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共”理論與“毛共”思想，乃政治上格格不入的兩個對抗理念。已經於中共之內形成而存在著，並且正一直相互鬥爭著。而這一事實，無論你承認與否，都不以人的一直為轉移。前者，政治意在修正馬列主義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服務為宗旨。人為製造階級，縱容壓迫剝削，縱容其兩極分化。無所謂“先富幫助後富”承諾之兌現與否的效應。後者，政治宗旨意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民主道義下，致力於社會平等公正、共同富裕。達至最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追求馬克思之“無產者隻有解放全人類，才最後解放自己”宗旨之實現。
孰對孰錯，隻取決於個人政治上之“什麽階級，說什麽話”了......
毛澤東之所以特別偉大而無與倫比，非但當時曆史性對世界格局的分析，始終英明遠見、高瞻遠矚、洞若觀火，穿透世紀之對其身後中國的政治預判，業無不如此應驗著。
中共史上，從建黨初期之弱小、甚至附屬著國民黨統治集團內之發展而大革命失敗後開始，無論是毛澤東最早提議“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之建立中共自己武裝力量的理念；抑或根據曆史階段性具體國情的實際，而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廣大農村為根據地而最終奪取城市的策略；抑或再後來之三次“反圍剿”戰之因應敵眾我寡而聲東擊西、避實擊虛而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遊擊、運動戰的戰略戰術；抑或以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弱勢之師所麵臨被圍追堵截、危在旦夕被動態勢下，毅然揮師北上抗日之由被動轉為戰略主動之策；抑或再後來之以和平手段解決“西安事變”、從而迫使蔣介石暫停“剿共”而一致對外抗日，反而贏得了道義上搶占了輿論製高點的勝利；抑或再後來建國之初，獨具戰略性高瞻遠矚而力排眾議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出兵決策；抑或更後來之身後倍受爭議和詬病的“十年文革”之發動，等等，無一不是在倍受質疑、反對、甚至誤解的情況下，卻在其領導的中共實踐檢驗之後，無不被逐一驗證為毛氏之英明洞穿、正確無比。且毫無私心雜念，而純屬實事求是地為黨國和其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做的戰略性長遠考慮。
因此，事實也就證明了：之前，毛根本沒有冤枉那些曾被他政治棄用、或打到、或阻止的人和事了。也隻有某些類似李銳式中共叛徒的個人，政治心胸狹隘、人品道德操守涵養欠缺的當事人，才以至於在鐵的事實麵前，無話可說，卻仍頑固不化而不服氣，總欲慣性地伺機斷章取義曆史，公報私仇，詆毀誣陷、盲目否定毛澤東。
因此，今天，我不妨盡量中立客觀、不帶政治立場地來重新審視一番，中共黨國，在罔顧毛臨走時的政治英明決策和安排之後，而輕易回複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後，又縱容其任意放棄毛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政治警告之後，這四十年來的實踐結果，驗證出了些什麽......
毛剛走時，包括筆者在內大多數人們，也曾隨普遍性之大流，寄盼於眾望所歸於的鄧小平“安邦治國之才”（葉劍英語）。造成了十分有利於鄧之於黨內外非常高漲的政治威望的局麵。客觀中立地說，其風頭，完全可以“一時無兩”喻之。之所以如此，恰恰正是，當時無論黨內還是黨外，包括葉劍英在內的這樣忠心耿耿地追隨毛澤東幹了一輩子革命的老戰友們之絕大多數人，都普遍地沒能看懂、沒能明白透、甚至誤會了毛所發動之“文革”的良苦戰略遠見之用心所在。都普遍誤以為，毛冤枉了鄧小平。
然，毛之用人政治標準：以德為主，才華次之。因為，“德”實本性難移。“才”則後天可補。而毛在走之前，之所以突然不再信任鄧、而再棄用之。同時，卻特別布置以確保鄧人身安全的措施，則純屬個人戰友情之念舊。而並非政治上欲再予重用。
