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學潮之前
曾經有多位師兄和師姐，不約而同地對我講過大致類似的故事。他們有的是上海交大的畢業生，有的在其他城市、是其他大學的畢業生。故事的大意是，1980年代初期，大學都嚴禁學生談戀愛，使用的手段惡劣。比如校園裏有些僻靜的地點，傍晚和夜間會有男女同學出沒。於是，政治指導員或班主任就去監視。他們預先躲在隱蔽處，比如蹲在樹叢後麵，偷看戀人們的活動，然後把名字和行為記下來上報。學校就會批評、處分這些學生。具體的懲罰要看當時的政治大風向、或學校內部工作的需要。比如在“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期間，懲罰就比平時嚴重得多。常見的懲罰包括通報批評、取消原本應該有的獎勵資格、畢業分配時不許他們去好的崗位或大城市、甚至故意把一對戀人分配到不同的城市，等等。
我在1985年進交大，在一、二年級時因為學生活動的原因，與當時的幾個本科和研究生畢業班的男生較熟。大約在我三年級的時候，一位已經畢業、在外地工作的師兄回上海出差。他找到我，我們天南海北地交談。他說到自己正在處對象，並講到他們的身體親密接觸。記得他很真誠地說，“在一起的時候禁不住，但事後就覺得很惡心”。那時他應該25歲左右，之前可能完全沒有戀愛經驗。那個時代，所有的中學和大學都嚴格禁止學生戀愛。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學的，一般都是老實學生，一直聽從老師的話，所以很多人甚至從來沒有與異性正常交談過。那個年代沒有性教育，也沒有手機、計算機、互聯網、美女圖片、小黃片、微信群等。這些人直到成年，對男女關係很無知。我那時也無知。現在我的孩子都上大學了，回想當時師兄對男女關係的了解，覺得他不像大學畢業生，更像現在13、14歲的青春期少年。
男同學如此，女同學也類似。記得在一二年級時，英文老師要求每人事先準備、然後在課堂上用英文講一小段話。一位女同學選擇的題目大約是“什麽是新時代女性最重要的品質”。她開口說，女性最重要的品質是“gentle”。教室裏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蹊蹺，講的人變得緊張、聽的人不自然、中年女老師也有點不知所措。那種局麵有點像現在有人在正式場合談論閨房密術。我是教室裏很少幾個男生之一，感覺到了身邊氣氛的尷尬，但一時不懂為什麽，覺得“gentle”是個很平常的英文詞。後來才明白，那位講演的女同學選用“gentle”，是要表達中文詞匯“溫柔”。我一時沒懂，但教室裏的女老師和女同學們立刻就懂了。在當時，“女人要溫柔”屬於剛從日本和港台文藝片裏傳來的新思潮，算是很前衛的想法，不適合在台麵上講。現在人很難想象，那時的女生聽到“女人要溫柔”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幾年以後，我讀到錢鍾書在《圍城》裏講到，中國男女在談論愛情時都要“躲在外國話裏”、用外文掩蓋他們的尷尬，我就想到了這件事。
但是，1980年代初期的校園還是比1970年代開放多了，所以大家心裏充滿希望。我在大學校園裏長大，家裏還有一些老照片。照片裏80年代初的女大學生們，開始穿各種彩色的衣服、頭發燙成現在中年婦女才有的大花卷、敢於擺出稍顯腰身的姿勢。而1970年代的女生連這些都沒有。但是和現在相比，1980年代初的女大學生們還是很缺乏女性意識，自然也就缺少女性美。就像很多男生壓抑自己內心對女生的愛，那時的很多女生也壓抑自己內心希望被男生愛的天性。她們的裝束和行為都偏男性化或中性化。她們經常不知如何吸引男性愛自己，也不敢吸引男性愛自己。最近我看到抖音裏有個好笑的橋段，說你如果罵某個女生是“狐狸精”，她心裏會特別高興，覺得自己有吸引力。但是在1970、80年代，女生被人稱為“狐狸精”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當時如果哪個女生被說成主動吸引男性、或自己是被動，但吸引了多個男性，就會被其他女人罵成“狐狸精”、視同道德敗壞、遭眾人唾棄。
1980年代早期，雖然學校明確禁止大學生談戀愛，但校園戀愛實實在在地存在。談戀愛的人主要是學校領導和有勢力的教師的子弟學生、師生戀，主要是男老師找女學生、學生幹部、還有因為各種原因與校方關係好的學生。規則明確禁止，而這些人還能或公開、或半公開地談戀愛，說到底是因為“權力尋租”。他們都是與校方關係密切的人，擁有一般大學生沒有的權力或信息渠道，近水樓台先得月。但是他們的存在，也有積極的一麵。他們是當時校園戀愛的先行者，鬆動了原來嚴苛的規定，事實上擴展了戀愛自由的尺度，帶動了進步的潮流。“權力尋租”曆來是中國社會的主流和常態，一般中國人早就見怪不怪了。
那時的校園愛情，浪漫美好的氣息要比現在差很遠。在校期間，大學生即使談戀愛，也不得不遮遮掩掩。更常見的校園愛情是，兩人在校時沒有戀愛。畢業分配方案公布後，大家的未來出路都確定了，於是一方就問另一方，“我喜歡你，你願不願意？”如果另一方答應，兩人就快速領證結婚。1980年代中以前，很多大學生曾經下鄉或工作過，歲數偏大，所以急需考慮婚配問題。另外，當時社會上的大學畢業生很少，如果一個大學生，尤其是女生，要求配偶與自己的學曆相當，找同學是最好的選擇。所以當時流行這樣的畢業季快速表白、快速結婚。一般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同鄉之間，因為他們經常能夠在畢業時被分配到一地。如果分配不在一個地方，至少其中一方的家庭要有辦法把兩個人短期內調動在一起。說到底，這就需要手裏有權力、有路子。
