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曆
彭小蓮
彭小蓮（1953年~2019年），曾在江西插隊9年。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畢業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作品在國內外獲得多項嘉獎，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紀事》《假裝沒感覺》《美麗上海》《上海倫巴》《我堅強的小船》《請你記住我》等，其中《上海紀事》曾獲華表獎最佳故事片，《美麗上海》獲第24屆金雞獎最佳導演。
50多年前，父親彭柏山（1910～1968）因與胡風先生有私交而被打成所謂“胡風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前，我寫下了父母的慘痛經曆，以《他們的歲月》（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為名出版。
十年過去了，《他們的歲月》又一次再版，對於我依然是那麽重要，不僅是創作上的一個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繼續幫助我在走完這個艱難、漫長的思考。當初寫《他們的歲月》的衝動，是為了認識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們的人生，也是在努力為彌合我們曾經有過的隔閡和誤解；可是寫著寫著，我卻再一次進入“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噩夢中。原以為完成了這本書，就可以結束這伴隨我一生的噩夢，殊不知在完成了這本書以後，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無奈，於是我又重新上路，拿著《他們的歲月》作為敲門磚，開始采訪那些依然活著的“胡風分子”的叔叔、阿姨們。
我想，我已經是下一代人了，特別事隔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是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有一份思考，特別是經曆了那麽多的政治運動之後。於是，通過牛漢叔叔（他是“胡風分子”中唯一和舒蕪還有往來的人），提出希望對舒蕪進行采訪的要求，舒蕪答應了。父親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對我的行為非常質疑，他們問我，你這樣的態度，何滿子先生能原諒嗎？我說，我為什麽需要他的原諒？我不過是想正視一段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話語權，我更願意是一個沒有“是非”的邊緣人，我想把曆史和盤托出，不給任何行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邊。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滿子先生，並告訴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滿子先生平靜地說：“好啊，我倒很想聽聽他的聲音，看他能說點什麽。”
可是等我趕到北京的時候，等牛漢叔叔給舒蕪打電話去約定時間的時候，舒蕪拒絕了，他在電話裏說：“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啊，我就覺得除了那個，沒有什麽好說的了。沒有這個必要。”我在電話機旁聽見了回答，我站立在那裏發怵，他所指的“那個”又是什麽呢？後來舒蕪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說：“我跟他（舒蕪）說，你寫文章就寫文章嘛，你拿個信出來幹什麽？他說：‘你不知道，我從廣西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雪峰找我談話，說你調來以後你願意做什麽工作？我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很奇怪，你馮雪峰不是知道麽，我一直是搞理論的。你問我這個問題，大概就是把理論這一塊給排除了，不讓我接觸，才問這個問題。那麽我就說，我到古典文學編輯室去吧，於是去了古典文學編輯室。所以批判胡風開始以後，他們讓我寫文章，我想從理論上寫呢你們也不歡迎我講，那我就把他給我的信裏流露出來的情緒寫個文章吧。過了一段時間呢，那個編輯（《人民日報》記者葉遙）就來了，說這個文章我們要發，我們要核對一下，我就借給她了。誰知道，她把這個信就拿到林默涵那裏去了！’他說：‘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說他是主動交信，他說不是那麽回事。”
隻是在北大教授王麗麗的研究中，卻有另外一種解讀，她說：“胡風先生在給綠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1952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實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對文藝特別有責任感，看著文藝領域像他說的‘往灰色時期發展’，但是他卻沒有資格去阻止和改進。他說，他就好像看著瘟疫流行，而沒有資格動用藥品，因為他還沒有考取醫生執照。跟這個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蕪進京之前對別人說：‘北京拿他沒有辦法，這次讓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覺得這種說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經曆了這些采訪之後，又有很多人批評我，說：“都是那麽一個老人了，過去就過去了，為什麽你老是要在那裏糾纏不清？做人，為什麽就不能有一份寬容？”
