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大院兒的故事（續完）
徐方
扭曲的人生
近年來，常有人談起“兩頭真”現象。所謂“兩頭真”，指的是在抗日戰爭或解放戰爭期間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老幹部。當他們還是熱血青年時候，苦苦探索救國之路。為了反抗外敵入侵，為了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繁榮昌盛的新中國，不顧一切地參加革命、入了黨。那時他們為了實現遠大理想，真心實意地奮鬥。這是“真”的一頭。
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卻朝著背離他們當初的理想方向發展。民主革命的大敵——封建專製主義死灰複燃、泛濫成災。他們當中很多人在曆次運動中成了“革命”對象。這使他們陷入迷茫，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這批人到了晚年逐漸覺醒，利用僅有的一點點空間，為國家自由民主而大聲疾呼。此時，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是真心的。這是“真”的另一頭。“兩頭真”代表人物有：顧準、李銳、李慎之、鮑童、杜導正等。
當年在學部大院兒8號樓，我也曾遇到過這樣一位鄰居。
一次，我在水房裏練琴。為了不打攪別人，在琴碼上夾了一個沉甸甸的金屬弱音器，琴發出的聲音像蚊子哼哼。這時有個年近50歲的伯伯來水房洗衣服。他看上去非常儒雅博學，說話慢條斯理的。他站在我身旁聽了一會兒說：這樣拉琴聲音不好，你把弱音器摘了吧。我說怕鄰居有意見。他說沒關係，就一會兒。於是我摘下弱音器奏了一曲。
那是我第一次不帶弱音器在水房拉琴，空蕩的房間像個巨大的音箱，使琴聲顯得格外柔美明亮。伯伯完全沉醉其中，嘴裏喃喃地說：“《莫紮特第三小提琴協奏曲》，真好聽！” 我深感意外。學部雖說文人薈萃，卻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對音樂如此內行的人，於是興致勃勃地跟他攀談起來。他說特別喜歡古典音樂，談到海頓、巴赫、莫紮特等作曲家及他們的代表作，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我對這位伯伯充滿了好奇，事後向住在斜對門的李黎阿姨打聽他的情況。李阿姨說：“他叫趙複三。以前是地下黨員，解放後做了牧師，“文革”前調到學部宗教所，是基督教問題專家”。共產黨員、牧師、基督教研究者，這些相互矛盾的身份，使我感到困惑。
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鴉片；帝國主義者披著宗教外衣，以傳教的名義對我國進行文化滲透。很多牧師實際上是美國特務”。帶著滿腹狐疑，我問母親：“共產黨不是講無神論嗎？那地下黨員怎麽後來會成為牧師呢？趙伯伯現在研究基督教，他到底是信教還是不信教呢？”我這一連串問題顯然使母親感到頗為棘手。她想了想說：“按道理他應該不信教”。她進一步解釋道：“信教就是對某種超越世俗的存在，堅定不移地相信。因此，凡是信教的人都不可能去研究宗教。
母親接下來告訴我，解放前在上海一些名牌大學中，共產黨地下組織特別活躍。她所就讀的上海交大就是中共的“紅色堡壘”，很多同學都加入了地下黨。估計趙伯伯就是上大學時入的黨。
後來我才了解到，趙複三伯伯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那是一所美國人辦的純英語教學的教會學校，他讀的專業是哲學與神學。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出任中華聖公會牧師，北京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燕京協和神學院教務長，中華聖公會華北教區總幹事。直到1964年才調到學部宗教所從事基督教研究。他與趙樸初、趙紫宸並稱為中國大陸宗教學“三趙”。
從神學專業畢業後做牧師本來順理成章，可作為早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的人來說就不一般了。
新中國成立伊始，政府便開始著手對國內的基督教教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0年7月，由吳耀宗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聯名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公開信，即後來被稱之為《三自宣言》，趙複三是發起人之一。
1954年，宗教界開展了“三自愛國運動”。“三自” 這個想法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被提出，意在脫離西方的管轄，由中國人獨立自主辦教會。然而1954年搞的“三自愛國運動”，卻隱含了服從黨的領導這一層意思。在“三自愛國運動”引發的爭論中，這個附加含義是矛盾的焦點。很多原本真實實行三自原則的教會領袖，如王明道等，都是因為反對這種由政府控製的三自教會而入獄。因此，“三自”這個詞在使用中往往帶有弦外之音，遠超過其字麵意思。
現在想來，一個人長年以雙重身份生活。對外的公開身份是牧師，為教徒傳經講道；對內卻以黨員身份，為某一無神論政黨做統戰工作。他心裏是否平衡？牧師在教會的言談舉止都以上帝之名，講道結束時要說一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他的內心是否糾結、掙紮？或許他1964年到學部宗教所搞研究，就是這一糾結的結果？
趙複三
伯伯於上世紀80年代升任社科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長和黨委書記。他的英文水平極高，據說令很多與他交往過的外國學者讚歎不已。後來我聽說他於1988年作為中國代表，被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9年，由於他“驚天一躍”，再也沒有回來……
他本來已官拜副部級，還是政協常委。隻要世故一些，可謂“前途無量”。留在國內安享晚年，完全不成問題。然而他卻在那關鍵的曆史時刻，作出了令同僚們目瞪口呆的決定。用他自己的話來講：“舍身外，守身內”。這決定對於一個年逾花甲且功成名就的老人來說，是多麽的不易！（劉再複《舍身外，守身內》2015.8）
晚年趙複三
據趙複三的友人姚琮回憶，在海外流落多年的趙老曾對他說：“我的一生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60年，是為構築“理想”而生活的60 年；而後一段二十多年，是由於現實的教育，自己在拆毀原來的‘理想’”。（姚琮《趙複三“離開”內幕》2014.10）
當年趙複三伯伯從幹校回到北京，之所以住在學部大院兒，是因為跟妻子離婚了，沒地方住。他的前妻是著名作曲家瞿希賢。
瞿希賢這個名字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很陌生，然而我們這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 的五Ｏ後，卻都會唱由她作曲的那首歌——《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蓮花般