討論校園愛情，離不開當時的社會大背景。記得我剛到上海時，本地同學就介紹過上海的一個奇景，“外灘情人牆”。當時在談戀愛方麵，上海無疑是中國最開放的地方。而外灘則是中國時尚和現代化的象征地。那時，防洪牆沿黃浦江邊而建，綿延數裏地。每當太陽西落，談戀愛的男女就沿牆而立，一對緊挨一對，呈現男女、女男、男女的排列狀態，一望無際，成了一道聞名全國的風景。由於人數太多，每對相鄰的男女經常擠在一起，這一對的女生的身體都碰到另一對女生的身體。我見識過一兩次這樣的情人牆。記憶中人牆不是一層，而是好幾層，連人行道上都是滿的。一眼望去，總能不小心看到有的男女在做著過分私密、不雅的動作。空氣中彌漫著湧動的人欲，卻完全談不上什麽美感，甚至連人的基本體麵都無法顧及。我看到了，心裏自然排斥。但捫心自問，如果我處在他們的地位，能做什麽改變？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下，我又能怎樣使戀愛變得更美好？如果全日製學習、思考的大學生都不知道，就不能責怪那些每日為生活奔忙的社會青年了。
二 1986和1989年學潮的後果
1986年底，全國各地爆發了大學生民主運動，上海是繼安徽合肥之後的熱點城市。在眾多同學上街遊行、學校停課、校園裏幾乎看不到學生的時候，交大緊急向各係、團委、學生會等傳達北京來的命令，要求全校各單位組織、配合，立即開始舉辦大學生舞會。命令的目的明確，就是要用男女交往來吸引大學生，短期內把他們從遊行中拉回來，長期的目的是讓他們的注意力離開政治，轉移到溫柔鄉。於是大學生開始以班級或學生會的名義向學校申請借用教室，舉辦舞會。那時學校還嚴格把關。什麽場地可以出借、什麽時間可以開舞會、總共多少教室可以被同時借出等，都有限製和規定。政工幹部們有時會來到舞會現場檢查、把關，比如看燈光是否過於暗淡、男女同學跳舞時身體距離是否太近等。
學潮過後，交大內部龐大的學生思想工作隊伍有點摸不到方向，到底現在允許還是不允許大學生談戀愛？控製校園戀愛，一直是大學生思想工作的一個“重頭戲”。毫無疑問，這個權力也是政工幹部平時被身邊的師生們重視、得到各種好處的一個重要的“權力尋租”工具。所以有人專門就此去問校黨委。黨委給的答複是，“不禁止、不鼓勵”。我聽說其他城市、其他高校也是類似政策，說明這是全國統一的。大概當時的黨認為，“男女交往”是應對大學生政治熱情的一個有力武器，如果學潮複發，還要用它來抵擋，所以要時刻預備好、隨時可以用。從此，大學生談戀愛才從隱蔽走向公開，從被禁止變成合規。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理解，這個政策轉彎在當時是多麽巨大、多麽突然。我舉一個例子，張行是1980年代初期的上海男歌手，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本土歌星之一。在政策變化之前半年，在1986年6月，法院以他與多名女青年交往、並且發生性關係為由，判他犯了流氓罪，處以有期徒刑3年。一個成年未婚男公民，還是社會名人，和成年未婚女人發生了兩廂情願的性行為，竟然被法院認定是犯罪，而且是重罪，入獄三年！讓我們停頓一下，仔細回味這件事：國家把老百姓的正當的性行為認定為嚴重的“罪行”，並且到了1980年代後期，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不難理解，在那個時代，對於平民家庭背景的青年，性行為是“社會地雷”，如果不小心觸發，可以毀掉自己的一生。所以 “老實”的大學生們大多談性色變，選擇徹底遠離性行為。而這種極端扭曲的局麵，因為學潮後國家需要引開大學生們的注意力，一下子發生了根本改變。
也許有些人會爭辯，“張行錯在與多人發生性關係，和一般青年與戀人發生性關係不一樣”。這種深究事實和道理中的細節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從“法律至上”的西方傳來的，從來不適用於中國，更不適用於那個時代的中國。當時一般中國人都本能地懂得，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威是黨和政府。隻要他們喜歡，任何法律、道理、和常識都沒有用。他們的態度才是最高的法律。而維持這種權威的一個常用的手段，就是黨和政府要保持對於法律和常識的隨意性，並且隔不久就用實際行動展示一次出來，提醒老百姓別忘了到底誰是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威。比如一般法律和常識都認為，如果男人強迫女人發生性關係，是犯罪。如果已婚人士發生婚外性行為，違反道德，但不犯罪。如果未婚成年男女發生兩廂情願的性關係，是私事，既不違反法律也不違反道德。張行被判刑，就是政府違反了所有這些法律和常識。張行的事並不孤立。那個時代還經常有“嚴打”運動，就是黨和政府公開、大規模地撇開法律，按自己的喜好支配司法的政治運動。期間男孩在馬路上撕扯女孩的衣服，也會被判重刑，發配新疆。這類事情離交大同學也不遙遠。同在1986年，我們的同學就是因為與女朋友發生兩情相願的性行為而被開除。所有這些官方行為，本質都是“馭民術”的具體表現。黨和政府以此彰顯，自己的權力高於任何法律和常識。
1986年學潮以後，政府的態度大變，造成大學生談戀愛的風氣有了質的飛躍。校園裏開始看到一些男女同學成雙成對。在食堂裏出現了“你喂我一口飯、我喂你一口飯”的小戀人們。晚上的自修教室裏也會有男女生緊密地坐在一起。宿舍裏會有小情侶們偷偷在電爐上用飯盆炒菜、做飯。宿舍的角落裏開始堆集起油鹽醬醋等。但總得來講，這些人還是有點偷偷摸摸。比如自修教室裏人多時，他們就會分開坐。隻有宿舍同學不在時，他們才敢炒菜。因為校規還是“不鼓勵”學生戀愛，所以戀愛行為就還是“妾身不明”。談戀愛的同學就隻好放低姿態。大多數同學仍然不談戀愛。
