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陝北農家娃，早年在延安參加紅軍。後成為解放軍高級幹部，隨解放大軍南下到湖南，與部隊醫院一位日本籍女護士結婚，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孩。孰料孩子出生不久風雲突變……雙胞胎分別被兩對解放軍夫婦抱養。50多年後，雙胞胎中的妹妹為揭開身世之謎，踏上了萬裏尋親、尋根之旅……
講述 / 杜湘萍 撰稿 / 曾琦琦 編輯 / 林煜
2006年12月28日，我媽媽去世，享年九十歲。
媽媽住進醫院，我天天去陪伴她。那天，媽媽抓住我的手，顫巍巍地說：“萍兒，媽不行了，媽就你這麽個寶貝女兒。有句話媽不能再藏在心裏，你呀，不是我親生的……”
我貼著媽媽的臉說：“媽，什麽親生不親生的，女兒就是女兒。”
1953年，我和媽媽在衡陽
我爸是一九九三年去世的。爸爸走了之後，媽媽的生活完全依靠我，我對她體貼入微。左鄰右舍都說我媽有福氣，獨養女兒這麽懂事孝順。
關於我的生身父母，我老早就心裏有數。好幾次想問問我媽，我的生身父母是怎麽回事。可是，每次都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我怕捅破這層紙，讓上了年紀的媽媽心裏結個疙瘩。
媽媽又接著說：“你的親生父母都是解放軍……你的生母，是個日本人，生父還是老紅軍……你有一個雙胞胎姐姐……”
雙胞胎姐姐？我第一次聽說。我追問道：“媽，那你知不知道這個雙胞胎姐姐，是誰抱走的？”
媽媽說：“讓我想想……我和你爸到部隊孤兒院抱你的時候，你已經一歲多，有點會走路了。那是1953年。你姐老早被抱走了……”
兒時的我
媽媽又說：“萍啊，你還是‘送子觀音’呢。孤兒院的阿姨說，你和你姐生下來才幾個月，就被抱走了。你被抱走不久，抱你的媽媽自己懷上了，生下孩子後她又把你送還給部隊孤兒院。這樣才輪我和你爸抱你……你說，是不是我和你爸跟你有緣？”
我問道：“媽，抱走姐姐的人家你知道嗎？”
媽媽說：“不知道。我隻知道抱你姐的人家也是部隊的。孤兒園阿姨說你姐長得比你還漂亮，可討人喜歡了……”
一個星期之後，媽媽安然去世。
小時候我生活在湖南，住部隊大院。爸爸媽媽都穿解放軍軍裝。1958年，爸爸媽媽轉業，一家三口來到杭州，在招待所住過一段時間後，爸爸單位給我們分配了宿舍，我們住進梅花碑佑聖觀路106號省級機關家屬大院。我在下羊市街小學讀小學，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我們家搬到環城西路上的省級機關宿舍，小學畢業，我考進杭州第十一中學。
機關大院裏有幾十戶人家，每戶人家孩子多則五、六個，少則三、四個。讀小學時，我是少先隊中隊長，調皮搗蛋的男生我去管，他們就罵我：獨養女兒撿來的！撿來的！
我沒有兄弟姐妹，但我不認為自己是撿來的，是他們故意欺負我。
3歲的我
1966年，我讀初中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學校停課，造反，揪叛徒、特務、走資派。爸爸也被揪出來打倒了。我很害怕，不敢在外麵亂跑，待在家裏。
一天，同住家屬大院的同學把我叫到一邊，神秘兮兮地說：“杜湘萍，我告訴你，你不是你爸爸媽媽親生的……”
我氣壞了，懟他：“呸，你造謠！瞎說！”
同學說：“才不是我造謠呢，是總機接電話的叔叔講的。”
1966年，平湖秋月留影
一晃好多年過去了，爸爸離休了。我結婚有了女兒。
那一次，爸爸身體不好住院。星期天我燒了爸爸愛吃的菜，去醫院看他。爸爸見我來了很高興，跟我聊天，說著說著他感慨起來：“萍啊，這事兒我遲早得告訴你，你是爸的寶貝女兒。你不是我親生的。你親爸是老紅軍，資格比我老，官比我大。可惜呀，他自殺了。”