的雲朵裏穿行，晚風吹來陣陣的歌聲。我們坐在高高的穀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這優美、妙曼、如泣如訴的旋律，不知打動了多少少年兒童的心。而由她譜曲的另一首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更是廣為傳唱: “山連著山，海連著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看舊世界，已經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 這首歌影響極大。多少人在這氣勢磅礴、鏗鏘有力的旋律鼓舞下，激情滿懷、熱血沸騰，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一心要解放全人類……
作曲家瞿希賢
瞿希賢1948年畢業於國立上海音專作曲係。在此之前，她曾與趙複三先生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相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政治理想、使兩個年輕人的心逐漸靠攏，遂結成伉儷，可謂天造地設的一對兒。
然而這位早在1938年就加入共產黨，一心為革命，寫過無數紅歌的作曲家，卻在“文革”爆發後成了革命對象。她被“四人幫”爪牙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受盡非人待遇，竟長達6年7個月。在此期間，相濡以沫的丈夫被迫與她離婚，好好一個家就這樣拆散了。
作為一個成功的作曲家，瞿希賢女士晚年卻對自己譜寫的一些歌做了深刻的反思。當她得知大躍進年代全國餓死幾千萬人時，特別難過。她說：“我寫過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秦西炫：《我所認識的瞿希賢》）
2005年，在北京音樂廳舉辦了瞿希賢作品演唱會。當演唱到最後，觀眾激動地起立，高喊要求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她卻堅決製止了。她事先要求把這首“代表作”從節目單上撤下，並跟指揮嚴良堃打了招呼，不唱這支歌。她說：“我舉雙手反對再唱這首歌。這是在當時政治形勢下寫的，現在再唱就是誤導”。她還特別誠懇地說：“我做的事，我不能賴賬！”(瞿希賢：《我做的事，我不能賴賬！》，《北方音樂》2008年05期)
趙複三伯伯與前妻瞿希賢女士雖然在文革中被迫離婚，可到了晚年，他們不約而同地對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深刻地反省，覺今是而昨非。他們找回了青年時代的真誠，重新煥發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追求真理，成為“兩頭真”的學者。
如日方升
1976年10月，長達10年的“文革”終於結束。社會生活逐漸走上正軌，百廢待興。
1977年5月，學部正式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短短幾年間，新成立了工業經濟研究所、農業經濟研究所、財貿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少數民族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歐研究所等14個新單位。再加上出版社、雜誌社、研究生院，社科院變成了一個科目齊全、規模龐大的人文科學研究機構。
1978年，國家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那是一個昂揚向上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處在改革和學術最前沿，雲集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經濟學家……他們在曆史所小禮堂舉辦雙周吹風會，各個研究所也常舉辦小型學術講座。擺脫了精神桎梏的人們輪番上台，把十年動亂中的思考，毫無禁忌地和盤托出。
我於1977年考上大學。每逢寒暑假回北京探親，近水樓台，常去旁聽各種講座。為這些學人噴泉式的思想火花、精妙絕倫的推理、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所震撼！
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兒1號樓3層，聽外國文學研究所英美文學專家、翻譯家朱虹講《荒誕派戲劇》。她講得極其生動、引人入勝。介紹了荒誕派戲劇代表作—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及由奈斯庫寫的《禿頭歌女》、《椅子》等劇作。
而朱虹的夫君，同在外文所從事研究工作的著名文學批評家、法語翻譯家柳鳴九的講座《重新評價西方現當代文學的幾個問題》，更是別有天地。他打破多年思想禁錮，提出20世紀西方文學藝術在規模、分量、深度、價值與意義上，都絲毫不遜於西歐古典文學藝術。他從介紹二十世紀初反戰文學開始，講到稍後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學，一直到二戰後的存在主義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憤怒青年”文學、“黑色幽默”、以及新小說派……揭示了各種文學流派代表作中蘊含的有助於人類發展的社會意義。他大聲疾呼：“給薩特以曆史地位”。多年後他被譽為“中國薩特研究第一人”。
當時在學部大院兒，人們將朱虹、柳鳴九這對學者夫婦戲稱為“男女混合雙打冠軍”。
柳鳴九倚在巴黎聖母院一側的橋上，攝於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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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當年蝸居在學部大院兒的那些學者文人，心裏五味雜陳。最後引用趙複三先生一段入木三分的話，作為本文的結語：“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描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我想不出比‘心碎’更恰當的了。心碎是因為：獻身以求的理想破滅；內心感受被逼迫承認並不存在的錯誤，侮辱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手把心靈徹底打碎，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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