一方麵，當時的大學生普遍向往外國小說和電影裏的那種浪漫愛情。身邊戀愛的人較少，反而為大家留下了想象美好愛情的心理空間。另一方麵，當時的大學宿舍條件很差，七到八個人一間。城市裏也不存在為情侶開放的小旅館，所以談戀愛的同學，連個私密空間都沒有。造成那些談戀愛的同學，隻好用“互相喂飯”、“在混亂的宿舍裏鍋碗瓢盆地過生活”等方式體現親密。在很多沒有談戀愛的同學的眼裏，相對於心中憧憬的愛情，這種戀愛就自然顯得太猥瑣了，讓人心裏難以接受。記得當時我自己就思想簡單、而且理想化，看到校園裏戀人們的行為，就懷疑這樣的戀愛算不算愛情，於是就沒有什麽戀愛的願望了。
1986年12月份開始的學潮，延續到1987年春天才逐漸平息。大約兩年以後，在1989年春天，規模更大的學潮開始了，席卷全國，造成了曆史上對政權生存最嚴重的衝擊。學潮期間，黨中央故伎重演，對高校下達緊急命令，全麵開放校園舞會、允許同學談戀愛。當時形勢所逼，高校政工隊伍對命令的本質心領神會，不再有插手阻撓的意思。於是，交大各個教學樓、食堂、體育館等，每周有三四天辦舞會。其他學校也類似。男女生在不同大學的校園間流動，變得遠比以前平常。舞會上也不再有人檢查燈光是否過於暗淡、人是否貼在一起了。大學舞會遍地開花，經久不衰，成了那個時期的一道風景線。當時讀大學的人，很多都對這些校園舞會記憶深刻，多年以後還會興奮地談起。
六四之夜以後，政治熱情受到挫折的大學生們，行為變得越來越放肆。記得那段時間有同學抱怨，在交大晚自習的教室裏，有戀人坐在教室前排，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男生把手從女生的領口伸到衣服裏撫摸，完全失去了基本的文明和體麵。還有，1989年7月本科畢業班離校前，學校全麵停課，鼓勵學生回家，很多宿舍空著，也無人照管。我身邊的一幫男同學與上海師範大學的一幫女生聯係上。他們自己配成雙，然後占用空宿舍，夜宿在一起。這在之前多年的大陸大學裏，是完全不可相像的。1989年的學生運動沒有爭來國家的民主，卻歪打正著，為之後的大學生爭來了戀愛自由。可惜中國人習慣於漠視為他們爭取權利的人。現在的中國大學生有了戀愛自由，卻沒有人會想到感謝前人，甚至很少有人知道這段曆史。
上海社會上的情況也有了很大變化。以前在各個公園裏，每天晚上都會有民兵、糾察、聯防隊員等巡邏，抓有親密動作的戀人們，然後羞辱或懲罰他們。大約在六四期間，這些巡邏都取消了。也許因為政治的動蕩和不確定性，政府根本無暇顧及這些小事了。被六四所逼，黨非常擔憂自身生存，需要經濟發展增強執政合理性，所以拋開意識形態的阻撓，全力對西方開放。於是，上海的馬路上開始出現了一些咖啡館、酒吧、舞廳等商業娛樂消費點。戀人們有了更好的去處，著名的外灘情人牆就不那麽熱火了。再後來，上海越來越燈紅酒綠，外灘又多次因為改造而被封閉，情人牆就隨之慢慢消失了。
總之，政府不再禁止校園戀愛後，大學生們迅速學會了利用這個新的自由去消減性寂寞和性饑渴，但是他們對於男女交往的後果和各自的責任的理解，卻進步很慢。比如1989年我本科畢業。離校前同學們少有地圍在一起談心。一個女生突然講到，“老實說，如果以後男人能夠一人上班養家，女人呆在家裏教育孩子和持家，也很好”。她講時，語速很快，帶著試探和不自信，並用眼睛迅速環顧四周，打量別人的反應，生怕自己“駭世忌俗”的觀點會遭到其他人的反對。而四周的男生們也沉默不語，不致可否。女生的話猶如掉入無底洞，半天沒個回響，她也就訕訕地閉了嘴。接著話題就被岔開了。大概這位女生剛剛開始體會女人需要家庭保護的心理，而男生還集體性地對此無知無感。
我們這代人，青少年時都讀過裴多菲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以前大學生不允許談戀愛，但我們心裏憧憬高尚美好的愛情。1986年學潮以後，禁令被逐漸解除，大學生們開始公開正常地談戀愛了。但現實中大家看到的真實戀愛卻經常是“你喂我一口飯、我喂你一口飯”、偷偷在宿舍裏用電爐過家家、或在公開場合摸胸等猥瑣樣子。難道那個比生命還可貴的愛情，輪到我們自己身上，就隻能變得這麽低俗嗎？這個反差讓我和很多熟悉的朋友不能接受。所以我們繼續向往愛情，但現實裏卻排斥“談戀愛”。
三 1980-90年代流行文藝
我很幸運，在交大結識了很多優秀的同學和朋友。那時，如果一個同學讀到一本好的小說，就會自然地介紹給周圍的人，別的同學也會跟著讀。如果一部好的電影出現，大家都會去看，然後在宿舍裏你一句我一句地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影視和文學作品，成了我們獲得新思想的重要來源。直到現在，同學聚會，大家還會談起那些共同熟悉的文藝作品，再結合自己幾十年的生活經驗，重新審視和評價它們，以此加深自己對愛情、人生、和社會的認識。
我將用這一節點評那些朋友們到現在還會談起、在1980和90年代流行的、承載著我們共同青春記憶的作品。
A.外國愛情電影
《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拍攝於1970年，講述一個美國大學校園裏的戀愛故事。男女主角都是哈佛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相識、相愛，互定終身。結果遭到男主角的富翁爸爸反對。男主角為了愛情與父親決裂。於是女主角外出工作，幫助男主角攻讀法學院。男主角畢業了，但女主角身患絕症。男主角陪伴女主角走完生命的最後一程，讓女主角在永別前一直感到愛情的溫暖和愛人的支持。這部電影是後來風行全世界的各種校園愛情戲的鼻祖。它的場景、情節、對白都真實、自然，體現了愛情的真心和美好，讓觀眾感到向上的精神力量。在1980年代中、後期，這部電影在中國流行，給同是大學生的我和朋友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幸福的黃手帕》
