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
我身無分文地出了門。
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風刮得緊，回去取錢便要頂風跋涉半小時，無疑是要耽誤上課了。
這時我已在地鐵入口，心想不如就做個赤貧和魅力的測驗，看看我空口無憑能打動誰。讓我蹭得上車坐，賒得著飯吃。
我唯一的擔心是將使芝加哥身懷絕技的扒手們失望。
“蹭”上地鐵相當順利 ——
守門的黑人女士聽說我忘了帶錢，5個1寸長的紅指甲在下巴前麵一擺，就放我進去了，還對著我的後腦勺說：
“要是我說‘不’你不就慘了！你該感謝上帝，我一天要說99個‘不’才說一個‘是’呢！……”
她笑得很猙獰，像個刀下留人的劊子手。
12時59分下課。
很想跟同學借點兒午餐錢，又怕他們從此跟我斷絕來往。
開學那天，一個大齡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學9塊錢，下麵就出現了一些議論。
所以我打消了借錢的念頭。
餓死也得為我們大齡同學們爭氣。
所有同學都進了校內那個廉價餐廳，我隻好去校外昂貴的一家意大利餐館。
一個意大利小夥子過來在我膝蓋上鋪開又硬又白的餐巾。我點了鮮貝通心粉，吃最後幾根時我開始在心裏排演了。
吃不準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
人家小夥子忙了半天，至少該賺你一個笑容吧。
我眼睛盯著賬單，手裝作漫不經心地在書包裏摸那個丟在我臥室枕邊的皮夾，然後我已經分不清是真慌張還是假慌張地站起來，渾身上下逐個掏口袋。
“災難啊！”我說，“我的錢包沒了！”
小夥子瞪著我。
他耐人尋味地看著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後搖搖頭表示遺憾：
“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難過，如此白吃，還吃得那麽飽。
他連說可以諒解，都是扒手的錯。
他拿了張紙，又遞給我筆，請我留下地址和電話。
我說這就不必了，明天保證把飯錢補上，連同小費。可他還是堅持要了我的電話號碼。
寫完後我抬頭笑笑，這一笑，魅力就發射得過分了，因為他的眼神一下子變得楚楚動人的，問：
“平時可以給你打電話嗎？”
我打著哈哈，說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點的街道，風吹硬了街麵上的殘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熱量。
很快我放棄了，跳上一輛巴士。
一上車我就對司機說我沒有錢，一個子兒也沒有。
司機點點頭，將車停在一個路口，客客氣氣地請我下車。
我紅著鼻頭對他笑著說：“明天補票不成嗎？”
他鄙夷地說：“天天都碰上你這樣的！來美國就為了到處揩美國的油！”
我正要指出他的種族歧視苗頭，一隻皺巴巴的手伸到我麵前—— 是個老頭，懷抱一把破豎琴。
他把手翻過來打開拳頭，掌心上有4枚硬幣……
付完車錢，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塊美金的圓珠筆，擱在他手裏。
他說：“你開玩笑，我要筆幹嗎？”他摘下眼鏡，給我看他的瞎眼。
我問他在哪裏賣藝。
他說在公立圖書館門口，或在芝加哥河橋頭。
我說：“明天我會把錢給你送過去……”
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離我住處還有5站地，我叫了輛計程車。
司機是個錫克人，白色包頭下是善良智慧的麵孔。
我老實交代，說錢包忘在家了，他靜靜地一笑，點點頭。
到了我公寓樓下，請錫克司機稍等，我上樓取車錢。
更大的災難來了：我竟把鑰匙也忘在屋裏。
我敲開鄰居的門。我和這女鄰居見過幾麵，在電梯裏談過天氣。
女鄰居隔著門上的安全鏈條打量我。
我說就借10塊錢，隻借半小時，等找到公寓管理員拿到備用鑰匙，立刻如數歸還。
“湯姆！”女鄰居朝屋內叫一聲，出來一個6歲男孩。
女鄰居指著我說：“湯姆。這位女士說她住在我們樓上。你記得咱們有這個鄰居嗎？”小男孩茫然地搖頭。
我空手下樓，帶哭腔地笑著，告訴錫克司機我的絕境，請他明天順路來取車錢，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處。
他又是一笑，輕輕點頭，古老的黑眼睛與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後對視一下，開車走了。
我想起田納西·威廉姆名劇《欲望號街車》中的一句話：
“我總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這句話在美國紅了至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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