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裂的那一天
——紀念唐山大地震四十四周年 劉海鷗
先介紹一下我個人的背景，我當時是北京一農村中學的老師，正在城裏的娘家坐月子，地震那天兒子剛滿四十天。老公老宋是北京體院的生物化學講師，地震那天正好從體院來看我。
一
1976年的北京。
七月底的天氣特別反常，悶熱潮濕，陰沉沉的，壓在頭上讓人喘不過氣來。人不斷地出汗，汗又不幹，粘溻溻地包著身子。
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很多煩心事都聚集在一起：天氣酷熱，兒子不肯睡覺，吭吭哧哧，哭哭兮兮，小身子被汗弄得水淋淋的。第一次帶小月孩，沒有經驗，不知道他那裏不合適，整天抱起來不是，放下也不是，忙亂成一團。更緊張的是一吃完喝完，吃下去的東西就以拋物線狀噴射出來，弄得大家都髒，一天不知要換幾身衣服。空氣裏濕度大，衣服尿布幾天也晾不幹。媽媽不得不升起一個火爐整天坐在旁邊烤衣服烤尿布。我的奶水不多，流的又不暢，兒子吃幾口吃不到什麽，就大哭大鬧。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會過完，那時肯定要給兒子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兒子勉勉強強吃到一點母乳的第三十天，我吃了回奶藥。我那時的想法十分革命，等到產假期滿，到窮苦的遠郊縣找一個看孩子的農婦，孩子就長期放在那裏了，不能讓他影響我的工作。
停奶真是一件苦差事，乳房漲得像兩塊大岩石，壓在胸口，生疼，站沒法站，躺沒法躺。
就這樣狼狽不堪的，那天到了。這都是些征兆嗎？我有的時候懷疑。
二
自從地震局成功地預報了東北海城地震後，從頭年十二月起就在各個單位傳達京津唐地區將有大地震，讓大家做好準備。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搶購大米麵粉和各種生活用品，以備地震之需。媽媽也買了很多餅幹，灌了幾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一直認為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無法準確預測的，這樣沒邊沒沿地做準備，要等到哪年哪月？時間長了，北京的老百姓聽狼來了的故事聽多了，也都鬆弛下來。就在這時，“狼”真的來了。
時鍾已經進入了7月28日，夜裏一點多鍾，兒子又醒了，沒了母乳，他無依無靠的，哼哼吃吃地哭。我喂了他幾口水騙騙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擺好（一條寬布帶，兩頭縫上裝米的口袋，布帶蓋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兩旁。這是防止新生兒睡覺時手腳驚抓抓地亂動），把小床欄杆拉起，掖好蚊帳。此時，房頂上的老鼠像炸了窩，排著隊，蹬蹬蹬從東跑到西，又蹬蹬蹬從西跑到東。耗子的鬧聲，加上兒子偶爾的抽泣，還有屋子裏昏黃的燈光，我心裏感到非常的淒涼，真的，不是現在才這麽說，那一晚上我記得非常清楚。
三點多鍾，我被老公急促的叫聲吵醒了：“海鷗，地震！海鷗，地震！”他是被媽媽喊醒的，幾十年的神經衰弱的媽媽第一個覺察到地震，瘋狂大叫，喚醒了全家。我睡得那麽死，如果老公那天恰巧沒來看我，我還不知在哪個爪窪國裏。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動，黑暗中有一種可怕的轟鳴聲。這與我1966年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的餘波不同，那是左右搖擺的感覺。這次地震來勢凶猛！我一躍而起，衝到兒子的小床前，抱起了兒子，連同米袋，連同蚊帳，和老宋一起衝出屋門。奇怪的是老宋竟然在那麽緊急的瞬間還把衣褲穿整齊了，不知多少人都是裸身光腚跑出街的。我沒問題，生孩子以來一直穿著長衣長褲睡覺。
媽媽和妹妹已經站在外麵。我家的四合院住了五家人，我們一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裏，耳房正對著西屋的山牆，我們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牆底下哆嗦著，還沒有回過味來。地下繼續發出沉悶的轟鳴，地麵先是彈跳著，然後又像風浪中的甲板歪斜著，我們隨著大地搖晃。