日本在1977年拍攝的電影。它基於一本美國小說。導演把故事的場景和人物都從美國搬到了日本。劇中，丈夫意外打死了一個流氓，因此入獄六年。在獄中，他為妻子的前途著想，主動勸妻子離婚、另嫁他人。出獄後，落魄的丈夫不知妻子是否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就寫了一封信寄給妻子。信中約定，如果妻子沒有改嫁、還在等丈夫，就在家門前的旗杆上掛上一塊黃手帕。丈夫會坐車路過家門口，如果看不到黃手帕，就從此遠走他鄉。結果一路患得患失的丈夫到了家門口，看到旗杆上旌旗招展、掛滿了黃手帕！
全劇劇情簡單，卻詮釋了愛情裏的忠貞，充滿真情，讓人感動。相愛的夫妻，一方沒有作惡、卻遭遇劫運。另一方不離不棄，踐行著最初的誓言。
《簡愛》
基於19世紀中出版的同名世界名著。原作是英國早期女性主義文學作品，從女性的角度看愛情和社會。小說和電影在校園和社會上都很流行。男女主角在社會地位、財富、和年紀等諸多方麵相差懸殊，但他們在日常接觸中真心相愛。女主角雖然貧困、不漂亮，但堅信自己的靈魂與任何人的靈魂一樣，都是上帝給的，都是平等的。她為保持自尊，忍痛離開了男主角。後來世事變遷，男主角在大火中失去健康與財富。但女主角感到了自己還是真心愛著男主角，於是回到男主角身邊，二人結合。
類似的對我們這代人影響較大的外國愛情電影還包括《羅馬假日》、《茜茜公主》、《巴黎聖母院》等。它們展示的愛情都簡單、真心，故事情節也實在、可信。並不是這些電影教育了我們愛情是什麽，而是它們喚醒了我們內心本來就有的、對愛情的天然向往。被提醒世界上有這樣美好的愛情，我當然就不願接受平庸醜陋的戀愛，所有人都不應該接受。
B.當代本土主流文藝人
那個年代活躍著一批本土文藝人，比如作家張賢亮、王朔，導演謝晉，導演和演員張藝謀等。他們占據了主流文藝平台，在全國大學生裏和我身邊的同學之間也很有影響。
《老井》
張藝謀做演員的成名作是《老井》。故事講述了男主角和女同學相愛，卻在家庭壓力下與沒有愛情的寡婦結婚。他婚後冷落和背叛自己的妻子，偷偷與女同學再續前情。電影裏有很長的男女關係描寫，但主題是男主角不顧危險，為村裏成功打出一口水井。把這部作品放在時代大背景下，就不難發現，它實際是用愛情和男女交歡的戲碼吸引人們入場，然後對觀眾灌輸集體主義教育的蘇聯式政治宣傳電影。它沒有嚴肅地探討愛情，其中關於男女關係的描寫，也不體現勇敢、真心、催人向上的愛情。
《牧馬人》
張賢亮寫作、謝晉導演的《牧馬人》是1980年代初轟動全國的主弦律電影。講述右派男與逃荒女結成夫妻，在貧困的大西北相依為命。右派的父親在美國發財，回國尋找兒子一家，希望帶他們去美國繼承財產。兒子夫妻因為愛國，拒絕父親的邀請，回到大西北。
電影用帥哥和美女演繹勞改右派和逃荒的乞丐女，讓頭腦簡單的觀眾覺得“很美好”。但隻要稍微想一想，一個被嚴酷迫害的右派和一個為活下來就獻出身體的乞丐女，在互相不認識、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結合，他們也許需要彼此，但談不上什麽愛情。
我中學時看這部電影，曾與影院裏的觀眾一樣，被它宣揚的愛國主義感動。幾年後在交大時，我恰巧得知，當影片正在全國巡回放映時，導演謝晉在1983年把自己唯一精神正常的兒子送到美國讀書。在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飾演逃荒女的叢珊去了法國，不久嫁給了一個法國人，入了法國籍。謝晉和叢珊運氣不如影片中的主人公，沒有在美國的富裕爸爸，就自己千方百計尋找海外關係出國。他們卻在作品中鼓動億萬中國大眾，即使在國內受迫害半輩子、親生父親在美國、有財產等著繼承，也不要出國與父親團圓。那一代文藝人的虛偽和謊言令人發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張賢亮的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當時有廣泛的影響。男主角是被長期關押和迫害的政治勞改犯，每天麵對饑餓與苦難。在39歲時偶然遇到也是勞改犯的女主角，兩人結婚。但男主角因為長期被迫害而有性功能障礙，於是女主角與他人通奸。後來男主角恢複性功能，與女主角有了床第之歡。然後男主角冷酷地離開女主角，投身政治運動。這個作品當年以大篇幅、無遮掩地談論性而出名。但是從探討愛情的角度，男女主角隻因為性需求而結合，後來又都背叛彼此，哪有什麽真心、美好的愛情？
這本小說是以作者自己的身世為原型。張賢亮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自述曾有過朦朧的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因此年輕時被打成右派，被馬克思主義的政府監禁十幾年，強迫思想改造。他然後放棄原有的想法，轉而寫作、宣揚馬克思主義，獲得宣傳部門的認可和推崇，達到他人生與事業的巔峰。現在回頭看，張賢亮很年輕時就被打成右派，卻從1960、70年代那麽嚴酷的政治運動中生存下來，並且後來迅速發達，隻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在思想上徹底屈服，全心全意地為宣傳部門效力。如果堅持了自己的思想，他就可能是另一個林昭或張誌新，早已死無葬身之地；如果他屈服但不徹底，他也最多默默無聞地度過餘生，不可能在文壇上出名。他的思想轉變，是極端政治高壓下的產物，並非是被智慧感召和說服。讀者可以可憐他曾受到的非人迫害，寬恕他的思想變節，但不能輕信他在逼迫下宣揚的新主義。
這類作家和作品的共性
