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複員回來被整後，正是農村搞單幹的時候。父親母親就賭氣努力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家裏種著地，還養了牲口。地裏收的糧食和秸稈什麽的，都是用自己養的騾子和毛驢馱回家，省了力氣還節省了時間。母親說裝在馱子上的東西都很沉重，兩人要抬到牲口背上都特別費勁。但是父親有辦法，他會捏著牲口的鼻子叫它自己趴下來，他們再抬馱子就省事多了。
父母親還在自己家地裏打了井。在村裏，是第一家在水井上安裝了機械水車, 套上牲口轉圈拉, 就能出水灌溉莊稼。所以莊稼長得比別人家的都好。
母親說打井沒找別人幫忙，都是他倆一個井上一個井下挖的。父親在井下挖，土裝進筐子，母親在井台上用轆轆挽，挽上來土筐提到一邊倒掉，又用轆轆把筐子放下去。等挖到出水時又加上水鬥往外掏水，快速掏完挽上水來，再趕快繼續接著往下挖。母親說，咱家井裏的水最多，天氣幹旱時也有水。
由於頭部有殘留的彈片，又加上回村遭遇的那些窩囊事，父親時常頭疼，經常生病跑醫院，躺下養病。脾氣也變得越發暴躁。母親要安撫照顧父親, 加上生了一大堆孩子，比起其他的家庭婦女，要多幹很多活兒, 多受很多苦，多遭很多罪。
母親一輩子生了十個孩子，五男五女。夭折了一男一女，養大了八個，四男四女。
我生於1952年8月2日。聽說我的出生並沒給家裏帶來多少喜悅，因為我已經有了三個姐姐一個哥哥，父母還是希望我應該是個男孩。再加上那時家裏要幹的活兒很多，不光是種著地，為增加收入，也為地裏的莊稼有肥料使，他們又幹起了製作龍口粉絲的副業。父母親顧不過來，我的到來給家裏增加了麻煩，好像成了他們的累贅，便想誰家有想要孩子的就送人算了。正好我們村解放前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張善會家沒有孩子，想要個孩子，母親就打發大姐去叫人家。
大姐後來對我說，當時她還小，傻乎乎的也沒覺得心裏難受，就去把張善會老婆叫來了。人家要把我抱走。當時我姥姥正在伺候我媽月子，見狀生氣不幹了，說：“你們生了孩子養不了就送人，這不就是多著我了嗎？我幹脆走吧！”結果人家也沒敢抱走我。雖然我被留下了，但父母還是覺得給家裏添了負擔，就給我取名叫“多兒”。這樣叫了一陣子，我奶奶聽著不順耳不耐煩了，說：“成天‘多兒’呀‘多兒’呀的，多什麽多？看小姑娘怪機靈的，還是給她起個好聽的名字，叫‘清香’吧！”
再後來，我長大了。有次張善會老婆到我家來，見到我還打趣地說：“你們家的這個‘多兒’還給不給我們了？跟我走吧。”
母親說我出生的那幾年她身體還好，家裏要幹的活兒很多，沒空照顧我。等我大點兒會坐了，就圍著床被子放在炕上自己坐著。有一次，等她忙乎完漏粉條的活兒跑過來喂奶時，發現我自己鑽進被子裏頭去了。當她掀開被子，一股開鍋一樣的熱氣撲麵而來，隻見我打了個激靈，滿身的汗像從水裏撈出來的一樣。母親後來對我說，要是再晚一會兒啊，可真就把你給焐死了。
母親和大姐常說我小時候愛發燒，她們想挨幾天就會好了。可是有時候不給治療就是不好，瞪著小眼睛也不死。等他們倒出空來抱著我到醫院，花十多塊錢打一針青黴素就好了。那時候的十來塊可是個不小數目啊！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百廢待興，國家提倡多生孩子。聽母親說，那時誰生多了孩子，還能得到“英雄媽媽”的稱號。人們也有多子多福的思想，都不會搞計劃生育。孩子隨便生，哪家都有六七個孩子，生十個八個的也不稀奇，生仨倆個的倒是少數。所以對待“孩子”也沒有像現在的“孩子”這麽嬌貴。我還記得小時候我們村東南方向，有一條“死孩子溝”，是村裏專門用來埋死孩子的。母親囑咐我們不要過去。我拾草拔菜從來不敢去那兒。有一次走錯路誤入溝邊，看見溝裏一個個用稈草包裹的又沒有埋嚴實的坑，那裏麵······唉！真是嚇得心驚膽顫，拔腿就跑。嚇得我幾天都睡不好覺直做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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