我吃了一驚，當年同學說的是真的？我問道：“爸，他為什麽自殺呢？”
爸爸說：“他結婚時花了點錢買糖果什麽的，運動來了被說成貪汙，他受不了……你親媽也是咱部隊的，是日本人……我把你抱回來，組織上還找我談話呢，要我好好撫養你，保姆費、生活費部隊出。”
爸又歎道：“萍啊，爸身體不好。要是爸先走了，你可要對你媽好。”
我腦子一片空白，愣了一愣才說：“爸，女兒就是女兒。什麽親生不親生的。你放心！我是你們的親女兒、孝順女兒。”
我一直是爸爸媽媽的寶貝。從小吃得好，穿皮鞋，穿漂亮的衣裳。我小時候的衣裳全是爸爸帶我上解放街百貨公司挑選購買的。上了學，我的文具用品比同學多。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副食品供應非常緊張，家裏有爸爸這個級別的幹部可以享受的肉、豆、糖之類的，爸媽總是省給我吃。
爸爸被關進了“牛棚”。機關發給我和媽媽每人每月十五元錢生活費。我和媽媽被迫搬出機關家屬大院，住到黃龍洞山上的一間小屋子裏。
住在山上很不方便，油鹽醬醋都要跑到山下買，煤球要挑上去，米也要背上去。最可怕的是，山上老鼠多得要命，晚上睡覺都會爬到臉上來。
1967年，我在西湖邊
1968年年底，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杭州動員老三屆初中生高中生上山下鄉。我報名支邊。
可是爸爸還在隔離審查，我擔心我走了媽媽一個人怎麽過？媽也舍不得我去那麽遠。
我的戶口遷到了黑龍江省富錦縣（後來又遷到爸爸老家山西省平原縣西神頭村），但是我偷偷地窩在了杭州，做了一名“黑”人。
“黑”人沒有糧票油票豆腐票等雜七雜八的票，我每天下山，到保俶路買不要糧票的饅頭。生活度日如年。
16歲的我
一直熬到1972年，新的知青政策下來了。新政策規定獨生子女可以不上山下鄉。這時爸爸也恢複了自由，他親自去山西老家，把我的戶口遷回了杭州。
爸爸官複原職，但他沒有利用手中職權，而是讓我服從街道分配，進了建築安裝隊。我成了一名刨床工，每天開動刨床轟隆轟隆地幹活，一隻耳朵的鼓膜都壞了，聽力一直不好。工友們知道我爸爸是廳局級領導幹部時，都很驚訝。
爸爸在我心目中可親又可敬。
聽爸爸講過以後，我對親生父母充滿好奇、充滿疑問：生父為什麽會選擇走絕路？生父為什麽會與日本姑娘結婚？生母是日本人怎麽會參加解放軍……
我想問問爸爸。可是，爸爸身體不好，沒等我鼓起勇氣問，他就去世了。
我已長大成人
母親走了以後，我心頭升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孤單感覺。
親生父母、同胞姐姐的謎團壓在我的心頭。我想，比我早三、四十分鍾出生的姐姐應該還在世上。
如果能找到她，我就又有娘家親人了，說不定還能解開親生父母的謎團呢。
我想去找姐姐
2007年“五一”長假，我和女兒英英一起去廬山遊玩。
我們遊覽黃龍寺。逛了一大圈，正要走出寺院，心事重重的我轉身回到大殿。大殿門邊的條案上擺放著簽罐，我拿起使勁地搖，掉出一支竹簽。撿起一看，咦，是上上簽！
我拿著這支上上簽向寺裏的師父請教。
師父說，你今年有好運氣。
我說，我想尋找五十多年前分離的同胞姐姐……請師父指點迷津。
師父說，你有貴人相助，想做的事一定能成功。
我知道解簽師父很會察言觀色，能從求簽人的語言表情推測求簽人的心思。但師父的話提醒了我：是啊，姐姐怎麽找，從哪裏找，得有人幫助才行。
廬山黃龍寺
誰能幫助我呢？我去找好朋友趙老師，把心願告訴他。
趙老師在部隊大院長大，八十年代初考上大學，當了十來年的大學教師，還在政法係統工作過。趙老師人脈廣，在部隊、地方都有朋友，有學問，有見識，能力強，待人真誠。
趙老師一口答應幫助我找同胞姐姐。他先從查閱資料入手。
在中日友好協會工作的朋友給趙老師提供了圖書資料。