毛政治上之徹底棄用鄧（即所謂“打倒”），並非僅僅因為偏聽偏信“四人幫”告狀，那麽簡單。而主要在於：鄧之政治道德操守出現了破綻。而暴露其不可再政治委以重任的根本原因：1）鄧之前期待毛盡快恢複其出來工作時，曾口口聲聲保證“永不翻案”。然，得手後，卻拒絕毛讓其針對“文革”明確政治態度立字據之求。2）查出了當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之聚眾悼念周恩來的幌子，實乃鄧所背後策劃、煽動之為其歌功頌德、打造“民意”的政治鬧事的“納吉”。
而就這兩件事之客觀中立而言，就已說明了鄧之人品不厚道、無誠意、政治異想。而此時的毛澤東，疑似難免聯想到之前，險遭林彪謀殺的曆史。林彪不正如周恩來後來所結論之“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那樣嗎？把戰場上用於對付敵人策略和戰術，反過來用於對付毛澤東、對付自己黨內異己同誌。而鄧當時之反應，頗類似林彪之非光明磊落的性質。疑似又會以“綿裏藏針”式陰險狡詐對付黨內自己的同事和領導，而辜負毛的信任。
故，毛澤東寧願選擇，即便政治資曆、才幹程度都看似略遜於鄧、而政治道德操守卻公認忠厚老實，值得眾人信任的華國鋒，作為其最後的政治交班。
其實，毛澤東作為代表當時的中共，重新啟用曾經被政治棄用（即，所謂的“打倒”）的鄧小平，就如同任何用人單位或老板們之對崗位職聘的性質完全類似。即，有著預設道德行業操守必須遵守的條件。約談見麵之後，雙方都說好必須共同遵守崗位職聘的先決要求，方可達至聘請之合作。而非崗位申請人，應聘時，承諾得好好的所謂“永不翻案”。卻又在上崗之後“綿裏藏針”著陽奉陰違，違反原始“職聘”承諾之初心。當然，也就隻能“解約”了之。更何況，毛原先之所以欣賞鄧，那是，因為鄧曾對敵“綿裏藏針”，並對黨國政治宗旨，原則性極強，能做到“鋼鐵公司”。而非，任由鄧將其對付敵人時“綿裏藏針，鋼鐵公司”的鬥爭手法，反過來用以對付黨內自己人及人民群眾。
然而，事情果不出毛之所料：鄧才被華國鋒應眾之說情而恢複其出來工作，便立即將其原本該用於對付黨國敵對勢力的“綿裏藏針”、”鋼鐵公司”的陰謀狡詐和凶狠無情的手段，本末倒置地全都用來分別對付自己黨內曾真誠信任他的領導和同誌，以及對付國內最為廣大、且曾全力支持、幫助中共打下江山的勞動人民。
重新上台後的鄧，很快就政治背信棄義。
1）為了法理上能為其可今後濫用職權、獨裁專製的倒行逆施鋪路，一上來就立馬將毛生前就立法規範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之“大鳴大放大字報”的法律條款給刪除了。以免再受限於法律。
2）進而，自毀政治威信地濫用其影響力，不在其位卻頻謀其政。總以副職，謀取正職之“政”。罔顧時任黨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的權力。先是越權以下級指揮上級。例一：以副總理身份，替代國家主席兼總理華國鋒訪美，並定奪簽約與美所有外交協議。例二：以軍委副主席身份，越權對整個對越反擊戰的決策和主導權。完全罔顧、不尊、藐視法理時任鄧之上級的華國鋒身份和自尊心。開始了毀壞國法黨章、政黨政治道德操守環境的行事規矩之先河。還非但可美其名曰：“出來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做事”，同時，還可逃避崗位責任......
3）再進而動機不純地借口抵製“兩個凡是”，以準政變方式，推翻並篡位了華之黨國最高權力。然後，以其後來之根本經不起實踐檢驗的“特色理論”，取代毛思想作為黨國政治路線指導。
4）篡奪軍權後，還退而不休。卻再進而，政治本末倒置、違法違規地以槍指揮黨。幹涉黨國高層政治。嚴重敗壞了黨國政治原則之“黨指揮槍”的紀律。從此帶頭漸進式潛移默化地演變至公開性質的自毀黨國政治道德操守環境，嚴重違諾政黨政治之公信力。
5）盡管鄧是個身經百戰的開國功臣之一。然，作為黨國高級領導人，他自己文化和政治理論水平，本來就不高。而平時除了熱衷於棋牌外，也從不注意自學提高。連他自己也不得不開誠布公承認，甚至理論上都搞不清楚，什麽是“資”、什麽是“社”。然而，他卻並未謙虛謹慎。而是繼續不懂裝懂、不求甚解。還自詡“發明”了所謂“不爭論”而不容忍別人置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強詞奪理把黨國引向下政治歧途。
鄧上台之後，強詞奪理地強勢以其職權而濫用法律之本屬該客觀中立、公平公正的原則，以秋後算賬之實質，非公非正審判“四人幫”，以達至變相縱容否毛。緊接著，全麵平反和恢複那些曾在毛時代政治上，反黨反社而被棄用打倒的右派上台，為鄧政治站台和出謀劃策。
結果，鄧集團和右派們政治聯手，先以非法濫用司法做非公非正非中立之判決“四人幫”及否定“文革”入手。緊接著，果真縱容官宣輿論，再進而漸進潛移默化式全盤否毛、並仍欲試圖最終否共顛社。並且，鄧還聽信讒言，疑似以其秘書代為動筆，幫其寫出個“鄧理論”來，以其有悖於中共政治宗旨的“特色”歪理學說、替代與其理念格格不入的毛澤東思想。用以作為黨國政治理論的指導思想，以便付諸實踐。而鄧理論之“特色社會主義”說法，其實質，就是政治上修正了中共政治宗旨之換一種說法。以達至更具“綿裏藏針”之欺騙性效果。事實果真如此。
