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前（1987）當我辦理出國留學手續時，沒想到驚動了幾個不算太小的人物。
我開始準備留學是1985年當了講師以後的事情。77級入學時本來就對拉郎配的專業沒有興趣，念在本專業還算是國內本行的“聖地”，也曾試圖想在祖師爺、祖師奶奶們那裏掏點真金。但是當留校與那四位老牌教授在同一個教研室裏混了幾年後，看清了過去頂禮膜拜的權威們的虛偽膚淺，便心灰意懶了。當初留校教書的目的是能留在西安，但總不甘心在自己並不喜歡的專業裏終其一生，於是打算出國留學改門換庭。
先是問在佛吉尼亞當麻醉科醫生的姨媽要了一百刀，用來考托福和申請學校用。我的臭英語本來就是上大學才開始學，托福考得不好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一邊準備英語，一邊找經濟擔保自費留學。本想向姨媽提出經濟擔保，卻知道姨媽早已得了乳腺癌在家養病。轉而向在芝加哥藝術學院教書的大堂姑開了口，方知她已經擔保了我上海的表弟，建議我問問其他親戚。接著是聯係了在西雅圖的堂姐，堂姐夫婦都是從台灣來美留學後定居美國的，結果連回音都沒有。我父親家族有不少親屬在美國，雖說還可以向他們一個一個問下去，可是想想除了姨媽1978年回國探親時見過一麵外，其他的從未唔過麵。我灰心了，還是回到本專業，試試找獎學金吧。
在我找獎學金的同時，學校也已選定派我出國進修，使我有機會脫產去西安外語學院出國留學人員培訓班進修英語一個學期，後來經過爭取，又不脫產地賴了一個學期，這一年對我提高英語聽說能力受益不淺。
當時我的托福成績找獎學金顯然欠火，怎麽辦？於是我以科研當磚敲門，把當時閉門造車搗鼓出來的一些數學物理模型及初步結果簡要地附在了給教授們的信中。這一招還真靈，美國“Big Ten” 中這所名校的Ｒ教授看上了我，不單給了獎學金，還聯係該校國際學生辦公室接受了我的托福成績並發了I-20表，建議我去了後注冊一門ESL 課(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1986年冬，拿著收到的I-20表找學校批，係院校各級領導也高興我為學校省出一個出國名額，一路順風，幾天就辦完了校內所有的手續，當時的感覺是赴美留學就在眼前了。
沒想到過了幾天，師資科通知我，學校主管部不批，原因是當時國家教委《關於出國留學人員的若幹暫行規定》第六項第五款說“專業技術骨幹人員，包括助理研究員、講師、…...申請自費出國留學，應盡量納入公派範圍，……” 這就是當時所謂“自費公派”的由來。到了部裏，這一款的解釋就成了“講師隻能出國進修，不能讀學位”。師資科科長好心地告訴我，隻要你能說通部裏，學校不會為難你。
87年元旦過後，坐火車來到北京，住在八角橋附近的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出門，北京那幾天氣溫度零下15°C，現在還記得那天大腿被凍疼的感覺。乘地鐵來到位於長安街上的部裏，在教育司綜合處一個大辦公室裏找到了Ｓ處長。該處長的形象，活生生一個《智取威虎山》裏的“小爐匠”，人長得瘦小，說不說話，兩隻鼠眼都在你身上滴溜溜亂 轉，不由得你不跟著他也往自己身上看。我心想你什麽意思? 同性戀看我帥？ 還沒等我說完來意，小爐匠就衝我來上了連珠炮：“……誰讓你來的？是你們張校長還是李書記？……還是個講師呢，連點規矩都不懂！……這是國家政策，你想改？！……回去！該幹啥幹啥……”小爐匠不容我分說，轉身就走，邊走又回頭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小爐匠劈頭蓋臉的一頓訓斥搞得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幾個辦公室裏的人輪著不時瞟我兩眼，弄得我更不好受。過了一會兒，我旁邊那個辦公桌前的大媽幹部勸我說，你這事情自己來是辦不通的，還是回去讓你們學校誰來說說看。想想自己跟那小爐匠的對話根本上不了軌，隻好算了。沿著長安街漫無目的地走到了西單口，突然想到去教委問問什麽叫做“申請自費出國留學，應盡量納入公派範圍”，我就沒搞懂，《暫行規定》裏隻說“納入公派範圍”，並沒區分讀不讀學位，再說公派出國讀學位的人多了去了。接待人員一副忙得要死的樣子，隻扔給了我一句話：“找你們主管部去！” 我不是剛被主管部趕出來的嗎？沒辦法，當天晚上的火車，垂頭喪氣地回去了。