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日本代表團時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係的信心。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原四野部隊日本籍女護士
在2006年第26期的《鳳凰周刊》上，刊載了一篇題為《我認識的四野日本老兵》的文章，作者傅樂平。原“編者按”這樣寫：
“中國人民解放軍曾有數萬日本兵，這是一段幾乎被湮沒的曆史。”
抗戰勝利後，東北有數萬日本人包括醫護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站到了中國共產黨這一邊，其中有一部分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投身解放戰爭。
文中還寫道：“當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獲得了中國解放紀念章，不少人還獲得了各種軍功章。”
我生母也許就是這些日籍解放軍官兵中的一員。我不知道親生父母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們當時所在部隊的番號，他們對我來說是個謎團。
2010年原解放軍第38軍日本老兵代表團訪問中國
趙老師去了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單位。爸爸檔案中記載著他轉業前經曆的兩個單位：湘南軍區、廣州軍區空軍後勤部。
湘南軍區從成立到撤銷時間不長，我被抱養也許就在這段時間。
湘南軍區撤銷後分成衡陽軍分區和彬州軍分區，還有一部分可能劃歸到常德軍分區。
記得爸爸生前對我說過，抱養我的時候，組織找他談過話，孩子的保姆費、生活費由組織出。
部隊的供給製有嚴格規定。既然我被爸爸媽媽抱養是組織上認可的，那麽，爸爸當年的戰友應該知道雙胞胎的情況。
我和爸爸媽媽
我和趙老師分析琢磨一番後認定：隻要找到我爸爸在湘南軍區的戰友，我親生父母以及姐姐的謎團就能解開。
湘南軍區撤銷後一分為二了，我們先去哪裏呢？
記得爸爸媽媽的軍裝上，還有我小時候的老照片上，有“衡陽”“常德”“廣州”的字樣。
還是先去衡陽吧。2007年5月19日，我與趙老師一起坐飛機去湖南。
到了衡陽，我們找賓館住下。趙老師的衡陽朋友帶我們來到衡陽軍分區幹部處。
時間已經過去了50多年，人員變動頻繁，我們在幹部處沒有找到線索。
幹部處的同誌說，50多年前的部隊幹部都離退休了，住進了幹休所。你們到那裏打聽打聽，也許能找到線索。
有道理。我和趙老師便去衡陽幹休所。
我們到幹休所大海撈針似地挨家挨戶拜訪，在那些素不相識的離休幹部麵前，我拿出爸爸媽媽的照片，問他們認不認識。他們都說不認識，抱孩子的事就更不清楚了。
在幹休所裏整整“撈”了一天，一無所獲。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心緒不寧。
第二天繼續去幹休所。繼續一家一戶地拜訪。我們問到了葛振林的家。
葛振林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之一，寧可跳崖也不投降日寇。葛老英雄2005年去世了，夫人健在，姓王。
我對王老太太說了一大堆話。王老太太呆呆地坐著聽呀聽，突然她恍然大悟，看著照片說：“噢，這個人我認識，我們一起南下的嘛，他是不是三五九旅王震手下的……”
哈，方向對頭，有希望了！腦海裏亮光一閃，我開心地笑了。
趙老師的朋友也很高興。他帶我們找到了原衡陽軍分區司令員羅平的夫人季奶奶。
