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人們來探望 劉克陽
（劉海鷗說：克陽讓我感謝大家的鼓勵和讚許，本來隻打算發四期，看到大家喜歡看，就再多發幾期，謝謝大家）
爸爸去幹校前來看望我。
我站在原平火車站的站台上向南翹望，看見了，綠皮火車冒著濃煙拉著長笛徐徐進站，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車廂門口，他滿頭白發，體態矍鑠，我快步相迎上去，“爸爸！”我興奮地喊出近一年沒有叫過的字眼。爸爸來山西原平探望我——插隊的女兒，這可不是每個知青都能享受到的快樂。
“走，吃早點去!”爸爸也是興奮地說，我剛熱乎的心裏馬上冷了一半，這個小縣城哪來的什麽早點呀？我還是把旅途勞頓了十幾個鍾頭的爸爸帶到一個賣所謂早點的鋪子，一邊指著笸籮裏的東西，一邊告訴他說“這裏隻有鍋魁(原平燒餅)。”爸爸連忙說：“好，好，嚐嚐!”他和氣地問鋪子的夥計“有沒有豆漿？”話音剛落，所有的人把目光投向他—這個說著普通話的外來人，“哼!還豆漿呢……”夥計鄙夷不屑地拋來五個字，爸爸一愣，我馬上衝鋪子裏喊:“怎麽了，問錯了嗎？”鋪子裏夥計領會過北京知青的伶牙俐齒，不想多說但又極力想分辯什麽，學生時代就參加北平地下黨的爸爸早就練就處變不驚的心態，立刻說:“算了，算了。”周圍的人低聲說“哪來的豆漿呀，見都沒見過……”我們買了個鍋魁悻悻地走了，我難受地說：“他們大概壓根就不知道豆漿是何物。”爸爸點點頭，半信半疑，來女兒的領地，上了第一課。
爸爸走南闖北但沒有到過黃土高原的山西，非常想來看看女兒要一輩子落戶的地方是什麽樣子。走進村子，老鄉們詫異地看著我身邊的男人，不禁問我:“他是誰？”我驕傲地說：“我爸爸從北京來看我。”他們上下打量爸爸，不敢相信知青的父親也能從北京到窮鄉僻壤來。我陪爸爸從村東走到村西，像首長檢閱一樣看了個仔細。最後我帶他到了村西頭知青的宿舍，讓他住在一個空房間裏。我把拆洗幹淨的棉被抱到他的床上，鋪上同樣潔淨的床單。我們從小生活都是依靠保姆，自己沒有動手幹過家務，這次我這個曾經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女兒要親自為爸爸鋪床疊被。安頓好爸爸，我又一次愧疚地說：“我們這的飯就是小米飯、窩頭，沒有菜。”爸爸說：“沒關係，你們吃什麽我就吃什麽。”爸爸從小在農村長大，又曾在河南安陽農村四清一年，“脫胎換骨”的他毫不猶豫地咽下山西農村的第一頓飯。
晚飯後我和爸爸促膝聊天，這樣的情景在北京的家裏太難得，爸爸有他的書房，我很少進去。那時候爸爸總是說有時間給你們講俄國悠久的文學藝術；告訴你們斯大林是如何殘暴……但是文革的到來使一切成了泡影，如今在這一間遠離京城四合院的九平米的小屋裏終於能讓我們倆無拘無束地暢談。我拿出生產隊獎勵給我的“農業學大寨積極份子”的獎狀，告訴爸爸我幹得好，老鄉一致選了我，說“那女娃倩（好的意思）”。爸爸抽著煙靜靜地聽著，沒褒獎也沒表態，我知道他是為我的病而憂愁。
第二天我帶爸爸在村裏轉，爸爸坐在十字街口的路邊，老鄉們跟他熱情地打招呼，爸爸雖然聽不懂他們說什麽，但是都以微笑點頭作為回答。他把口袋裏的“大前門”香煙掏出來，分給身邊的老鄉，瞬時煙就分完了，爸爸立刻拿出錢給我“趕快去買煙。”還沒等我說什麽，老鄉們就七嘴八舌地說：“我們這兒沒有香煙賣。”爸爸沮喪地說：“糟糕！忘記從北京多帶煙了。”老鄉們遞給爸爸“小蘭花”（原平產的一種煙葉），爸爸雙手笨拙地卷了一支，吸了一口，皺眉說:“不行，太嗆！”沒有煙抽了，爸爸幾十年的煙癮終於在永興村戒了幾天。老鄉問爸爸“你在北京做什麽工作？”爸爸說:“翻譯。”老鄉沒有聽懂這個詞，爸爸沒有多解釋，笑眯眯地說:“現在沒有工作，和你們一樣就是勞動。”他們更是不明白了。爸爸說的是真話，文革以來三年多的時間裏他除了勞動開會就是寫那沒完沒了的外調材料。爸爸所在的出版社裏數爸爸和馮雪峰伯伯接待的外調來人和寫的外調材料最多，馮伯伯調侃說自己三年來寫的外調材料比自己三十多年的著作還要多。