那個時代，擁有類似思想模式的出名作家和作品還有很多，例如賈平凹的《廢都》、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莫言寫作、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等。那一代成功的文藝人有類似的成長過程。他們都經曆了1960、70年代中國的極端貧困，都從殘忍無情的政治煉獄中存活下來，都被宣傳部門選中後登上事業和人生的頂峰。所以他們都有為個人生存的非常鬥誌，都關注人在惡劣的物質和精神環境下的生存本能，並且都在思想上徹底服從組織要求。他們都是那個“魔鬼訓練營”的優秀畢業生，所以都非常會說謊，說假話時毫無心理障礙。他們不但滿嘴謊言，而且滿腦子謊言。不說謊話，他們就無話可說，不會說話。他們最關鍵的工作能力就是，把重要的謊話摻雜在其他次要的內容裏，最大程度地打動觀眾和讀者，比如前麵介紹的《牧馬人》。
這些作家和作品在敘述愛情時有明顯的共性，比如都重筆墨描述男性在極端壓抑下的性饑渴，但很少涉獵愛情在精神上的升華。他們都試圖給愛情賦予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等額外的政治目的。比如《紅高粱》裏的男女主角在一起後，作者還要安排他們去伏擊日本人，才算把故事推向高潮。《老井》裏一男二女的感情糾葛最吸引大眾，但作品的重點卻是成功挖井。這些作品裏的定式，體現了它們的創作者的個人成長經曆，也反應了作品誕生時的國家政治氛圍。
在日常語言裏，人們出於禮貌，可以把任何雙方情願的男女關係都稱為愛情，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女主角之間的，完全出於性需求、相互利用的關係。但是嚴格地講，他們之間並沒有愛情。張賢亮自己就寫道，“愛情其實是文化的一種表現。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沒有愛情的一切溫文爾雅，沒有那一套溫文爾雅的繁文縟節，隻有那最原始的，是最基本的情欲”。他的這段話，文縐縐、遮遮掩掩，其實意思很簡單，“我們那個時候哪有什麽愛情？都是性欲”。這個總結不但描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女主角，也適用於那一代作家的其他主要作品；不但道出了他們創作背後的哲學，也表露了他們自己內心對男女關係的根本理解。
流氓無產階級價值觀
上述這批文藝人都是男性，在作品裏都從性饑渴的角度發現女人的重要，得到性滿足後就認為女人的重要性降低。自己的下一步、或者作品的下一步，就變成了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政治事業。這種思維模式，實際體現了下鄉知青和紅衛兵之中的風雲人物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就是流氓無產階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它原本來自193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的最底層，隨著毛澤東派係在黨內的崛起，進入中國的最高權力中心，然後占領中國的官場，再居高臨下，滲入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它與傳統的儒家思想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拋棄了“天理”的觀念和“信義廉恥”等道德準則。
這種流氓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價值取向很單一。它隻推崇“權力”，不在乎道德、法律、理念、感情，等等。在這類人眼裏，世間萬事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權力，都可以用權力來標價，包括女人和愛情。任何聲稱高於權力的原則，在他們眼裏都是假的，隻可用來騙別人，不可用來限製自己。他們認為，一個男人如果有了權力，就理所當然地站在社會的高端，享受榮華富貴，包括占有更多的女人。相應地，如果一個男人沒有權力，就活該呆在底層，忍饑挨餓，也沒有女人。
在1980和90年代時髦的主流文藝人，年輕時大多數都下過鄉，處在社會最底層，體會過忍饑挨餓、沒有女人的生活。由於體製的選擇性提拔，後來成名的人都有極端的進取心，屬於按體製的要求，在製度內部爬升到頂層的少數人。所以他們的內心早就認同了流氓無產階級價值觀，並且他們的人生之路也體現了這種價值觀在中國的成功。他們創作的故事自然就反映出這樣的價值觀。他們的男主角處在社會最底層時，得不到性滿足。性就成了他向上追求的第一步。在他得到女人後，第一步就完成了，他自然就去追求更高的權力。而在中國金字塔型的社會裏，最高最大的權力永遠在國家政治裏。這批文藝人的思想裏都有一個權力的標尺，政治代表高級權力，女人代表低級的權力。他們需要女人，但又看不起女人。“愛情”對他們來講，隻是一個與女人有關、內涵模糊的名詞而已。
國家主義
那一代成功的文藝人，幾乎都是本能的國家主義者，就是把國家的最高權力和國家政治看得最神聖，是自己一輩子的最高追求，高過所有其他東西，當然也高過愛情和女人。他們經常自稱民族主義者，但那是不對的。“民族主義”指內部語言、曆史和習俗都統一的民族有獨立自主的權力。這批人絕對不會同意中國的任何一個民族，比如藏、維、蒙，有民族獨立自主的權力。所以他們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成功依賴於中國的中央集權製度，所以早就認同這個製度，推崇國家主義。表現在作品裏，他們的主人公的最高追求總是政治而非愛情；他們的故事的最高潮也總是關於國家政治，而不是關於愛情。
C.其他中文作家和作品
《人啊，人！》