季奶奶胖胖的，慈眉善目，一口北方話，有九十多歲吧。季奶奶記不起我的爸爸媽媽，也不知道當年雙胞胎的事情。
趙老師耐心地啟發她：“奶奶，您還記得湘南軍區嗎？這裏有以前在湘南軍區工作過的老同誌嗎？”
季奶奶想啊想啊。“有，有！”她終於想起來了，說，“衡陽軍分區有位後勤部副部長，姓蘇，就是從湘南軍區調過來的。”
蘇部長現在在哪裏，季奶奶不知道。季奶奶把兒子的電話給我們，讓我們去問她兒子。
季奶奶兒子的電話不是忙音，就是沒人接。
好不容易打通了。接電話的是季奶奶的媳婦。她說，她愛人不在家。蘇部長她認識的，住在某個開發區的幹休所裏，具體地址不清楚。
衡陽有十幾個開發區，我們通過114查號台查，電話不知道打了多少個，終於打聽到，在“立新”開發區幹休所裏，有個姓蘇的老幹部。
我們打車去蘇部長家。這是到衡陽第三天的下午。
到了蘇部長家門口，我們敲門。敲了好長時間，沒人答應。
樓上樓下的人都被驚動了。他們說：“你們找蘇部長啊？蘇部長在家的，他耳朵不好，聽不到。他老伴在那邊打麻將，你們有事找他老伴好了。”
趙老師立馬上去找蘇部長老伴。我守在這裏，繼續敲門。敲啊敲，蘇部長終於聽到了，開了門。
這是一位英武的老軍人，高個子，大腦袋，小眼睛，腰板筆挺，穿著花襯衣，看上去有八十來歲。我趕緊自我介紹，說明上門拜訪的目的。我拿出爸爸的照片給他看。
他瞄了一眼，搖搖頭說，不認識。
這時，趙老師把蘇部長老伴找來了。我和趙老師站在門口，解釋了半天，老倆口才讓我們進門。
我們扯著嗓子，哇啦哇啦地大聲說話。可是蘇部長聽力實在太差，一問三不知。
好不容易“抓住”一個蘇部長，怎肯輕易放棄。我們大聲喊著：“蘇部長，你再想想，衡陽解放後，咱部隊有個幹部與一個日本姑娘結婚，生了一對雙胞胎……”
蘇部長木然的臉突然有了表情。他拍了一下手，說：“想起來了，想起來了，是有那麽一對，我跟新娘子挺熟的，她是咱部隊衛生所的護士，日本人，長得非常漂亮，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
說到這裏，蘇部長又拍拍腦袋，說：“對了對了，那是在益陽軍分區，新郎是部隊的領導，叫拓德柱。新娘子叫‘藤別’，他們結婚是林彪批準的呢！婚禮我在場，辦得很熱鬧，我是忙前忙後幹活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生父生母的姓名。我的心要跳出來了！我屏住呼吸，追問道：“雙胞胎後來呢？”
蘇部長思路通暢了，衝口而出說道：“一個讓衡陽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周剛則抱走了，一個被湘南軍區後勤部副部長杜福寶抱走了。”
我的眼淚刷刷地流了下來，哽咽著說：“蘇部長，我就是杜福寶抱走的孩子。”是的，杜福寶是我的養父。
啊？蘇部長吃驚地看著我，接過我給他的老照片看了又看，說：“嗯，看出來了，這個人臉熟，是杜福寶，對，對，就是杜福寶！”
他抬起頭盯著我左看右看，感慨地說：“你長得像拓德柱，你姐像‘藤別’，雙胞胎小時候都很漂亮。你姐姐頭發卷卷的，像洋娃娃，周剛則喜歡得不得了，起名叫周娜娜。娜娜可是周剛則兩口子的心肝寶貝哦！”
我急切地問：“他們現在在哪裏？”
“周剛則是一九五七年轉業的，”蘇部長說，“調到哪裏我不清楚。不過，老周有個警衛員叫廖忠懷，還在衡陽，你們找他一問就知道了嘛。”
蘇部長說，我和親生父親很像
我問我生父是怎麽死的。
蘇部長說：“我那時是個小管理員，領導的事情不清楚。”
生母結婚才一年，一對寶貝女兒才滿月，丈夫突然死了。生母回日本，雙胞胎女兒不能帶走，一個人回到遙遠的日本。想到這些，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流啊流……
從蘇部長家出來，我擦幹眼淚，和趙老師去找廖忠懷叔叔。
