生有一女，因為與夫家難以相處，離婚了，知青返城潮，她經過上下奔波千辛萬苦，終於拿到了準遷北京的證明，在回北京的火車上，一路沒有人見她吃飯，沒有人聽見她說話，直到下鋪的人看見她的腿耷拉下來，才發現她的肢體已經僵硬。死時她懷裏還緊緊抱著裝著準遷證的小包。怎麽死的，沒人追究。她的遺體在包頭站被抬下火車，就地火葬。她始終也沒能回到北京的家。
我幹舅的女兒小蓉是個溫順漂亮的女孩子，在學校是三好學生，團支部書記。到了農場後勞動任勞任怨，受到農場領導“重用”，讓她看管一個“地主婆”。所謂看地主婆也就是在一個宿舍同吃住，基本上相安無事。一天她去食堂打飯，回到宿舍，推開門眼前驚魂的一幕把她嚇癱在地——日夜相處的地主婆吊死的房梁上，小蓉當場精神失常。雖然回到了城市，但是這個可憐女孩的精神分裂再也無法治愈，不能正常生活，不能結婚生子，隻有年老力衰的父親照顧她，父親死後她被送到養老院聊度殘年，前幾年我去探望她，隻見她胖腫難分，直眉瞪眼，口齒不清，一輩子就這樣過完了。我腦子裏總是她年輕時候開朗活潑，老師信任同學擁戴的優等生的樣子。
陳同學，知青中的精英分子，上世紀八十年代帶領留在山西的知青與所在地區的縣委和北京市委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抗爭，冒著生命危險靜坐示威，訴求隻有一個——回北京。最後陳同學和其他知青首領被押送回山西，北京市政府下令這幾個人永遠不能回北京。但是此禁令沒兩年不攻自破，陳同學等人如數回到故鄉北京，同樣麵臨著找工作找房子等一係列煩心事，陳同學落下一身病，英年早逝。
劉元的“插友”崔同學，沈同學，劉同學等等未成年就到天寒地凍的內蒙插隊，睡冷炕，吃涼飯，幹重活兒，各個落下一身病，晚年的時光失去色彩，與醫院，藥片打交道。
我們姐妹的朋友和同學中已經有不少離開了人世，細數起來，早逝者的比例在這批上山下鄉的知青一代中是最高的。
而那些永遠“紮根”農村的知青，他們心裏的痛楚又有誰知道呢？
我們公社的鄭同學，文革初父母被轟回南方老家，北京的家沒有了。每當知青們回北京探親或過春節，她都是一個人留在村裏。北京回不去，又不能和千裏迢迢以外的父母團聚，因為沒錢買火車票。孤寞難耐，插隊三個月就匆匆嫁給社員了。婚後與夫家不合，矛盾不斷。她又衝破重重阻力離婚單過，唯一的兒子被婆婆奪走。知青政策有所鬆動後，她憑著有文化分配到公社供銷社當售貨員，直到退休，至今還住在村子裏。
知青返城時，我村的李同學不聽勸阻放棄回北京的機會，嫁給了一個社員，過了幾十年村婦的日子，直到丈夫病逝，她才跟隨兒女到縣城開了小賣部，日子艱辛。每見到回村探望老鄉的北京老知青，兩眼淚汪汪，一句話都說不上來。
不知有多少知青因為種種情況回不了北京，輾轉流落到全國各地，一輩子落戶在那並不是家鄉的地方。我認識的北京知青中有很多分布在內蒙呼和浩特、黑龍江哈爾濱、山西陽泉、雲南玉溪、河北廊坊……北京隻能是他們夢中向往的地方了。更有一些人不幸早逝，屍骨永遠埋葬在那陌生的土地上。
多少年後當年的知青已經垂垂老矣的時候，突然間冒出了一批電影電視劇歌劇歌頌上山下鄉運動。奇怪的是與此同時對文革發生的其它一切黑不提白不提，仿佛那十年就剩了一個光輝燦爛的上山下鄉，更無恥的是這些宣傳工具張口閉口把“青春無怨”“青春無悔”強加在知青身上，為那個年代塗脂抹粉，以欺騙當今無知青年。有插友憤憤對我說：“寫知青演知青，有什麽可說的？上山下鄉是強迫我去的，我根本就不願意去，什麽懷念！什麽無悔！什麽第二故鄉！都是瞎扯淡！”是的，說老知青們怨得牙都咬碎了，悔得腸子都青了，一點不為過，隻是他們無奈和能忍，接受了社會強加給他們的一切，就這樣過了一輩子。
說起文革總是空洞洞地用一個詞概括——“十年浩劫”（現在連這個也不提了）。所謂“十年浩劫”是指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6年十月“四人幫”被抓。而1976年之後“知青”這個龐大群體的“浩劫”並沒有結束，從1976年到1986年知青大返城，又是一個十年，束手無策的知青繼續承受著心靈和肉體上的熬煎。
毋容置疑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上山下鄉運動”是對上千萬年輕人青春以至人生的殘酷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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