我想，我不是不寬容，實際上任何事情都是會過去的，即使你不寬容，一切也都將成為往事。關鍵在於，當你麵對一段曆史的時候，我們必須在他麵前有一份敬畏，要把曆史的真實麵貌留給下一代。寬容是必需的，但是寬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寬容，都像是在上帝麵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懺悔，你需要對著神聖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誠實的叩問。隻有在這些基礎之上，才會有寬容出現。無原則的寬容，是對罪惡的庇護，是欺騙的延續，更是一次對曆史的褻瀆。何滿子先生覺得最惡劣的是，因為有了舒蕪的行為，“以前還沒有，頂多我檢查我自己，理論上批判你而已。拿隱私、私信出來檢舉的，還沒有。他第一個，他創造！”確實，舒蕪是否主動交信，已經變得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風先生給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緒寫文章”，然後斷章取義，將它們上綱上線，設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最終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於是，這一招成為後來曆次政治運動的範本，“揭發”這個詞，也就成為運動中的關鍵詞。舒蕪文章的措辭和敘述方法，逐漸形成了後來運動中的語境。
我喘著粗氣從驚恐中掙紮出來，2010年6月我跑到廣東海豐縣參加丘東平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會。正是從丘東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風先生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他的作品就是這個“精神”的體現。他的作品非常有個性，他的文字和敘述，也區別於當時的“抗戰文學”，但是他的人物卻在抗戰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1941年的戰鬥中犧牲的。魯迅先生把丘東平的作品，放在30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聶紺弩伯伯說：“看了東平的小說，我們還寫什麽小說啊！”他又把東平稱為“中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父親說，那時候黃源把丘東平的遺作《茅山下》交給他保存，他覺得簡直是交給他一顆炸彈，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爆炸，責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線，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軍的時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還是緊緊地貼在身上。丘東平的稿子上是沾滿了自己的鮮血，那稿子還存有我父親的體溫。一個作品，卻聯係了那麽多人的命運和情感，一直到文章發表了，父親如釋重負，於是那顆炸彈在戰場上發揮了效率，它轟然炸裂的時候，誰都會被震動的。
可是1950年3月14日周揚在文藝創作會上說：“丘東平作為戰士犧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風小宗派裏的人，所以作為作家，死了就死了。”當我讀到這段冷漠的文字時，我想起1979年秋天，我看見的周揚，那個跟我說：“我現在沒有什麽權了……”他顯得有點疲憊，但也顯得是個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難把這個形象和這些話語聯係在一起。我看見了權力對人的腐蝕，看見了權力對人性的異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種，在權力之下，人心、文學都喪失其原有的價值。其實當初正是周揚發現了丘東平，把他的作品推薦給魯迅先生，可是不久丘東平就不能接受周揚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給胡風先生創辦的《七月》，甚至在戰爭中，他都與胡風先生有著密切的通信往來。
20多年後，已經沒有人再記得這個天才的年輕作家，這個死難烈士。這時，漏網“胡風分子”聶紺弩伯伯竟然在1964年，從北大荒勞改返京之後，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千裏迢迢跑到廣東省海豐縣，一個非常偏遠且閉塞落後，連公路都沒有通車的鄉村，看望丘東平80多歲的老母親。那時候丘東平的妻子在1950年鬥地主的運動中，被作為地主婆批鬥（因為當年作為烈士親屬，農會分給她兩畝地，她和老母親都種不了這個地，雇傭了一個長工），批鬥之後，她受不了這個委屈自殺身亡。聶伯伯拿出100元錢交在老人手裏，然後輕輕地跟她說：“以後有什麽事情，就直接給劉少奇、陳毅寫信，東平過去做過他們的秘書。”誰也不會想到，兩年後，劉少奇和陳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這樣漸漸地走入這個“圈子”，漸漸地在了解這些人和事，漸漸地明白文學在他們的生命裏是占有多麽神聖的位置，而情感又曾經是多麽刻骨銘心地留在他們的友誼之中！也是漸漸地認識到，政治運動是如何在摧殘著我們的文化，摧殘著我們的人性，摧殘著我們的良心！