廖叔叔的家也在幹休所，一問就問到了。廖叔叔不在家，到他深圳的兒子那裏去了。我們打電話到深圳，與廖叔叔聯係上了。
在電話裏，廖叔叔說，周剛則是他的老首長。他知道，娜娜是老首長的女兒。不過，他後來抗美援朝去了，回國後再也沒有與老首長聯係。
廖叔叔聽老戰友說，老首長後來轉業到地方，文革中患腦溢血去世。
趙老師在軍史資料上找到了拓德柱，職務是益陽軍分區後勤部副部長，時間是1951年。
那麽，生父的檔案會在哪裏呢？
我們趕到益陽軍分區。益陽軍分區曾經撤銷過，劃歸常德軍分區，後來又恢複了。益陽軍分區發生過一次火災，好多檔案資料燒沒了。我們沒有找到生父的任何檔案資料。
我想看看當年益陽軍分區的所在地。軍分區的幹部帶我們去看舊址。
當年的老房子早被拆光了。軍分區的幹部指著麵前的一所學校說，部隊南下到益陽後，這裏曾經是部隊衛生隊的醫院。
沒想到這裏曾經就是我生母工作過的醫院。我和雙胞胎姐姐也許就出生在這裏。
我環顧四周，浮想聯翩。我想像著這裏曾經的老房子的樣子：木板房？紅磚平房？還是樓房？
晚飯後，我和趙老師散步，又一次走到那所學校的門口。這時天還亮著，學校很清靜，傳達室的大伯悠閑地在門口轉悠。
趙老師上前問，大伯，你知道這個地方以前是益陽軍分區的醫院嗎？
大伯反問，你們是哪裏人？
趙老師說，我們是杭州過來的，小時候在益陽住過，這次到湖南辦事，特意過來看看老地方。
大伯自豪地說，我當然知道。我在益陽軍分區當過兵，現在退休了。
趙老師便坐在花壇邊上與大伯套近乎，他有意將話題引到部隊南下剛到益陽那幾年。
大伯說，原先益陽軍分區後勤部、醫院都在這個地方，現在早拆光了。這裏還有一個故事呢。他指著前麵一條馬路，說，這個地方以前有座墳墓，埋著一位軍分區的後勤部長，是自殺的。
為什麽要自殺？趙老師馬上追問，我警覺地豎起耳朵。
大伯說，說是多買了肥皂毛巾什麽的，還有說是他老婆生了一對雙胞胎，糧票不夠吃了。我真想不通，怎麽會為這種小事情自殺呢？
趙老師回頭看看我。我盯著大伯問，大伯，這座墳遷到哪裏去了？
大伯說，三年前修馬路，把這座墳墓平掉了。
這位想不開而自盡的後勤部長，想必就是我的生父了。他竟然就埋在眼前的這條馬路下麵！
五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生父的自戕事件已經被傳說得走樣。發糧票是1955年之後的事情，之前部隊的官兵全部都是供給製，父母與雙胞胎怎麽可能糧票不夠吃呢？
難道是生父的在天之靈引導我走到這裏並碰到這位大伯？我驚諤極了，感覺非常神秘。我雙手合十對著馬路默默祈禱：爸爸，您保佑我找到您的檔案，找到我的親姐姐吧！
在益陽住了一個晚上，我和趙老師趕到常德軍分區，希望能查到益陽軍分區移交過來的檔案資料。問來問去，還是沒有。
趙老師便托一位在湖南省軍區管理檔案的朋友，請他幫忙查找。湖南省軍區也沒有我生父的檔案。
一個星期過去了。趙老師有公務在身，我也接到了杭州電話，公司有要緊事情等我回去處理。我們決定先回杭州。
在去長沙機場的出租車上，趙老師接到了湖南省軍區朋友的電話，說，拓德柱的檔案有下落了……
回到杭州，我抓緊把公司的急事處理完，6月11日，又約上趙老師一起飛到廣州。我們先坐火車去深圳拜訪廖叔叔。廖叔叔八十歲了，見到我們非常高興。
廖叔叔介紹了好幾位廣州軍區的戰友，讓我們去找他們。
我們回到廣州。廖叔叔的戰友們熱情地招待我們，幫助查找我生父的資料。
生父的檔案果然在軍區檔案館，檔案裏有這樣的記載：
拓德柱：生於1921年；住址，陝西省綏德地區子洲縣老君殿區陽坬村；出身貧農；1951年2月結婚，妻子別當，生於1924年，文化程度初小；出身貧農……
管檔案的同誌給我們看拓德柱的照片：看上去三十來歲，穿解放軍軍裝，戴大沿帽，麵容瘦削，眉眼透露出堅毅。
這就是我的生身父親！五十多歲的我第一次看到生父的樣子。我坐在椅子上，淚水糊住了眼睛。
