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他說鹿是馬，那就是馬 劉海鷗
在大幹快上的大躍進年代，媽媽經常連星期日都要工作，那時她已經調到全國婦聯所屬的英文《中國婦女》雜誌。在我的日記上，記錄著這樣的一個星期日，她一整天都在印刷廠督製畫報封麵的印刷，怕我們在家無聊，帶著我和妹妹一起去了工廠。這是我第一次與工廠和工人這麽近距離地接觸。畫報還沒有開印，媽媽索性待在那裏，等待印刷完畢。趁這個功夫，她請一個工人帶著我們參觀了製版和印刷的工序。先把底片貼在一個金屬的長圓筒裏，放在太陽底下曬，然後漸次塗了八、九種藥水，又用汽油洗，等底片變了顏色就送到印刷車間，隻見大機器一轉，紙張飛快地被抓進去，出來的就是印好的畫頁了。在工廠待了一天，媽媽的任務算是完成了，我們也很長見識。
但是媽媽的努力工作換來的不是榮譽，而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八月，中國共產黨在廬山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本來的議題是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的錯誤，後來因為會上彭德懷呈遞《意見書（萬言書）》批評大躍進中的問題，惹惱了毛澤東。大會急劇轉向，又變成了批右傾。會議之後全國範圍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重點是黨政軍機關。任何對大躍進產生過懷疑的人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
在這場運動中，媽媽也因為共產黨員的忠誠坦白“犯”了“右傾”的錯誤。
一九六零年有一天媽媽下班回家告訴我們，她要下放農村了。我高興得跳起來，不是希望她離開我們，而是發現了一條新的生活道路，可以離開枯燥無味的城市。我喊著：“我也去，我也去！”媽媽沒有說話，我以為這就是默認了，整日幻想著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生活”，就像報紙上和雜誌上告訴我們的那樣。到媽媽走的時候，我才發現她從來就沒有打算帶我去。我不斷地磨嘰：“我要去嘛。”媽媽的脾氣突然爆發了：“嘿！你怎麽那麽不懂事呀！”這個“嘿”是第四聲，又重又長。這麽一喊，我聽出了裏邊有些弦外之音，不敢再吭聲了。
很久以後，才聽媽媽說她的下放與她的思想意識有關，帶有一定的懲戒意味。起因還要從一九五八年說起，那年她被派到山西稷縣太陽村“下點”。據上報來的材料說，這個地方是全省的衛生典範。她的任務是采訪，並寫一篇歌頌大躍進成果的對外報道。
媽媽去時滿懷激情，回來時卻苦惱不堪，沿途所見所聞讓她心情沉痛。她說，這個衛生模範村，就是地掃得幹淨，屋子收拾得整齊，可是真正關係到人們健康的衛生設施卻十分落後。全村隻有一口井，三十多丈深，村民吃水極其有限，她每天也隻能分到一壺水連吃帶用。村民的衣服都在一個多年存積下來的雨水塘裏洗，水是死水，黃綠色，洗了比不洗還糟糕。更讓她心疼的是農村的貧窮落後，完全不像報紙上五穀豐登，農民正邁向共產主義天堂之類的宣傳。她看到的是地上的莊稼稀稀拉拉，畝產超不過二百斤。農民十分窮困，有些十四五歲的大姑娘，連褲子都沒得穿，坐在床上蓋著破布，如果必須要下地，就得和家人輪換著穿。
媽媽說話是不過腦子的，不分場合，不看對象，怎麽想怎麽說。那時候慎重的家長是不敢隨便對孩子說這些事的，媽媽卻邊吃飯邊講給我們聽，我還全都記在了日記本上。更糟的是，回到機關後，她立即一五一十把自己所見所聞向她的直接上司李麗蓮匯報，表達了她對大躍進成果的強烈懷疑。李麗蓮對她進行了嚴肅的批判，說她思想右傾、片麵、主觀唯心主義，不能客觀地估計形勢，隻看到陰暗麵，看不到主流大局。我相信從延安出來的李麗蓮阿姨是黨性很強的共產黨員，毫不做作地維護黨的利益和讚同黨所說所做的一切。而媽媽呢，做檢查吧。
在山西稷山縣太陽村“下點”
媽媽算是撞在槍口上了，趕上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那一段時間，她受了很多批評作了很多檢查。媽媽在“政治上”總是很天真幼稚，也缺少獨立思考的能力。她一路的所見所聞是真的，但是她抓不到本質的原因（又有多少人能抓得住呢？），因此也就談不上堅持真理。她承認了“錯誤”，做了檢查。這並不說明她是隨風倒的人，相反她是黨性非常強的人。黨性是什麽？那一代的人的理解就是，黨說是什麽就是什麽。黨說鹿是馬就絕對不是鹿，黨說煤球白就絕對不會黑，黨說對就絕對不會錯。她真心實意地認為自己站錯了隊。