師資科科長告訴我那個Ｓ處長難說話，教育司Ｈ司長人比較通情達理。當時《參考消息》上剛好登了一篇“美國最好的十個理工科研究生院”的豆腐塊短文，我要去的學校也是其中之一。不死心的我兩個月後又二次進京，避開小爐匠直接找到Ｈ司長辦公室。瘦瘦高高，戴著一付暗紅框眼鏡的Ｈ司長，五六十歲，典型的知識分子形像，六十年代蘇聯留學生。聽我講完情況，也溜了一眼我帶來的那篇參考消息文章，他就開始給我解釋他所理解的出國政策。我則強調公派範圍也應該包括有讀學位的，我還答應改辦J-1簽證，按自費公派辦理。說什麽也沒用，唯一讓人得到點安慰的是，Ｈ司長說他可以直接點名給我一個去美國的訪問學者指標，你說那個學校好、教授好，你就還去那個學校找那個教授。依你的歲數，碩士博士讀下去不一定最好，早點回來，對國家和你個人都有好處，雲雲。我不知道是《暫行規定》後麵還有內部精神呢，還是部裏的和尚念歪了經，反正Ｈ司長在讀學位這個關鍵問題上就是不讓步。另外一個可能是，處長已經不同意了，司長也犯不著為我去撕處長的臉。
第二天我去在北京當教授的五爺爺家商量，大家建議我先不要名分，去了再說。當然，人到了美國，有獎學金，誰能擋住我不準讀學位呢？！其實，腦子裏的想法是，自己有了獎學金，何必要去沾國家錢的腥味而影響將來可能有的其他機會呢？
回到學校仍然是無計可施，日子一晃就是兩三個月，眼看著87年秋季入學是泡湯了。我想過辭職，也想過先以訪問學者身份出去再說，還擔心在同一個學校的妻子將來被卡住不放，等等可能的出路和後果。無論如何，先穩住獎學金再說。於是找了兩條一時不能赴美的原因，寫信請Ｒ教授把獎學金保留到第二年春季學期，並重給我寄一份辦J-1簽證的IAP-66表（我若早知道我能靠後門辦通，我就應該仍用I-20辦F-1學生簽證了）。
當時國內送禮行賄之風早已聽說，想試試，可是不通行情，不懂規矩。我帶上托人搞來的兩瓶汾酒和兩條中華牌香煙，揣著新寄來的IAP-66表，第三次進京，去做那自己都鄙視的事情。自認為小爐匠處長怎麽看都像個腐敗分子，先從他入手。心裏有鬼，嘴裏就啥也 不會說了，光知道掏煙酒，小爐匠那雙鼠眼挺忙，既打量我，還忙著打量那煙酒，我感覺整個氣氛都凝固了。其實也就幾秒鍾，小爐匠發話了：“我說講師，你這人咋不懂事呢。我呢，也沒那閑功夫跟你泡。提上你的東西回去，還是那句話，該幹啥幹啥，啊？！”，討了個沒趣，尷尬得無地自容，真後悔掏出了煙酒。我至今也不知道小爐匠是嫌東西少呢，還是他本來就是個拒腐蝕的好幹部。我是徹底的失望了！
我一個麻木的人由著腿走，不知不覺又到了西單。坐在路邊花壇上，麵朝長安街，十足一低端盲流。慢慢地，腦子裏開始梳理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結論是我的情況是沒有違反任何規定，可批也可不批，全憑官老爺一句話。可我是實在沒辦法了，怎麽辦？最後就想到了去找一個在京城當大官的親戚，我媽的叔叔，我叫三外公的幫忙，他就住在這西單鬧市附近。可是我既不知道具體地址，也沒有電話號碼，沒法去找。急忙到西單口長途電話局，打電話跟媽商量。媽說文革以來就再沒有見過這個叔叔，早想見見他，讓我在北京等著，她盡快就到。
說到這裏，就要交代一點背景資料了。我外公早年天津陸軍軍醫學校畢業後考取公費留學日本學醫。回國後在軍隊裏服務，早在1912年，在閻錫山的“山西醫學傳習所”就編輯出版了《生理學講義》,《人體解刨及生理學講義緒論》等著作，力倡西醫人體解刨學，1937年由南京政府授銜中將陸軍軍醫監（19370324）。三外公雖比我媽長一輩但卻小兩歲，從小跟我母親姐妹四人一起玩耍長大。外公重視孩子們的教育，初中就把四個女兒和三外公送到北京讀書，寒暑假再接回太原。母親是老大，在京管著妹妹們和叔叔的生活花費。1937年抗戰爆發，在北平大學讀大三的母親內遷去了西北聯合大學，而在中學擔任中共地下支部書記，剛讀完高中的三外公帶著二姨一起，加入晉察冀抗日遊擊隊去了抗日前線，後來參加了百團大戰及解放戰爭中的諸多戰役。解放後，赴朝參戰，受傷回國，授銜少將。文革後1980年升任解放軍總ＸＸ部付主任，全軍落實幹部政策辦公室主任，林彪、江青兩案審理特別檢察廳副廳長等職。小時候跟母親到北京三外公家去過一回，那時他家住在將軍樓裏，沒有現在這種胡同裏的二進四合院氣派。文革中誰也不敢跟誰聯係，一直到在電視上看到三外公在審判黃吳葉李邱的特別軍事法庭上宣讀起訴書時，母親才算放心了。