蘇部長說我的生母叫“藤別”，管檔案的同誌說檔案上記載的是“別當”。也許，“藤別”是生母名字的中國讀音？“別當”是生母的日本名字？
我想知道組織上對生父的處理意見。管檔案資料的同誌說，拓德柱的檔案裏沒有關於他自殺評價和結論的記錄。
此刻，我已經大致了解，那一年究竟發生了什麽。
生父是部隊老資格的紅軍幹部，他與部隊衛生隊的護士相愛結婚，可能是組織介紹，也可能是自由戀愛，也可能遇到了阻力，驚動了部隊的最高層領導。因為那時候中國人是不準與外國人結婚的，部隊更嚴格。
終於能與自己心儀的姑娘結婚了，為了表達內心無比的幸福快樂，生父多買了幾斤糖果，多花了一點錢。
可就是這個行為，一年以後引起了非議。他受得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卻受不了和平年代的委屈，不惜甩下妻子女兒，拔出手槍自戕，以死明誌。
我心中一聲聲地呼喊著：爸爸，媽媽，女兒來找你們了。
爸爸，你為什麽要扔下妻子女兒？媽媽，你為什麽要拋下女兒回到日本？為什麽？我心裏翻江倒海，難以形容啊。
我擦幹眼淚。我要繼續找雙胞胎姐姐，必須要找到。而要找到姐姐，得先找到姐姐的養父周剛則。
趙老師提出想查找其他有關資料，以及周剛則的資料。管資料的同誌說，拓德柱的資料隻有這麽多。部隊幹部轉業到地方，檔案資料全部移交給地方了。
廖忠懷叔叔曾經說，老首長周剛則轉業到廣東省地方，不是在韶鋼（韶關鋼鐵集團），就是在省政府什麽廳當廳長。
從廣州軍區出來，我們先打電話到韶鋼。這個電話一直沒人接。
廣東省的化工、輕工、重工、機械原先都有廳級行政機關。機構改革後全都撤銷了。廳局級幹部的檔案歸省委組織部管。我與趙老師決定去廣東省委組織部。
到了廣東省委大院門口，沒有介紹信不讓進。
大門一側有信訪辦的牌子，有人進進出出。趙老師問了一下，說不要介紹信。我與趙老師便大模大樣地闖了進去。
一位年輕的男同誌主動上來接待我們，他姓梁。
我對小梁說，我們一不是來申訴、二不是來控告。我們來的目的是……我忐忑不安地解釋，有點語無倫次。
我以為小梁會不耐煩，會急著打發我們走。不料他耐心地聽我講完，說：“我理解你們找親人的心情，你們不要著急，我幫你們聯係聯係看。”
他翻開電話簿，找到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史誌辦的電話號碼，用他的手機一一撥通。
小梁打電話講廣東話，嘰哩咕嚕，我聽不懂。
過了半個多小時，省史誌辦回電話了，說我們提供的名字找不到，但他們找到了一個叫周鋼哲的副廳長，六十年代末去世了。
根據周鋼哲的簡曆、職務、年齡、去世日期，我們斷定“周鋼哲”就是“周剛則”。“剛”與“鋼”、“則”與“哲”是同音字。
既然周鋼哲有了下落，小梁辦了手續讓我們進了省委大院。
在省委組織部，我們找了檔案利用科陳科長。
陳科長讓我們坐下，說：“廳級幹部的檔案不可以隨便查的，我要請示一下。”
說完她就打電話。廣東話，我們聽不懂。電話打了一個又一個，足足有一個多小時，下班時間都過了，她才放下電話。
陳科長說：“我把情況向領導匯報了，你們明天帶信訪辦的介紹信來這裏辦手續，由信訪辦的同誌帶你們去省檔案館。”
第二天上午，我和趙老師興衝衝到信訪辦找小梁開介紹信。
小梁很為難，說此事不歸信訪辦管，開不出介紹信，再說他也是下麵市縣派到省信訪辦掛職鍛煉的幹部。
小梁已經幫了大忙，我們不能再麻煩他。趙老師便打電話給陳科長，請她想想辦法。
陳科長也很為難，說要請示領導。等了半個多小時，陳科長回話說：“我請示過領導了，對你們表示同情與理解。這樣吧，我給自己開封介紹信，我帶你們一起去查。”
我、趙老師和陳科長一起打車到廣東省檔案館。陳科長進去查，我和趙老師在外麵等。
等了一段時間，陳科長出來了。
陳科長說她查到了周鋼哲的檔案，但裏麵沒有登記家庭住址，也沒有小孩的信息。