媽媽後來寫好了那篇報道。她有個習慣，凡是寫完一篇文章一定要讓我閱讀一遍，給她提提意見，盡管那時候我年紀不大。我提不出什麽意見，內容歌舞升平，很主旋律。我暗自感覺文章四平八穩，沒有激情，又不敢對她說。其實媽媽的文筆很好，洗練流暢，感情充沛，還透著機靈和幽默，但這樣的文字隻是出現在給家人的信中。八十年代媽媽寫給台灣親友的信被他們一致稱讚為劉家第一隻筆。我出國以後，媽媽給我寫的信成了我的室友們的精神大餐，我高聲給他們朗讀，他們樂不可支，然後感歎道：“你媽媽的文筆比你強一百倍。”但是那時，媽媽寫的東西和千千萬萬發表出來的文章一樣，不值一讀。
文章登在了《中國婦女》雜誌或對外刊物《英文中國婦女》上。媽媽仍是沒有躲過一個思想右傾的結論。或許她還有一些別的“小辮子”，比如在她的批評會上。有人提出了五萬元月餅的事情。
那是五十年代初的事兒了。一個八月十五，一下班人們立刻迫不及待地回家采買，與家人歡聚中秋。作為科長的媽媽像往常一樣，收拾一下辦公室，晚走一步。她看見科裏一個剛剛參加工作的公務員，年輕的姑娘小K坐在桌前，滿臉愁雲，一動不動，就上前關切地問：“有什麽事嗎？為什麽還不回家？”這麽一問，倒把小K問哭了。她說：“我家是城市貧民，家中隻有母親和弟妹，靠我一人工資養活全家，生活很窮苦，工資都買了糧食還不夠，今天中秋，什麽東西也不能買回家。”媽媽立刻掏出五萬元（舊幣，相當新幣五塊錢）送給小K，讓她買些月餅水果好好與家人過一個團圓節。小K千恩萬謝地去了。媽媽心裏很高興，她在小學一年級時學過這樣一篇課文：
八月十五是中秋，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人羅衣穿不盡，有人麻布難遮身，有人筲箕盛冷飯，有人抵餓床上眠……
民生主義的思想點點滴滴滲入媽媽的心靈，她同情受苦人。現在雖說“解放”了，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不可能一時都解決，媽媽盡自己所能幫人之難。
不久大家操持給小K介紹了一個部長，結了婚。她的婚禮我們一家都參加了。我趴在禮賓簽到的桌子上，在簽名的大紅緞子中央用毛筆沾足了墨汁寫下“劉海鷗”三個大字。那時我剛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名字筆畫（繁體的）多，又沒使過毛筆，三個字洇成三個大瞎疙瘩，在緞子上占了最顯著的位置，引起來賓一片笑聲。婚後的小K不僅經濟改善，政治上也很快“進步”，當了領導。這是婦聯機關的老傳統，自建立以來，四個字就可概括領導階層的構成——延安、夫人。不是來自延安就是高幹夫人，其第一屆領導人都是人們尊敬的老革命，婦聯幹部們稱之為“某大姐”，孩子們則稱之為“某媽媽”。小K則是屬於“與時俱進”的領導幹部。
媽媽怎麽也料想不到的是，反右傾時，這位部長夫人竟然重提七八年前舊事，批判媽媽 “拉攏腐蝕青年幹部”，證據就是，某年中秋節塞到她手裏的那個五萬元。這件事讓媽媽目瞪口呆，也讓她難以釋懷。她不明白人怎麽可以這樣“翻臉不認人”，不認倒罷了，還要反咬一口。
在我們孩子看來這件事很簡單：“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是中國人創造的詞匯。平時你好我好大家好，誰要是“出了問題”，便有一幫人忙不迭地劃清界線，再踏上一隻腳，以示立場的堅定。具體到這個小K，再加上一條，就是小人不可得誌，一得誌必有人遭殃。這一點是和中國文化中的糟粕——奴主轉化效應相關的。比起媽媽來，我們這一代心態老了幾十年。
這個“拉攏腐蝕幹部”的“罪名”，似乎對媽媽本人的政治結論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太“小人”了，與右傾機會主義扯不到一起，可是這件事似乎更傷她的心。
不管怎麽說，媽媽下放了。
媽媽下放農村的時候是冬季，不放心我們幾個孩子獨自住在四合院裏，更不放心我們自己生爐子封火，就把我們安排到她的機關宿舍。全國婦聯在燈市東口，隻有一個四層的辦公樓，後麵有一排平房，是職工宿舍。最東邊的那間住著獨身的李麗蓮阿姨。她當年曾是上海灘的紅歌星，一九三七年與江青等人一道投奔革命根據地延安，在魯藝教書。她和歐陽山尊一起表演過著名的陝北秧歌劇《兄妹開荒》，兩人結為夫妻又離婚，她又和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結婚，李德被召回後婚姻結束，又與歐陽山尊複婚，後來又離婚。解放後她任婦聯的高層領導。
媽媽的同事。右三地圖下者為李麗蓮
李麗蓮阿姨長得很洋派，有點像索非亞．羅蘭。大眼睛，大嘴巴，高顴骨，頭發結成辮子盤起來。整天手裏夾著一支煙。媽媽十分信任李麗蓮，臨走就把我們四個交給她了。李麗蓮阿姨也大包大攬把我們接過去，安排我們住在她旁邊的宿舍裏，晚上過來看看我們的火爐封得是否安全，問問我們的功課，如果聽見我們的打鬧聲（我們姐妹幾個幾乎每天都要打一架），便跑過來問問情由，把大的孩子叫過去批評一番。她快人快語，雖然是笑眯眯的，可是很有威懾力。她對我們四個孩子的關心和愛護十分真誠。
