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工宣隊進校
作者 黃澤文
1968年8月下旬，在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了《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1] 全國各地迅速行動起來，工宣隊進駐學校，占領上層建築，領導教育革命。
成都五中的工宣隊來自東郊的69信箱。69信箱對外稱新興儀器廠，也叫719廠，是前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項目之一，主要生產航空通信和導彈控製設備，在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工宣隊進校那天，由一百多工人組成的隊伍，浩浩蕩蕩開進五中校園，受到全校師生的夾道歡迎。
這時節，正是毛主席給工宣隊送芒果的時候。據說，芒果是來訪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帶來的禮物。表麵上來看，毛主席送芒果，是慰問為進駐清華校園而付出鮮血代價的首都工人宣傳隊。但實際上，他是在部署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工人階級進入上層建築，開始領導文化大革命。
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個芒果熱。全國各地的工宣隊，都收到了毛主席贈送的芒果，成都也不例外。為迎接這一聖果，當時四川和成都的黨、政、軍領導，率領成千上萬的革命群眾，在人民南路廣場舉行了莊嚴的迎接儀式，發表感恩講話，繞遊芒果台瞻仰，載歌載舞歡呼慶祝。[2] 但巴基斯坦友人送芒果時，顯然沒有預計到這一戰略部署，沒有送那麽多。因此，我們後來聽說，萬人空巷迎接的芒果是蠟製的複製品。
芒果是不是真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人階級要在上層建築領導一切。有了毛主席的部署，工人階級成了學校的領導力量，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地位。69信箱的工宣隊，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懷著毛主席的重托，踏進了五中校園。
從這天起，同時有三個領導機構在五中校園裏麵工作：工宣隊、軍訓團、校革委會。至於他們如何協調，如何分工，本人當時懵懂，不能提供細節。但此時，他們領導開展的工作，我留存的日記中記載。可以概括為：從大批判入手，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動力，逐步劃清階級陣線，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再逐步整黨，接著開展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建立無產階級的新型師資隊伍，建設一個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革命化中學。
從此時起，學校原有的兩派組織解散，學生均回原班級鬧革命。班級不再稱“班”，稱“排”，班長因此不再叫班長，得叫排長。依次類推，年級稱“連”，全校由六個連隊組成，弄得和部隊編製一樣。大概，這就是落實毛澤東“五·七指示”的一項具體行動。權力終於重新被掌控起來，鬧騰了兩年左右的各派群眾組織，自此開始退出文革舞台。大致說來，群眾性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底結束了。
大批判是批判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而清理階級隊伍，在我校就是把當年有點曆史問題的老師拿來再清理一遍，貼上各種身份標簽。二者均是打死老虎，學生們的感覺似乎已經遲鈍，沒有太大的積極性。學校成立了專案調查組，專政大軍，矛頭指向這些老師，過去工作組和校文革那些整人的套路，又依然故我地拿了出來。但對學生造反派，若無重大犯罪行為，似乎不在清理之列。隻是要求我們每天呆在教室裏，學習文件，讀報紙，討論發言，圍剿派性。
工宣隊和軍訓團，把“三忠於，四無限”活動帶進了學校。所謂三忠於，指的是：“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是指：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3] 進入上層建築的產業工人和解放軍戰士，拿出了最大的熱情，帶領全校師生，開展“早請示，晚匯報”的活動。一如前麵我所描述的那樣，每天手持紅寶書，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每當頌祝之時，全體起立，莊嚴注目，眾口齊頌，行禮如儀。不過，天天如此，久則生怠，漸有應付之態。
感覺新鮮的是，學生重新走進了久違的教室，經久不見的麵孔又同窗相聚。但是，此時的學生，已不再是兩年前的模樣。我們這些原高一的學生，折騰了兩年，均已年滿19歲，正是該上大學的年齡，卻淹留至今，還隻有高中一年級的知識水平。
由於桌椅大量毀損，我們東拚西湊，好歹給教室裏放上一些殘存的桌椅，由於數量不夠，再也不能照過去那樣整齊排列。大家隻好圍坐在一起，有的人不得不兩人擠坐在一張椅子上，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展著三重領導不斷布置的學習活動，冷清且走過場。