戴厚英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她於1980年出版長篇小說《人啊，人！》，講述一女二男三個大學生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愛情糾葛故事。小說的視角接近知識分子，遠離主流的流氓無產階級世界觀，所以獨樹一幟，在1980年代初的知識界較有影響。
讀這本小說的時候，我隻是一個低年級大學生。我的第一感覺就是它膚淺得讓人難以置信。從對人物的刻畫到對曆史的反思，都表麵化，體現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極低的思想水平和可悲的精神狀態。比如作者把女主角描述成完美的女神，年輕時有一個表麵完美的男朋友和一個後來的“真愛”。女神的應對辦法竟然是為了麵子和前者結成夫妻，但心裏一直想著後者。作者把那個“真愛”描寫成英雄。他被嚴酷迫害十幾年，奮發圖強，最後成了優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小說竟然把這一點當作英雄的最高成就！作者和書中人物，與那個時代的千百萬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打擊，卻沒有認識到正是馬克思主義仇視自由的思想，才造成了他們的人生悲劇。自己被非人地對待，卻還要拚命讚美，這就是戴厚英自相矛盾的思想境界！
小說聲稱要頌揚人性和愛情，但讀後我覺得，作者自己都不懂什麽是人性和愛情。她就像一個未曾有過自由的奴隸在覬覦自由，卻又堅稱，維護奴隸主的權威就是自由。主流評論說，這本小說揭示了那個年代政治運動帶來的人性的“扭曲和變形”。我卻覺得它本身就是這種扭曲和變形的具體表現。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我在大學時，當紅的作家大都是下過鄉的一代。更年輕的一代剛剛嶄露頭角，其中王朔就是代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他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小說。故事包含兩個關聯很小的部分。前一部分裏，男主角靠敲詐勒索為生。女主角是個正派的女大學生，死心塌地愛上男主角，卻發現被男主角玩弄，於是自暴自棄，殉情自殺。第二部分裏，男主角出獄，愛上另一個女大學生。女大學生被其他人強暴，男主角去為女大學生報仇打架，因此再次入獄。
這部小說當時受歡迎，因為它講城市生活，講大學生的故事，貼近年輕讀者的生活，不像其他時髦作家寫幾十年前的貧困農村和嚴酷的政治鬥爭。王朔是軍隊特權大院裏成長出來的霸道孩子，他的經曆與思想與社會大眾有距離。思想上，他其實也信奉流氓無產階級價值觀，玩世不恭，物化女人。他講述的“愛情”，有一些超越性欲的成分，比張賢亮一代有進步，但還是病態和不完整。
《圍城》
記得在1980年代末，當時《圍城》和錢鍾書還不被一般讀者熟知，大學同學間就傳閱這本書。我當時喜歡《圍城》，主要因為它語言滑稽好笑。朋友們有時拿出書中的隻言片語，當段子互相分享。到現在，我還記得其中的很多好笑的語句、還喜歡這本書。但幾十年之間，《圍城》和錢鍾書逐漸被推上神壇，讓我驚訝。人到中年，我再回頭審視《圍城》，並不覺得《圍城》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人生、或愛情。在我思考自己人生和愛情的過程中，也從沒有覺得從《圍城》中獲得獨到的啟迪。它是一本好書，但沒有達到經典的高度。
《圍城》寫了很多“愛情”故事，包括男主角方鴻漸與鮑小姐的一夜情、與蘇文紈調情、追求唐曉芙、與孫柔嘉結婚等。書中對每一對關係的處理，都是脫口秀式的描述，讓讀者覺得好笑，也很容易理解和記得。但書中並沒有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比如方鴻漸真心喜歡唐曉芙，卻與孫柔嘉結婚，是不是辜負了唐曉芙？是不是欺騙了孫柔嘉？算不算背叛了自己的愛情？是不是降低了自己的人格？書中給了一些方鴻漸這樣做的技術性、事務性的解釋，卻沒有回答上述這些根本問題，甚至根本沒有提出這些問題，顯示錢鍾書從來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作家寫故事、卻沒有發現故事背後的本質，暴露出他的思想膚淺。評論界無視本質問題在作品中缺席、還把它吹捧成經典，代表評論界的失職。有人會說，“方鴻漸就是一般人，我也是一般人，讀方鴻漸讓我覺得親切”。我同意這種親切感讓《圍城》成為被大家喜愛的暢銷書。就像瓊瑤等商業流行作家的作品，隻是描述故事，而不幫助人更加深刻地了解世界、提升自己的書，即使暢銷，也不能算經典。
文壇對作家的評價經常很不公平。例如對比張恨水與錢鍾書。前者的作品遠比後者多得多，受讀者喜愛的程度至少類似。在文學造詣方麵，張恨水的作品經常涵蓋廣泛，從總理衙門到賣藝小販，反應出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的大背景，思想深刻、清晰，視野恢弘，表述真切，遠強過《圍城》。張恨水的不足是，人物刻畫有臉譜化傾向，不夠深刻。但是《圍城》裏的人物也表麵化，二者在這方麵不分上下。兩個人的語言都通俗易懂、被廣大讀者喜聞樂見。但文壇把錢鍾書推崇為泰鬥，卻指責張恨水頹廢、貶低他為鴛鴦蝴蝶派。我覺得張恨水看社會和時代的眼光，比錢鍾書要勇敢、大氣得多。錢鍾書生活在國家內憂外患的大時代，人性和社會的各種深層次問題在社會急劇動蕩中顯露無疑，但是《圍城》卻專注於雞毛蒜皮的生活表象，缺乏對人物內心與時代本質的揭示。也許錢鍾書從未達到過與那個偉大時代相匹配的思想高度，也許在殘酷現實麵前他喪失了文人應有的精神格局。總之，他沒有指引世人的思想，所以不能算大師。