老鄉們用永興話跟我說：“你爸爸是‘的’(大)幹部！”我翻譯給爸爸聽，爸爸微笑地說：“我不是幹部，更不是大幹部。”老鄉說：“我們看得出來，你是‘的’幹部。”爸爸身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製服，戴了一塊瑞士手表，還有一副眼鏡，抽著大前門煙，說話斯文有條理，加在一起，儼然一個他們想象中的北京大幹部的形象，我最清楚這不過是他一貫的裝束。爸爸對老鄉們的猜測一笑了之，爸爸無論是在他的父母弟妹都到了台灣而被千夫所指還是文革中因為抗日時期領導學運被國民黨抓捕關到牢房而遭受審查；無論是他用翻譯的五千元稿費買了一個四合院而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分子還是因高工資、高稿酬、高待遇被定為“三高分子”，他都是淡然地一笑而過，這就是最真實的爸爸。那一天，我和爸爸跟老鄉愉快地聊了半天。
三天飛快過去了，爸爸要走了，臨走前他告訴我，回北京就準備行李，到湖北鹹寧文化部五七幹校。我舍不得離開爸爸，心情愈加沉重，原本幸福的笑臉一掃而光，湖北那麽遙遠的地方，今後北京沒有家了。我把爸爸送到簡陋的火車站，不想再多說什麽了。
回到村裏，老鄉看見我：“克鹽（陽），你大是個好老漢！”爸爸的平易近人給老鄉留下不錯的印象，我知足了。
第二年的夏天，當老師的海鷗趁放暑假的機會也來到永興村。海鷗帶給我五塊錢一斤的高級牛奶糖，帶了肉鬆、麥乳精、餅幹、腐乳，還有她跟阿姨學做的燒鴨……因為我二十二歲的生日就要到了，我饞，海鷗最了解我。她酷愛了解社會民情，西去新疆，南下西雙版納，都是一個人獨行，黃土高原的山西她隻去過虛假樣板的大寨，她絕不可能錯過這次到看望我的機會。
帶來的大多數食品被知青朋友一掃而光，我把寶貝牛奶糖放在枕頭邊，準備慢慢品嚐。一天，海鷗和我招呼女知青到田邊照相，她特意把家裏的德國相機帶來，還買了進口的膠卷，就是想在永興村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年輕身影。照完相，我們邊說邊笑地回到宿舍，我一眼就發現床上一片狼藉，馬上意識到我的糖沒有了，一塊都沒有了，是狗！可惡的狗把我的糖都偷吃了，我含著眼淚衝出屋子，看見那狗在陰涼的牆根舔著舌頭，我抄起起一塊石頭向它砍去，它飛快地跑了，我忍不住哭出來。我之前是數了數的，計算著如果一天一塊糖大約可以吃半個月。海鷗一個勁兒安慰我，卻無法排解我心頭的委屈。
沒有菜的日子讓海鷗無法忍受，雖然她是在農村當老師,畢竟是在北京郊區，星期天還可以回家改善夥食。這種困頓的生活讓她詫異，她在村裏的幾天跟著我們知青每天吃白水煮韭菜，把給我帶來的醬豆腐全吃光了。我有著極嚴重的胃病，這種飯菜讓海鷗很揪心,她想去村裏的小賣部看看，我告訴她那裏“進口”的東西一樣也沒有。
海鷗臨走前的晚上知青們邀請我們一起唱歌，我們圍坐在院子裏，周圍點起幹艾蒿繩子驅蚊，徐同學拿出外國名歌二百首和續集，玉同學拉起手風琴，我們拉開嗓子一首接一首地高歌。
海鷗呆了幾天就要走了，我也打算去湖北探望一年多沒有見麵的爸爸媽媽，我們倆一起到了太原，參觀了有名的晉祠，晚上在火車站分手，各自南下北上。海鷗後來說，她上了火車看見我在黑暗中獨自走向另一輛列車，心中無限難受。
海鷗探望我時照
轉過年的秋天，妹妹劉元來到永興村，她比我早幾個月到了天寒地凍的內蒙插隊。插隊時尚未成年的劉元此時此刻不修邊幅地穿著在內蒙勞動時的補滿補丁的衣褲，齊耳的短發，滿臉笑容地站在我麵前。
劉元來的時間正是青黃不接的日子，除了小米棒子麵什麽也沒有，好在她已經在內蒙“身經百煉”了三年了，根本不在乎，我們倆隻有用說不完的話“充饑”。夜晚，沒有地方可去，我倆坐在床上，她在昏暗的燈光下聊起在內蒙農村的生活。