媽媽在昌平縣城關公社白浮大隊下放。她一向以樂觀的態度對待生活中的變故。農村自有農村的樂趣。媽媽本來就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加上性格率直，為人熱情，又吃苦肯幹，老鄉都喜愛她。她有幾張和老鄉的留影，有倚在草垛上的，有在農舍門前的。她頭戴白毛巾，身穿大襟褂，一幅農婦打扮。我最喜歡的一張是媽媽和一群老鄉擁著擠著站在茅屋前，歡暢地笑著。我曾把這張照片以速寫的形式畫在我的日記本裏，保留至今。
媽媽（前左二）和老鄉
下放結束後，媽媽仍然惦念著鄉親們。第二年春節，她帶我去農村探望，說是“回娘家”。我們提著一大包分發給各家的禮物，都是些圍脖手套毛巾牙膏鉛筆本子一類的小禮品。媽媽說，老鄉很窮，非常需要這些東西。我們一家一家地串“親戚”，別的人我都不記得了，就記得到老飼養員馬慶爺的家，看他飼養的馬匹。之所以記得，是因為我後來寫過一篇作文，就是記這次“回娘家”，其中特別提到訪問馬慶爺。老師把這篇作文作為範文在全班念了。我真正地見到了媽媽和這些農民水乳交融的感情。中午有十幾家搶著請吃午飯，而且都已經為我們做好了，去某一家，別家還不高興。本來我們打算下午就回北京的，因為盛情難卻，隻好又留下來到另一家吃晚飯。三年大饑荒剛剛結束，老鄉們把最好的飯菜拿來請客，我們吃的是新下來的京西稻米飯，菜很簡單，就是醃雪裏蕻炒黃豆，但是非常的香。
左一也是婦聯下放同事，她最初被定位右派，由於康克清力保，才免於厄運。
一九六五年煙不離手的李麗蓮阿姨患肺癌去世。媽媽十分難過，雖然他們是上下級關係，雖然上級批評過下級，但是兩個人性格相似，很對脾氣，嘰嘰呱呱地講起廣東話來，就更有一些同心同德的意思。從追悼會回來，媽媽默默地躺了一天。我從來沒見過樂天的媽媽這樣悲傷，心裏十分害怕。直到晚上，我的一個好朋友來玩，嘰嘰喳喳地說著學校各種有趣的事情，媽媽這才坐起身來，聽著，臉上露出笑容。媽媽說：“幸虧這個‘能言鳥’來了，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麽度過今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六三年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又叫“四清運動”，）又席卷了中國大地。所謂“四清”說的是：“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但是其本質是掀起新一輪階級鬥爭。早在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就一再發出抓階級鬥爭的號召：“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他相信，地方上的大部分政權已經不掌握在馬列主義者的手裏。貪汙賄賂腐化變質已經遍布全國。若不再搞一次大規模的階級鬥爭，中國就會像蘇聯那樣落入修正主義者的手裏，因此一定要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按照這個設想，中央從國家機關企業派出了大批的四清工作隊，查處地方上主要是農村的不正之風及“四不清”幹部。媽媽和爸爸都被派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媽媽去湖北武漢，爸爸先去北京延慶，然後又去河南安陽。
一九五八年以後家裏總是支離破碎的，極少有全家人湊齊的時候。媽媽頻繁出差，黨校學習一年，下放勞動兩年，去武漢搞四清一年，然後是湖北鹹寧五七幹校五年。爸爸也一樣，經常參加短期農村勞動，延慶安陽的四清，兩個人很少有同時在家的時候，倒是經常兩個人都不在家。
那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年代，是我們將青春熱血溶入時代洪流的年代。但是無論何時回憶起來，心中隻有灰色的寂寞。在女孩子最需要媽媽的少年和青春時期，媽媽總是不在家，這個遺憾深深地埋在了心底。後來的幾十年，媽媽極少入夢，相反是我無數次地夢見尋找她：回到家裏，是四合院的家，看不見媽媽。她的硬板床總是空的，隻有一床蓋了幾十年的被子，青藍色和粉紫色的小花鋪滿被麵，暗淡無光。然後我又置身於她的機關，燈市東口那座四層建築，辦公室沒有她，說是在開會，然後就是尋找會議廳，一層樓一層樓地找，從來沒有找到過……無論是夢中還是醒來，心中都是無限地悵惘失落。媽媽在世時，夢醒後稍有一線安慰，知道她還在遙遠的中國惦記著我，恨不能立刻回北京守在她身邊；媽媽不在了，驚醒後知道真的永遠也找不到她了，眼淚順著眼角洇濕了枕頭。
就這樣我們都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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