在愛情方麵，張恨水在通俗易懂的表象下，包含著推崇男女平等、真心愛情高過社會階層、鼓勵人們勇敢追求自由戀愛等宗旨。比如《啼笑因緣》對三位女主角的愛情與命運的深入揭示與對比。《圍城》則缺少這種文字背後的精神，而隻是用俏皮話，輕描淡寫地描述和調侃一遍方鴻漸的各個女朋友。這樣的作品，即便受到很多讀者追捧，本質上也隻是脫口秀的腳本。
D.流行女作家及作品
我讀本科時，就是1980年代後期，瓊瑤的小說和相關的影視作品開始在同學中流行。不但女同學喜歡，很多男同學也喜歡。之後不久，又有三毛和張愛玲被大學生們發現、也開始流行。這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對於當時的校園愛情，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女作家的文字可能對女性讀者有特別的幫助和影響力。我沒有能力評價這種作用，而隻是從一個男讀者的角度討論她們的作品。
瓊瑤
可能是出於商業考慮，瓊瑤的故事強調氣氛的浪漫、情節的離奇，但欠缺真實，也缺少好作品必備的深刻思想。比如《庭院深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被認為是模仿《簡愛》。瓊瑤在作品裏也自嘲地說過，“一個瘋婦，一個家庭教師，一個瞎眼的男主角，完全就是《簡愛》”。但《庭院深深》遠沒有《簡愛》裏的那種深刻思想和感召力。
《簡愛》是公認的世界文學名著。小說裏女主角深愛男主角，但在交往過程中，堅持自己作為女性的人格獨立。其中有段經典的對白，發生在女主角發現男主角有個相親對象，為了保護自己的尊嚴，貧困的女主角決定主動離開富裕的男主角。她說，
“難道就因為我一貧如洗、默默無聞、長相平庸、個子瘦小，就沒有靈魂，沒有心腸了？——你不是想錯了嗎？——我的心靈跟你一樣豐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樣充實！要是上帝賜予我一點姿色和充足的財富，我會使你同我現在一樣難分難舍，我不是根據習俗、常規，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軀同你說話，而是我的靈魂同你的靈魂在對話，就仿佛我們兩人穿過墳墓，站在上帝腳下，彼此平等——本來就如此！”
這段話講出了女主角的思想原則，一字一句都讓人感到她在愛情和自尊之間的掙紮。書中的男主角被這段話折服。當年的英國各界、以及世界各地的讀者，也被這段話打動。女主角在用全部的真誠對愛人說，“我們的靈魂平等，因為都屬於上帝”。這個思想點，就是現代女性主義的基礎。《簡愛》把它有血有肉、有情有理地講出來，從而聲援了女性爭取平等權力的努力，助力之後百年的女性主義發展。正是因為這樣的思想高度和這樣的感人表達，使得《簡愛》迅速成名，躋身世界名著之列。
《庭院深深》把《簡愛》的故事情節與背景搬到中國，但是沒有《簡愛》的思想高度，也沒有《簡愛》那樣感人肺腑的表達，所以就沒有《簡愛》那種對讀者的衝擊力和對世界的影響力。
張愛玲
張愛玲對男女感情的觀察細膩、文字精巧，讓讀者喜歡。但是嚴肅地看她的作品，不難發現她的故事背後總有一些套路。在她的世界裏，對女人有吸引力、值得女人關注的男人，總是深諳社會，懂得與女人相處的技術，但缺乏明確而堅定的愛情。比如《傾城之戀》裏的範柳原和《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振保。於是在張愛玲的故事裏，聰明的女人的生活本質就是，在這些或隨時別情他戀、或已經在私下心有另屬的男人們中間，聰明地看清自己的位置，高技巧地趨利避害，盡最大可能保護自己肯定會被傷害的感情和利益。張愛玲的這種寫作模式，和她自己的感情經曆很相像。看懂了她，就發現她本質上就是一個很聰明、但對這個世界既失望又無奈、對男人根深蒂固地不信任的柔弱小女人。在她的作品和她的思想裏，找不到真心、勇敢的愛情。
三毛
三毛的作品充滿著玫瑰色的浪漫，是用文字做的“精神糖果”，但對愛情內涵與本質的揭示較少，很難為嚴肅的讀者提供思想參考。另外，她自稱故事真實，但後來受到質疑。態度認真的讀者，有理由懷疑她主要作品的可信性。我覺得在這三個女作家中，她不如另外兩位。
四 1990年代中期
我畢業後離開了上海，後來又在1990年代中期回到上海謀生。我曾迫不急待地回到久違的徐匯校園。那也是一個美麗的傍晚，夕陽西下，華燈初上，我又來到了記憶裏的紅太陽廣場。一眼望去，大草坪上是一對對、密密麻麻的男女學生。他們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親熱。路過的人很容易看到一些情侶做著苟且的動作。這個畫麵一下子讓我回想起大約十年前的外灘情人牆，也是一對接一對、擠在一起的男女。1990年代中期的紅太陽廣場，裝飾的樣子比1980年代中期的外灘好很多，但人群的氣氛還是類似，彌漫著肉欲、卻缺少基本的體麵、也缺少青年之愛本應該有的浪漫和美感。我曾以為，青年知識分子可以起到引領作用，幫助提升社會青年的愛情品質。十年後卻發現，“天之驕子”們的戀愛並沒有升華，反而降格到了社會一般水平，雖然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責就是為大眾探求正確的思想和向上的精神。
有一段時間我得到老同學的幫助，住在交大閔行校區。六四之後的很多年裏，政府對全國大學工作的最大要求，就是防範學潮再起。大學新生全麵強製軍訓。在課程和校園生活裏，政治思想灌輸變得無處不在，強度前所未有。所以那時的學生，思想發展和精神麵貌都受到影響，仿佛與之前的大學氛圍隔絕，更像是高中四、五年級的大孩子。為了把學生的注意力從國家政治上引開，校園戀愛不但全麵解禁，其實被暗中鼓勵。我有一些留校的同學在各係做班主任或學生工作。記得一次私下聚會時，他們中的一位提到，自己管的班級有8位女生、二十幾位男生，竟然在這個班級內部有7對戀人。他開玩笑地說，“這哪裏是愛情，簡直是配種！”因為讀書時談戀愛被限製，我們這代大學生戀愛經驗較少，但多數人內心還是把愛情看得神聖，談戀愛的目標是追求一生一世的靈魂伴侶。而1990年代中期的大學生，有了戀愛自由，卻好像集體性地看低愛情，覺得戀愛就是在學校裏找個伴兒，讓自己不寂寞，日常生活更方便而已。