有周鋼哲妻子的名字，叫孟翠芬。
與陳科長道別後，我們立刻打車去廣州市公安局尋人處。
尋人處的電腦資料庫裏沒有我們要找的孟翠芬。有兩個1952年1月出生的周娜娜跳了出來：一個生於浙江省衢州市，一個生於廣東省王華縣，這兩個周娜娜肯定都不是我要找的的同胞姐姐。
趙老師推測，孟翠芬可能已經不在人世，周娜娜可能出國或都改名字了。
我們請公安局接待的同誌再幫忙找找。這位同誌說，如果找到了，她不願見你們的話，我們也不會把她的資料告訴你們的。
我們把廣州朋友的電話給了接待同誌，便回到了杭州。
又一個星期過去，廣州朋友來電話了，說公安局確定找不到我們要找的孟翠芬和周娜娜的線索。
山窮水盡了？
趙老師撥通了另一位廣州朋友的電話，托他尋找周鋼哲家人的下落。如果還不行，他準備向當地媒體求助。
過了幾天，這位廣州朋友來電話了。他在廣州大撒網，東托西托，一位朋友的朋友找到了一位省級機關退休的老幹部，周鋼哲當副廳長時，他是辦事員。他知道周廳長愛人已經去世，女兒在哪裏工作不清楚，兒子在原機械廳的下屬單位工作。
太好了，又有線索了！
趙老師在電話裏一再道謝，同時請朋友幫忙聯係周鋼哲的兒子。
朋友不負重托，親自登門拜訪那位老幹部，要到了周鋼哲兒子的電話號碼！
我大喜過望。我相信，找到了周娜娜的弟弟，就一定能找到周娜娜。我相信，這個周娜娜就是我失散50多年的同胞“姐姐”。
不過我很快冷靜下來，到底是不是姐姐，還有待確認。我與趙老師商定，先由趙老師出麵與娜娜的弟弟聯係。
電話通了。趙老師把來龍去脈講給娜娜的弟弟聽。
電話那頭，娜娜的弟弟說：“周鋼哲、孟翠芬是我爸爸媽媽的名字，周娜娜是我姐姐以前的名字，文革時改名了。”
趙老師把照片和資料都傳真過去。弟弟把這一切告訴姐姐。
娜娜不相信。父母從來沒有對她說過她是抱養的。她看了我的照片，認為我和她長得不像。現在騙子太多，突然杭州冒出個雙胞胎妹妹，太離奇了，天方夜譚似的。
經娜娜同意，趙老師與她通了電話。趙老師詳細說明了我的情況，特別強調，我的公司運轉良好，家庭經濟狀況相當不錯，滿世界找姐姐，隻是想了卻心願，等等。
娜娜終於同意與趙老師見個麵。7月11日，趙老師單獨去廣州與娜娜見麵。
娜娜看了趙老師帶去的一大堆資料、照片，突然想起她媽媽去世時，爸爸一位老戰友的女兒曾經對她說過一句話：“現在你可以去找你日本媽媽了。”當時她莫名其妙。
看了趙老師帶去的資料、照片，娜娜有點將信將疑。趙老師建議做親子鑒定。娜娜同意了。
接到趙老師要做親子鑒定的電話，我馬上去杭州蕭山機場，當天晚上就飛到廣州。
我看過許多雙胞胎的故事。有對雙胞胎，從小分開，在不同的家庭長大，多少年以後他們碰上了，長得還是相像，連動作、習慣都一樣。有一對雙胞胎，高考分數都一樣。還有些雙胞胎，聽說相互間能心靈感應。
我的雙胞胎姐姐會和我一樣嗎？我心潮起伏。
我和娜娜在賓館見麵。我們冷靜地互相打量。娜娜身高1.55米，我身高1.6米；娜娜比我胖，我皮膚比她白；我是O型血，娜娜是A型血。我們的容貌也長得很不一樣。
到廣州的第三天，我和娜娜一起去中山醫科大學做親子鑒定。給我們做鑒定的是法醫鑒定中心的陸教授，他是法醫鑒定的權威。
做鑒定的時候，娜娜問我，你認為會有什麽結果？
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們百分之百是親姐妹。
趙老師對娜娜說：你倆肯定是雙卵雙胞胎。雖然你們的相貌不是很像，但你的笑，你的手勢，還有一些細微動作跟杜大姐很像。第一次見麵我就斷定你是杜大姐的親姐姐。
親子鑒定結果二十天後揭曉。
左邊是娜娜，右邊是我
電話鈴響了。我接起電話。電話那頭傳來娜娜的聲音：“是真的。”
啊！雖然這個結果不意外，但我仍然像被電流擊中一般，對著電話大叫一聲：“姐姐！”我放聲大哭起來。