三天後，母親由姐姐陪著來到北京，就住在西單後麵XX胡同三外公家。我找到地方，按門鈴後在小窗口上講明來意，秘書把我領進客廳，兩個老人正在炒他們那些冷飯往事。三外公不愧為儒將，中國老年書畫協會副會長，解放軍老幹部書協常務付會長，客廳裏到處掛了不少自己和他人的書法繪畫作品。三外公已經知道了我的事情，又大概問了一下，就在一張黃紙紅道豎式信簽上寫了一封漂亮的毛筆小楷便信，讓我拿著此信去木樨地部長樓找Ｈ顧問。
Ｈ顧問是退居二線的老幹部，廬山會議後因反對左傾路線被開除黨籍，下放農村勞動近二十年，後任XX縣農業局付局長，平反後任我校主管部部長待遇的第一付部長。巧了，H顧問也是山西定襄人，跟三外公既是同鄉又是多年的老戰友，每個星期還在網球場上見兩次麵。Ｈ顧問瘦高個，一米八幾，花白頭發，長得很精神，非常健談。我一進他在五樓的家門，就跟我談起我外公來，我才知道他跟我外公曾有過一段交情。Ｈ顧問和三外公當年都是解放太原那場攻堅惡戰中的軍師級幹部，打下太原後，Ｈ顧問是第一任中共太原市委書記兼太原市市長，很快找到沒有逃往台灣的外公壓驚，後來又給外公安排工作，讓他在山西大學醫學院教授和太原第一人民醫院醫生兩個工作中挑。Ｈ顧問說起這段往事時，興致勃勃，一直都在誇外公。
大概正是因為這層關係，Ｈ顧問隻問了我一個問題，“花不花國家的錢？”我說一分不花，完全自費。於是他當著我的麵就給當時的付部長打電話：“小Ｄ呀，有這麽個事情，你給辦一下……”Ｄ付部長當時是新提拔的（後來是正部長），清華老五屆畢業，教育司由他分管。Ｈ顧問放下電話沒過多久，Ｄ付部長打過來了，讓我明天去教育司綜合處辦理出國手續。事後，Ｈ司長還專門給Ｈ顧問寫了一個書麵解釋，其中有這樣的內容：“……（菜鳥）是學校培養的年輕教學骨幹，我們本想讓他出國進修早去早回，彌補師資斷層，起承上啟下之作用，對他個人和國家都有好處……”，雲雲。
第二天早上來到綜合處，小爐匠雖說還是用眼不停地打量我，卻滿麵陽光地迎上來跟我握手：“今天咱倆交個朋友”。一番讓座、客套之後，叫部裏專門辦理出國手續的大Ｗ帶我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我說我自己可以去，小爐匠還非要大W帶我去。下午是美國大使館辦Ｊ簽證的時間，大Ｗ自己開一輛SUV帶我到了美國大使館，跟門衛打了個招呼就進到了裏麵，大Ｗ的派頭讓我看得吃驚。
好事多磨，碰到了一個死板教條的簽證官，說我的獎學金尚差＄1050才能滿足所需費用，讓我再找一個小額經濟擔保。一點都沒法討價還價，隻好暫停。回去後寄了一份獎學金的拷貝寫信給在芝加哥的二堂姑，請她出一個＄1050的經濟擔保。二姑夫婦都是從台灣留學美國的博士，在杜邦公司工作，這點擔保不算個事情。拿著經濟擔保和IAP-66表，第四次進京，簽證官沒有打絆，給了J-1簽證。這算是一段小插曲。
1988年1月13日，乘美國聯航班機從上海起飛，當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二姑夫婦到機場接我，第二天，他們又把我送上了去學校的巴士。
後記：本人赴美留學過程辦得十分艱難，四次進京。R教授，三外公和H顧問是我在辦理赴美留學過程中遇到的3個貴人。我沒有忽悠R教授，碩士全A畢業時，跟R教授一起在我國內所作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5篇論文。當我要換專業讀博時，R教授極力把我推薦給了本校大名鼎鼎的G教授，並由G教授安排好了獎學金, 任何申請審批都免了。在讀完博士有了工作之後，利用公司的公休假第一次回國，路過北京去給三外公和H顧問匯報了我在美國的學習情況，這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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