曆經四十年檢驗證明，其所謂“特色改革”思路和內涵，純屬邯鄲學步、非驢非馬。即非當代西方之采納社會主義之法治與民主的核心，作為政治上完善其統治軟實力的民主法製的資本主義；也根本並非馬列毛思想的社會主義之以“無產者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政治宗旨的理念。而純粹是毛澤東生前所英明洞穿到之政治複辟和倒退。投降式退回到了早已被中共黨人、曾以無數先烈的流血犧牲的巨大代價才推翻了的舊社會去了！這一切事實，不正好印證了毛走之前，對鄧的棄用（即，純屬政治“打倒”。而非司法判刑），還根本沒有冤枉他。而是實事求是，英明正確。
然，問題的根本在於：既然你鄧小平們，已經對“共運”喪失信心，甚至已背叛了自己曾在黨旗下宣誓效忠的共產黨宗旨之“初心”，那麽，已意味著該自行“退黨”了。既然如此，卻為何仍留在黨內、打著中共的旗號，另幹著疑似“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買賣”呢？那不典型的“地溝油”類製假販假、自毀信譽嗎？這也正是為何，中共黨國社會，自“特色改革”以來，社會普遍行業道德操守不再，製假販假、偽劣贗品泛濫成災之所在了。
看今天事實證明：
1）鄧之所謂“黑白貓論”，其實質變相在於：無論非法與否、無論損人利己與否、無論賤賣國家財產與否、無論女娼男盜與否、也無論傷害到最為廣大弱勢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否，隻要達至自己統治集團中，既得利益者眼前的經濟利益上“掙錢”即可！而且，如此非公非正、無法無規的所有“掙錢”，其主要用場還並非惠及廣大弱勢民眾。而卻完全用於政府官僚之公款揮霍、所謂“政績工程”之濫開發......
2）其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富幫助先富”的謬論，實為修正了中共政治宗旨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為造成了社會非公非正結局之貧富不均、失衡失控、兩極嚴重分化達世界之最。甚至仍有六億人口還在貧困潦倒、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亟待扶貧......
3）吏治貪汙腐敗已達世界之最。買官賣官盛行而完全被腐朽沒落的假黨員、真邪惡勢力，漸進式篡黨奪權操控政治。幾乎掏空了整個黨國政治宗旨的根本！因此，這一切不正是“階級鬥爭”之存在、而導致社會始終潛在著政治動蕩不安嗎？高樓林立、信息現代、衛星高鐵等硬實力的表象下，縱容物欲橫流的社會，還貪婪自私地打著這個“改革”、那個“改革”幌子的“特色”邪惡勢力，已形成了類似警匪一家般地欺上瞞下地欺壓百姓、禁言民聲。非法扼製投訴、阻止上訪、雇凶恐嚇、賄賂司法等，無所不用其極！隻因為有鄧大人那違法違規違德所自詡“發明”的所謂“不爭論”作為“特色”護身符嘛。
4）故乃社會政治始終維而不穩之根本所在。其政治倒行逆施，以實質性地動搖了中共所打下的法理政權的根基。已根本無法向人民釋義，中共當年帶領那麽多窮人子弟兵造反腐敗沒落的前政府，曾英勇犧牲、前赴後繼、流血犧牲無所畏懼地獻出自己年輕寶貴生命的代價，才推翻了舊社會、顛覆了舊製度，建立了新製度之新中國，其根本意義何在了。因為，舊社會的晚清和民國蔣政府時代，早已就事實是上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嘛！當年不就已經非西方式“民主言論自由”了嘛！不就已經官場吏治貪汙腐敗嚴重、社會男盜女娼遍野、賣兒賣女求存、且農民們也類似今天之盲流外地逃荒乞討等現象了嘛……
而恰恰正是由於舊社會實踐中，根本從未有過“先富幫後富”的發生（除非是個人親戚、血緣關係之特殊私人之有限互助）。而是殘酷剝削欺壓弱勢人民群眾，搞得民不聊生，才有了人民響應並跟隨中共揭竿而起鬧革命的曆史效應嘛！然，今天卻又走回頭路而複辟舊朝代之道德政治，還如何解釋中共當年之“揭竿而起”、國共內戰之互相殘殺後，所推翻舊製而建立新製之法理正當性呢？這不啻政治上之意味變著，相投降了曾被喻為“反動派”而早已被推翻了的前朝舊社會的、腐朽沒落的統治集團嗎？
而恰恰正是由於舊社會實踐中，根本從未有過“先富幫後富”的發生（除非是個人親戚、血緣關係之特殊私人之有限互助）。而是殘酷剝削欺壓弱勢人民群眾，搞得民不聊生，才有了人民響應並跟隨中共揭竿而起鬧革命的曆史效應嘛！然，今天卻又走回頭路而複辟舊朝代之道德政治，還如何解釋中共當年之“揭竿而起”、國共內戰之互相殘殺後，所推翻舊製而建立新製之法理正當性呢？這不啻政治上之意味變著，相投降了曾被喻為“反動派”而早已被推翻了的前朝舊社會的、腐朽沒落的統治集團嗎？