學校也會出現熱火朝天的氣氛，那是課間操的時候。課間操不再做操，改跳“忠字舞”。忠字舞是“三忠於，四無限”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文革中風靡全國。[4] 全體師生，在軍人和工人的指揮下，站滿大操場。此時，高音喇叭奏響音樂，排列整齊的師生，不論男女老少，隨著音樂節奏，跟著前麵的領舞者，昂首挺胸，揮手擺腿，扭腰動步，以表忠心。
忠字舞是文革時期一種人人參與的群眾舞蹈。以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以及某些語錄歌為伴奏，上千人隨著震耳欲聾的音樂，一邊唱，一邊跳。以歌曲《敬愛的毛主席》為例，歌中唱道：“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你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對您唱。哎，千萬顆紅心在激烈地跳動，千萬張笑臉迎著紅太陽。我們衷心祝福您老人家，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當年，編排“忠字舞”的人員很有見地，頗為了解這種大眾舞蹈的特點，動作隻求簡單，誇張，但形象表意。主要動作包括：雙手高舉表示對紅太陽的信仰；斜跨弓步表示追隨領袖前進；緊握雙拳表示革命決心，手貼胸膛表示紅心永在。跳“忠字舞”時，手裏還可揮動語錄本或紅綢巾，以加強效果。蹦跳揮擺之時，要求麵帶微笑，心情激蕩，身心充溢著朝聖的莊嚴感。可是，我等男生，手足僵硬，舞感缺失，動作常常走樣。好在是千人起舞，動作參差，大家都在比劃，誰也顧不上看誰。
文革進入到這個階段，個人崇拜已進入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除了跳“忠字舞”和“早請示，晚匯報”之外，大家還紛紛自己動手，製作各種各樣的“忠字畫” 、“忠字牌” 、“忠字匾”。以《毛主席去安源》、《毛澤東在陝北》、以及各種各樣的毛澤東頭像為底本，配上他的詩詞或語錄，填入“忠”字，飾以葵花，精心構思，植入虔誠。采用的材料則各顯神通，或用晶砂粘貼，或用絲線彩繡，或鑲嵌顏色玻璃，甚至可用紅綠黃的糧食顆粒，…，不一而足。
不僅學校裏做，街道上，商店裏，家庭中，都在做，全民動手。花費若幹時日做好了，就掛在顯眼之處，以示忠心。機關單位、市麵商店、街頭巷尾、牆壁床頭，處處可見。但這些物件，表麵凸凹不平，久則生灰，顏色褪敗，遠遠看去，效果不佳，有鄉間小廟中某些裝飾物的感覺。後來，據說中央專門發文，製止了這種全民頌聖，走火入魔的行為。
在我們的縱隊解散時，大家決定合影留念。照相，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還是一件不常見的事情，而我們也知道，此次相聚，今後不再，值得珍惜。時值晚秋，一個周末，我們全體30多人，歡聚在一起，在校園，在東郊遊泳池，進行了縱隊的最後一次活動。
照相時，大家都穿戴整齊。每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像章下麵是組織的胸章，左手佩戴紅衛兵袖套，右手握著毛主席語錄，背景是毛主席的巨像，或者是縱隊的大旗。按下的快門記錄了青春的身影和一臉的嚴肅。這是文革當年中學生的典型形象，有點現在的青少年搞行為藝術的味道。和現在的青少年一樣，這些現今爺爺奶奶級別的人，當年也以青春的狂熱追“星”，追的是當年億萬人奉若神明為之癲狂的“大救星”。
我至今懷念我的縱隊。自從我與城堅和建軍在地下室“扯旗造反”，已近兩年。兩年來，我們從三人發展到三十餘人，以高一各班的十多人為核心，吸納了初中各年級的男女同學各半，組成了一個極為團結的隊伍。這個隊伍由於創建者的身份，隻能屬於造反派陣營。這個隊伍，既無欺淩同學的劣跡，亦無打鬥老師之惡行，雖然參與派鬥，卻隻訴諸筆頭，或有過激言論，但並不製造仇恨。因此，當大家以知青身份領命下鄉之後，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也無論八二六派還是紅成派，均交往自如，談笑風生了。
文革對我們老三屆的中學生傷害極大，但卻也有一利。文革打破了班級和年級的界限，六個年級的同學開始自由交往。過去的中學，社團活動不多，中學生大都囿於班內，思維眼界均受限製。而在文革之中，雖然黌門毀敗，學業荒廢，但確在大風大浪裏鍛煉出不少的能力，在寫作，組織活動，與人交往，應付突發事件，協調不同意見，開發思辨潛力等方麵均有曆練和收益。而更有甚者，隨著年齡增大，眼界漸開，開始獨立思考，依據自己的親身體念，更容易看清楚其中的問題，從而擺脫心魔，走出精神桎梏。
1968年11月，正當忠字舞跳得熱情似火的時候，我被推薦到學校的教改組去搞“無產階級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要革文化的命，革教育的命。教育界是發動文革的一個首選領域。因此，在奪權之後，在排除群眾派鬥幹擾之後，教育改革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給出的“五·七指示”，是一份社會改造綱領。在其中，“教育革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他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十七年的教育被批為“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5] 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的學校”。[6] 其突出的表現是所謂的“三脫離”：即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工農。因此，教改的主要措施是：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聯係生產實踐，突出工農，且精簡內容。