突然，頭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夾雜著小碎磚塊。轉眼碎石爛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誰喊了一聲，山牆要塌！快跑！媽媽和妹妹衝出小跨院與正院相隔的柵門。我和老宋頭頂頭頸交頸胳臂環繞著，把懷裏的嬰兒嚴嚴遮住。走得慢了一步，山牆上開始掉大塊磚頭，砸在我們的頭上腳上。壞了，柵門被掉下來的石頭絆住腳，拉不開了！情急中，宋抬腳猛力一踹，門開了一條斜縫，就在我們倆奮力擠出山門的瞬間，轟隆一聲，山牆轟然倒塌，砸壞了柵門，碎磚蓋了一院子，堵住了我家的門。
生死竟在瞬間。
三
贏得了半秒鍾的時間，贏得了三條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兒子，他有沒有受傷？他在我的懷裏紋絲不動，我感到不好，喊了幾聲，沒有一點反應。天黑，看不清。我們跑進西屋鄰居家在燈下仔細觀看，兒子的頭臉像個土葫蘆，繈褓也全部蓋滿灰塵，額角一絲細細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動，老宋簡直要哭出來。他小心地吹去兒子臉上的灰土，在我們的狂喊中，兒子動了動，巴巴嘴，又睡了，樣子很恬靜。除了額上小小的擦傷，他沒有事！
西屋的小四見到我，驚恐地喊起來：“二姐，血！血！”我這才感到，頭頂上正在汩汩向外淌血。血流過我灰塵蒙麵的臉，流到胸前，染紅了整個胸襟，往下染紅了褲子。宋也一樣血流滿臉。
那陣小四不學好，流裏流氣，偷東西，見了我早已經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這會兒，他急忙給我找了一塊手絹，男人的有點髒的手絹，幫我捂在正在流血的頭頂，關切地讓我坐下。北屋的貴子媽也不示弱，非要拉我們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他們家更安全。鄰居們平時為了一兩分錢水電費常常鬧得你死我活，這會兒表現出了空前的愛心，我真是很感動，但是我們哪家也不能留，我們必須馬上去醫院治療。
我們去離家不遠的隆福醫院，走路時我發現我的腳也受了傷，一瘸一拐，行動困難。天還早，街上沒有什麽車。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們集中在馬路的中心，遠離路邊的建築物。有人發現了我們，張口結舌地指著，啊啊地說不出話來。我們的樣子肯定很可怕——在朦朧中行走的的血衣，上麵架著兩顆血葫蘆。
到了隆福醫院才發現，我們的傷勢不算什麽。急診室裏已經擠滿了傷員，砸胳臂斷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親背著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飛奔而進，大聲哭喊著：“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兒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腦袋耷拉著，可是醫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裏。看到這般情景，我說回去吧，輪不到咱們。
回到家一會兒，不知誰把“紅醫站”（那時每個胡同都有一個紅醫站為本胡同的居民治頭疼腦熱，還管打針發藥）的老太太找來了，她給我們頭上抹了一點紫藥水，蓋上一塊紗布。
餘震頻繁，一直是站在甲板上的感覺。人們不敢在屋裏呆，都站在院子裏。院子太小，躲過這邊的房子，就靠上了那邊的牆壁。站在哪兒都不合適。我們決定天一亮就回自己的家，北京體育學院的宿舍，那裏到處是大操場，避震容易一些。
四
當我們頭纏紗布，穿著血衣，抱著孩子坐著嘣嘣車（當時流行的三輪摩托出租車）回到體院家屬宿舍時，在外麵避震的人們都震驚了，趕緊把我們擁到醫務室，頭上的傷本來應該縫合的，醫務室沒有條件，隻能重新消毒包紮打針。我們的頭上被紗布結結實實地纏起來，就像電影裏的傷兵。