在這些“分子”中最讓我難忘的是阿壟先生。他畢業於黃埔軍校，在“八一三”淞滬戰役中負傷，轉入地下後，為共產黨做情報工作。阿壟是“七月”派的代表詩人、理論家。當他被關押了十年後，才被提審判刑。宣判的當天，法院四周如臨大敵，站滿了警察。因為隔夜在找阿壟先生談話的時候，他依然不服從判決，堅決不在判決書上簽字。但是，在法庭上，當他看見年輕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時，他決定承擔全部責任。
林希回憶說，當他作為證人出庭的時候，“我進去之後就站在旁邊，這時阿壟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們兩個人的目光交錯，這一下對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違心地做這個，這個他媽的不是人的證，我又看見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輩，我的感情簡直沒法控製。這時候法官提出，‘林希麵對法官！’我就冷靜下來，說我和阿壟是怎麽認識的，他對我說了哪些話，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證詞都是按照官方審定的。然後休庭十幾分鍾，一會兒宣判，我們就進去坐在邊上。阿壟重新出庭，阿壟確確實實是挺著胸膛，抬著頭闊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這個那個，判處有期徒刑12年。‘阿壟你有什麽說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給你重複阿壟的話：‘我放棄上訴，一切責任在我，與任何人無關。’完了。那在我的印象裏，那是永遠不會消退的人格力量！”
宣判結束後的第四個月，阿壟先生在監獄裏給審判員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說：“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顛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麵歪曲對方，迫害對方，一方麵則欺騙和愚弄了全黨群眾和全國人民！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行崩潰了。這顯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騙，別的解釋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壓碎，但是絕不可能被壓服。”
信，是最後從公安部的檔案室裏退回給阿壟家屬的，信紙的抬頭上，標寫著檔案館的登記號碼。那已經是這個世紀的事情了，阿壟先生已經在監獄裏患癌症，於1967年3月15日去世。當我從阿壟兒子陳沛的手上，看見這張用鉛字打印出來、泛黃的信紙時，我看見的是一個站立的靈魂，是用鮮血寫下的最後詩句。我努力控製著，不讓自己的眼淚往下淌，我覺得在阿壟先生麵前，我的眼淚太輕，太微不足道，也太廉價了，以至於它淌落下來，會是對阿壟先生的褻瀆。
04
隻有在賈植芳叔叔麵前，我敢大膽地追問他，因為他是最隨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賈叔叔親口告訴我，他交了胡風先生這樣一個朋友，他後悔嗎？賈叔叔連思考都沒有，接著我的提問就說：“從不後悔！”我再問，“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朋友，作為一個大教授，你的生活會是怎麽樣的？”
“不會比這個更好。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揚四條漢子也進了監獄。我說毛澤東，55年把我們抓進去了，66年我們都差不多都出來了，把四條漢子抓進去。文化大革命以後，把四條漢子放出來了，把四人幫又抓進去，監獄大家輪流坐。我們是勞改第一期畢業，是老資格了。你說，我怎麽會感到幻滅？人生就是遊戲，我說我中學念書的時候，是美國教會學校，隻想回家Marry（結婚），就是想回家娶個媳婦。這個時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滅，這叫虛無。後悔沒有後悔……小蓮，我大學也沒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學，我在高中念了三個月就被開除了，我隻有初中文憑。我那個不安分，我在一二·九運動被抓進去，但我不是黨員，我和他們沒有關係，我當初就是要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統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戰的時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學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時候，受日本警察監視。後來，回來參加抗戰，在國民黨那裏當個編輯。後來逃難，內戰的時候，我又給國民黨抓進去。終於解放了，你都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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