教改組，其工作包括批判原來執行的舊教育製度，建立城市普通中學的新教育製度，確定教改方案，編寫革命化的新教材等。製度和方案，這是工宣隊領導們考慮的事，我們學生主要幹具體工作。最初的工作範式是，他們出題目，我寫文章。
主持五中教改的是工宣隊的兩位工人師傅，老李和老魏。老李年青一些，年近三十歲，機靈而主意多；老魏稍大，三十出頭，憨厚且寡言語。
首先布置給我的任務是，執筆寫一篇“舊五中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調查報告”。老李扔給我一疊淩亂的素材，多是一些四清和文革初期老師和學生的揭發材料，也有一些工宣隊搞出來的統計資料。我硬著頭皮，花了三天時間，模仿報紙上早已成風的調查報告的模式，采取文革視角，使用文革語言，完成了這項任務。說來羞愧，這是學生提筆汙蔑自己的母校，汙蔑當年的領導和老師。現在隻好借用三國時期陳琳答曹操的話語，來給自己開脫：“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
正是這篇文章，奠定了我成為教改組筆杆子的地位。老李和老魏，看見孺子可用，什麽樣的文章寫作都一股腦兒向我推來。在兩個多月的教改組工作中，我照指示，先後寫了“我們對城市普通中學教育革命的幾點意見”，“從新舊五中的對比看定廠辦校的好處”，“六九信箱定辦成都五中的方案”，“成都五中1969年招生方案”，甚至有給人民日報投稿的“教材革命是一個重要問題”。弄得我絞盡腦汁，天天伏案，手酸膊疼。不過，好處是借此躲過了那些“三忠於，四無限”的頌聖活動。
有趣的是，寫好的文章成了老李用來顯擺邀功的東西。一當我寫好，他立即打印成文，連夜油印，選出最清晰的四份送出。一份送市革委，一份送川報，一份送新成都報，一份送學校工宣隊、軍訓團、校革委。老李成了忙人，常常騎著自行車，往返忙碌。
在兩位工宣隊師傅的眼中，我成了踏實肯幹的後生。我們之間，變得隨便，漸漸親密，有了私人友情，以至於老李結婚，我們也受邀參加，喝了他的喜酒。
接下來，要編新教材。這是為69年新生進校準備的。初中的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物課統統取消，知識體係被打亂，代之以“工業基礎”和“農業基礎”，以改變過去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工農的“三脫離”現象。
老李帶著我和劉定軍同學，到成都東邊的簡陽縣去搞調查。我們在簡陽的周家、賈家、石橋等幾個公社遊走，除了開教育革命座談會外，還行走於田間地頭，為編寫“農業基礎” 教材收集素材。時至隆冬，霜凍逼人，僵手僵腳，我們時常在霧氣籠罩的地頭跑來跑去。
記得，在“農業基礎”的新教材裏，我負責編寫一些數學題。每題開始，照老李的意思，都必須加上一個“帽子”。如一道簡單的數學應用題，必須這樣寫：“解放前地主殘酷剝削貧雇農，地租年年上漲，雇農張大爺給地主交租，第一年每畝稻穀交355斤，第二年交415斤，問地租增漲率為多少？照此增漲率交租，張大爺四年後每畝要交多少斤稻穀？”這樣寫，才能體現毛澤東的教導：“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
此外，我們還在田間地頭，觀察冬小麥，油菜的苗情；也和社員交談，關注播種，生長和收獲的情形。這是為了編寫有關農作物的生物特性而進行的現場調研，這些農作物的生長知識，將和代數、幾何、物理等內容，同納於“農業基礎”這門課中。之所以這樣的雜合拚接，按照工宣隊的說法，是要體現毛主席的“課程要精簡”的要求，同時避免城市學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就這樣，我在教改組工作到下鄉之前。老李和老魏，甚至工宣隊的隊長，都希望我能在教改組繼續幹下去，暫時不下鄉。即使在全校學生都紛紛下戶口，整行裝，準備上路時，他們還在給我布置任務，要我安心幹，且許願說，不會虧待我。我婉言拒絕了。我知道，在這個階段我尚有使用價值，但工宣隊不會對抗知青上山下鄉的大形勢，與其後來孤身遠去，不如現在和我的好友們結伴同行。
於是，1969年1月22日，時值大寒，我和成都五中因文革而被積壓的六個年級的中學生一起，冒著嚴冬的寒意，出發去了仁壽方家。從此，以知識青年這個名頭，開始了仁壽山鄉的農村生活。
（全文完）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1968.08.25；中發［68］135號。
[2] 文革風靡成都的“芒果熱”，四川檔案，2013-12-13。
[3] 三忠於四無限. 環球網. 2006-05-12。
[4] 《舞蹈——八億人民共跳“忠字舞”》，《中國青年》“過去百年大回眸”。
[5]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
[6] 毛澤東，《五·七指示》，1966-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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