一天晚上，我坐最晚的交大班車從徐匯校區回閔行校區。乘客裏大多是青年教師和學生。汽車開動，大家開始昏昏欲睡，車裏很安靜。不久，從我前麵的座位上傳來被壓低的男女吵架聲。男生的聲音相對渾濁，但女孩的聲音清脆，大概半個車廂都能聽見她的話。女孩嬌嗔而蠻橫、不依不饒地說著一件事，“剛才我生氣時，你沒有哄我！”男孩不斷地低聲辯解、求饒，“我真的哄你了！我保證你下次再生氣，我哄得更早。”這兩段話一遍一遍地重複。整個車程大約一個小時，他們就這樣吵了一個小時。我坐在他們後麵，既覺得好笑，又不禁感慨。任何新的自由都帶給人新的責任，要求人在思想和修養上有相應的進步。新一代大學生有了戀愛自由，但是對愛情的理解卻沒有相應的進步，所以他們的戀愛有時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地雞毛蒜皮。
五 總結
記得幾十年前我們在校園裏觀看發生在美國哈佛的《愛情故事》，身邊的交大同學們都被感動。直到今天，大家相聚時談起它，還對電影中的愛情記憶猶新。《美麗的黃手帕》的故事，來自一本美國小說，卻被日本人搬到日本的環境裏、由日本人演繹，結果一樣顯得真實、貼切，一樣感動了中國的觀眾。愛情不分國界，不分種族，跨越時空。
年輕時，我自己、我的同學和朋友們，都從心底裏向往真心、勇敢、催人向上的愛情。我相信那些在1980年代外灘情人牆邊的男女們、那些1990年代在紅太陽廣場大草坪上席地而坐的同學們、那對在校車上吵架的小戀人，也都向往真心、勇敢、催人向上的愛情。但是在我們的生活裏，卻很少看到這樣的愛情。我和朋友們也在那個時代的中文文藝作品中尋求思想的啟迪，但我們都沒有找到描述在我們熟悉的環境裏、真實、真心、鼓勵人勇敢、催人向上的愛情故事。
我們同時代的人裏，肯定有很多也像我和朋友們那樣，憧憬真心、向上的愛情，並在自己的生活中追求它。但是在這些人中，把自己的經曆和心得寫出來的人太少了。我也盡自己的努力尋找和實踐美好的愛情。因為別人不寫，所以我決定把自己的經曆和體會，包括順境和逆境、愉快和壓力、麵對抉擇時的想法和後果、事後對自身和社會的總體反思等，都誠實地寫出來，作為供人參考的例子、而不是被人追隨的榜樣，希望以此幫助同樣向往愛情的後來者。
一些題外話
回顧曆史，目的總是讓大家不要忘記曆史。在寫完《雪梅和我》和《愛情的簡單道理》後，我有幸與很多讀者交流，驚訝地發現即使隻比我晚幾屆的同學，比如1990年代初期畢業的本科生，幾乎都不清楚在大學裏談戀愛曾經被明令禁止。他們當然更不知道自己在大學時談戀愛的自由是怎麽來的。比我年長的師兄師姐們，比如1980年代初的畢業生，則對大學的戀愛禁令記憶猶新，但經常不清楚這個禁令是怎麽解除的。即使很多親曆的人，比如我的很多同學，對這個具體過程也不知就裏、或視而不見。於是我就想把那段曆史寫出來，算是填補另外兩篇文章沒有涵蓋的方麵，讓這三篇文章成為一組、內容更完整。
三篇文章中，這篇回顧我們這代人年輕時對愛情的美好憧憬、以及戀人們要麵對的社會大環境。重點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雪梅和我》講述我自己的愛情經曆與反思。《愛情的簡單道理》探討愛情的本質，以及怎樣在精神和思想上追求愛情。
有人說，中年人的成熟，就是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我一直是生活在自己內心的人，覺得在自己和周圍的人們之間仿佛有一道高牆，看不清自己與別人到底在哪些想法上一樣、在哪些想法上不一樣。寫作就是一種穿透這麵高牆的嚐試，把自己的思想解釋給別人，再聽取別人的意思，讓自己有機會了解他們，同時也看清自己的相對位置。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簡單、平常的人。但我總是被驚訝，為什麽我這樣的人，思想上也會與主流人群相距如此遠呢？
以對愛情的理解為例，近一兩年來被讀者勸說，看了一些現在時髦的國產愛情電影，其中最好的兩部是《匆匆那年》和《八十年代的愛情》。我能感覺到，這兩個故事的背後有創作者真實的經曆與心得。但是好像別人都沒有注意到、或不像我那樣在乎，即使在這兩部最好的愛情電影裏也沒有真正的愛情。在我眼裏，《匆匆那年》裏的男主角上了大學後就不再愛女主角了，《八十年代的愛情》裏的女主角從來沒有真正愛上男主角。真正的愛情要兩人都愛對方。
於是我開始回憶年輕時我和朋友們曾經共同閱讀和討論過的，我們那個年代的時髦中文愛情/男女故事，比如《牧馬人》、《圍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紅玫瑰與白玫瑰》等。這些作品曾經占據我們的頭腦，影響我們的愛情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但我覺得它們裏麵都沒有真正的愛情。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我們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真正的愛情，就不能跟隨這些作品。如果向它們學習，也必須帶著批判地學習。我不確定我身邊的朋友們是否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要把這些道理講出來，和他們討論、交流，既為他們做一件好事，也希望借此進一步打破自己與別人的隔閡。
二零一九年三月於美國家中
電郵：yuanzhiluo@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