5）而同時，自鄧以來之以對美為中心的外交，則始終“恐美症”作祟而本末倒置地奉行敵友不分、拜敵為友、聯敵製友之政治幼稚、戰略短視的外交路線。具體地屢屢喪權辱國於麵對傷害中國核心利益的關鍵時候。其指導思想的謬論就是那政治一廂情願的所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以及再後來衍生之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然，實踐的結果卻是：
首先，敵人根本不可能讓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而是欲原則性全盤否定、完全侵占、獨享資源。其次，敵人根本非允華幼稚之一廂情願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強詞奪理、強權霸道邏輯之欲：非但你的，是我的；而我的，還是我的！
今天所見所聞的每一國家國際大事之發生，不正是如此應驗的嗎？這也正是為何，當美今天突然對華徹底翻臉時，中國外交部曾頓顯驚慌失措。一時應對失調、進退失據、且乞憐求和之所在了！這也正是為何，這些年來，甚至自2020年初，突發新冠病毒以來，麵對美帝一再政治和軍事上之威懾、恐嚇、犯華等舉止時，而中國官方卻總是，一再自顯疑似理虧、氣短、示弱、慫退等之類似投降，而毫無毛時代之迎頭痛擊來犯之敵地底氣和氣概之所在了！
正是因為，鄧氏之“特色改革”，實為從一開始，就政治短時而錯誤地奉行混淆敵我、敵友不分、甚至拜敵為友的政治投降路線。故，其所謂“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戰略短視，而導致我們經濟上依賴別人以求存，則政治上就勢必仰人鼻息著受製於人。因此，每到涉及國家民族核心利益的時刻，總挺不直腰板而硬不起來。還何談武統台灣！還如何不導致變相縱容台獨、甚至還滋生出港獨、疆獨、藏獨等，其政治勢力上“民意”之贏取，正漸進式、與時俱進地迅猛做大，並潛移默化式令港台地區內的政治統派的政治生態環境，大幅度收縮了......
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然，倘若德不配位，勢必眾叛親離……今日社會之比較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多見聞見證了：不少原本遵規守法的知識分子良民，均先後以技術移民遷居海外。更有甚者，還有不少沿海百姓，不惜冒險重金非法遠洋偷渡、以難民身份滯留、移民者眾的畸形現象......而這一切活生生的事實，就已經足以揭示，是對鄧小平“特色改革”實踐四十年來，政治違法違規、倒行逆施的所作所為，之否定和鞭撻了！
正是因為人們賴以生存的政治道德操守環境，正被漸進式自毀、破壞，才導致了這些人們，不再相信自身所處之表象被自詡為所謂“厲害了，我的國”之“繁榮昌盛”下，還會始終給自己提供紮根一生的人身安全感，所以，他們才削尖著腦袋尋求移民他國。
這正猶如，候鳥之所以遠離之後，不再返回原屬自己慣於棲息之地，不正是當地自然生態環境，被毀壞而不再適宜生存所至嗎？而於人類社會而言，人倫道德操守的環境，不也同屬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之一嗎？
所以，這也正是由於鄧氏“特色改革”這四十年之乏善可陳的實踐，也隻能動輒拿毛時代奠基遺產之衍生碩果、以及毛所規劃之“四個現代化”之逐步實現到位之豐功偉績、更甚至不惜斷章取義地篡改國民經濟的GDP 曆史數據，來弄虛作假地粉飾為“特色改革”之功了......同時，也因此，更加驗證了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之偉大、英明、正確，甚至，放之四海而皆準之所在了！
今天，假設政治之信任度上，仍可重新將鄧小平與“四人幫”來做比較的話，極可能采信後者的人數，將比前者更為眾多。也正是為何，今天不少人已經一直在呼籲平反“文革”，實事求是還原整個“文革十年”曆史階段的真相。而非僅僅以點代麵、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甚至偷梁換柱曆史之僅僅隻提“文革”之頭兩至三年之間有人政治動機不純而破壞導致一些違法刑事犯罪的人和事，並進而歪曲、篡改曆史以誤導後人視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