天開始下雨，體院理論係的人都轉移到教學樓躲避。這個教學樓是五十年代末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築的，和蘇聯的一切東西一樣，雖然粗笨，但極其結實。我們受到特別照顧，三個人分到一間教研室。
雨越來越大，多天來堆積的厚厚雲層全部化為雨水，終於像決了口一樣從天上狂瀉下來。我有生以來也沒見過這麽大的雨，從窗子望出去，雨水密得看不見任何東西，隻有驚天動地的雨聲和雨幕包圍著你，好像又麵臨洪荒時代，整個宇宙即將天塌地陷，淹沒在大水之中。我們感到恐懼，不知道下麵老天爺還要幹什麽。
有消息傳來，地震中心在北京東南的唐山，整個城市全變成了一片廢墟，更是人心惶惶。兒子一直都在睡覺，他平躺在一張辦公桌上，兩臂攤成一字，兩腿還象在腹中一樣踡著，偶然雙臂受到驚嚇一樣揮動兩下。天涼了，他終於能舒舒服服睡個踏實覺了。看著危境之下的這個無知無覺加無辜的幼小生命，我無助地流下眼淚。
形勢不允許我們更多地發泄感情，餘震又來了，每次餘震，震級都不小，整個樓都在劇烈搖晃。每一震動，人們都像驚弓之鳥一樣東奔西跑。更可怕的是眼前的消息：醫務室楊大夫的丈夫帶著他的小姨子大哭著從唐山回到體院。他說楊大夫在地震中遇難了。地震的前一天，體院有一輛便車開往唐山拉貨，楊大夫夫妻和體院的另一個老師楊再春的家在唐山，就搭這輛順風車回老家看看。結果楊大夫被落下來的房梁奪去了生命，永遠地留在了唐山。一個活生生的人就這樣沒了？！不久以前她還給我做過產前檢查。他們說，唐山幾乎沒有留下一件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後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楊大夫一家人隻剩了他們倆，還有他們所知道的人幾乎都死了。楊再春老師死裏逃生，但是沒有回來。就像當時所有幸存者一樣，義不容辭地留在那裏搶救受難者。十幾天後楊再春回來時，眼睛血紅，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盡了人間慘狀，似乎神經都出了毛病。
五
預報還有更大餘震，全體教師和家屬都轉移到打靶場的帶有頂棚的看台上。兒子渴了，我給他灌了一瓶白開水，出來得匆忙，什麽吃喝都沒有帶，那刁孩兒嚐了一小口，扭頭拒絕再喝。教研室的一個老師帶了一盒軟包裝的果汁，兌了一些在瓶子裏，再給他，他先用舌尖舔舔，嚐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嘰咣嘰一口氣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歡樂的笑聲，給惡劣的環境帶來一線生命的陽光。
晚上人們被安置在學校裏的一個自行車棚裏睡覺。男人們冒著危險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氣灶。車棚裏並排擺上床板，支上蚊帳，便是一個個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媽媽，要老宋進城把他們接來，並順便將兒子的生活用品帶回來。宋果然把爸爸媽媽帶了回來，是在街上找到他們的，他們在大街邊坐在小板凳上，正無計可施。臨走時，媽媽把為我坐月子養的幾隻雞送給了院裏各家，感謝他們在地震時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難之極，白天又悶又熱，沒法休息，吃飯幸虧有食堂。我們的煤氣罐主要給孩子熱奶。媽媽不知道從那本書上學來的，一瓶牛奶分裝在四個奶瓶中，瓶裏再兌上水，放在鍋裏蒸，一天四頓，一頓一瓶。兒子出生四十多天了，一直這樣吃法。地震後他天天拉稀，屎綠綠的，夜裏還老哭，惹的周圍的鄰居十分心煩。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們商量的結果是，把他送回老宋的貴陽老家去。作出這個決定，我不禁為兒子鬆一口氣，也為自己大大鬆了一口氣。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們買票十分順利，本來無論何時火車票都是十分難買的，可是一看我們頭上包紮著繃帶，排隊買票的人馬上讓我們排到了第一，售票口立刻賣給了我們臥票。在去火車站的汽車上及火車上，人們都對我們這兩個抱著月孩的傷員也表現出同情和關照。