她說：“我們跟老鄉說炒菜，他們就糾正我們說別說炒菜應該是熬菜。他們把‘熬’字念成撓（陰平聲）。他們做菜從不放醬油，更沒聽說過豬肉能紅燒，都是白水熬菜，熬土豆、豆角、茄子、白菜、酸菜、粉條……全部是白生生的。過年時煮大塊白豬肉，不放花椒大料蔥段薑塊，隻放鹽，除了豬肉的原始味道，什麽其他香味都沒有。我們買來醬油膏把豬肉紅燒得黑油光亮讓他們嚐，他們吃得茲兒咂的，驚歎人世間居然還有用這麽簡單的方法就能做出這麽美味的東西，而他們最講究的不過就是白肉沾醬吃。醬是那種用黃豆發酵的黃醬。一打開醬缸蓋子，一股刺鼻的臭味衝進鼻腔。有點見識的人家還知道用油、蔥花、辣椒炒炒，不講究的?出來直接吃。他們還把蘿卜切成塊扔進醬缸，醬發酵出臭味的時候，蘿卜也醃鹹了，能當飯桌上的一道菜了。”
聽完妹妹的講述，心裏直惡心。她接著說：“我們就不行了，什麽都不會做，連吃臭醬爛鹹菜的福氣都沒有。好歹學會漬酸菜了，又因為技術不過關，酸菜長白毛腐爛了,但是東北的土豆別提多好吃了。在家時我最不愛吃土豆，北京也沒有那麽好吃的土豆。到那兒後，土豆成了上好食品。東北的土豆首先大（我見過有三斤重的），其次又沙又麵。煮熟了的土豆，皮綻裂開來，露出雪白的沙瓤，吃在嘴裏又香又麵。可惜，因為我們剛到農村，不懂冬天土豆要入窖，土豆全都凍了，沒法吃。連老鄉家的豬都吃的比我們好——烀土豆，烀土豆就是把一大鍋整個的土豆煮熟，然後鑔碎摻上泔水喂豬。老鄉家裏都有菜窖，土豆保管得好，不凍，豬吃的都是不凍的好土豆。所以我們經常跑到老鄉家，掀開豬食鍋，跟豬弟妹們共享美食，既填了肚子又解了饞。”
我們苦笑著、唏噓著、又接著調侃著。
一天我跟她說：“走，去縣城逛逛，看看有什麽吃的。”費盡周折中午才到了原平縣城。我們倆用了十幾分鍾在縣城轉了一圈，走進一家食品店，我驚喜地發現櫃台裏居然有餅幹，在空空如也的店裏格外顯眼。店裏有三個站欄櫃的(售貨員)守著這十來斤餅幹，我對劉元說：“我進城五六次，這是第一次看見賣餅幹。”我讓售貨員稱一斤，售貨員拿一杆髒秤盛了一斤餅幹，稱完後，她把秤盤放在櫃台上，一聲不吭。我不解地說：“你幫我包一下。”那站欄櫃的女人眼皮都不抬地說：“沒有！”我急了，說：“連包裝紙都沒有？那我怎麽……”說時遲那時快，隻聽見“嘩啦”一聲，餅幹已經倒在落滿塵土、沾滿油漬的櫃台上了。我又氣又惱，想與她理論兩句，誰知人家早翹上二郎腿聊大天去了。劉元一看這種情況，趕快說：“走吧，走吧。”我隻好把餅幹胡嚕到書包裏。我走到門口，回頭不服氣地說：“怎麽這麽野蠻呀！”劉元無可奈何地苦笑說：“哪兒都一樣，我們那兒也一樣。”她初到高原小縣，就領略了這裏的“風情”。
劉元非常喜歡永興村的風格，古樸的建築、單純的民風、幹淨的院落、明淨的灶台，這些跟她所在的內蒙農村反差極大，她所在的屯子是由二十戶山東、遼寧、吉林的窮困人家多年前逃荒盲流組成的自然村落。家家戶戶都是土坯房，屋頂無一例外都是苫著靰鞡草，沒有磚瓦，更沒有院牆，破破爛爛，雜亂無章。永興村給她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讓她留下來。她還是執意要趁沒有結冰之前趕回內蒙，她們回村要過一條江，除非冰凍三尺才有馬車能過江，否則就要趕在冰凍封江之前坐船。我舍不得她走，央求她留在我們村，姐妹一起插隊有個照應，她沒有答應，因為我們倆都不懂當時的知青政策是否能夠讓我們從這個農村轉到那個農村，再說遙遠的邊疆那邊還有她朝夕相處多年，情誼深厚的知青姐妹呢。我對插隊時還未成年的妹妹的愧欠心情久久不能釋懷，她走後的深秋，我把老鄉送我的核桃大棗拿到原平火車站辦了慢運，寄到那熟悉的地址“內蒙莫旗博榮公社”。令我心酸的是後來得知妹妹冒著嚴寒整整花費兩天一夜的時間從內蒙到黑龍江的小鎮的火車站才取回那個不值幾塊錢的小包裹。
父女三人分別三次來永興村探親，讓我在那苦熬的日子裏增添了些許快樂，但又瞬時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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