爸爸媽媽去世以後，孤單的感覺一直籠罩著我，直到此刻。我像一隻斷線的風箏，晃晃悠悠地從空中飄落，而此刻，維係著我的那根長線突然又收緊了起來，我瞬間迎風而起。
公司同事被驚動了，大家都來祝賀我。
兩個月來，我在浙江、湖南、廣東三地奔波往來，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失散50多年的雙胞胎姐姐，大海撈針竟然成功了！
是真的！
我請娜娜姐姐到杭州來玩，她馬上來了。
我和娜娜姐姐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姐姐的養父母非常疼愛她。文革中周鋼哲被打倒，一次開會時不幸突發腦溢血離世。孟翠芬媽媽身體一直不好，早些年也去世了。
弟弟是孟翠芬媽媽的外甥。弟弟生在農村，生活很苦，得了重病，來到廣州治病，吃、穿、住，周鋼哲夫婦全包了，還負擔了治療的全部費用。時間長了，就當兒子養了。
娜娜姐姐是高級工程師，穿著樸素。我帶姐姐去西湖遊玩，特意陪她逛女裝街，給她買了好幾套時裝。
姐姐回廣州後來電話說，她穿上我買的衣裳，朋友、同事很羨慕，都說杭州衣裳漂亮。
我終於找到了姐姐
這一年的9月，姐姐去美國辦事。回國後，10月5日，姐姐趕到杭州和我一起去湖南衡陽，我們要當麵感謝蘇部長、季奶奶他們。
我們登門拜謝季奶奶。季奶奶老遠看到姐姐，說：“你是孟大姐的女兒娜娜麽？”
娜娜姐姐激動地快步上前，與季奶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這是拍電影嗎？我呆住了。
原來，娜娜姐姐一家去廣州之前，衡陽軍分區司令是羅平爺爺，政委是周鋼哲。他們兩家是最貼近的鄰居。季奶奶與孟翠芬媽媽親如姐妹。
我仿佛看見了五十多年前的情景：我和娜娜還是兩個懵懂無知的嬰兒，每天享受父母親懷抱的溫暖……有時，我們會從父母臂彎裏被小心地遞出去，被部隊的叔叔阿姨們小心地接住，逗著，大家快樂地笑著。
接住我們的叔叔阿姨中有蘇部長有季奶奶。相隔五十多年的重逢啊，我笑出了眼淚。
姐姐第二次來杭州玩
雙胞胎姐妹重逢了，蘇部長夫婦像找到自己的孩子一樣高興，不準我們住賓館，一定要住到他們家裏。
我們到的那天，蘇部長夫婦在衡陽市最好的飯店定了酒席。蘇部長一步不挪地守在飯店，眼巴巴地等著我們到來。蘇部長與我們的三個爸爸都是戰友啊。
在酒席上，我們姐妹倆與長輩們會麵，滿包廂歡聲笑語，喜慶歡樂的場景足以告慰我們的生父和養父母在天之靈。
蘇部長老伴開心地說，湘萍，就你來了以後，老蘇得相思病了。老是跟我嘮叨你們的生母“藤別”，說“藤別”長得怎麽怎麽好看，跟他關係怎麽怎麽好，我都要吃醋啦！
蘇部長老伴嗓門大，蘇部長挨著她坐，聽清楚了。他哈哈大笑，說，那可不。“藤別”的漂亮趕上電影明星了，她有文化又有技術，不知有多少人追求她！我跟她關係是挺好的呀，我那時是個小管理員，哪裏敢癡心妄想！
大家開懷大笑。
又說起我們的“藤別”媽媽。蘇部長老伴說，169醫院成立50周年時，來了50多位曾經在部隊衛生所工作過的戰友，都是日本老頭老太太。
啊？我大吃一驚！
中國人民解放軍169醫院成立於1947年，前身是部隊衛生所。解放戰爭時期隨“四野”南下，定址衡陽。
在這群日本老太太中，會有“藤別”媽媽嗎？我們知道得太晚了。現在該怎麽與他們聯係呢？這些日籍解放軍老兵有認識我們的“別當”媽媽嗎？“別當”媽媽還在世嗎？她在哪裏？
還有我的生身父親，小小年紀參加革命，成長為解放軍的高級幹部，遺憾風雲突變，英年早逝！他在陝西的老家怎麽樣了？那邊還有思念他的親人嗎？這麽多年，他們是怎麽過來的？
我天天翻江倒海，牽腸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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