六
到了貴陽，我們到了安全島。
我不必每天夜裏驚醒，感受地震餘震的恐懼，這裏也沒有不停的政治運動讓你精神上無法喘息，沒有各種渠道來的政治小道消息讓你無所適從。盡管這裏的生活比北京艱苦得多，比如用水，每天要到街上挑水，一個水龍頭，一大隊等待接水的人。挑滿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時“抓革命，促生產”可有可無，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隨意，可去可不去。這些工作他們全包了。我們隻需在這裏安心地養傷、帶孩子。
貴陽的牛奶很難搞到，兒子來貴陽後就開始吃糕幹粉了。糕幹粉熬得稠稠的，灌滿一大瓶子，那小家夥抱著瓶子咕咚咕咚一會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鬧，睡的安安穩穩。我這才意識到，在地震棚他拉稀哭鬧是因為餓的。
我頭上的傷基本好了，但是一直忽略了腳上的傷。我發現被砸傷的腳趾縫間已經腐爛發臭，清理幹淨後傷口愈合，但右腳一個腳趾底部腫起一個大疙瘩，一著地就痛。在貴陽人民醫院看病，照了透視後，莫醫生，據說是貴陽有名的骨科醫生，說第四趾的骨頭被砸碎，又自己生長起來。碎骨被後來長起來的纖維組織包圍，長成大疙瘩，將來永遠會影響行走。治療的辦法是將該趾割除。
當我在手術台上下身麻醉，頭腦清醒地接受著手術，聽見那個姓莫的醫生在教他的學生如何動這樣的手術，邊說大家還哈哈地笑。我萬分地後悔了，我覺得這個手術是多餘的，醫生純粹是為了讓他的實習生做一些臨床練習。
貴陽的醫院髒亂得可怕。每個病人的家屬恨不得把全家都搬來。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裏轉來轉去，談笑哭鬧話家常。醫院不供應三餐，全靠家屬送飯。人們幹脆把煤爐子搬進病房，炒菜做飯如同自己廚房。護士除了發藥打針露一麵，根本看不見。老宋和他的妹妹輪流來照看我，十幾天後我的繃帶拆掉了，少了一個趾頭的右腳醜陋不堪。後麵的半輩子，一直在下意識地遮掩我的腳不要暴露在別人麵前。
因為腳的手術，我十一月份才回北京。去學校上班時沒有人問起我頭上的傷，也沒有人關心我失去了一個腳趾頭，卻因為去貴陽“逃避抗震救災”受到了領導和群眾的嚴厲批評。
七
唐山大地震對外報道7點9級，但內部盛傳是9.1級。死亡人數按官方公布的數字是近24萬人，民間的數字大大地超過此數（從官方，永遠也別想得到真實情況）。中國拒絕了所有國際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災，不知道耽誤了多少寶貴的生命。
更加荒謬的是，事實上震前國家地震局已經接到大震的預報，卻懾於政治風險沒人敢向中央匯報震情預報。這樣的事已經多有報道，我知道最真切的一個例子就在我身邊：我們中學有一個剛從海澱第三師範分配來的年輕物理老師，他是地震預測愛好者，並且是海澱區地震預報小組的成員。他天天觀測自己製作的地震預報儀器，在地震前兩天，準確地測出在兩天之內北京東南二百公裏將發生特大地震，學校不敢耽誤，立即把預測上報區政府，但沒人重視這個業餘地震預報愛好者的警報。地震發生後，海澱區政府這才夢醒如初，把他捧為英雄，開大會表彰請功發獎狀，盡管他一條生命也沒能挽救。
中國的事情沒法說。
我呢，從那以後健康就開始走下坡路，1990年查出腦子裏有了直徑三厘米大的腦瘤，西醫們在看病時總是要問我腦袋是否受過創傷，而所有的中醫則言之鑿鑿地斷定，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擊造成的。大概這真是地震後遺症吧。事情還沒有完，按照人體機能的辯證法來說，開顱的大手術影響了我機體的平衡，從那以後，大小十多次手術。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難者，我的算什麽呀。不值一提。
為紀念多災多難的那一年和那些多災多難的中國人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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